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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透过书页,有人正朝我们走来

刘柠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03-23


《中日短长书》小引

 

在编纂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的思绪再度驰回媒体书评写作的岁月。那是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来年,社交媒体尚未出现,堪称印刷商业媒体的全盛期。本土出版业开始发力,译介海外图书品种激增,眼瞅着从数量到速度就要超过举世公认的出版大国日本。

 

那个时代,书真便宜。因先后为《上海书评》《南都·阅读周刊》等书评纸和《独立阅读》《网易·公民阅读》等网刊,及日本航空(JAL)机内志《翔》等刊物撰写书评专栏,追踪人文出版潮流遂成课业。网易和日航的编辑朋友也待我不薄,每月我指定的社科人文新书,源源不断地寄来,有中文,有日文。结果不用说,除了产出几篇可有可无的“书评”,最大的变化,是生活空间日益逼仄,积读症重到没治。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即养成了观察出版业的习惯——出版的确是一个国家社会思潮和流行文化的风向标。畅销书大抵有两种功用:在出版当时,作为对某些特定社会文化现象的读解,或为满足某种实用需求的定制产品,可为出版社创造码洋,为作家贡献版税,甚至制造亿万富豪;在出版效应消失之后,则成了思想史、文化史、社会世相史的研究对象。如战后日本第一大畅销书《日美会话手册》(『日米会話手帳』)和九十年代中期的本土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已毫无文本价值,却不失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出版史研究的经典案例。


翻阅这本小书,倒颇有些感慨。这些文字前后有十几年的跨度,所涉书籍不下二百种,是对过去二十年本土和日本出版业的管窥,也是个人阅读史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如此密切地追踪舆论热点、“跟风”阅读,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过。而更提醒我“今非昨”者,是这些年媒体生态的剧变:那些曾几何时孜孜矻矻笔耕过的书评刊物,泰半消失,连彼时被目为“新媒体”的“独立阅读”和“腾讯·大家”,也早已从以太空间销声匿迹。一面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巨无霸出版业,一面是有公信力的书评刊物少之又少。如此头重脚轻的结构,堪称国中书业之怪现状。我们何时能有本土的《纽约书评》《伦敦书评》,或像日本的《周刊读书人》《朝日新闻·书评》那样能让文化人喝掉两杯咖啡,从容打发一个周末午后的书评纸?

 

我长年阅读的《读书》杂志上有个老专栏,叫“短长书”,曾是我的购书指南。在《人民中国》杂志上,我的月度书评专栏叫“中日短长书”,权且拿来充当书名,刚好也应了书中文字的体例:篇幅不拘一格,短者相当于两条微博,长者逾一万四千言。

 

承蒙老友陈卓兄的努力,让这些积年的文字变成出版物,结缘于“斯文丛书”,并以此来钩沉更多湮没或即将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旧籍陈本,以及那些弥散于字里行间的昔年往事。

 

透过书页,有人正朝我们走来。

 

刘 柠

2021年8月18日

于望京西园

 

代跋:书评、书业与《独立阅读》

 

不知从何时起,养成了阅读书评的习惯。这种习惯具体表现在:购读读书类刊物;拿到一份杂志,先读书评版;如果一份报纸没有书评版,就觉得是不完整的,感觉就跟没社论似的。最初是无意识的,但读着读着,就变得有些强迫症了。在国外的时候,从报摊买来外国报纸,居然也先从后往前翻——找书评看。

 

之所以对书评如此狂热,是由于对书和书业狂热。一方面是自己的时间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书店的购书环境也确实欠舒适(这样说可能会“伤众”,但我说的是事实,国内书店能激起“泡”的欲望者少之又少),虽常去书店,却绝少恋栈。一般都有明确目标,直奔主题,敛完就撤。或去附近的咖啡厅小坐,一边啜饮法国碳烧,一边拿出襄中物一本本摩挲。目标的锁定,除了几种趣味期刊外,绝大多数来自对书评的阅读。如此这般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浏览书评,并定期去书店,又不吝在书上花银子,那你基本上就不会落下什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藏书空间堪忧。寒舍已经到了书山蔓延到餐桌,吃饭要搬个方凳,仅占原本很大的餐桌一角的地步。

 

读书评,读着读着,便能读出问题来,除了书业的问题,还有书评本身的问题。先说后者。中国的书评刊物常演“变形记”,很少有始终如一者。当然,也许从办刊者角度出发,变乃与时俱进,是正经,一成不变,才奇怪。但我说的变,是那种不靠谱的变。所谓不靠谱,即离谱。而“谱”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书,既然被称为“书评”,理应拿书说事。“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以此来观本土书评刊物,几乎都是“君子”。不信,你把各个时期,不同开本、体例的《书城》比较一下看看。某著名读书大报,早年一度是必读的,因出国而中断了两年。回国后,再次展读,吓了一跳,动辄整版乃至数版印的都是关于某部刚刚出版的“献礼工程”、某权威汉语新词典的“书评”,还有领导、专家发言之类。京城有份颇有名气的书评刊物,随报发行,一周一期,几年来,我眼瞅着它如何从一份在文化圈有一定影响力的书评纸,变成了一份专事“新书推介”的信息纸,版面也大幅缩水。

