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是可书写的文本
头发是自我的资产，它不受他者的控制。它服从自我，只受自我的操纵和控制，这种控制是绝对的控制。对于头发来说，自我永远是它的帝王。
这样，头发就具有无限的可写性。它是人体上唯一可以书写的文本，是自我可以听凭想象固执地施展书写能力的空白文本。自我是头发的具体作者，而理发工业则是头发的普遍作者，个人对于头发的书写是通过美发厅来完成的。
频繁地剪发是为了稳健和稳定，为了适度。适度的头发是主流趣味，它被赋予一种自然性，一种标准性，一种恰当性。
头发被修剪、被整理、被限制长度，如果我们打开历史之书，对历史稍稍地一瞥的话，会发现这些稳健的理性行为在最初却具有一种革命性，但这种革命渐渐失去了对象，这种革命性大规模地成功，最终，它慢慢地积淀为常识和标准。
发廊中的可写性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头发是人身上最具可塑性的东西，也是最具象征性和表现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身体的符号性，如果我们承认身体的阶级性，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有装饰、改造身体的本能，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体内有一种自恋性的美学趣味，那么，我们也应承认，对头发的一种拜物教式的关注迷恋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迷恋扎根于某种符号崇拜和身体崇拜，身体崇拜将这种迷恋引向头发，符号崇拜则将这种迷恋引向头发的造型。
不过，头发确实不等同于身体，它和身体只是共存于同一个自我之中，它是身体的一个模糊能指，却是自我的一个明确所指。对于头发的迷恋，是对于身体的一个替代性迷恋；迷恋身体是迷恋快感，迷恋头发则是迷恋符号的快感、迷恋象征的快感。无论是对于身体的迷恋，还是对于头发的迷恋，都是对于自我及其快感的迷恋，也就是说，都带有早期的弗洛伊德式的自恋影子。
自我对于身体没有绝对的主宰权，但对于头发有绝对的控制权。头发的快速再生性，它的植物性和麻木性，它的柔软性和广阔性，它触手可及的暴露性和便利性，都为自我和他人对它的处置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头发没有羞涩感，它只有微弱的隐私性，它的性意味几近于零，这就使头发可以作为一种中性物而被公开地合法地乃至肆意地摆弄。头发是自我的资产，它不受他者的控制。它既不受国家的控制，也不受本能的控制。它服从自我，只受自我的操纵和控制，这种控制是绝对的控制。对于头发来说，自我永远是它的帝王。
这样，头发就具有无限的可写性。它是人体上唯一可以书写的文本，是自我可以听凭想象固执地施展书写能力的空白文本。自我是头发的具体作者，而理发工业则是头发的普遍作者，个人对于头发的书写是通过美发厅(它还有另一个暧昧的名称：发廊)来完成的。在此，个人是主动的活蹦乱跳的言语项，美发厅则是一个秩序性的而又不失弹性的语法规则，发式正是在个人和美发厅、言语和语法的互动中产生的。也正是在此，头发开始摆脱它的植物性，开始摆脱自我的专横控制，开始摆脱它的(半)身体性，最终进入身体之外的语境，进入生产和交换的工业体系，进入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流程。头发作为一个身体能指不可自制地闯入纷乱的社会中。头发，在其所指的框架里，已是负荷累累。
发廊是社会接纳头发的首要一站，它是围绕头发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加工业。发廊业是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产业，是个空心产业，是个符号产业，它不产出、不增值、不累积、不带来质变、不产生效用；它只是一种数量上的修修补补，它遵循的只是一种减法，它是种外在的、美学的和象征交换的生产，是个无用产业。但是，它和美容院并不完全等同，美容院也是美学式的，但它是一种化妆，它是对于身体的一种轻度的包裹，是一种改良式的遮遮掩掩。美容是一种身体骗局，是对身体的一种修辞书写；发廊则不是包裹性的，也不是欺诈性的，它是对于头发的一种逼真改写，是一种事实性的定形，它对头发直接施暴。而美容不是对于身体的实质性改造，它只是对身体进行一种外在装修。发廊可以对头发进行切割，美容院只能对身体进行舞弊；发廊的主要器具是冷漠而又锋利的刀剪，它毅然决然，对头发施行一种减法裁剪。美容院的道具则是化学药品，它轻柔细心，它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它慢慢地，以无比的谨慎和耐心对身体的缺陷进行试探性的掩盖。
