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刚：“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以《山东师院学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为例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把“鲁迅的方向”确定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之后，鲁迅便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价值体系中，获得了认同和推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时期，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占据主流位置，甚至在某些时段，鲁迅还被“四人帮”当作推行专制政治的工具，沦落为大批判的承载形式。然而，在这一现实政治的夹缝中，鲁迅研究依然犹如植根石缝中的小草，顽强地生长着，这由此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后期鲁迅研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即在大批判这一外在应景式的文章背后，隐藏着某些具有学理性质的鲁迅研究因子。其中，《山东师院学报》（即《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在学校改名前的名称）在粉碎“四人帮”前夕刊出的“纪念鲁迅逝世 40周年专刊”，便是“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而关于该期“专刊”的重要通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戈宝权和天津师院的吴云给学报编辑部的信件，在时过境迁近四十年之后，为我们清晰地还原了那段历史的某些重要信息。

一

　　1976年，正值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之际，《山东师院学报》特地将第4、5期合并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专刊分“纪念鲁迅 学习鲁迅 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和“鲁迅著作研究和注释”两个栏目，汇集了戈宝权、陈友雄、查国华、蒋心焕等学者的20篇文章。“专刊”问世于“文革”结束前夕的9月5日，虽然带有浓厚的时代痕记，但仍能看出诸位学者为回归鲁迅 研究 本 体 所 作 出 的 一 些努力。

　　在20篇文章中，以纪念鲁迅之名，“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有9篇，如山东师院中文系理论小组的《学习鲁迅 研究鲁迅的光辉指南——读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体会》、中文系“读点鲁迅”宣讲组的《学习鲁迅 痛击右倾翻案风》、龚坚与方练二人所写的《批判瞿秋白对鲁迅思想的歪曲》等文章。这一类文章多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为契机，结合当时的政治运动需要，带有浓厚的现实针对性。如中文系理论小组共同执笔的文字，便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入手，将毛泽东思想同鲁迅的个人活动结合起来，阐释鲁迅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缘由。作者认为: “鲁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战绩，是唯物辩证法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鲁迅获取力量的源泉。”①出自中文系“读点鲁迅”宣讲组之手的《学习鲁迅 痛击右倾翻案风》一文，则总结了鲁迅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人生经历，以此来展现其“反复辟、反倒退的一生；坚持革命、彻底革命的一生”。该文开宗明义：“我们不准备系统介绍鲁迅的生平和著作，根据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需要，根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需要，围绕着反对复辟、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彻底革命这个中心来介绍鲁迅如何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战斗；介绍鲁迅在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为我们总结的宝贵的阶级斗争经验。”②由此可见，借介绍鲁迅生平来为政治斗争服务才是文章的目的所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以上两篇鲁迅研究文章，署名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如“中文系理论小组”、“中文系‘读点鲁迅’宣讲组”等，个人则被集体所淹没和取代了。其实，这种情形也确实符合实际情况。像“中文系‘读点鲁迅’宣讲组”所撰写的《学习鲁迅 痛击右倾翻案风》一文，便是中文系老师到工厂、军队等地宣讲鲁迅的“教案”，其文章的起草者，是诸多老师们共同参与而孕育出来的“结晶”。至于龚坚与方练二人的《批判瞿秋白对鲁迅思想的歪曲》一文，则将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置于时代的有色眼镜之下，进行了剖析与鞭挞：“瞿秋白硬要说鲁迅是‘同路人’，从而歪曲鲁迅的战斗道路和光辉形象，诋毁鲁迅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丰功伟绩。这是他‘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必然逻辑”，“是对鲁迅的无耻毁谤和诬蔑”。③显然，这些文章与其说是重在对鲁迅的研究，不如说是借鲁迅研究之名，行现实政治与批判之实。鲁迅只不过是承载其政治批判的工具而已。

　　同上述借缅怀鲁迅之名行政治斗争之实的文章相比，专刊的其他 11篇文章相对来说富有学理性。如戈宝权的《对〈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的补正》、查国华与蒋心焕的《鲁迅与内山完造》、高信的《鲁迅笔名探索》、王若海与文景迅的《了解鲁迅留日时期生活的一份资料——关于〈清国留学生会馆的第一次报告〉》等，则力图通过对鲁迅人生经历的还原、个人著作的汇校，将笔触聚焦在鲁迅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尝试着使学术研究回归鲁迅本体。而这种回归与还原，又是依循以下四种路径展开的。

