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南京大屠杀史的世界记忆
2021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第八个国家公祭日。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是国内迄今最完整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创性研究专著，对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性暴行、城市破坏及劫掠暴行进行了全方位研究。
近年来，南京大学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将《南京大屠杀史》多语种版本推向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这既是一份史学研究者与出版人的责任与使命，更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与良知。
学术出版
从内部小范围印刷到公开正式出版
从“险学”选题到“显学”主题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发韧于1950年代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先生发起成立了“南京大屠杀调研小组”，高先生也成为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第一人。最初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图书馆的报刊，最初的出版成果定名为《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寇暴行实录》，本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后中日关系变化，该书只在1963年印制15册样书赠作者，未能正式公开出版发行。尽管保留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最初出版成果的“星火”，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出版还是烙上“险学”选题的胎记。
《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寇暴行实录》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这一主题的学术出版作了知识生产的储备，其学术出版也遵循了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即史料出版先行，成为史著出版的先声。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南京大屠杀史料陆续问世。出版的轨迹折射出史料研究整理的路径：先易后难，先成文史料，后口述史料；先本土史料，后域外文字史料；先文本史料，后图像史料。成文史料主要包括报刊、档案原始资料，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口述史料，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域外文字史料，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拉贝日记》 《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等；图像史料，如《南京大屠杀图证》 ,《人类记忆：南京大屠杀之实证》。
史料出版集大成之作是72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凝聚了南京地方历史学工作者近十年的协同努力，为后来系统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79年，高兴祖教授在其开山之作《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寇暴行实录》的基础上易名以内部出版的方式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虽未公开出版，却是出版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南京大屠杀研究成果最好的支持。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发行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著作是高兴祖教授的《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首印34000册，很快脱销。这本著作的问世距离高兴祖先生第一次交稿出版社，过去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从 《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寇暴行实录》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再到《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书名的变化折射了研究与出版的蜿蜒路径。《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寇暴行实录》，直击尘封的国殇记忆，还原血腥的历史场景；《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注意区隔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研究者投南京大屠杀暴行之“鼠”，忌中日友好之“器”，学术研究投射了现实政治的考量；《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回到历史事件本身，把南京大屠杀史置于日本侵华史的大背景下考察。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声浪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学者进一步投入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出版了一批以“刺激-求证-反击”为主要模式的研究著作，其中90年代的代表性作品是《南京大屠杀》（孙宅巍主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新千年的代表性作品为3卷本《南京大屠杀全史》（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南京大屠杀全史》系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脱胎于《全史》的《南京大屠杀史》，多语种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学术外译项目，英文版、日文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出版图书，2017年，《南京大屠杀史》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丝路书香”工程。
从1960-70年代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出版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到2010年代，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成为重大主题出版项目，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之学术出版，从内部小范围印刷到正式公开出版，从“险学”选题到“显学”主题，从中可以窥见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出版所走过的旅程。
大众出版与教育出版
从提高到普及
从个体的阅读记忆到共同的国族记忆
大众出版，主要着力于面向社会公众的普及读物。就受众影响而言，普及超越了以提高为旨趣的学术出版。大众出版需要借鉴学术出版的成果，但大众出版物的写作风格、表达方式有其自身的规律。南京大屠杀史主题凝重，画面甚至不可避免地血腥，这样重大题材的选题，言说如何深入浅出，避免繁琐枯燥的考证；叙事如何以人物故事为中心，寓史识于史事的铺陈之中；如何亦史亦文，化枯燥史事为可读文本，或图文结合，文字符号与图像符号相印证，不仅是史家或作家的责任，也是出版者需要思考的。
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是一部非虚构、建立在研究基础之上的通俗读物，出版后获得世界性的社会影响，是迄今为止面向大众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最畅销作品，曾经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停留十周之久，销量近50万册，先后有英、汉、法、日等七种文字版本。张纯如作品成功出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写作技巧，她曾经在美联社、《芝加哥论坛报》工作过，熟悉受众阅读心理；又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拿过写作学的硕士学位， 她懂得如何征服读者。这样的作者值得出版人期待，也值得著作者借鉴。
目前国内作者也开始有了很好的尝试。作家何建明《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以文学的笔法，基于历史事实，全景式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是一部可读性相对较强，多视角介绍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传记文学作品。
