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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0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习近平对毛泽东等三个重要论断的丰富与发展/张金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价值意蕴、目标指向与实践路径/张舒婷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徐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路径探赜王青||哈特穆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李兰||新时代青年理想人格的时代意蕴、价值追求与培育路径□

张培锋||北宋中期释门与政坛文学互动的双重价值——以天台宗释长吉交游与创作为中心

杜艳||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价值、风险与实践◇经济学研究陈茁||类比推理与社会习俗演化◇美术学研究夏中义||论文人画:从米芾到陈洪绶

王育济||新时代重要传统节日文化继承创新的困境与路径选择END点击图片查看2022年前六期目录及摘要2022年第1期2022年第2期2022年第3期2022年第4期2022年第5期2022年第6期排

编者按在新春来临之际，为喜迎新春，本期公众号特分享山师学报2022年全6期电子期刊，以及学报主编李宗刚教授近年来编辑的相关著作电子书，以飨读者。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查看。山师学报在此恭祝各位朋友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一期刊分享目录1.2022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目录2.《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目录、摘要3.《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目录、摘要4.《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目录、摘要5.《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目录6.《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目录7.《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目录二电子期刊分享二维码1.2022年第1期2.2022年第2期3.2022年第3期4.2022年第4期5.2022年第5期6.2022年第6期推荐阅读李宗刚「分享图书」全集排

2022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目录□第一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第12-13号

赵雨||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范畴、逻辑与路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葛涛||鲁迅佚文《〈木刻纪程〉广告》新考辛玲

编者按近十年来，为了更好地传承学术、打造优秀学报品牌，学报编辑部同仁在日常工作之余，又启动了学报“文粹书系”的编纂工作。

从新出土秦汉简牍文献看“稷”的所指及其历时演变点击图片查看2022年前四期目录及摘要2022年第1期2022年第2期2022年第3期2022年第4期排

南宋乾淳时期理学士人的典型活动与散文创作——以张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学研究张应峰

)，男，山东文登人，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曲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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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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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山师学报主编李宗刚教授与硕士研究生王沛良编选的《穿越时空的鲁迅研究：“山师学报”（1957-1999）鲁迅研究论文选》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精选了1957—1999年山师学报发表的鲁迅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较好地展现了山师学报在推动和深化鲁迅研究方面的实绩，堪称该时期中国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为方便广大读者了解此书，本公众号现将该书封面、目录、后记及该书附录一并介绍如下。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其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中国社会进步要求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以人民为中心，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优势。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在外部社会环境动荡、内部教育建制流变的情势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依然培育出众多女性精英，她们不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成果卓著，而且对20世纪上半期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追究原因，其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其一，网罗众家、大师云集。通过国文科（部）主任陈中凡的热心延揽，为女高师打造了一支大师云集的师资队伍，汇聚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各派的一流学者。其二，思想自由、兼收并蓄。女高师教师在学术思想、政见党派、教育经历，以及知识结构和治学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营造了一种思想自由、多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其三，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各派学者对中国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深沉关切、对女性解放和女性教育的特别关注，使表面的流变和分歧凝聚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关键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大学；大师；新文化运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又称“女高师”，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和国立女子高等学府。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8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增设“教育国文专修科”（又称“国文科”）一班，筹备改组高等师范。[1]1919年4月，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原有“教育国文专修科”改称“国文部”。[2]1924年5月，该校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简称“女师大”。[3]1928年，与其他8所国立高等院校合并为北平大学，改称“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专门招收女生。1929年，改称“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4]1931年7月，并入北平师范大学，成为今日百年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之一。[5]值得注意的是，从1917年筹备改组高等师范到1924年正式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之间的七年时间，适逢该校的草创时期和新文化运动的高峰时段。由于学潮影响和频繁的人事变动，这一时期的女高师处于“校无定制、教无常师、学无定法”的失序状态。[6]但是，经过短短七年的发展，女高师不仅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镇和中心，为社会各界输送了大量合格人才，还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女性精英，她们不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成果卓著，而且对当时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其中，既有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曾参与学生运动并光荣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也有“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中能够注目于革命性社会题材的第一人（茅盾语）庐隐，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淦女士”，还有20世纪20年代饮誉文苑的苏绿漪（苏雪林）、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和吕云章等第一代中国现代女作家，以及在文学史界“堪称豪杰”的文学史家冯沅君、《诗经》研究名家程俊英和屈赋研究名家苏雪林等一批知名学者，等等。[7]笔者认为，探究女高师在外部社会环境动荡、内部教育建制流变的情势下，依然能够顺利完成大规模的人才培养任务，并造就一批杰出女性精英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抛开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常规因素，进一步追问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层动因，并对我国当前建设“一流大学”背景下众多非一流大学的现实发展多有资鉴。一、网罗众家大师云集顾颉刚顾颉刚在评论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时讲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以后改称北京大学。但是，在蔡元培到任之前，学校的名称虽然改了，本质却没什么变化，清末的习气一直沿袭下来。[8]事实上，顾颉刚的评语同样适用于早期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当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最初设立教育国文专修科、筹备改组高等师范时，该科教育依然是清末女子教育的简单因袭，其发展主要受到两种限制。其一，由于传统礼教对“男女有别”、两性差异的强调，使得该科仍以养成“贞静、顺良、慈淑、端俭”，“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的女性为教育宗旨，[9]导致其专业教育远远落后于同等程度的男性高等学府；其二，民国初年对“学”“术”有别、“学”“术”分校理念的强调，使其囿于“高等师范”和“治术者”的性质定位，造成其专业教育止于“说文”“国文源流”等几门浮泛的通识性课程，偏于国文讲、读、作、评和习字等技能性训练，“学术性”严重不足。[10]陈中凡上述情况直到1918年秋季陈中凡担任教育国文专修科主任之后，才发生实质性变化。陈中凡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系哲学门首届毕业生。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推重学术研究，崇尚思想自由，使北大学风靡变。陈中凡身处其间，很快成为蔡氏思想的忠实追随者。1917年夏，因其表现优异，被蔡元培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预科补习班国文教员和国史编纂处纂辑员等职。[11]1918年4月，陈中凡应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方还之邀，为该校教育国文专修科主讲经学和小学课程。[12]1919年1月，升任该科主任。[13]在蔡元培看来，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以培养“硕学闳才”为根本宗旨。