　　首先，通过对鲁迅著作的研究，还原与揭示被遮蔽的历史真实。例如戈宝权的《对〈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的补正》便是对熊融于《山东师院学报》发表的《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一文的补正。熊融在文中关于林守仁所译《阿Q正传》的封面作了这样的描述：“在书名的左下角，还绘有红色衬以黑网绞的两个工人，一人手执铁锤，一人高举手臂作召唤之状。”④而戈宝权则认为：“封面上画有两个工人：其中一个工人右手拿着铁锤，高举左臂召唤之状; 另一个工人左手扶着一个类似棒状的东西。又‘绞’字当系‘纹’字之误。”⑤文章避开政治斗争，深入到文本之中，不避琐碎，对细枝末节进行修正，力图将鲁迅著作最真实的面貌呈现出来。高信的《鲁迅笔名探索》则对鲁迅一生中用过的笔名进行了统计，认为：“鲁迅的笔名，可分前期后期，其分界可以从‘鲁迅’这个笔名始用的一九一八年来划分。前期笔名多含自励、奋发和希望，后期笔名多含反击、抗争和执着战斗的意义。”⑥并对“鲁迅”、“唐俟”和“巴人”等常用笔名进行了一番深入细致的探寻。

　　其次，在探究鲁迅生平时，努力将其与平庸的政治化解释区别开来，最大限度地还原鲁迅思想和情感的本真世界。当然，作为国内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不能不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其中的某些话语还可能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痕迹。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其中的有些作者和论文，并不是把鲁迅研究当作现实政治的注脚，而是努力还原鲁迅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如查国华与蒋心焕合作撰写的《鲁迅与内山完造》一文，则对鲁迅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之间的交往进行了历史的梳理与阐述，并认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内山逐渐地理解了鲁迅的精神，同情和支持鲁迅所从事的革命斗争。而这，便是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的基础”⑦。这样的结论，没有宏大的话语，也没有多少时代的标语口号，显得较为平实，这可以看作他们在鲁迅研究过程中回归鲁迅本体的可贵努力。

　　再次，努力发掘有关鲁迅的原始资料。鲁迅研究中的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一直受到鲁迅研究界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阻隔，很多有关鲁迅的原始资料无法得到有效的呈现，这种情形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的资料发掘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而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是其现代思想和情感形成的关键期，因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有关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对我们理解鲁迅的思想和情感的发展脉络和内在根据，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本期“专刊”中，便刊发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如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入学志愿书和学业履历书这两件鲁迅手迹照片，“在国内刊物上从未发表过”⑧。关于《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其史料价值极高，“它搜集史料的时间为‘自壬寅年一月起八月止’，”“书中所载的一些当时纪录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考证鲁迅有关事迹与作品的重要证据”⑨。显然，这些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在“政治挂帅”的特殊历史时期，弥足珍贵。

　　最后，本期“专刊”重视鲁迅佚文的注释工作，这对 198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的出版，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正如该期“专刊”中的简讯中所阐述的那样，鲁迅佚文注释工作，并不是学院或个人的行为，而是上级有关部门安排的工作：“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要求，厂党委和院党委把注释工作列入自己的工作日程，定期听取汇报，检查总结，及时解决问题”，从而“保证了注释工作沿着毛主席规定的方向顺利进行”⑩。显然，在当下，这则简讯所透露出的该项注释工作的意义并不在于其传达了彼时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的注释工作本身，而在于这则简讯“三结合组”的组织结构形式。该项注释工作本来是由山东师院主导，但在冠名时却突出了“山东新华印刷厂”，这样的一种组织结构形式，深深地打上了“文化大革命”中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时代烙印，而知识分子只能处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尽管知识分子处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但具体到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的注释工作，还是要由知识分子担纲，这样一来，又极大地消解了前者的领导地位，这由此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悖论。

