没有人认为女性应该抛弃对家庭和家人的传统责任，或者是在夫妻之间分担责任。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要想系统地纠正性别歧视主义，就必须同时在各个不同的层面进行诸多努力。理论分析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则由必须逐渐实现制度平等的实践措施组成；而第三个层面，则与消除社会观念上对女性的偏见有关。女权主义者们对家庭主妇不感兴趣——她们“瞧不起”家庭主妇，她们认为主妇的职业不如家庭以外的工作或职业有价值。我们认为应更加强调女性自身需要做出改变，即修正她们之前基于“性别区分”观念上的对“女性地位”的认识，这并不是要否认在其他层面上采取行动和努力的重要。大多数关于女性解放主题的评论都是极为保守的。有人偏向要保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强调要保留女性气质的传统特权等，正如我们能从以下主妇回答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位主妇是商店经理的妻子，结婚前曾是一名秘书。（你听说过女性解放运动吗？）
是的，我听说过。我同意她们的一些观点，但我认为她们的做法有点过头了。我认为女性并非完全生而平等。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女性化一点，并喜欢看到有人会在公交车上为我们让座！
维持婚姻现状的愿望，也与这种对性别差异的普遍保守态度相吻合。显然，没有人认为女性应该抛弃对家庭和家人的传统责任，或者是在夫妻之间分担责任。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回答可能会与主妇在采访早些时候所说的相矛盾：这一点在对砌墙工妻子玛丽莲·桑顿的采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于女性运动，她说：我认为这很滑稽。好吧，我一直认为男人应该是一家之主，而她们试图做的是将女人置于男人之上，这永远都行不通。这是对男人的侮辱，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目前的状况是，一个女人不会因为自己所处的地位而感到被侮辱——我是说，比如我不会感觉遭到羞辱，因为我丈夫出门工作，赚的工资也比我更高。
这些言论必须与采访较早时桑顿所描绘的婚姻情况相对照。根据玛丽莲·桑顿的说法，她的丈夫在婚姻中是一个相当影子式的模糊存在。她掌控财务状况，支付所有账单，并将所有余额闲钱存入仅有她名字的银行账户。一旦将一笔工资交给她，她丈夫便不知道工资会怎样处置，并且他不闻不问，拒绝承担任何财务责任。所有的决定都是她一个人做，比如住哪里、为家里购置哪些物品、去哪里度假，等等。五个孩子的名字也都是她取的，只不过，有一次，在他反对的情况下，她将孩子的名字改成了他可以接受的。玛丽莲·桑顿还开玩笑说自己是“老板”，并说她喜欢这样，而且她所有朋友都是这样。显然，她对这种安排感到很满意，这种安排使她对家庭决策有明显的掌控权。无论从意图还是目的来看，她确实是老板。而在上面引用的言论中，她隐晦地否认了这一点，并说“男人是一家之主”。一些个案中，在访谈中的不同阶段，主妇表达的观点之间的矛盾之处是对其不满情绪的表达，然而这在回答女性解放问题时并非如此。例如，一位仓库工头的妻子曾详尽地抱怨丈夫的悠闲，以及他喜欢在酒吧里花掉大量时间和金钱，最后还以反问句“这是不对的，对吗？”结束访谈，接着她继续回答有关女性解放的问题，她所做的评论如下：是的，我听说过这个。我认为这愚蠢透顶。我们真的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解放。
对男人在婚姻中享有更多自由的抱怨变成了一种主张，以至于人们认为女人更多地被家庭限制和束缚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丈夫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上缺乏参与的反对意见被转化成女性喜欢做家庭主妇的观点。对女性解放问题中隐含的想法—— 一些女性正在设法改变女性生活的传统模式—— 的这种回应表明，主妇们对性别角色转变的意义和影响感到相当的焦虑。同时，这也表明了她们普遍与女性解放运动的思想没有接轨。自从女性解放运动获得自主性发展这些年以来，她们中的成员对家庭主妇的心理和经济地位的关注程度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似乎与解放运动中人们的阶级意识波动有关，即将“家庭主妇”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一潜在趋势。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段，解放运动的成员们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其身份的中产阶级属性，该运动在整个女权主义斗争中赋予了家庭主妇以不同程度的政治重要性。目前，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家庭主妇有占据女性革命中心位置的潜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显然是一种准确的认识。正如本书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家庭主妇”一词可以，并且已经适用于大多数的女性。因此，大规模的女性反抗必然将包含家庭主妇这一最大的单一群体。另一方面，家庭主妇的革命潜质似乎又明显小于其他类型的女性。例如，难以与家庭主妇取得联系并将她们组织起来，这使得她们在政治上比就业的女工人更难以联合起来。