要实现这一目的，除去整顿学风，让大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之外，就大学的内部建制而言，关键在于“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蔡元培认为，“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是把大学“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重中之重。[14]当然，蔡元培在这里意欲改造的“大学”并非涵盖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而是特指像北京大学一样的综合性大学，至于类似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高等师范”，很有可能被其归为“治术者”的“专门学校”之列。[15]作为蔡元培思想的忠实追随者，陈中凡在升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科主任之后，很快就将蔡元培学术本位的高等教育理念引入国文科。但是，在借鉴蔡氏思想的同时，他似乎并未深究（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不同，以及“学”与“术”的区别，而是在一篇题为《学术进步之途径》的演讲中，循着类似蔡元培的思路直抒胸臆。陈中凡认为，今日中国的学术发展，不在学校（学堂）教育的普及，而全在高等教育中有无大师级的人物。高等教育在学术发展中责任重大，但学术的发展却“非学校之模型教育所能成功”，端在“二三大师，招集徒众，发明学理……倡导而成”。一言以蔽之，大学之大，即在大师。[16]据此，陈中凡凭借自己是北京大学哲学门首届毕业生、同时在国史编纂处担任纂辑员、与众多学界名流交厚的独特优势，通过热心延揽，为女高师国文科（部）打造了一支大师云集的师资队伍，汇聚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各派的一流学者（详见附表）。主要包括长于经学，与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并称“二叔”，连章太炎亦盛赞他的学问乃“千载一遇”的刘师培；善治小学，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造诣已能自成家数，并与其师章太炎齐名、时称“章黄之学”的黄侃；师从李梅庵、沈曾植和王国维等晚清老宿，其后与黄侃交厚的国学名流胡小石；著名文字学家、经学家顾震福；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视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开山之作，出版三年即连续八次再版的胡适；《新青年》创办者、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演讲）；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早期传播者李大钊；厉行北京大学改革，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蔡元培（演讲）；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者之一周作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胡适新文学改革的“最早同情者”、长于西洋历史的陈衡哲；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弟子、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傅铜；中国心理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张耀翔；金陵女子大学的未来校长吴贻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其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林砺儒；以及韩定生和刘以钟等多位20世纪上半期著名的教育学学者；22岁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史学家李泰芬；刘师培的得意弟子、《国故》月刊社的发起人兼编辑张煊，等等。他们或者开设课程，主讲其擅长的学术领域；或者公开演讲，宣传其学术思想。总的来说，刘师培、黄侃、胡适、李大钊等众多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各派一流学者的陆续到来，逐渐使女高师国文科（部）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北京大学文科的学术景观：学术本位的高等教育理念、大师云集的师资阵容、容纳中西学术精粹的课程体系、鼓励学术研究和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附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科（部）任课教师名录及教授课程一览表（1917.8—1922.7）资料来源：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编：《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览》，北京：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8年，第91-94页；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研究会：《本学年各科课程及担任教员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刊》1919年第1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研究会：《国文部学科课程一览并教授概况》，《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研究会会刊》1921年第3期；程俊英：《程俊英自传》，朱杰人、戴从喜编：《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1-289页；苏雪林：《苏雪林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11页。说明：本科一到三年的教师和课程名录主要依据《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第3期）整理，因该刊印行于1921年，编辑时间可能更早，而该级学生于1922年7月方毕业，因此该表所载教师和课程名录并不完整。如学生程俊英和苏雪林等提到的张耀翔、吴贻芳和陈衡哲等任课教师均未见注录，但因这些教师的具体任教时限和教授课程等信息无从查考，所以此表不再补录。二、思想自由兼收并蓄蔡元培在蔡元培看来，要把大学改造成为“专门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与“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原则相一致，还必须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1918年11月10日，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讲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17]为此，蔡元培认为，治大学者应该对于各家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8]对于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19]，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同样深受蔡元培这一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陈中凡认为，大学的宗旨在于学术研究，而“学术之道，宜于竞争，不宜于专主，竞争则有异同，有异同则有是非。学术者比较异同，求其孰是孰非，而天下之真理出焉。甲说与乙说对峙，而后有折衷之丙说出焉，丙与非丙相对峙，而后有折衷之丁说出焉。故春秋时学说最歧而最为发达”[20]。因此，鼓励学术争鸣，让持有不同学术思想和政见的学者自由驳辩，才是大学的应有之义。为此，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胡适、李大钊等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迅速崛起，陈中凡主动放弃了新学、旧学的“门户之见”，开始把各派学者网罗至女高师，逐渐使国文部形成了一种思想自由、多家争鸣的学术格局。首先，在学术思想领域，女高师的师资阵容经历了“桐城派”“文选派”和“新文学派”之间的新旧嬗替和激烈争锋。如1917年国文科的国文教师戴礼和潘树声是“桐城派”的服膺者，秉承“桐城派”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以及“文以载道”的精神[21]，他们重视唐宋八家散文的讲授，注意在教学中强调“三从四德”的妇德观念。[22]而1918年执教国文科的黄侃和刘师培则是“文选派”的两位领军人物。与“桐城派”教师不同，他们主张师法魏晋六朝的文体，力倡骈文为文体正宗，并引导学生用考据的方法治经。在20世纪初年，以两人为代表的“文选派”曾对“桐城派”进行激烈批判，并展开了一场骈散之争。[23]但是，两派在文学语体上却态度一致，均认为“文言古文”是唯一正宗语体，白话文作为俗文学的专属语体，难登大雅之堂。1919年秋季之后任教女高师的胡适、李大钊和周作人等则多是“新文学派”和“新思潮派”的领袖和中坚力量，为颠覆古文的正统地位，推行白话文，他们将当时“古文”的正统——“桐城派”和“文选派”作为共同的批判目标，斥责其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批评文言古文为死文字，用文言文书写的文学为“死文学”。[24]因此，在课堂上，他们向学生宣传新文学，介绍西方现代学术知识体系，并鼓励学生创作新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的传统学术和文化。[25]其次，在政见和党派上，女高师的师资队伍也是流派纷呈、立场迥异。譬如，同为文选派代表人物的黄侃和刘师培，在政见和党派归属上就存在很大分歧。黄侃早年曾经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后因清廷缉捕，避难日本。留日期间，拜在章太炎门下，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一面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11年，他以一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揭诸报端，发为辛亥革命之先声。民国以后，因袁世凯窃国，章太炎被囚，黄侃见国事日非，对政治心灰意冷，隧弃政从学，专心学术。[26]但是，与黄侃积极的政治取向不同，刘师培的“政治立场”则有些暧昧不清。早年曾投身革命，但在辛亥革命前夜，却出卖革命党人，协助端方镇压保路运动。民国以后，刘师培又作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27]难怪曾经共事于《国粹学报》，又同在北京大学任职的黄节指责他说，“申叔（师培）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28]。又如，在五四运动以后，新兴知识分子内部也发生了分裂。昔日曾经是“新文学”盟友的胡适和李大钊，也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两人不仅展开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持久论争，还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左右两翼。其中，由李大钊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属于左翼一派；由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则属于右翼一派。两派在学术思想、政治见解和社会改革路径上的差异，不仅导引了“五四”以后“新思潮派”的内部分裂，也逐渐扩展为更为深广的社会改革运动。[29]最后，在教育经历、知识结构和治学取向上，女高师的师资队伍也是师出多门，取向各异。从教育经历来看，多数教师具有留“洋”背景，对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程度的涉猎，其知识结构和治学取向大多体现出会通中西的努力。但是，具体到留学地域上，则存在留学“东洋”和留学“西洋”的区别。譬如，黄侃、刘师培、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林砺儒和刘以钟等人，大多留学“东洋”，取法日本。而胡适、陈衡哲、傅铜、张耀翔和吴贻芳等人，则大多留学“西洋”，求学欧美，对西方现代学术体系有着更为直接的接触和研习。另如邓萃英、韩定生等人，则先留学日本，后求学美国。并且，在“西洋派”内部，具体到留学国家上，也存在国别差异。如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傅铜留学英国，其他“西洋派”大多留学美国。具体到师承上，如黄侃和周作人等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刘师培则幼承家学、“三世传经”，胡小石师从李梅庵、沈曾植和王国维等晚清学人，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家杜威的学生，傅铜则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高足。此外，教育经历的不同，也使女高师教师在知识结构和治学取向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如黄侃、刘师培等人，由于师承晚清学人或早年接受系统的国学训练，其知识结构和治学风格大多体现出出入经史、博通古今的“通人”风格。譬如，1917年底，北京大学文、理、法三科各学门相继设立研究所，刘师培和黄侃均为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30]从1918学年的指导目录来看，刘师培担任的指导科目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和诸子四科，黄侃担任的指导科目为自汉至隋文、文选和文心雕龙三科。在当时的国文教授中，刘师培所担任的科目最多，其次是黄侃，其余教授大多担任一科。不难发现，身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和黄侃，所担任的科目已经横跨经、史、子、集四部，可以给予研究者以宏博、贯通的学术训练，这在当时“新学”勃兴，已多“专门家”而乏“通人”的教授队伍中是十分难得的。[31]而胡适、傅铜、陈蘅哲、张耀翔和吴贻芳等人，早年大多出身于新式学堂，其后游历欧美，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受到西方“分科而治”的现代学术体系的系统训练，因此他们在知识结构和治学取向上，多已放弃“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通人”之学，而是各就性之所近，专治某科，成为术业有专攻的“专门家”。