　　“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恰是在“四人帮”覆灭前夕刊出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大学的学术研究已经演变为政治批判的工具，作为大学学报，自然也就成了政治批判的平台。但是，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把学术研究当作政治工具的倾向，已经为鲁迅研究界的学者所拒斥，他们开始尝试着在主流的大批判的平台上，置换进学术的因子，并把这样的一些学术文章，与那些大批判的应景之作，一起并置于学术期刊上，这因此使得一些远离政治的学术文章，也获得了面世的机缘。由此说来，当这样的一种历史复杂情形演化为一册“专刊”时，我们拂去蒙在“专刊”上的层层灰尘，走进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时空时，便会发现，在这段显得有些寂寞的历史背后，有着极其丰富的学术纹理，隐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密码，甚至可以说是“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

二

　　“专刊”面世后，其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对“文革”后期鲁迅研究史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在此，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出那段历史反响的真实情景，我们不妨通过保存了近四十年的三封信件，即戈宝权给学报编辑部的信、天津师范学院鲁迅研究专家吴云的两封信⑾，来还原历史时期的某些真实面貌。

　　戈宝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尽管并非一直从事鲁迅研究，但他深厚的外文素养，使得他对鲁迅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对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所出现的问题有所把握。因此，戈宝权在读到熊融所写的《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一文后，便给熊融写了“补正”的信件，熊融又把该信件寄到学报编辑部。这便是在“专刊”中所刊出的戈宝权一文之来由。今天看来，这样的补正似乎难说有什么“微言大义”，但是，正是这样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的“补正”，显示出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术界逐渐远离政治，开始向着学术本真回归的某些信息。这种情形，在戈宝权给学报编辑部的来信中可以略见端倪。

　　戈宝权的“补正”一文在学报刊出后，便收到了样刊，并由此阅读了本期鲁迅研究专刊。随后，戈宝权给学报编辑部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并不长，我们不妨把这封信照录如下：

山东师范学院革委会

组织部院刊组：

　　你组的来信和寄赠的《山东师院学报》4-5期多本，均已收到，谨先在此表示谢意! 这一期合刊是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内容非常丰富，提供了不少新史料，当仔细阅读和学习。

　　承你们将我写的那篇《补正》的文字发表出来，非常感激! 熊融我不认识，仅有过通信关系，他曾将今年第一期的《山东师院学报》寄给我，我发现他的文章对李善的文章作了一些补正，很有参考价值，但在他的补正中有一些地方尚需商榷，而且不无小误。因此我复了他一封信。他后来写信告诉我，说已将我写的信转寄你们，现在你刊作为《补正》刊出，不知曾否寄一本给他？

　　《补正》中的日文字母稍有小错，我想没有多大关系，因我已有文来说明，鲁迅的手稿文物出版社印有单行本，可供参阅。

　　你校鲁迅佚文注释组在京津唐一带地震前曾派人来过北京，我协助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又陆续整理了一些，寄册写信告诉他们，并请先代向他们致意为好！