发廊这个无用的形式主义工业沾染上了一种无可推卸的意识形态。对于发廊的选择就是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对于发型的选择也是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发廊是一种美学工业，它具有操纵性，正是在此，个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遇到了挫折，或者说，主体性碰上了结构。发廊是一个有序化和结构性的生产组织，它有巨大的消化力和吞噬力。发廊中的裁剪具有双重的结构意义，它既是对头发的裁剪，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组织的裁剪，一种生活结构的裁剪。发廊是模式化和类型化的，发式正是成形于发廊。如果说，一种模式、一种类型代表一种生活结构和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发廊最终成为时尚或者反时尚、革命或者反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头发正是在发廊中使身体和社会联结起来，美学和政治在发廊中挂钩了。
染发时代
于是，头发表现出某种暧昧的阶级性。那些有规律性地频繁地走进发廊剪发的人，那些仅仅是去剪发的人，那些剪发是为了让自己保持精神劲儿和体面的人，那些不用理发师费心地琢磨发饰并一看就知道怎样着刀的人，那些剪完头之后从发廊出来很快就同大街上的人浑然一体的人，永远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永远是大众。
频繁地剪发是为了稳健和稳定，为了适度。适度的头发是主流趣味，它被赋予一种自然性，一种标准性，一种恰当性。头发被修剪、被整理、被限制长度，如果我们打开历史之书，对历史稍稍地一瞥的话，会发现这些稳健的理性行为在最初却具有一种革命性，但这种革命渐渐失去了对象，这种革命性大规模地成功，最终，它慢慢地积淀为常识和标准。这种革命性荡然无存，它成为稳健和主流的记号，成为秩序、纪律、规范乃至礼仪的记号，它被视为整洁的、模范的和有必要遵循的，它被纳入社会的主流结构之中，最终，它是抑制革命的。头发的百年历史，恰恰是革命性退化为反革命性的历史。
一种规范发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主流，也是意识形态主流。这种选择既是有意的，也是无意的。对于某些体面阶层来说，剪发既要遵循自然性，还要遵循修饰性；不仅仅是剪发，还要艺术地剪发；不仅仅要遵循习惯，还要遵循美学。
这样一种剪发，是一种明确的有意识的充满革新期待的剪发，因而也是一种有意的剪发。而另一些为数甚众的人，他们被一种盲目的自然性所控制，被一种习惯性的神话学所控制，他们要去掉头发，仅仅是因为头发溢出了习惯的边界，溢出了自然的常识，溢出了周围人的视野承受能力。正是这种习惯性的神话学，决定着他们的发式选择，对于他们来说，剪发是一种规训压迫下的本能，他们的头发主要受制于规范，而不受制于美学。
适度而稳健的头发神话学一旦获得了社会主导性，另一些发式当然就被视为异端的、反主流的、非道德的，总之，就是不自然的。这些不自然的发式大多是故意的、有目的性的，因此，它们代表着一种策略性的政治选择、美学选择和生活选择。
本书是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对身体、空间等论题所做研究的成果结集，分为“身体的技术”“空间的政治”“后现代性的谱系”三个部分，共十九篇文章。第一部分的六篇文章论述“身体”在西方学术史中的地位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第二部分的六篇文章是作者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身体的社会学，以及权力如何把个人的身体局限在空间之中，第三部分收录的七篇文章是对后现代理论的各位大理论家德里达、罗兰·巴特、乔治·巴塔耶、福柯等的精彩评论，以及对后现代性理论的发展线索的整理回顾。
汪民安教授以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视角，考察个人身体、社会生活和现代政治的关联性，洞察细微，挖掘深入，表达精辟，会让读者对身体、对各类空间、对后现代哲学及其研究方法有更多的理解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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