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许多作品都成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中篇小说《变形记》是卡夫卡生前发表的少数几个作品之一，也是卡夫卡经典作品之一。迄今为止，我们可以从卡夫卡1912年11月17日给女友菲利斯的信中得到印证，他写道：他要写一部小说，内容是他在“床上百无聊赖中想到的，也是心中十分郁闷的结果”。同年11月23日，卡夫卡在给菲利斯的另一封信中提到，这部作品写成了，名字叫《变形记》。学界公认，卡夫卡在1912年秋天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变形记》的初稿。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源于卡夫卡的一次懒觉，他在一个疲劳的工作日后的早晨，久久地赖在床上，这使他想到了自己变成甲虫以及与家人的关系等，于是起身把这些想法写了下来，成为这部小说的雏形。值得一提的是，《变形记》的开头也是格里高尔在床上发现自己变成甲虫的情形。在1912年11月23日给女友菲利斯的信中，卡夫卡提道：“深夜了，我扔开了那篇小文章，我已经两个晚上没有去碰它了，现在它不知不觉地开始变成一篇大东西了。”他说到自己对这部小说的规模尚没有底，他觉得自己越写越长。尽管如此，卡夫卡在11月24日已经完成了初稿的第一部分，并在朋友圈子里朗读了某个片段。卡夫卡本希望能够一气呵成，完成《变形记》的写作，但是一次出差耽误了他一点时间。1912年11月29日晚，他在给女友菲利斯的另一封信中再一次绝望地提道，他现在所写的东西可以完全毁掉，“就当从来没有写过这篇东西”。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卡夫卡对自己的稿子十分不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完成了小说的第三部分。1912年12月7日，卡夫卡在给菲利斯的信中说，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他在信中写道：“哭泣吧，亲爱的，哭泣吧，现在哭泣的时间到了，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刚才死掉了，假如需要安慰你的话，那么我知道，他是非常安静地，也就是与所有人达成和解之后死去的。整篇小说还没有完，结尾留给明天来写。”这样看来，卡夫卡花了大约20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不朽的作品。从2003年施多姆菲尔德出版社出版《变形记》手稿影印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卡夫卡基本上是按照上述时间顺序写作的，并且很少有改动的地方。据此可以确定，《变形记》生成于1912年11月和12月之间，最初手稿为三个小片段。这一时期，卡夫卡刚刚中断了小说《失踪者》（《美国》）的写作，因此《变形记》的三个小片段很快就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中篇小说。1912年是卡夫卡经历了长期的内心矛盾之后，做出成为职业作家决定性的一年，也是卡夫卡创作热情极高涨的一年。《变形记》初稿形成后，卡夫卡马上就将这部新作朗读给他的好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等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变形记》得以出版有一个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库特·沃尔夫出版社的编辑弗兰茨·维尔福尔，维尔福尔曾与卡夫卡在布拉格见面，他多次写信向卡夫卡索要《变形记》的手稿，并建议在库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出版商沃尔夫本人也建议卡夫卡1913年出版，但是卡夫卡对自己的作品尚不满意，特别是对《变形记》的结尾部分不满意。他拒绝了沃尔夫的出版计划，同时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开始全面地改写，直到1915年10月，《变形记》终于发表在文学杂志《白页》上。1915年12月，小说才以单行本形式列入由库尔特·沃尔夫主编的《最新的一天》系列中出版。在这之后，卡夫卡重新开始写作。1912年9月，动手创作长篇小说《失踪者》，然而《失踪者》和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并没有在卡夫卡生前与读者见面。无论怎么说，《变形记》是卡夫卡生前与读者见面的少数作品之一，尽管《变形记》在当时只拥有很小的一个读者群，伟大的文学经典也并没有在当时的传播力场中生成。《变形记》发表后，许多文学评论家对卡夫卡的这部中篇小说进行了几乎毁灭性的评论，但是也有少数文学批评家将卡夫卡的《变形记》视为天才的作品。如诗人胡戈·乌尔夫1917年4月15日在文学杂志《观察者》上将《变形记》视为表现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品。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该作品以自然和毫不做作的方式表达了文学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同年9月，文学理论家约瑟夫·科尔纳也在文学刊物《多瑙河大地》上发表评论文章，称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开创了新的文学叙述风格，科尔纳被卡夫卡的作品所感染，要在布拉格找卡夫卡见面。《变形记》之所以没有得到当时文学界和读者的普遍接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卡夫卡的这部作品无法纳入当时欧洲文学的流派和思潮中去，既不能被归于印象主义文学，也没有收获表现主义文学流派和社团的认可，表现主义的《风暴》社也没有把卡夫卡视为同志，批评界也不认为这部作品是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从文本形态来看，《变形记》与传统的小说式样和形态相去甚远，尽管这部作品最终被称为中篇小说，但是它与德国传统的中篇小说（Novelle）也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这部作品明显地具有寓言性质，但同时卡夫卡并没有在小说中寓以教育功能，读者从中得到的则更多是认知效果。