 

再看前者。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的出版业似乎也在迅速“崛起”。但在表面的繁荣之下,随便到坊间一看,便会发现,相当程度上在炒旧的。九十年代出过的书,换个包装,重新推出,版权页上则一律示以初版。这种猫腻,对二十年如一日不懈地往书店扔银子的笔者来说,内心多少有种不屑: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繁荣吗?难道这就是业界老总们常挂在嘴边的打造出版“航母”,不惜把蛋糕做得更大的结果吗?作为读者,作为内容产业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卑微的生产者),我感到羞耻。

 

而最令我感到羞耻和怪异的,是本土图书的开本不知从何时起越做越大,动辄就上异型开本,仿佛非大开本不足以成就畅销书。同样的版权书,有的已先在国外购得日文版,再看中文版,极端者能比日文书大两圈、重一倍。我不知道,我们何以酿成了如此“高大上”的出版文化?本土书业越来越大的蛋糕中,有多大比例是出自这一块?现代出版业繁荣的背后,是原始森林的消失。以传播文明为使命的书业,不可以明目张胆地反文明。再说,书难道不是用来读的吗?上班族们何以在拥挤的地铁上从容地展读一本又大又重的书呢?这些问题难道出版商没有考虑过吗?

 

无论作为读者,还是作者,我对本土书业无须承担责任,我的责任感只对应我自己,我只是说出我的耻感而已。但不可否认,一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出版业,绝不仅仅是出版商单方面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有一份责任。我得承认,作为一个爱书人,我脑子里常琢磨这些劳什子问题,虽然从没有哪家出版机构给我发工资。

 

这些问题多数无解,不仅无解,而且问题越来越表面化。但无解并不等于思考本身没有意义。而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在思考关于书籍、阅读以及书业问题的过程中,邂逅了《独立阅读》。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上海的成庆跟我打招呼,说要办这样一个电子刊物。看到作者皆是一群耳熟能详的、在各种刊物上碰鼻子碰眼的分子——有的是京城的熟友,有的是每月发我稿酬的编辑,我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应了,立即成了它的作者,至今乐此不疲。几年下来,为它码过多少字,连自己都不清楚,应该不算少。我最大的快乐,是看到每期的刊物上,有意无意地,有朋友也在思考类似上面的问题,令我感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作为一份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勾当,我无法要求它为我的文字付酬,但我的收获却是现实的,那就是,它几乎取代了N种书评和读书类刊物,成为我购书的第一参考。晓渔君的人文、成庆君的思想、小和君的财经类评介,学术信息高度浓缩,每每成为我掷银子的由头。

 

最是“独立”的姿态,引我同情,令我激赏。并非刻意标榜“独立”,但客观上,不为任何机构,“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见独立阅读细则)的写作姿态,确为我们赢得了“遗世独立”的资本。也只有在那种超然的姿态下,阅读才有可能回归个人,成为纯然的智力活动,成为治愈心灵的“悦读”。

 

只有一次,实在来不及写新文,捉襟见肘之下,我试图以一篇为某作家新近付梓的散文集而作的序文凑数,但遭到成庆和当期轮编夏佑至君的婉拒。可天地良心,几乎就在同时,我内心感到一种巨大的不安,仿佛做错了什么似的,也正想撤回文章。照实说,那篇序文其实是一篇标准的书评,可刊发于国内任何一家书评报纸而无愧色,但它却令我愧对《独立阅读》。某种意义上,这也不失为对《独立阅读》之独立性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吧。


 本文节选自《中日短长书》,有删改


《中日短长书》

刘柠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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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知日派专栏作家刘柠的第一部书评集,有识见,有趣味。作者认为,观察日本,有历史、现实、文化三个维度,而健全的认知必建构于对日本的全方位了解之上。种种迹象表明,一种基于两国国民之间深度文化交流互动的关系正在形成。对此种现象的观察,促使作者近年来写下了这组为中国读者介绍日本历史文化的长短书评以作回应。过眼的书目题材各异,内容跨度颇大,虽说未能“一网打尽”,却有着相当精准的投射。这组长短书评当初是应国内各种媒体邀约而撰写的书评专栏,对中国读者理解日本历史文化及其赖以形成的背后的“磁力场”不无裨益,更有助于年轻人对日本流行文化的透视,可谓一次出版与媒介的有机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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