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在和两个最根本的范畴打交道：世界与文本、世界与语言。
在最字面（或许同时也是最抽象）的层面上，我们所要打交道的其实是作为文本的世界。如果我们把山水地貌这个概念—无论是宇宙意义上的还是地球意义上的— 看作是一个以待解读的宏大文本，那么这个概念早就镶嵌在伏羲法天象地，观察鸟迹虫纹始作《易经》八卦的传说中。如果这还不足以同“太初有道”（“In principio erat Verbum”）相提并论的话，那么我们只需要参看一下中古时期道教关于永世经文的说法，即其在物理世界的创造之前就已经由身披耀眼光芒的角色以“口述”的方式展现出来。无论是用宇宙发生学的语言，还是用认知科学的语言来说，都是文字创造了世界。如果我们回到人世的和历史的时间洪流里，语言—不仅仅是任意的语言，而是经过巧妙安排的语言— 就成了一种将精神的瞬间永远延存下去的方式。这里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又一个把我们微妙却致命地与唐人区分开来的因素。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确是在一个全球性文化之内，是一个极度且高度矛盾与冲突的时代。无论我们之中有多少人不希望如此，事实上我们的这个世界——随着通信渠道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不把诗歌看作是一种最必要的需求。这并不是说这个文化下不再有人支持或欣赏这门艺术，也不是说无人为其倾心或者十分“熟知”它；而是说，如果必须那么做的话，这类人中的大多数甚至可以脱离这种生存的修饰品而生活。大约60 年前， 保尔·瓦勒里把这类人定义为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不是对艺术不敏感，也“完全不是别人口中没有眼睛或耳朵的人；他们只是不被‘那些只存在于自身的存在早已被遗忘的东西’所折磨，同时如果把精神的奢侈当作生命的必需，他们也不被这种疯狂欲望所烦扰。”但是对于中古时代中国的文人雅士而言，也就是那些长达一千五百年（ 或者传统说法的三千年）的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的继承者和承载者来说， 正是对语言艺术的掌握和不断实践， 以及对词汇、语法和节奏的有意操控才构成了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关键性核心。对于那些创作了我们现在用来研究的文字的极少数文人来说，文字以外的所有东西才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 通过文字才看到的世界或者被视为文字的世界才是一种最根本的世界观。（这样看来， 难怪当时的人们把发配到落后又无人陪伴的帝国边疆视为一种骇人的惩罚：随之而来的孤立感一定会导致难以想象的个人价值的枯朽。）那么我们在处理唐代山水的意象和景象时所触碰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所涉及的是我们充满感同身受（ 且我们自己希望是准确） 的理解， 以及我们针对唐代作者的“ 愿景”（“ vision”） 充满想象力（ 且我们自己希望是诚实）的重构。“愿景” 是这里的关键词，因为这些文字本身就是充满想象力的创构，而非一丝不苟的描述。传统的重要性在这里就自然浮现出来， 因为诗人本身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前人已经付诸语言的各种愿景的塑造和启发。我们所处理的是漫山的烟雾、瀑布的水汽以及不仅是被眼前的景象同样也是被脑中的思维和词汇的调配所点燃和唤起的愿景——无论这种愿景的成色是感情的、私人的、精神性的还是难以触摸的。我们不是通过视觉来“看” 的，而是通过加诸其上的“ 心灵之眼”（“ eye of the mind”） 来“ 看” 的。在这之后如果不是文字的解构就是五蕴（ skandhas） 的解散。然而当我们回到关于山水的具体诗歌时，我们几乎可以确定， 以上绝大多数的思考都会在我们阅读文本的同时逐渐消散，就像一杯玛格丽塔杯口的盐圈一样。我们就是想要去相信文本中所描写的东西就真实地在那里，在作者的眼前。也许其中的一些或大多数真的在那里， 但是让我们来听听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这一段话；这位诗人对本体（“ noumenon”） 和现象（“ phenomenon”） 之间的关系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怀：诗歌是生命的想象。一首诗是生命中长久持续的一个思绪，它持续至已经成为生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首诗也是生命中一个强烈的感受，它强烈到已经完全浸入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真实事物的缩影，就像想象中所有的不真实事物，两者已经难以分辨的时候，或者举例来说， 当我们引述蓝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无论是通过思考还是感觉，我们所引述的那个东西已经成为我们生命重要经历的一部分， 尽管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其实很容易想象，很少有人能够在第一次仰望蓝天的时刻就意识到这一点，而这个时刻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所谓的仰望并不是简单地看，而是去凝视它和体验它，并且第一次体会到我们其实生活在一首有形的诗歌，即一个如果缺少了非地理的存在就让人无法忍受的地理之中。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所观望的其实是他们自己思绪的世界以及他们自己感觉的世界。
让我们重温一下刘勰的这几句话：“因革以为功， 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所以说， 在文学的世界中，乐山和庐山一样真实， 上清境的星河也和大峡谷的裂缝同等真实。本书为汉学家柯睿教授自选集。作者精心选择自1976年博士毕业后代表性汉学研究学术论文12篇，主要涉及中古中国的文学、宗教和文化史研究，在时间跨度上包含汉末建安、南北朝以及作者用力尤多的唐朝三百年，集中体现了作者学术成就的精华，为学界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有助于进一步打开中西交流对话之门。同时，本书由柯门弟子担任翻译与编纂工作，既能反映柯睿教授学养之高深博大，又可勾勒其门人学术传承与发展概貌。这也使本书的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