一个最根本的障碍是家庭主妇倾向于对传统的女性气质产生强有力的心理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在家庭主妇群体间，不一定会比其他群体更高。但是，家庭生活的社会化、家庭主妇角色的婚后表现，以及经常牵涉家庭主妇（婚姻和母亲身份）的其他社会安排之间的严密“契合”，都将女性牢牢固定在一个完整的具有传统女性气质的世界里不得动弹。这个世界的系统越封闭，看见它之外的大千世界的可能性就越小。一种关于家庭主妇不满情绪的神秘化便关闭了这个系统中一个潜在的逃生阀门。除了家庭主妇角色，掩饰不满的系统社会机制在其他女性角色的生活中并不存在。在讲究务实的人看来，一份兼职工作，继续教育或参加社会/社区的志愿者工作，都是医治不幸的家庭主妇的神奇（但并不充分）的万能药。弥漫于家庭主妇群体中的不满或“抑郁”是一种公认的医学心理现象；因此，“治愈”也只是医学上的，而不是社会结构上的（和革命性的）。在流行的性别角色心理学上，会将抱怨的家庭主妇称为“唠叨的妻子”，“易怒的母亲”仅仅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这种传统的心理学分析解释有些深奥，因而也有点危险。它意味着，不满意的家庭主妇等同于不满意的妻子，和适应不良的失调的母亲。这背后隐含的寓意便是，只要纠正了家庭主妇身份角色中妻子和母亲的那部分，主妇对家务劳动的不满就将自行消除。将家庭主妇的不满归因于外在于家务状况的其他因素，其实是进一步加强了女性对家庭的认同感。因此，很难摆脱这个陷阱。迄今为止，有组织的女权主义所采取的与之对应的策略，在帮助女性摆脱这种认同困境的路上到底能走多远呢？接受这项研究采访的大多数女性认为，女权主义者们对家庭主妇不感兴趣——她们“瞧不起”家庭主妇，她们认为主妇的职业不如家庭以外的工作或职业有价值。简·埃利斯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回答表达了这一观点。这里引用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她对电视节目的批评中，她提到自己正在再现一种最普遍的对家务不满的社会诊断——这是由于女人自身的一些缺陷所导致的。（你听说过女性解放运动吗？）
是的，我听说过；我不喜欢的是她们的态度，她们认为当一名家庭主妇是有问题的。令我烦恼的是，我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很开心，但是我敢肯定，很多人都会像她们那样想。她们认为你感到开心是不对的——她们会认为你有点迟钝，或者不够聪明。这是让我厌烦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成为母亲或做家庭主妇不一定是白痴。
前几天我在看一个节目，那个节目让我非常恼火。有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性，她有三个孩子，在节目中，你能看到她在洗衣服，另外一个女人却在那儿讲话，说做一个家庭主妇是多么糟糕。老实说，我想，对于一位新手妈妈来说，你可以清理炉灶，她只是坐在那里，双手抱着头，抽着一根烟，一副彻底感到厌烦的样子，而孩子们四处奔跑着朝她尖叫，很显然，他们快把她整疯了。现在，这让我很恼火，因为根本不需要这样——根本不需要表现出那种态度。好吧，我承认，如果她只是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孩子们会朝她尖叫的——他们会这样。我敢肯定她永远都不会去别的任何地方，但是你必须要努力去结交朋友和做其他事情。她只是坐在那里，为自己感到难过，这让我很恼火；因为没有人要求她去做家庭主妇，并生了三个孩子。
简·埃利斯的这番独白很好地表达了对当代女权主义者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过。这种误解似乎与女权主义者向运动以外的女性传播女权主义思想的方式有关（尽管媒体的歪曲报道也必须对此负责）。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在这方面会持谨慎态度，我不会说“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取得这些功绩或完成了那些伟业；我只是就这个情形发表个人的诊断分析。这个诊断也部分地基于我采访中家庭主妇所说过的话。《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英） 安•奥克利 著
汪 丽 译
点击图片 一键购买
大多数的女性对传统的家庭主妇、妻子和母亲角色的投入奉献并不能简单地归为是她们所处其中的某些社会和经济结构所致。这种解释会否认传统的女性身份观念在女性心理学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女人的压迫可不是天气转晴时便可以随心所欲脱掉的雨衣，它是一个长在身体内部的恶性肿瘤，必须痛苦地开膛破肚，将其挖出、彻底消灭。在一种有绝对的性别歧视的文化里，完全摆脱这种旨在区分性别的女性教养的束缚，意味着一种对人类有能力做出改变的不切实际的乐观，而这种改变在此种文化中或许永远不会成为可能。我们可以发现并消灭这种疾病的主要源头，但是它仍然会遗留下各种次要的隐患。女权主义反抗的主要（也许是唯一的）手段，是要对女性“内化自身的压迫”方式有全方位的了解。这种逻辑便是，除非女性自身首先意识到需要改变，否则便不能改变这种压迫女性的外在结构。这种认识包括从其他女性那里认识到的对女性改变自身的反抗能力的认识。对于家庭主妇而言，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提高她们的意识，而目前正是由于未能提升此意识，才使得女性解放运动在家庭主妇群体中不具备吸引力或吸引力不足。目前而言，只是在一个全由积极支持女性解放的女性组成的女权小团体中来提高女性的意识，这同时也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这种结构似乎很符合家庭主妇的个人发现，即她们对家庭生活有着内化性的强迫认知。