摘要：历史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其主要表现是：执政目标越来越以人民为中心，具有人民性；执政理念越来越求实，具有先进性；执政决策越来越尊重科学，具有科学性。取得这种历史性进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共产党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自觉拼搏的奋斗精神；具有中国历朝历代奋斗者共有的浓烈的社会公平正义感；具有自身历史生成的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正是这种有根有据的历史性进步和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推动和改变了中国，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并在这种宏大改变中改变了自己。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世界，当今世界也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进步性；执政；与时俱进；先进性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1921-2021），前28年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不断成长，逐步成熟，创立人民共和国；后72年执政，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本文主要研究后一段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获得的历史性进步，梳理和阐述其进步表现，挖掘和分析其进步原因，揭示其结果、意义或影响ꎬ概括总结经验，促进今后党的更大进步；同时，回应西方为什么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一、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历史性进步表现的梳理与阐述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自此也开始了向执政党的转变。7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国防等方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彰显出其执政以来的历史性进步。（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越来越以人民为中心，具有人民性马克思主义体系博大精深，归根到底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1]，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一生“为人类而工作”[2]，最后长眠在他的工作椅上。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基础，明确了党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且找到了它奋斗所需要的力量——人民——这个伟大源泉。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开始了改变中国的伟大实践。它经历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人民解放，逐步走向全人类解放的进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等人在创立中国共产党之后，带领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终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一生为了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名言，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行动准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从开国之日起，就醒目地刻在国务院和中央党校的迎门壁上，以及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门牌和全国人民的心中。从那时起，以“人民”称谓的诸如人民军队、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人民铁路、人民邮政、人民医院、人民教育、人民防空等的牌子便随时映入眼帘，成为中国最富有特色、富有理念的政权标记和社会标志。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五星红旗上的五角星。“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3]，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初心的人民性。“一切为了人民”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及个人工作的座右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30年后，国家面貌有了较大改观。但当目睹老百姓的生活仍无大的改善时，作为继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邓小平，感到十分对不起人民。已经70多岁的邓小平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4]、应当对人民负责之心，勇敢地肩负起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任，提出和确立了后来成为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号，并被历届党的中央委员会所遵循的——实现人民生活小康社会——“三步走”的奋斗目标，以及评价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人民满意不满意”的标准。之后，接续这个重任的江泽民同志，决意先实现第一步人民温饱的奋斗目标，并为此大刀阔斧地拓展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3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力得到很大增强，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改革难度也随之增大，发展也遭遇了新瓶颈——个别丧失了“初心”的官员腐败现象多有发生，一亿人口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环境污染的压力持续加大；伴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到来，我国经济结构原本不够合理，产能过剩、产品积压，传统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再加之新自由主义“自由化”风气的渲染，中国应当走向何方？2002年接续党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首先提出中国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走自己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久又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当时启动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以人为本，这个体系覆盖到所有的中国人，要让每一个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工作思路更加明确、清晰、包容和开阔，即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要“以人民为中心”。这六个大字看似平常，却是从工作实践上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实，从此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目标更加切实地落到了实处、落到了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实处。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从不同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发。例如，在面对党政领导干部时，他说：“腐败问题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这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5]在面对扶贫干部时，他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6]在面对人民群众时，他说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8]。他无数次郑重告诫全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解释说，共产党的初心、共产党的使命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就是党和人民心中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他上任伊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全党开展集中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就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内在本质属性即人民性。此后，他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惩治腐败、扶贫攻坚、全面深化改革、打响金融保卫战和蓝天保卫战、英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直至今天的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战。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全国人民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总之，中国共产党执政70余年，心里装的不是自己，而是人民，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当今世界上，一个一心为了人民的执政党一定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即使出现了一些失误，人民也会谅解它；而一个落伍到一心只为着保持自己执政地位、不再尊重人民的党，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它。（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越来越求实，具有先进性所谓先进理念，首先是合乎实际的，只有尊重事实，才能尊重真理；然后是能够引领时代前进，满足现实的需求；最后是能推动历史前进。在中国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前进。