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透过书页,有人正朝我们走来
《中日短长书》小引
在编纂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的思绪再度驰回媒体书评写作的岁月。那是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来年,社交媒体尚未出现,堪称印刷商业媒体的全盛期。本土出版业开始发力,译介海外图书品种激增,眼瞅着从数量到速度就要超过举世公认的出版大国日本。
那个时代,书真便宜。因先后为《上海书评》《南都·阅读周刊》等书评纸和《独立阅读》《网易·公民阅读》等网刊,及日本航空(JAL)机内志《翔》等刊物撰写书评专栏,追踪人文出版潮流遂成课业。网易和日航的编辑朋友也待我不薄,每月我指定的社科人文新书,源源不断地寄来,有中文,有日文。结果不用说,除了产出几篇可有可无的“书评”,最大的变化,是生活空间日益逼仄,积读症重到没治。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即养成了观察出版业的习惯——出版的确是一个国家社会思潮和流行文化的风向标。畅销书大抵有两种功用:在出版当时,作为对某些特定社会文化现象的读解,或为满足某种实用需求的定制产品,可为出版社创造码洋,为作家贡献版税,甚至制造亿万富豪;在出版效应消失之后,则成了思想史、文化史、社会世相史的研究对象。如战后日本第一大畅销书《日美会话手册》(『日米会話手帳』)和九十年代中期的本土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已毫无文本价值,却不失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出版史研究的经典案例。
翻阅这本小书,倒颇有些感慨。这些文字前后有十几年的跨度,所涉书籍不下二百种,是对过去二十年本土和日本出版业的管窥,也是个人阅读史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如此密切地追踪舆论热点、“跟风”阅读,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过。而更提醒我“今非昨”者,是这些年媒体生态的剧变:那些曾几何时孜孜矻矻笔耕过的书评刊物,泰半消失,连彼时被目为“新媒体”的“独立阅读”和“腾讯·大家”,也早已从以太空间销声匿迹。一面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巨无霸出版业,一面是有公信力的书评刊物少之又少。如此头重脚轻的结构,堪称国中书业之怪现状。我们何时能有本土的《纽约书评》《伦敦书评》,或像日本的《周刊读书人》《朝日新闻·书评》那样能让文化人喝掉两杯咖啡,从容打发一个周末午后的书评纸?
我长年阅读的《读书》杂志上有个老专栏,叫“短长书”,曾是我的购书指南。在《人民中国》杂志上,我的月度书评专栏叫“中日短长书”,权且拿来充当书名,刚好也应了书中文字的体例:篇幅不拘一格,短者相当于两条微博,长者逾一万四千言。
承蒙老友陈卓兄的努力,让这些积年的文字变成出版物,结缘于“斯文丛书”,并以此来钩沉更多湮没或即将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旧籍陈本,以及那些弥散于字里行间的昔年往事。
透过书页,有人正朝我们走来。
刘 柠
2021年8月18日
于望京西园
代跋:书评、书业与《独立阅读》
不知从何时起,养成了阅读书评的习惯。这种习惯具体表现在:购读读书类刊物;拿到一份杂志,先读书评版;如果一份报纸没有书评版,就觉得是不完整的,感觉就跟没社论似的。最初是无意识的,但读着读着,就变得有些强迫症了。在国外的时候,从报摊买来外国报纸,居然也先从后往前翻——找书评看。
之所以对书评如此狂热,是由于对书和书业狂热。一方面是自己的时间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书店的购书环境也确实欠舒适(这样说可能会“伤众”,但我说的是事实,国内书店能激起“泡”的欲望者少之又少),虽常去书店,却绝少恋栈。一般都有明确目标,直奔主题,敛完就撤。或去附近的咖啡厅小坐,一边啜饮法国碳烧,一边拿出襄中物一本本摩挲。目标的锁定,除了几种趣味期刊外,绝大多数来自对书评的阅读。如此这般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浏览书评,并定期去书店,又不吝在书上花银子,那你基本上就不会落下什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藏书空间堪忧。寒舍已经到了书山蔓延到餐桌,吃饭要搬个方凳,仅占原本很大的餐桌一角的地步。