今天，批评界普遍认可这是一种所谓的“卡夫卡现象”，这个概念包含了卡夫卡新颖的文学写作方式，即以清醒的头脑细致地描述惊恐。如同卡夫卡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在解读这部作品生成原因时，大多数解释者主要从宗教视角和心理分析视角来理解这部作品。同时，在阐释作品生成背景时，卡夫卡与其父亲的关系也成为重要的线索之一。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时，许多读者也会发现这部作品中蕴含的社会批评，格里高尔·萨姆萨一家的情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一般情况。俄裔美国文学批评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其关于卡夫卡《变形记》的讲座中提出了对这种解读方式的不同意见。与此相反，纳博科夫从卡夫卡艺术表现细节出发，对小说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卡夫卡所运用的均为象征和隐喻符号，作者以此来表达意义。他的观点引入了与“父亲情节”等完全不一致的观察，他认为，在《变形记》这部作品中，父亲并没有被描述成面目狰狞的权力人物，而格里高尔的姐妹恰恰才是小说中无情和残酷的人物，因为是她们出卖了格里高尔。纳博科夫认为：“卡夫卡使用清晰的风格，表明了想象世界中的一切晦涩。在这部作品中，完整性和统一性、文学风格和所表达的东西、表述手法与寓言性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按照拉尔夫·苏达乌的分析，小说《变形记》的母题蕴含了自我否定和排斥现实的诉求。在变形之前，格里高尔为家庭做出奉献，挣钱养家并以此为荣。变形之后，他需要照顾、关注和帮助，但遭受了一天比一天冷酷的对待，格里高尔处于极度失望之中。为了能否定自己，格里高尔把自己变成令人嫌弃的甲虫，也是为了自我否定，他不吃不喝，近乎绝食。苏达乌的观点是卡夫卡病态地期待着一种逃脱，逃进某一种疾病当中或者处于一种神经崩溃状态，这反映了卡夫卡对职业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卡夫卡对平静的社会表面现象的不满与抗争。他进一步指出，卡夫卡的文学表现风格一方面受到现实主义和文学想象、理性主义的影响，表现出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逆反思想和逆反表现形式，《变形记》中也有明显的荒诞痕迹，以及悲喜剧和无声电影的效果。莱纳·斯塔赫则认为，《变形记》的接受不需要任何有依据的解读，文本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读，文本的意义不受任何语境、时代和文化的限制。即便我们不知道《变形记》的作者是谁，这部作品依然能够进入世界文学经典的宝库。格哈特·里克指出，格里高尔和他的妹妹格利特是卡夫卡许多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一对人物组合，一个性格被动、近乎自虐，另一个性格主动，起到行动的推力作用。这种悖论组合在《审判》《失踪者》以及中短篇小说《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等中都有这样的人物组合出现。里克认为，在这一组人物组合里实际上是作家卡夫卡人格的两方面，是卡夫卡矛盾性格的组成部分。有关《变形记》的素材原本，研究界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主要是马克·斯比尔卡（Mark Spilka）的观点，他认为卡夫卡的《变形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面人》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有相同之处。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卡夫卡是读过这两部作品的，与《双面人》相似的是，两部作品的开头部分都是主人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身体有恙，发现现实生活产生了改变。两个主人公都惧怕因自身变化而失去工作，所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朝着精神病方向发展，而卡夫卡的人物变成了甲虫。斯比尔卡在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的第四章中发现，大卫被继父殴打，并被关在房间里达五天之久。这其中也与卡夫卡的《变形记》在内容上有相似的地方。两个主人公都被家庭抛弃，都被家庭成员殴打，得到的都是同样的食物——面包和牛奶，两个人都是借助于孩童时期的一种视角。此外，果戈里的《鼻子》也被作为比较的例子。哈特穆德·宾德提出，果戈里的《鼻子》似乎更直接地影响了卡夫卡，两位作家都把非现实和不可能的事情移植到小说的虚构情节中了，因此在作品中都蕴含着一种“背后的幽默”。在果戈里的小说中，某一天早上，主人公穿着圣·彼得堡议会制服准备出门散步的时候，他的鼻子突然消失了。卡夫卡是否读过果戈里的这部作品，这点无法得到确定，但可以确认的是，卡夫卡了解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此外，宾德还提到了丹麦作家约翰纳斯·V. 延森的小说《甲虫》，在这部小说中讲述了主人公坐在地窖里，受到臭虫叮咬，最后变成甲虫的故事。《德国文学散论》汇集了范捷平教授关于德语文学研究的主要论文20余篇，其中主要涉及德国古典时期的作家歌德、席勒、荷尔德林、让·保尔和德语国家现当代重要作家卡夫卡、施尼茨勒、瓦尔泽、德布林、本雅明、耶利内克、汉德克、霍利曼、韦伯等。本书的大多数论文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学互文性的视角出发，对上述作家的代表性文本做出了文学阐释研究和生成传播研究，也有一些论文探讨了中外文学关系问题，另外，还有若干篇论文具有一定的随笔和反思特点。
莎士比亚在晚清中国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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