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早、最能称得上先进理念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1945年，在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的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思想”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或指导理念提出来，此后一直沿用到今天。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党都比较谦虚谨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毛泽东思想合乎实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大理念，在这个时期得到充分展示和运用；然而，在三年经济恢复，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我党开始出现骄傲和急躁情绪。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理念，就不那么合乎中国实际，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具有较大的空想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重提“阶级斗争”的口号，以及所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念，进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切合中国实际、更加落后于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已经由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时代的主题、世界人民的关注和需要，不再是如何发动革命，而是如何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文化。“文化大革命”这场历经十年之久的灾难性政治大运动，向我们表明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之艰难。它的破坏性远比我们想象得深远。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一时显现的“极左”形象，至今挥之不去，似乎形成了偏见或成见，给我们的国内外工作尤其外交工作带来了许多阻力和困难。但是，即使在这种灾难阶段，毛泽东也没有忘记“独立自主”的理念。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期，中国有效反击了苏联霸权主义，恢复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了国际和平环境和外交有利条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通过总结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恢复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核心理念，提出了一个接一个的新理念。这些理念有两个共通的特征：一个是它们先后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有着先进性质；另一个是，它们大都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那里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后来人必须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然就说不清我们党的历史性进步，更显现不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再次表现出的伟大。2012年，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念。因为此时正值开始全面决战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所以其意义重大。这一理念极大地激发了党和人民梦寐以求的强军强国富民的热情；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同志在系统总结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集开国先贤和改革开放后历代中央领导人治国理政先进经验以及外国治国先进理念之大成，创新性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最新指导理论体系。其中，著名理念有：“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念；“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理念；“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创新、协调、和谐、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交往理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和“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理念等等。理念辈出、丰富多彩。作为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艰难曲折而沧桑巨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这些越来越尊重实际、求真务实、先进而丰富的执政理念引领下走过来的。对这个过程、这些经验，许多外国人不了解、不懂得、不相信，甚至有些敌对者加以攻击歪曲，这都是难以避免的。这里最需要的就是等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时间说话，日久见真相。同时也需要交流，需要沟通，多做一些说服、说明或展示工作。本文就是应对这种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论证和展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历史性进步，而对那些用心不良的污蔑就需要反击。譬如，要特别反对那种动不动就说“中国威胁论”的冷战思维——美苏之间意识形态划线，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世界各国靠边站的思维。此种思维不适用今天，因为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关系。这种思维实质上是想让中国再退回到贫穷落后的时代，让世界再坠入对抗分裂的深渊，这才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决策越来越尊重科学，具有科学性这种科学性，表现于方针政策本身，源于决策过程，主要是决策机制越来越科学、民主和规范，既有威权性又有民主性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其中，现代互联网技术无疑增强了决策机制的权威性，同时扩大了其民主性，成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不可或缺的要素。它的权威性之大、民主性之广、起到的作用之强，也是以往任何舆论工具所不可比拟的。这一科学决策机制的建立，首先与科技改变社会生活有关，同时与我们党反思“文化大革命”中民主和法制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更加注重民主与法制的恢复和建设有关，尤其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直接相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独特的结合。同时，也是我们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之间进行探索，寻求平衡，达到有机结合统一的结果。它不但更好地保持着共产党领导的权威性，而且越来越具有了执政的民主性。西方民主具有最初的自由和民主优势，今天却正在变异和丧失，而权威性却是天生不足。新冠疫情的防控不力和失败，是最新、最有力的数据证明。两相比较，中国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优势，其缘由正是科学的决策与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既科学又有效的大政方针，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出台。虽然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不断调整，但改革实践步伐却一届接着一届不曾间断。在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即开始对内铺开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开放口岸，设立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建立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既有国企又有民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发展，促进了发展。在改革稍后，加快了发展和全面发展；鉴于发展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又开始了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先攻坚克难，全力调整经济结构，实行供给侧改革；后鉴于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严重打击和影响，大力倡行以国内为主的国内国外双循环发展。与改革和发展相匹配，越来越有成效地加紧了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的步伐。贪污受到惩治，违法受到追究，人格受到尊重，私产受到保护；与此同时，对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所有这些都确保了国内政治和社会大局的安全稳定。也就是说，改革、发展、稳定贯穿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并且成为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体，最实际地回答了“中国道路”是什么的问题。在践行这条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有两个实质性的政策方针内含于其中，需要特别提出来并加以分析说明。第一个方针是，对外实行的以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合作共赢为要义的“和平发展”方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结束了极“左”的意识形态划线、孤家寡人式的外交，恢复了和平共处传统外交之后，迎来了延续半个世纪至今的与各国和平交往，与世界和谐相处，并开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春天。虽然当前或今后可能较长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紧张，但这只是历史的一段插曲，百年中美关系早已形成紧张、缓和、再紧张、再缓和的历史常态。它不会改变二战以来开始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各国合作共赢的时代大趋势、大格局。也就是说，正是这个对外的“和平发展”方针，保障了执政和建设所必需的和平、和谐的外部环境。第二个方针是，对内实行的“学习和创新发展”的方针。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方针。这个方针不是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而是首先学习，然后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改造和创造，是一种学习型的中西融合创新发展方针。改革开放为这种学习提供了需要、条件和可能。改革与开放，开放在先，没有开放，就不知道改什么和怎么改。什么是开放？开放就是交流，就是学习，因为中国落后，所以开放主要是向先进发达国家学习。多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扎扎实实地响应和践行了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和方针。学什么呢？就是要学中国最急需又最缺少的，学市场、学技术、学管理，学中国人民最想要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需要学会交流的工具——外国语，因此，英语学习成为全民热，大学校园持续热；同时向外国学人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现代生活方式；另外，较为深入深刻一点的学习，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新观念也在领会、思考和创新性运用之中。