中国学人出版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史事目击者和记录者的系列人物传记，以人物为中心，从个性化的视角，以人物故事的形式，普及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知识，包括《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拉贝传》（黄惠英著）,《魏特琳传》（张连红等著），《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戴袁支著），《拉贝画传 》等，丰富了南京大屠杀史的阅读， 普及读物的意义，在于受众通过阅读获取的记忆，可以升华为大众共同的国族记忆。
教育出版主要以在校青少年学生为受众。教育出版也是以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为前提的。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都设有专节，介绍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但是把南京大屠杀惨案放进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教材里，叙述的篇幅有限，因此有必要在历史教材之外，做专题性的补充，帮助青少年学生，进一步理解这一已经进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惨痛历史。2014年，国家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直接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史专题在事发地南京的教育出版。南京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编写了《公祭读本》系列，包括《血火记忆》、《历史真相》、《警示思考》三册，考虑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心理和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分别编写出版，赠送小学高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学生阅读。《血火记忆》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串讲了10则故事，以人物牵引史事，引导小学生读者形成初步的历史认知；《历史真相》以重大史实为线索，再现历史真相。《警示思考》则是引导学生在了解的史实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初步史识、史观，从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大背景探索惨案的成因以及对珍爱和平的体认。《公祭读本》系列是第一部按受众认知层次出版的南京大屠史研究系列读物，借鉴国家义务教育教材做法，免费赠送，在籍学生人手一本，受众面广。
网络时代，如何告别单一的文字形式、单调的黑白两色，代之以文字、漫画、插图相融合、多色彩调节的多维度阅读，既告诉小读者们战争的残酷，历史的真相，又让他们懂得和平的珍贵，这是出版者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者、撰著者需要继续共同努力的课题。
无论是大众出版，还是教育出版，都是在把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成果做知识的普及，向受众输出历史信息，使其在知识吸收层面，形成阅读记忆，在文化心理层面，形成共同的国家-民族记忆。
版权输出
从自发到自觉，从文化传播到价值认同
版权输出的实质是一种文字的出版物，以另一种文字，在不同的国度或区域，面向不同语言文化的受众，予以出版传播，信息共享。
南京大屠杀史作品的版权输出，经历了跨国流传、在国内出版域外语文文本到对外版权输出三个阶段。
早期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以中日互译出版为多。最早跨文种传播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作品是高兴祖教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屠杀》，被美国学者罗伯特·葛利（Robert P. Gray）翻译成了英文，书名改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大屠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内部资料英语译文》。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人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这是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作品；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先生的《南京大屠杀》，洞富雄先生是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先驱人物。中国出版人把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右翼作品和尊重事实、敬畏历史的史学作品都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旨在让读者看到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惨案迥然不同的态度。1999年，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得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负责人玛莎·斯茉莉授权，以其主编的《目睹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1937-1938）》（New Heaven，1997）为基础，编译了《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中文版，2001年，英文版在美国Sharpe公司出版，尽管语种没有变化，但章开沅先生的整理、编译融进他的历史哲学，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基于章开沅教授的中文编译版，实际是不经翻译的版权输出；2005年，在南京爱德基金会资助下，日本友人加藤実先生将该书翻译为日文，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向日本国内定向赠阅。
《南京大屠杀史》 英文版
版权输出不完全是可以自动实现的。像南京大屠杀史这样严肃的主题，即便是在毗邻的韩国，大众也知之甚少。因此，这类版权输出，不仅需要国内出版人的努力，也需要国家给予“走出去”的支持。
201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主要立足于学术层面，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以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2014年，《南京大屠杀史》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版权输出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中国的民族记忆由此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这加快了出版人将南京大屠杀史对外翻译、国外出版的进程。201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史》韩文版在南京举行新书首发式。同年，《南京大屠杀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丝路书香”工程，由美国圣智出版集团在美国出版发行英文版，目前该书的希伯来文版、波兰文版、印地文版已经出版，阿文版、俄文版、西文版、泰文版等十多个语种版权输出已经落地。南京大屠杀史的版权输出，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信息转播到价值认同的跨越。
《南京大屠杀史》 希伯来文版
2018年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发出通知，其中在“申报方向与申报重点”之“主题出版”之部，特别要求“加大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成果外译，资助出版一批体量适中、适于对外传播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学术著作、史料图文档案集和文学作品”。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图文档案与文学作品多语种走向世界，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路径，拓展了空间。
要之，南京大屠杀史学术出版成果最为丰硕，特别是史料出版已经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高峰。学术出版相较于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呈现出基础扎实、力量雄厚、成果丰硕，也最容易率先输出版权，走向海外。
相比较而言，大众出版与教育出版，成果不多，形式单调，力量薄弱。一方面缘于题材凝重，缺少阅读的愉悦，不易形成常规阅读的热点；另一方面出版人也需要在写作风格、表达形式等方面与作者磋商，有意引导，使出版物既忠于史实，可信，又切合受众，可读，这方面张纯如的作品，其写作风格非常值得借鉴。教育出版则要依据不同年龄的受众，兼顾课内与课外，传统出版与新媒体出版结合，为青少年读者提供更多深入浅出、适于阅读的南京大屠杀史事主题出版物。
至若南京大屠杀史外译出版，走向世界，出版人则要面向世界，把中国抗战的历史置于世界反法西斯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引导作者讲好东方战场的中国故事，用好国家提供的平台，传播世界记忆，让更多西方读者不仅知道纳粹法西斯屠犹的历史，也要知道南京大屠杀史，唤醒南京大屠杀史的世界记忆，为共同守护人类的和平家园，作出中国出版人应有的贡献。
文 | 杨金荣
原刊《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