　　此致

敬礼！

戈宝权

1976年10月17日

　　从这封信所显示的时间来看，应该写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公布“四人帮”被粉碎的新闻前夕，这样的重大事件，已经在社会上逐渐地传播开来。但是，这样的信息并没有在戈宝权的来信中有丝毫的表现。这表明了一个长期坚守在书斋中的学者，对这样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将其蛛丝马迹透露出来，说明知识分子经过了多年的政治运动之后，的确变得谨慎异常了，学术也依然以其固有的惯性而运行着。从该信对本期专刊的评价来看，戈宝权认为“内容非常丰富，提供了不少新史料”，这表明了他非常看重学术研究对一些“新史料”的发掘，以及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的严谨的学术态度，而其“补正”一文便是这一学术态度的真实体现。从该信的最后一段来看，则是对山东师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鲁迅佚文组所做的工作的描述，并着重指出“你校鲁迅佚文组在京津唐一带地震前曾派人来过北京，我协助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又陆续整理了一些，寄册写信告诉他们”，这说明了当时的鲁迅佚文组，在鲁迅资料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据有关人员回忆，当时被派去北京访问戈宝权的是青年教师，正是这样一种基础性的鲁迅研究工作，使得戈宝权在信中“向他们致意”。这样的致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恰是戈宝权对鲁迅佚文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努力拓展鲁迅基础研究，尤其是对鲁迅资料的整理、订正和汇编的肯定。其实，这种崇尚学术的态度，在“政治挂帅”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其价值是不能低估的。毕竟，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鲁迅的推崇并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石之上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而是根据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把鲁迅的某些话语，从其具体的语境中割裂开来，甚至当作无可置疑的真理，以至于谁对鲁迅有所不敬，就会招来某种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正是在这样一个神化鲁迅的特殊时期，对一个真实鲁迅形象的还原，便可能会“矮化”或“诬陷”鲁迅，由此被扣上革命异己分子的帽子。由此说来，这个时期关于鲁迅“新史料”的发掘、订正和整理，便不再是单纯的学术层面上的学术活动了，而很有可能会被看作是别有用心的政治企图。毕竟，有些“史论”，并不是像现实政治所规范的那样，是“可榫可卯”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出现某些偏离。这样看来，在本期“专刊”中，戈宝权没有突出那些大批判的文章，而是突出了那些“新史料”，便愈发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尽管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极左思潮尽管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从学术研究所显示出来的某些迹象来看，则意味着有些学者欲通过资料的发掘、订正和整理，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一个完整的、真实的鲁迅。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新时期到来之际，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率先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镇，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鲁迅资料的整理汇编，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从学术传承的谱系来看，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的代表学者王富仁，之所以能够在鲁迅研究上有所突破，恐怕与他出道之前便深受在鲁迅研究资料上用力最大的山东师院薛绥之教授的影响不无关联。

　　如果说戈宝权的来信，代表着中国知识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的认知态度的话，那么，吴云的来信，则代表了中国知识界普通的鲁迅研究者的认知态度。吴云在阅读了本期专刊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学报编辑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

文艺组编辑同志:

　　看到贵院76年4 - 5合刊的学报，很受到鼓舞。因为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还在霸占文化阵地之际，你们编出了纪念鲁迅的专号，这是符合毛主席多次要“读点鲁迅”的教导的。天津师院学报及中文系的同志看到你们的学报，真是内心充满了喜悦。

　　我是鲁迅的业余爱好者。在中文系教古典文学，业余之暇，也搞点鲁迅。应陕西出版社之约，为他们写了《鲁迅论文艺遗产浅探》，由十二篇文章组成，初稿已完成，并寄给他们了。其中有几篇已刊在76年5期我院学报和今年的《文史哲》第三期上。

　　欣喜之余，也想寄一篇短文给你们，请你们提意见。倘有修改基础，请你们删改。倘不好用，希速退还。

　　我的情况，山东出版社的孟繁海同志，山东大学的袁世硕同志，以及曲阜师院的徐文斗同志均了解。

　　天津高校以及热爱鲁迅的同志们，对你鲁迅纪念专号，引起了较大反响。我们殷切希望你们做出更大成就。随稿寄上我院本期学报一份。

　　祝

编安

吴云

10月23日

　　吴云也是一个鲁迅研究学者，尤其注重鲁迅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的思考，并在《文史哲》等学术期刊上刊发过有关鲁迅的研究文章。在吴云的这封来信中，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则比戈宝权的信件时间晚不到一个星期，基本上都隶属于同一历史时期。但是，与戈宝权的来信不同的是，在吴云的信件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界一般知识分子那种深厚的政治情结，尤其是突出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这一政治力量的覆灭在鲁迅研究中的意义，强化了本期专刊是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还在霸占文化阵地之际”，“你们编出了纪念鲁迅的专号”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并把这纳入到了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认为“这是符合毛主席多次要‘读点鲁迅’的教导的”。这说明了在当时的知识界，经过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熏染，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把个人话语和主流话语结合起来，并把个人话语纳入到主流话语体系中，并由此使得个人话语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吴云在该信中，就把“专刊”的出版和“毛主席多次要‘读点鲁迅’的教导”对接了起来，这便使“专刊”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样的话语表述方式，说明了作为一般的知识分子，经过了历次的政治运动的洗礼，已经习惯于从领袖的话语那里找寻到自我话语的内在根据，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含着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律”：领袖的话语是正确的，这正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话语那样，“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与此“先验”的正确性相对接的个人话语，自然也就获得了领袖话语的庇护，成为无可反驳的真理性话语。