近年来，由于中美关系渐次紧张，欧美发达国家总是在关键技术上封锁打压我们，因此我国更加注重了核心技术的学习、攻关、创造和自主自立。中国人的好学与勤劳、聪明和创造闻名于世。中国奇迹的出现，很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学习和创造成就的。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适合中国需要和中国实际、因而最管用的正确方针。它不但缩短了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而且适合于中国人创造力和执政党活力的发挥。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实践，实际上，就是向外国学习、创造、再学习、再创造的过程。其中最为珍贵的成果，就是包括中西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核心标志应该是它的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于一体的文化意识形态理念体系。其实践的主要内容就是探讨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中国要塑造什么样的人的价值目标问题。今天中国的富裕和美丽，今天中国道路和文化的自信，今天中国人的满面春光、满怀信心，都源于这个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获得的历史性进步，正是在这个主义的引领支撑下取得的。西方有些人总是说，只有自由主义能让人有创造性和批判思维，因而才能带来技术成功。这种观点是指人在处于自由状态、心情舒畅环境里，创造性能够得到有效发挥，有一定道理。但把它绝对化，持傲慢优越感，攻击一个党否定一种制度，就大错特错了。现在的世界，是美国技术创新在走下坡路，中国专利申请数和个别重大领域的技术突破，走在了美国前面，在更多领域赶上美国技术优势是可能的。现在世界所需要的，不再是出自意识形态的固化推理判断，更不是由此形成的傲慢歧视心态——这是保守落后过时的思维——而是需要各国尤其是美国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健全完善自己的创新体系。二、中国共产党历史性进步原因的挖掘与分析（一）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共产党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自觉拼搏奋斗的精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9]（《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0]（列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11]（《义勇军进行曲》）……这一声声的呐喊、这一声声的呼吁，正是世界被压迫人民及其代言人——世界共产党人所表达的为了理想、为了翻身求解放的那种拼搏、奋起、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奋斗精神正是源于世界共产党。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是一个机器工业革命激情燃烧、资本原始野蛮积累、资产者的财富巨额增长、无产者的贫困也在巨量增加的年代。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彼时，新兴资产阶级与新兴无产者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再加之与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欧洲庄园主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欧工业国社会矛盾呈现十分尖锐又十分复杂的状态，一场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之间的战争——1848年大革命发生了，另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革命战争在酝酿，1871年爆发了巴黎公社武装起义。“革命”就是实在生存、生活不下去的人民推翻统治阶级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发生的行动。资产阶级革命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自觉行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但以建立人民共和国为目标，更是实现崇高社会理想的自觉行动。这个社会理想就是被恩格斯称作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美好的社会里，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同时每个人也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而人成为自由的人。当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却令受压迫剥削的无产者劳苦大众向往和鼓舞，从而建立起他们为之奋斗的价值观和理想。正是在这个社会理想的引导下，列宁领导俄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之国”。之后，欧洲各国工人革命及70年后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失败了，但亚非拉各国民族民主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却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不管革命失败还是成功，其中所需要的、所蕴含的、所彰显的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拼搏精神永存人民心中。世界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在中国，最初表现在1921年党的“一大”纲领里。那时党的创始人还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因而照搬了苏联共产党的纲领，却破天荒地提出了在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并且喊出了要“为共产主义崇高事业奋斗终生”的口号和誓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理想。正是这个初心、使命和理想，驱使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为之去拼搏、去奋斗，形成了自己顽强拼搏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革命时期先后表现在“打倒北洋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解放全中国而斗争的历史征程中；在建设时期表现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表现在“为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卓有成效的拼搏践行中。“斗争”“奋斗”“拼搏”，成为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的时代精神，成为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关键词。这一精神“深深地熔铸在党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进行的不懈奋斗伟大实践之中”[12]，激励和推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进步，过去推动革命党进步，现在推动着执政党进步。（二）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中国历朝历代奋斗者所共有的社会公平正义感这里的“奋斗者”，一指古代农民起义领袖，二指近代一心救国的志士仁人，三指现代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传统。这一传统集中体现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中国人及中国共产党人浓烈的社会公平正义观念，正是在这些奋斗者们千百年来为解决土地分配不公问题而奋起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的历史过程中渐渐凝结形成的。古代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其起义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最先发出了社会要公平、人间要正义平等的呼声。之后历代千百次农民起义，直到最后一次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及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都无一例外地留存着这种公平正义传统。近代中国，孙中山发动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他的《建国大纲》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平均地权”的思想。在最有中国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从毛泽东《井冈山土地法》到《中国土地法大纲》，集中阐述的一点就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现代中国，这种公平正义观仍然集中表现在土地问题上。新中国在刚刚完成土地改革后不久，即开始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一举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实行了土地公有制度。然而欲速则不达，一方面，这虽然在短时期内对于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历经几十年艰辛探索，终于形成了今天的兼顾公私利益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度。那么，为什么千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土地问题上纠缠不休、奋斗不止呢？这是因为土地问题是关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旧中国社会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并拥有权力，农民失去土地和没有权力，地主出租土地占有农民的劳动果实，从而形成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公平不正义问题；新中国毅然实行土地公有，但又出现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两种方式同样的结果，都阻碍生产力发展，没有解决社会不公平不正义问题。因而要不要解决和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公平不正义问题，便构成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条主线，不论古人还是今人都在尽心尽力地解决它。所以，中国由土地造成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中国志士仁人，尤其是近代以来对中国最负责任、最有使命感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以，共产党人的浓烈的社会公平正义感是千百年历史凝结生成的。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也正是在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过程中，推动了新中国进步和改变，同时推动了自身的进步和改变。（三）中国共产党具有自身历史生成的极强自我修复能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13]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形成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的呢？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上，既有大胜利也有大失败，胜利中有失败，失败中有胜利，胜利转为失败，失败又转为胜利，并且胜利和失败穿插接续，呈现出毛泽东所概括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的规律性发展情形。