但是，进入这种结构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还需要事先与女性解放的意识形态的另外两个原理达成一致：需要将男性排除在意识提高的过程之外，以及达成“姐妹情谊”关系纽带的目标，也即，在女性之间建立一个新型的、非竞争的关系。这些想法对许多女性而言，不那么容易接受。即使在旨在提高意识的小组中，人们对性向和母性的关注也会比对家务的关注更多。对媒体中完美的家庭主妇刻板印象的遵循可能会遭到集体嘲笑，但是此种嘲笑是微不足道的；主妇真正需要做的是，认真揭开和剖析女性成为家庭主妇背后的个人需求，这才是解决女性困境的核心所在。这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提高意识的群体只能接触到，已经“转变思想”的女性，所以有必要找到其他途径，以争取得到大多数家庭主妇的支持。有人建议通过帮家庭主妇争取“做家务的工资”来组织她们。这种论点似乎认为，应该支付女性做家务的工资，并且如果她们能有工资，她们便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可以进一步采取政治行动来改善她们自身的处境。这似乎是一种错误的推论；因为，给付工资的建议更像是一种肯定，而非拒绝，它认可女性与家庭主妇身份的等同。我们很难看出，这样的举措将会如何改变许多仍存在的让女性安然接受其次等从属地位的相互关联的认识方式。更合适的策略将是，尝试直接提高女性的意识，让她们意识到为何自己会有必须做家务的这种感觉，以及帮助她们找到必须依据某些标准来做家务的这一强迫行为的根源。在开展这项研究访谈时，我经常会被女人论及家务时的那种迫切感所震惊。但在我们在门口简单交流几句后，当她们意识到我对她们的家务感受很感兴趣时，她们的表现又让我感到轻松宽慰和愉悦。因为这是与她们直接相关，也是她们在实际处境中很关注的领域。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谈论为何以某种方式做家务的原因时，许多女性开始意识到（也许也是第一次）自己的家务行为与从小的家庭教养之间的关联。通过这种措辞来提高她们意识的方法有着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是在集中讨论她们日常关注之事，而不是对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与家务相关的主题可以作为一项基础研究来扩大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只有对性别差异，及其根源和影响有透彻的理解，才可以逐渐提高和最终唤醒女性的意识，让她们认识到女性气质和家庭生活之间的捆绑和联结是社会强加其上的。这种认识本身，同时，也是女人对其自身是如何默认其从属地位的认识。这样一来， “摆脱条件束缚的”家庭主妇便成了革命的潜在力量。关于女性解放如何与大多数的家庭主妇联合的议题，还有另外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难题需要解决：在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中，对女性气质的发展没有任何总体性上的理论探讨。诸如“压迫”或“从属地位”之类的标签，并不能涵盖女性化气质所涉及的许多复杂过程。首先，前进的方向意味着倒退，它将人们带回生物学上女性是如何“变成”女人的老路子上。女权主义者对弗洛伊德理论产生了新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的弗洛伊德对心理结构的描述，在这种心理结构中女性被放在社会的从属地位上。因而，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女权主义再分析可能提供给我们一个理论方面的开拓路径。弗洛伊德主要研究性向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有新的理论事业需要开拓：对有关女性的家庭化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阐述。如果女性要切断将她们捆绑在家庭上的束缚绳索，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些束缚绳索是怎样构成的。可以说，通过本研究中这些女性的讲述，并没有发现丈夫们有修正这种不平等的劳动分工的想法，而且很显然的是，女性自身也没有表现出主观上想要做出重大改变的动力。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要想系统地纠正性别歧视主义，就必须同时在各个不同的层面进行诸多努力。理论分析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则由必须逐渐实现制度平等的实践措施组成；而第三个层面，则与消除社会观念上对女性的偏见有关。我们认为应更加强调女性自身需要做出改变，即修正她们之前基于“性别区分”观念上的对“女性地位”的认识，这并不是要否认在其他层面上采取行动和努力的重要。然而，除了以上这些行动和努力之外，限制人们做出改变的，其实，是人们对其的想象力。本文节选自《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原文有删改
#聊聊天，可以吗#
你的家庭分工
或你理想中的家庭分工是怎样的？
丈夫和妻子该如何配合？
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根据热度和质量选出一位
赠送南大社精品好书一本
期待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