　　至于“专刊”的出版在中国普通知识界所引起的反响，吴云在信中也有这样的表述：“天津师院学报及中文系的同志看到你们的学报，真是内心充满了喜悦”，“天津高校以及热爱鲁迅的同志们，对你鲁迅纪念专号，引起了较大反响。我们殷切希望你们做出更大成就”。其实，这样的一期“专刊”，能够在天津师院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还由此使得看到这期学报的同志，内心充满了喜悦，如果离开了特殊的政治语境，恐怕是难以理解的。这说明，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知识界，包括鲁迅研究界，已经对那种大批判的文章感到厌倦了，“学术期刊”正在远离“学术”，逐渐地演变为“大批判”期刊，对于这样的一种现状，那些“天津高校”里的同志们，期待着学报能够循着这样的一条道路，继续“做出更大成就”。换言之，这些同志们，期待着学术学报能够回归到学术的轨道上来，从而舍弃那种“大批判”的办刊道路。

是年12月2日，吴云又给学报写来了第二封信。在这封信中，吴云没有那种写作学术论文的顾虑和一般意义上的寒暄，而是径直地倾诉 了自己 的真 实 思 想 和 感情。也许正是缘于倾诉思想和感情的需要，该信件写得比较长。我们不妨摘其要者加以转录：

编辑部四位同志：

　　又寄来贵刊10册，不胜感谢。知道你们编辑只有四个人，使我有些惊愕了。四个人，办这样的双月刊，而且还不托（按: 拖）期，而且还办得使人喜欢看，而且还办得有特色，既考虑到是学报，又考虑到是“师院”学报，各方面的特点均体现出来了。真是不容易!

　　（中略）

　　南开大学学报比较好，他们想办成“学报”，而且组织有关研究鲁迅的文章，而且组织讨论，在当前学报中，是比较受欢迎的。但他们的队伍也不少，起码有十数个人在办。正在办得起劲之时，开展了鲁迅前期思想讨论。这本来是好事，但由于编辑一时不慎，把“四人帮”的姚文元和犯过路线错误的瞿秋白的观点，放在前面。他们在“编者的话”中确已说明，是为了批判而才介绍他们的观点的，但由于排列不慎，与无问题的专家并列，于是各处打来电话，来信，有的从人民日报转来的信，“抗议”他们这样做。最近他们正在忙于应付此事。此事，编辑虽有责任，但有些读者应该“实事求是”，人家工作疏忽，就不应揪住不放。编辑同志为此，连鲁迅的讨论这二期也停止了。我介绍天津两家刊物的情况，其目的是互通情报，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可引以为戒。据我看，南大学报仍可办得好。有基础，有影响，有作者队伍。他们编辑力量也较强。

　　上述的事实告诉我们：兵贵精不贵多，而且办刊物的方针路线很重要。你们过去的路子是对的，贵刊被我所注意，是去年的《纪念鲁迅专号》。鲁迅逝世四十周年，本应办个专号，我向我们学报提过，他们听不进去。许多刊物也未能如此做。可是居然在“四人帮”横行之际，也是垮台的前夕，你们出了纪念鲁迅的专号。尽管里面也有几篇“应景”文章，那是出于不得已，而大量的研究论文与资料，对读者、研究者有用，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刊出。什么叫“反潮流”，我看这才叫真的“反潮流”，是反“四人帮”的潮流。从此，我对贵刊有了感情，有时也寄点东西去，一方面想听听意见，另外也表示我对贵刊的一点心意。