这也是一个由胜败转化、曲折发展、形成和造就自我修复能力的历史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组织工人运动，后开展农民运动，最后同国民党合作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国民大革命；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蒋介石集团的背叛和陈独秀主动放弃领导权的错误，革命最终失败；但共产党人不甘心失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及南昌起义以后，毛泽东领导开辟并为后来的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道路——“井冈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道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十几万红军几乎把南方各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于是，一直主张攻打大城市的上海党中央和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骄傲起来，开始与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打起御敌于根据地之外的阵地战。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至此几乎陷入绝境。然而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开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革命有了新的转机。我党放手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仅仅几年的时间，队伍又重新壮大发展了起来，北方几大块根据地开始连成一片。也就是说，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国民党再梦想消灭共产党已经成为不可能。从1945年党的“七大”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大。先是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国民经济三年奇迹般恢复的伟大胜利；最后是抗美援朝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狂傲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的伟大胜利。正是这几个接连取得的巨大胜利，让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世界上开始立住了脚跟。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国民经济胜利恢复以来，全党全国处在国内国外巨大胜利后的喜悦之中。骄傲的情绪、自满的情绪、急躁的情绪又开始滋长起来，并且似乎形成了一种搞建设比搞革命要容易的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尽管党中央发出“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的告诫，但实际做起来往往控制不住。1953年，我党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宣传“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思想文化路线上批判资产阶级，1956年“三大改造”提前完成，1957年进行反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斗争，1958年大跃进刮起共产风，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同年引发全国饥荒，接着被迫进行了五年经济调整；当困难形势刚刚开始好转，1963年又开始重提阶级斗争，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持续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1953年到1976年这20多年间，虽然在经济建设、国防、外交和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失误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大，并且错失了第三次新技术革命世界性大发展的时机。急于求成总是不成。党、国家、人民在路途漫漫的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好像又重新陷入类似1935长征前后那样的逆境、困境甚至绝境之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根本上扭转了这种被动局面，中国由此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至今40多年间虽然胜利都是基本性的不完全胜利，而且胜利中有曲折，但从总的趋势看，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那个辉煌时段相似，胜利是一个接着一个，也是一个比一个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实现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转变，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新走上正确、健康、希望的轨道，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正确方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胜利。接着有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胜利，90年代城市改革的胜利，新世纪初加入世贸、走向世界、全面发展的胜利；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消灭绝对贫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胜利，以及2020年全国战胜新冠疫情、恢复经济、实现世界主要经济体唯一正增长而享誉世界的胜利，等等。由上所述，成立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从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再胜利，一路走到今天；2021年，又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开启新征程。能够推动这个历经曲折、转危为安、奋勇前进的力量，有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的许多因素，但最基本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内生的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的源头活水在哪里呢？其一，源于中国共产党的虚心好学态度和习惯，而这又源于党的历史上因两次骄傲而失败的沉痛教训。如前所述，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因南方根据地和红军发展壮大而产生的骄傲错误，王明教条主义打阵地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教训；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新中国成立前后不断取得胜利而产生的骄傲，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的错误，这个错误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长达近20年时间，也几乎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陷入绝境。这两次骄傲、错误，其表现形式是“极左”的，其根源上都是认识落后于实践、落后于时代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落后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继续革命”错误则落后于和平发展时代。时代变了，他们不能与时俱进，所以犯了落后于时代的错误。王明教条主义虽然在中国表现为“左”的超越革命发展阶段，但它源于共产国际的欧洲城市武装起义战略。这个战略有违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革命和平发展的思想。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处在资本主义“黄金”发展阶段，欧洲各国社会稳定，工人福利提高，没有革命暴动要求，从而使革命和平发展、社会和平过渡成为现实和可能，俄国十月革命后欧洲各国武装起义都相继失败，欧洲出现了近百年的稳定和平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势下，王明教条地奉行已经过时的国际城市暴动，虽然是武装斗争道路，但却是过时的城市暴动战略，不合乎国情，更不合乎世情。那么，如何解决这种认识落后于时代的问题呢？历史告诉我们唯一的好方法，就是学习。在百年党史上，比较大的学习有两次：第一次是在中国革命时期的延安整风全党大学习，那时全党展开学习竞赛，在党内形成了学习之风。第二次，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实行的“学习和创新发展”方针形成的全民大学习热潮，养成了虚心好学的态度和作风。新世纪党中央继续努力学习。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集体学习制度开阔了委员们的眼界，带动了全党高级干部的学习热情。历史已经表明，这两次大学习都收到了极佳的社会效果。前者保障了解放战争以来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后者保障了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过程中的不断胜利。所以，本文把我们党这两次大教训结论归于学习上，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学习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为此就要学习，向世界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别人学习。其二，源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批评、自我革命精神。延安整风是革命时期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范例，其结下的硕果之一就是《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弄清了问题，达到了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治病救人、全党团结的目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五年后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该决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纠正了国内外“非毛化”错误，从而稳定了中国国内政治大局，为团结一致、聚精会神搞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前提。党的百年历史上的这两个历史决议，堪称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批评的两个范例。党内自我批评本身具有自我革命的属性和功效，但自我革命的最典型范例，还是改革开放和反贪打黑。因为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牵动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行各业、各种人的实际利益，改起来往往伤筋动骨，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近几年开展的反贪除黑，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艰难，因为在现行体制下贪黑势力往往都与权力联系在一起，都是大大小小的权力背离了党的宗旨。古今中外都反贪反腐打黑，但收效不一。今天中国的反贪反腐打黑却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其原因主要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动手、刮骨疗毒的一场自我革命。这就解答了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反对党的监督，为什么做得好的疑问。总而言之，这些努力学习和自我批评、自我革命的成功案例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能够通过学习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讲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修复能力”。这种自我修复能力的源头不是泊来的思想和文化，而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理念。中国人自古养成了“吾日三省吾身”等内敛、自省的性格。