读书评,读着读着,便能读出问题来,除了书业的问题,还有书评本身的问题。先说后者。中国的书评刊物常演“变形记”,很少有始终如一者。当然,也许从办刊者角度出发,变乃与时俱进,是正经,一成不变,才奇怪。但我说的变,是那种不靠谱的变。所谓不靠谱,即离谱。而“谱”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书,既然被称为“书评”,理应拿书说事。“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以此来观本土书评刊物,几乎都是“君子”。不信,你把各个时期,不同开本、体例的《书城》比较一下看看。某著名读书大报,早年一度是必读的,因出国而中断了两年。回国后,再次展读,吓了一跳,动辄整版乃至数版印的都是关于某部刚刚出版的“献礼工程”、某权威汉语新词典的“书评”,还有领导、专家发言之类。京城有份颇有名气的书评刊物,随报发行,一周一期,几年来,我眼瞅着它如何从一份在文化圈有一定影响力的书评纸,变成了一份专事“新书推介”的信息纸,版面也大幅缩水。
再看前者。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的出版业似乎也在迅速“崛起”。但在表面的繁荣之下,随便到坊间一看,便会发现,相当程度上在炒旧的。九十年代出过的书,换个包装,重新推出,版权页上则一律示以初版。这种猫腻,对二十年如一日不懈地往书店扔银子的笔者来说,内心多少有种不屑: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繁荣吗?难道这就是业界老总们常挂在嘴边的打造出版“航母”,不惜把蛋糕做得更大的结果吗?作为读者,作为内容产业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卑微的生产者),我感到羞耻。
而最令我感到羞耻和怪异的,是本土图书的开本不知从何时起越做越大,动辄就上异型开本,仿佛非大开本不足以成就畅销书。同样的版权书,有的已先在国外购得日文版,再看中文版,极端者能比日文书大两圈、重一倍。我不知道,我们何以酿成了如此“高大上”的出版文化?本土书业越来越大的蛋糕中,有多大比例是出自这一块?现代出版业繁荣的背后,是原始森林的消失。以传播文明为使命的书业,不可以明目张胆地反文明。再说,书难道不是用来读的吗?上班族们何以在拥挤的地铁上从容地展读一本又大又重的书呢?这些问题难道出版商没有考虑过吗?
无论作为读者,还是作者,我对本土书业无须承担责任,我的责任感只对应我自己,我只是说出我的耻感而已。但不可否认,一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出版业,绝不仅仅是出版商单方面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有一份责任。我得承认,作为一个爱书人,我脑子里常琢磨这些劳什子问题,虽然从没有哪家出版机构给我发工资。
这些问题多数无解,不仅无解,而且问题越来越表面化。但无解并不等于思考本身没有意义。而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在思考关于书籍、阅读以及书业问题的过程中,邂逅了《独立阅读》。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上海的成庆跟我打招呼,说要办这样一个电子刊物。看到作者皆是一群耳熟能详的、在各种刊物上碰鼻子碰眼的分子——有的是京城的熟友,有的是每月发我稿酬的编辑,我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应了,立即成了它的作者,至今乐此不疲。几年下来,为它码过多少字,连自己都不清楚,应该不算少。我最大的快乐,是看到每期的刊物上,有意无意地,有朋友也在思考类似上面的问题,令我感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作为一份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勾当,我无法要求它为我的文字付酬,但我的收获却是现实的,那就是,它几乎取代了N种书评和读书类刊物,成为我购书的第一参考。晓渔君的人文、成庆君的思想、小和君的财经类评介,学术信息高度浓缩,每每成为我掷银子的由头。
最是“独立”的姿态,引我同情,令我激赏。并非刻意标榜“独立”,但客观上,不为任何机构,“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见独立阅读细则)的写作姿态,确为我们赢得了“遗世独立”的资本。也只有在那种超然的姿态下,阅读才有可能回归个人,成为纯然的智力活动,成为治愈心灵的“悦读”。
只有一次,实在来不及写新文,捉襟见肘之下,我试图以一篇为某作家新近付梓的散文集而作的序文凑数,但遭到成庆和当期轮编夏佑至君的婉拒。可天地良心,几乎就在同时,我内心感到一种巨大的不安,仿佛做错了什么似的,也正想撤回文章。照实说,那篇序文其实是一篇标准的书评,可刊发于国内任何一家书评报纸而无愧色,但它却令我愧对《独立阅读》。某种意义上,这也不失为对《独立阅读》之独立性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吧。
本文节选自《中日短长书》,有删改
《中日短长书》
刘柠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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