　　（中略）

　　我的信写得太长了，因为我太高兴了，当前形势令人心花怒放。以后贵刊在天津有什么事，希直接写信给我，能办者，我一定照办，并全力以赴。

　　祝

编安

吴云

12月2日

　　在该信中，吴云在第一段先客套了一番，肯定了学报的办刊方向; 在第二段中，则对天津师范学院学报的情况进行了一番介绍；在第三段中，则对南开大学学报的办刊情况进行了介绍。值得关注的是，在该刊中，由于他们“把‘四人帮’的姚文元和犯过路线错误的瞿秋白的观点，放在前面”，尽管“他们在‘编者的话’中确已说明，是为了批判而才介绍他们的观点的，但由于排列不慎，与无问题的专家并列”，结果导致了“各处打来电话，来信，有的从人民日报转来的信，‘抗议’他们这样做”。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在中国春暖乍寒的社会转折时期，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对中国学术期刊的社会包容度是有限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包容，并不仅仅是掌握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领导或组织是否对其有着包容，而是来自普通的“读者”是否对其有着包容。正是缘于深受“四人帮”的毒害，致使很多的读者根据业已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对正常的学术讨论进行干预，甚至有些还“上纲上线”，对之提出“抗议”，从而使得期刊编辑部不得不“忙于应付此事”，并因此中断了“这二期”的“鲁迅的讨论”。显然，吴云在这封信中对 1976年的鲁迅研究中某些“怪现状”有了“立此存照”的效能。

　　在该信的第四段中，吴云又充分地肯定了“专刊”的价值和意义。鲁迅逝世四十周年，这对鲁迅正获得无限推崇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但是，在“四人帮”占据着核心话语权的特殊时代，所谓的回归鲁迅本体的学术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政治的某种需要，那就失却了存在的根据。由此说来，对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宣传部门是否要搞“纪念”，以及要“纪念”什么，显然要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 期刊编辑部，从踏好政治节拍需要出发，在没有接到上级指令的情况下，自然也不会擅自主张来确定“纪念”鲁迅的中心，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考量。所以，当吴云向其学院学报提出“应办个专号”时，学报编辑部的同志才会“听不进去。许多刊物也未能如此做”。其实，作为一般作者的吴云，自然无法知晓作为特殊时期的学术期刊的主编，如果没有上级领导部门的指令，是不敢擅自主张来确定学术期刊搞什么“专号”的。否则的话，一旦出现了问题，哪怕是“读者来信”，也足够编辑部“应付”的。在此情形下，中国学术的环境，就必然使得学术期刊，宁愿刊登那些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草”的文章，也不愿意冒着被撤职的风险来刊登那些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苗”的文章。

　　当然，吴云在来信中，也不留情面地指出了“专刊”所存在的局限和值得推崇的方面，那就是“尽管里面也有几篇‘应景’文章，那是出于不得已，而大量的研究论文与资料，对读者、研究者有用，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刊出”，并且还把这样的举措上升到了“反潮流”的高度。当然，这样的“反潮流”，用作者的话来说，“是反‘四人帮’的潮流”。事实上，正是基于对“四人帮”的“口诛笔伐”，中国知识界、包括鲁迅研究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此用吴云的话来说，则是“当前形势令人心花怒放”。显然，这正是中国知识界思想和情感的真实写照。

　　随着时光的流逝，“专刊”出版已经近四十年了，作为历史的一个链条，“专刊”也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至于时人和后人阅读“专刊”后到底留下了哪些真实的思想和情感，由于没有文字的存续，我们已经无法勘探了，但是，戈宝权和吴云当年这三封来信，则穿越了时空的阻隔而径直地抵达当下。从这样的意义上，不能不说是“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真实的缩影，对当下的鲁迅研究史来说，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注释：

① 中文系理论小组：《学习鲁迅 研究鲁迅的光辉指南——读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体会》，《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期。

② 中文系“读点鲁迅”宣讲组：《学习鲁迅 痛击右倾翻案风》，《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期。

③ 龚坚、方练：《批判瞿秋白对鲁迅思想的歪曲》，《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期。

④ 熊融：《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1期。

⑤ 戈宝权：《对〈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的补正》，《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期。

⑥ 高信：《鲁迅笔名探索》，《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 期。

⑦ 查国华、蒋心焕：《鲁迅与内山完造》，《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期。

⑧ 陈友雄：《谈保存在日本仙台市的两件鲁迅手迹》，《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期。

⑨ 王若海、文景迅：《了解鲁迅留日时期生活的一份资料》，《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期。

⑩ 《山东新华印刷厂和山东师院共同组成三结合组进行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佚文）注释〉注释工作》，《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期。

⑾ 这些信件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原主编周国平先生提供，特此鸣谢。

　　（原文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0期。作者：李宗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任、主编，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