当今中国，无论是当政者，还是平民百姓，在做了错事之后往往自省，作自我批评，找出自己的缺点、不足和责任。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和习惯。三、当今世界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一）中国共产党变了，由落后大国革命党变成世界更加尊重、信任和支持的新兴大国执政党综上所述，7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历了由“不会执政”到“学会执政”，由敢于执政到善于执政的历史过程。笔者也亲历并完整地体验了这个过程，逐渐懂得、认同和维护从这个过程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其一，中国共产党逐渐展现出自己是一个有前途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针方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执政体系。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共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性进步。这种进步，首先表现在它的执政目标越来越以人民为中心，具有人民性。它更加尊重人民，因而获得了人民的更加尊重。有了“人民”这个伟大力量的源泉，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有了前途和生命力。其二，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方向的执政党。目标是方向，但实现目标首先靠的是理念，理念是实现方向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越来越尊重实际、求真务实，具有科学性，从而具有了执政的思想指导力量，从而实现人往一处走，劲往一处使，无往而不胜。其三，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执政党。这是因为它的执政决策机制越来越科学，从而获得了执政的支撑力和执行力，使它行稳致远。治国理政达到高效能，执政达到坚强有力。其四，中国共产党更加懂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着为实现崇高理想而自觉拼搏奋斗精神、有着浓烈的社会公平正义感和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的政党。正是这种精神、价值观和能力，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性进步。2020年，在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期间，中国共产党执政动机之善、执政能力之强、执政水平和效率之高、执政根基之牢之深，都达到了自己的新高度。因而，在国内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信赖，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国外，它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尊重、信任和支持。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主要在亚非拉，尤其在非洲，这是由于它们有着以往共同的殖民地命运，以及长期以来彼此相互支持的原因。但自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以来，状况有了变化。中国最先走出疫情灾难，并且率先恢复了经济，对世界伸出了援助之手，令非洲兄弟感激，东南亚邻居信赖，欧洲人另眼相看，美国人目瞪口呆。也就是说，他们开始真正了解中国，信任中国，今后也会越来越支持中国。2020年全球知名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发布的《2020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民对中国各领域发展的信心不断增强，中国的信任度综合指数同比增长3个百分点，以82%的成绩连续第三年位居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首位”[14]。新加坡国立大学知名学者马凯硕，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上发表题为《西方应听从拿破仑的建议让中国沉睡不醒》的文章，分析说：“事实上，中国的邻国、包括亚洲最大的（西方式）民主国家无一主张在北京推动政权更迭。即使它变得更加强势，但现在这样一个稳定、可预测的中国也比另一种更为可取。”为此，他建议西方国家要看到中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进步，劝告“西方该彻底反思在中国问题上的所有基本假定了。西方政府应学会与中国领导层共处、合作，而不是希望其转型或早日消亡”。[15]马凯硕的分析和劝告代表了世界人民的心声，世界需要重新认识中国，西方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二）世界和时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变了，现实的人和政党的认识也需要跟着改变什么是时代？从世界政治角度说，时代就是世界大势所趋，各国人心所向。这个大势和人心趋向和平与发展，就是和平和发展时代。世界近现代历史在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推动下，发生了时代性的转变，即由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争、革命、对抗、称霸的旧时代，进入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其转折标志性事件，应该就是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特征来说，大流行之前处于量变过程，之后则发生了质的变化。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历史发生时代性转折，战争与革命时代开始结束，和平与发展时代开始到来。此后，进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峙、对抗、斗争。冷战时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和争霸，成为“二战”后时代演进的主旋律，此时称作美苏争霸阶段。中国先是“一边倒”站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后反对苏美争霸，中美恢复邦交，中国站在美苏间犹如足球场上的“自由人”，应该说，这是一个主动有利的位置。中国正是在这种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实验，从而开始了发展和壮大自己。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试图独霸世界，但由于欧盟的成立和中国的崛起，抑制了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从而引起美国的不满。美国在冷对欧盟的同时开始扼制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历经百年发展之后，由于新自由主义引导，美国基础工业开始大规模向劳动力价格低的中国等国转移。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开始大举招商引资，加速发展；而美国却因此引起国内就业岗位减少，引发工人不满，形成了政治严重分裂的局面。美国的根本问题是不平等，收入、教育、种族、边远与内地的不平等问题是内部分裂、国家衰退的根源。美国虽然仍然强大，但已经开始衰弱。然而，恰恰在美国国力开始下降、中国国力开始上升的时候，新冠病毒在世界开始传播。美国因特朗普政府应对不力，疫情至今肆虐，且疫情还催化、生成国内分裂。“1.6”国会事件，虽然不能说彻底摧垮了美国，但可以说它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大国地位，还有美国人狂傲的自信心态。相反，中国不但成功抑制了疫情而且最先恢复了经济，更加展示了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优势，以及日益增长的国力和国威。世界各国因疫情更加紧密团结与合作，合作与共赢成为这个阶段的主旋律。所以，应该说，世界将会在新冠病疫大流行之后，更加鲜明、更加实质地结束战争、革命、对抗、称霸的旧时代，正式确切地进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2020年世界抗疫成为划分新旧时代的标志。正是在这种新的时代转换过程中，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各国政党和世界的主体——人，都与时俱进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现实主流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共产主义，不再是革命时期形成的“剥夺剥夺者”的革命共产主义，而是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的理想“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讲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的美好社会状态；其资本主义首先发生了新变化，不再是财富与贫穷同时巨量增长、竞争与斗争你死我活的状况，而是处于和平发展阶段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代资本主义；然后社会主义发展也具有了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是苏联模板式公有化计划化的社会主义，而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特点的公私兼顾混合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最有争议的“民主”“自由”，现在中国的“民主”是对所有人的人民民主，在制度运作上不但有票决民主制度，还有发达国家缺少的协商民主制度，中国民主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个人自由不但不再因贫穷而被忽视，而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元素，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广泛尊重和关注。事实表明，中国的民主自由不是欧美国家所表现出的变异的无政府、绝对化片面性状态，而是正在给世界带来灵感或榜样的民主与集中结合、自由与纪律统一的新常态，显示了与西方相比更具有优势地位更为先进的性质。在现实各国政党变化方面，过去不论先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党，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党，除了一些在历史上消失的以外，现在大都成为执政党。他们专注于本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选民的拥护程度，虽然他们也受到某种反共遗存格局影响，但仅限于残余影响，并没有形成两个敌对阵营，或冷战对立。在现实世界的主体——人方面，从整体上看，现时代的人不再是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时期依赖性的人而是独立性的人，不再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片面发展的人而是开始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不再是没有文化或少有文化的愚昧状态的人，而是中小学文化占主流或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人占主流、越来越文明自由的人。而世界现实人的这种变化，正是人类社会进步、世界和时代变化的根本推动力。这就是说，世界已经在大踏步前进，人类已经在大踏步进步。然而，在西方，有些人却无视这些大变化、大进步。近年来，他们重弹陈词老调，不断抹黑共产主义，抹黑中国共产党，虽然兴不起大的风浪，但其显露出来的落后、片面、无知和狭隘，却令人吃惊，不能不引起警惕。在时代引发的世界诸多宏观变化中，最显著的微观变化趋向就是欧美在衰弱、亚洲在兴起，中国在崛起。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已经由落后大国的革命党变为新兴大国的执政党。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得由不独立到独立，更加注意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尊严；变得由贫弱到富强，更加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利，不再惧怕欺凌和霸权；变得由区域影响到影响世界，显示出更多的大国担当。或许越是这样的改变，越容易引起世界的关注：或维护，或观察，或疑虑，或警惕，甚至遏制。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是至善向上造福人类的，尽管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根本无意替代苏联同美国争夺霸权，但世界历史形成的反华和“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逆流格局难以马上消除和逆转。