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闪耀之地？

小兔雷特 摄

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日本根除性别歧视，主要立足的必定是正义和人权，而不是基于经济。与男性所享有的相比，女性事实上享有的权利和选择自由落差巨大，这是迄今为止日本最广泛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因其涉及人数众多。

一系列法律或多或少地帮助实现了男女法定权利的平等，其中包括：1946年首次实现的法律上的平等，1985年的《平等就业机会法》，1991年的《保育假法》，1999年的所谓《性别平等社会基本法》，以及2001年的《防止配偶暴力法》等。此外，日本国会在2015年通过了 《促进女性工作参与和晋升法》，要求任何雇员超过300人的组织公布其性别多样性数据以及“多样性行动计划”。再是，厚生劳动省制定了一项认证计划，以表彰那些被认为在促进女性参与方面制度优越的公司。

根据1991年的法律和随后的修正案，日本甚至被评为世界上陪产假权利最高的国家，因为原则上母亲或父亲都可以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年休带薪育儿假，政府或公司将他们的收人维持在正常收入的80%左右。父亲可以将他们的时间一分为二。但很少有父亲——2018年仅超过6%——真正这样做，他们主要以工作场所文化和工作方式的要求为借口。事实上，在2019年，一些真正行使这些权利的父亲最终对雇主提起诉讼，声称给予他们陪产假是对他们的歧视。正如陪产假的例子，以及前文的伊藤诗织和石川优实的努力所表现的那样，制度实现或阻碍权利和选择的方式才是差距所在，才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所在。法定权利是向善利好的，但具体实施未必如此。

这种社会不公也有经济上的影响：制度对女性的权利和选择造成的障碍，是日本经济在生产力增长方面严重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各组织以低效的方式使用许多员工，特别是女性员工，女性从事低于其能力的工作；男性则被迫长时间工作，但生产力低下，因此牺牲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或无法承担家庭职责。再次引用首相安倍在2014年说过的话，即如果日本要真正成为一个“女性闪耀”的国家，各类制度需要做出一系列调整，其中许多也会提高生产力，从而改善经济和生活水平。虽然我们所谓的人力资本的更有效利用听起来是技术性的，甚至是唯利是图的，但这意味着给女性提供机会，以任何她们希望的方式发挥她们的潜力。这是“闪耀”真正的含义。

不过，一个变化己经在发生了，它是这种转变的必要先导。在此刻的日本，女性表明她们希望能够以各种方式闪耀。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当日本的经济仍以农村经济为主的时候，女性在抚养孩子和管理家庭的同时，也有很高的劳动参与度。在1945年之后的50年里，在一个逐步城市化、工业化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政变了，形成了一种普通的劳动分工，即男性出去工作，逐渐在长期合同下受到终身雇用，而大多数女性留在家里承担家庭责任。这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的巨大性别差距上，当时的许多家庭仍然认为不值得送女儿上大学。如图14所示，1983年，只有12.2%的高中毕业女性进入四年制大学学习，而同一年龄段的男性人数则为36.1%。1990年，当泡沫经济破灭时，仍然只有15.2%的女性进入四年制大学，还不到男性的一半。但到了十年后的2000年，女性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31.5%，而男性的比例则上升到47.5%。2010年，女性的数字再次急剧上升，达到45.2%，而男性则达到56.4%。现在，女性的人数已接近50%。鉴于日本青年人口的减少，这意味着在绝对人数上，1983年大约有11万名女性高中毕业生入读四年制大学课程，而2010年大约有28万名这样的年轻女性进入四年制大学学习。

因此，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代女性，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岁，她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全国各地的大小组织中担任各种有影晌力的职务。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迹象依旧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不过，现任昭和女子大学校长的坂东真理子一一她做了34年管理和政策顾问，是积极的促进性别平等活动——认为，通过职业管道输送更多的女性毕业生，意味着在未来十年内，科长和更高级的管理人员中，女性的比例将至少翻一番。这将使女性管理人员的比例提高到25%左右：尽管仍然很低，但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大力发展，并在管理决策中创造一个女性影响力的“临界质量”。

1965年，坂东是东京大学的一位女学生，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因为当时只有3%的本科生是女性。她学习文学，她说在她的班级里，女性都很出色，而更多的男性则在能力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当她毕业时，私营公司根本不会向女毕业生提供工作机会。这就是她参加政府工作的原因。坂东现在是一位知名作家，她认为女性赋权在日本已经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战后劳动法对女性的保护，第二阶段，1985年的平等机会法第三阶段，公共补贴儿童保育的发展。而现在日本正处于第四个阶段，她希望在这个阶段，社会和政府会鼓励女性发挥她们的才干。

如果坂东的预测成真，并且女性的影响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继续增强，那么男性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水平仍然与他们在人口中约50%的比例极不相称，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但男性将首次与大量的女性共事。同时，国家总人口的老龄化和逐渐萎缩也意味著越来越多的组织幵始意识到，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工作和行为方式，以便不仅可以给更多女性提供机会，而且还能积极地吸引她们。这有可能加速这一进程。

显然，这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几乎从任何角度来看，日本在性别平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富裕的发达国家。在最简单的综合各种数据的指数排名中，即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 《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日本的排名很低，甚至因其他国家取得更多进步而不断下滑：在使用2019年数据的2020年报告中，日本在153个国家中从第110位下滑到第121位，遗憾地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之间。诚然，韩国（第108位）和中国（第106位）的得分也很低，但日本和排在它前面的富裕大国之间相差甚远：意大利排在第76位。在2017年的政界，女性仅占众议院成员的10%，在权力较小的参议院中占20%以上。女性在地区和地方政府中的占比更低，在都道府县知事职位中占6.4%，在都道府县议会中占9.9%的席位，在市区町村长中仅占2.3%。

万事开头难。也就是说，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变化迹象——不仅仅是女性担任职位的数量增加了。松井凯西是东京高盛公司的副董事长，自1999年以来，她一直在跟进日本某一主题的研究，她称之为“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她认为，如果女性发挥更全面的作用，创造更多经济产出，日本年经济产出有可能提高10%—15%。她的第一份报告发表时，15—64岁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只有56%：现在，如前所述，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70%以上。确实也有一种新的气象出现。在她于2019年发表的最新报告中，她和她的同事写道：

由于劳动力普遍短缺，而经济不断增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工作场所的性别多样化（gender diversity）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经济和商业需要。

《在场：21个故事讲述日本的女性经济学》

（英）比尔·艾默特 著

林小慧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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