那么，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苏联解体主因在其内部，欧美衰弱也根源于其内部，都是内部出了问题，不攻自破。这或许是大国兴衰的规律。所以，还应该是老办法：中国永远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永远都要管好自己。综上所述，世界和时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发生了改变，但它们都没有按照西方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让世界回到冷战，去全球化，一国称霸；也没有如西方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民主转型”和平演变，或“历史终结”迅速崩溃；而是按照自己的发展轨道：世界变得更加多极，更加合作和共赢，人类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变得更加融入世界，更加坚强，更加文明，更加受到世界的尊重、信任和支持。由此可见，欧美多年在世界强制推行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及许多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成功，其原因不在于它们的智慧，而在于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有限时效性。过去时效高，在时代已经变化的条件下，开始渐渐变低和变异，但如果仍然固执、固守、保守，一成不变地把它绝对化，那么，就会落后于时代或成为时代落伍者。所以，西方应该学会改变，学会与时俱进，学会尊重别人、别党和别国，认真改变自己。注释[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3]王庚南编著：《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页。[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5]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7页。[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66页。[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1页。[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2页。[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10]《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11]王庚南编著：《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页。[12]孙占元：《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光明日报》2019年5月14日。[1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160页。[14]方莹馨：《〈2020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发布》，《人民日报》2020年3月7日。[15]转引自《西方对华政策失败源于三大错误》，《参考消息》2020年9月24日。原文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作者简介许庆朴(1942—)

摘要：现代历史时期，由于百货公司空间的生产，产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成了现代消费社会的观念形态，空间成了有意味的形式。由此，海派文学中的百货公司叙事也体现出丰富意涵：一是百货公司作为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呈现了社会各阶层的观念形态，丰富了作家的情感表达方式及都市体验；二是百货公司橱窗及柜台空间，成为展现阶层及政治冲突的书写手段；三是百货公司作为女性生存空间场域，成为展现性别文化及女性解放的最佳书写场所。现代历史时期，百货公司及其周边娱乐场所空间的开拓是海派文学得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这个时期的百货公司空间及其各种设施，乃是资本的一部分。它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商品经济的生产模式，并被用来生产利润及剩余价值。百货公司空间的这种资本操作构想，也影响到文学形态。吴福辉认为新感觉派小说的出现“是与这个城市的现代消费文化的成型密切相关的”，他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上海租界内南京路、霞飞路林立的百货商场、饭店、酒吧、电影院、跳舞厅，没有活动其间的白领阶层，也就没有了新感觉派的表现对象和消费对象。”[1]正是因为百货公司及周边娱乐场所空间的生产，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滋生了新的生存方式，也“重新塑造了新的阶层区分，塑造了新的社会关联”[2]，从而也塑造了民众的现代消费观念，形成了新的情感结构，继而产生了新形态的文学。而文学也赋予了这些新空间以意义，并构成了文学中的空间叙事。有论者认为研究文学中的空间叙事非常重要，因为“人类的叙事活动与人类所处的空间及其对空间的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3]，

这里，鲁迅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哀哀切切的情绪氛围，表达出了无限悲痛的情绪。但又不止于悲哀，也有愤懑。鲁迅对牺牲的革命文学青年的一往深情，对反动派的满腔愤怒，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把“鲁迅的方向”确定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之后，鲁迅便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价值体系中，获得了认同和推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时期，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占据主流位置，甚至在某些时段，鲁迅还被“四人帮”当作推行专制政治的工具，沦落为大批判的承载形式。然而，在这一现实政治的夹缝中，鲁迅研究依然犹如植根石缝中的小草，顽强地生长着，这由此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后期鲁迅研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即在大批判这一外在应景式的文章背后，隐藏着某些具有学理性质的鲁迅研究因子。其中，《山东师院学报》（即《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在学校改名前的名称）在粉碎“四人帮”前夕刊出的“纪念鲁迅逝世

鲁迅对自己为什么从事现代小说创作，曾经这样说过：“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学术界也基本上顺承了鲁迅的自我言说并予以分析论证。但是，这样的解释无法说明，同是受外国作品和医学影响的鲁迅，为什么没有赋予《怀旧》以现代的品格，却将这一现代品格赋予了《狂人日记》？从鲁迅现代小说创作的阶段来看，这固然与正在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为什么同处于这个历史时期的其他作家，却没有最早创作出现代小说？其实，中国现代小说之所以能够在鲁迅的手中生成，与鲁迅在现代小说理论认识上的飞跃是分不开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正是促成鲁迅对现代小说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的节点所在。通俗教育研究会，作为民国教育体制内的一个半官方机构，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生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但是，学者们在对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的阐释中，却忽视了这个半官方机构的重要作用。因此，重新审视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一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机构，审视其对现代小说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的，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能够较好地完成与晚清专制政体的切割，同时适应民国政体的现实要求，在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政策上的调整。一方面，把学校教育纳入到了民国教育体制之内。具体到教科书的编撰上，删除了那些不符合民国政体要求的话语。另一方面，把学校之外的社会教育也纳入到了民国教育体制之内，在教育部首设了社会教育司，专门掌管社会文化教育，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教育部官制于普通司专门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实力督促进行。”教育部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推进通俗教育的发展，于1915年增设了“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一半官方机构。该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该会由教育部设立，受教育总长直接监督，会长、各股主任均由教育总长指定，会员由教育部职员以及学务局、教育部直辖学校、京师劝学所、京师教育会、京师通俗教育会的成员充任。对此，有学者认为“通俗教育研究会与教育部之间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通俗教育研究会与教育部之间并不仅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本身便是在教育部主导下设置的，并履行了教育部的某些行政职能。因此，对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准确定位应该是，它隶属于教育部、但与教育部又有所疏离的半官方机构，这与纯粹的社会团体有着显著的区别。通俗教育研究会作为半官方的机构，又分为三股：小说股、戏剧股、讲演股。其中，小说股负责对新旧小说的调查、审核、选择、编辑、撰译、改良等工作，除设一名主任主持办理股内事务外，又设调查、审核、编辑干事各三人分工负责股内工作。作为半官方的机构通俗教育研究会，其各股的主任是由教育部任命的，那么，担任小说股主任的候选人，不仅要熟悉中外小说翻译和小说创作实践，而且还要获得教育部总长的认可。显然，鲁迅正适合这一要求。早在留学期间，鲁迅便刊发了《摩罗诗力说》等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还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可谓是对中外小说翻译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怀旧》这部文言短篇小说。显然，深谙中外小说创作和翻译的鲁迅，从专业素养上是最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候选人。当然，作为带有半官方机构的主任，还需要承载官方的意志，否则的话，专业素养再高，也无法担此大任。从做人行事来看，这一时期的鲁迅，与上级的关系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搞到剑拔弩张甚至是对簿公堂的地步；从政治思想来看，此时的鲁迅正好暂时收起了自己的文学启蒙之梦，专注于抄古碑和研究古代小说，这种困顿的人生状态，相对于官场来说，恰好是其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文艺思想来看，鲁迅还没有完成对既有的传统审美法则的决裂，其小说翻译和创作，依然使用文言文，这在人们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处，反而是一个人学养深厚的象征。正是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鲁迅被任命为小说股主任，并主导起草了《小说股办事细则》，规范了有关审核小说的范围及程序。这说明，小说作为通俗教育的一翼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并通过制定有关小说创作及其奖赏体系，对小说的创作和翻译起着导引作用。细读《小说股办事细则》，第一节作为“总纲”主要是对整个小说股的工作进行全面界定。第二节对调查进行了全面的规范，指出：“不论内外国新旧小说，本股均应设法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