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召林｜激情的迸发——鲁迅文艺批评的感情色彩
编者按：惊闻卜召林先生于8月1日不幸病逝，编辑部全体成员深感悲痛！卜先生在鲁迅文艺批评研究和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研究上多有造诣，先生惠赐本刊的稿件《激情的迸发 ——鲁迅文艺批评的感情色彩》（1991年第6期）曾在学界引起反响，现收入即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文粹书系《穿越时空的鲁迅研究——“山师学报”（1957-1999）鲁迅研究论文选》，孰料先生遽然离世，这给本刊同仁带来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卜召林先生的道德文章将书写在山师学报的发展历史上！
激情的迸发
——鲁迅文艺批评的感情色彩
卜召林
鲁迅的文艺批评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文艺批评和创作一样，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但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可以说，带着强烈的感情去感悟和评论作品，是鲁迅文艺批评的显著特色。
一
鲁迅是立在时代制高点上的文化伟人。不论是他的文学创作还是文艺批评，都是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的。鲁迅的一生，非常重视社会学批评。社会责任感使他无论写什么，都忘不了当前的斗争，都压抑不住自己“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且介亭杂文·序》）的战斗激情。
鲁迅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充满了浓烈的激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面对的是“风雨如磐”的时代、夜气沉沉的社会，所以他“长歌当哭”，激情异常。鲁迅在对一部作品评论的同时，往往观照着时代的特点、社会的境况和文艺的现状。因此，他文学批评中的激情，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用他那支饱蘸着感情的巨笔，抨击着那个黑暗时代和指示着未来。下面是他1934年写下的一段文字：“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稚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文艺批评是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精神活动，它要求批评家不但要“用脑子去感受艺术”，而且还需要“心灵的参与”（《别林斯基论文学》）。读鲁迅的文艺批评文章，可以感受到他鉴赏作品时的感情活动和心灵的颤动。他在为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作序时写道：这部小说的“叙事和写景，胜于写人物，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力透纸背……”。如果说文学作品是饱和着感情的形象，那么，鲁迅的文艺批评则是饱和着感情的议论。“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是30年代中国人生活境况的生动写照，尤其是东北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鲁迅在批评作品时，总是一方面站在时代的高度俯视着社会的现实人生，一方面观照着文学作品中的内涵，而这种观照又往往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激情的迸发。
鲁迅对进步的、革命的文学创作的评论中寓含着热情，而对种种丑恶落后的文艺现象则充满着愤怒之情。30年代正是国难当头的时期，而一些所谓文艺家、歌舞明星却打着“抗日”、“爱国”的幌子，大肆贩卖各种陈腐的货色。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沉滓的泛起”。他说：“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了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对于鲁迅指斥的这些“沉滓”，人们往往缺乏本质的认识，通过他这一指点，也就认识得更深刻了。
30年代，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鲁迅，自觉地站立在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上，以锐利的目光辨识着那些攻击革命文艺的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性很强的文章。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出版以后，化名狄克的张春桥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对《八月的乡村》横加责难，还诬蔑鲁迅“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了。鲁迅随即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回击，指出狄克的文章名曰《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实际上“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任务的”。鲁迅还尖锐地指出：“在文坛上存在着敌我双方的情况下，如果一味指责我方，那其实是在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这里，鲁迅先生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狄克之流愤恨和鄙视的情绪是溢于言表的。
鲁迅的文艺批评之所以有浓烈的激情，当然也是与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性格分不开的。对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作品他就褒扬，对反动的、丑恶的文艺作品他就抨击，这种爱憎分明的感情一以贯之，这里就无须赘述了。
二
世上所有的文艺批评家都有着自己的倾向性，在批评的过程中总会或明或暗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观点。鲁迅先生主张，文学批评必须“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战斗一定有倾向”。他坚决反对那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和事老的批评家”。他指出：“文艺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越分明，爱憎也越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所憎的，他就反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鲁迅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殷夫的诗集《孩儿塔》除收有少量的爱情诗外，绝大多数是政治抒情诗，这些诗中跳动着时代的脉搏，燃烧着革命的火焰，满怀着对革命理想的追求。鲁迅对殷夫这样的革命文学青年心中充满了喜爱之情。在为《孩儿塔》作序时，鲁迅的激动情绪灼然可感，甚至连写作时的天气和自己的心境都写了出来：“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在这样的气氛中要给亡友的遗诗作序，心情“更加惆怅”。他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里的“凄凉”、“惆怅”、“寝食不安”是鲁迅怀念亡友的感情流露，正是由此出发，鲁迅写下了称赞殷夫诗歌的那篇著名的《白莽作<孩儿塔>序》的诗评。以充溢着血和泪的沉重之笔，抒发了对亡友思念的真挚感情。
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不论前期作为一个民主主义战士还是后期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总是以一个战士、一个斗士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由于这位富有革命激情的战士始终是对着敌人进行不懈的战斗，呼啸着冲向敌垒，因而他的激情又往往表现在对敌人、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的愤怒之情。1930年，面对由国民党文化特务和御用文人王平陵等人出面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民族主义文学”家们是镇压国内革命运动的刽子手，是帝国主义的“鹰犬”，是上海滩上的“流尸”。这一派文学家的目的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尽些“送丧”的任务。鲁迅先生预言道：这“民族主义文学”，“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鲁迅的文艺批评呈现出来的感情色彩是鲜明的，他有爱有恨，了了分明，文章中总是流淌着滚滚的激情洪流，跳动着强烈起伏的感情脉搏。这种激越的感情发人深思，催人奋发，感染力是很强的。
三
就艺术表现而言，鲁迅文艺批评中的激情，主要表现在铿锵的语言和行文的气势上。
鲁迅的文艺批评文章往往以诗化的语言表达感情。他的《白莽作<孩儿塔>序》写道：“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文章气势激越奔放，节奏明快有力，以“银瓶乍破”、“铁蹄突出”般的语言，把殷夫诗歌那种高昂奔放的风格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着这一诗评，读者既领略致了殷夫的革命情怀和他红色鼓动诗的内涵，也领略到鲁迅先生的革命激情和他对殷夫真挚的情感。
鲁迅先生1933年写的悼念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的文字，更是感人至深：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这里，鲁迅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哀哀切切的情绪氛围，表达出了无限悲痛的情绪。但又不止于悲哀，也有愤懑。鲁迅对牺牲的革命文学青年的一往深情，对反动派的满腔愤怒，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鲁迅的文艺批评文章，可以说都是有风骨的文章。《叶紫作<丰收>序》就写得非常有气势。鲁迅写道：叶紫的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之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文学是战斗的！”多么铿锵有力，多么有气势！这是鲁迅文学观的直抒胸臆，也是激情的喷发。对于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很打了几次大仗”（《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然而后来颓唐了的刘半农这样的文学家，鲁迅的评论文字也是写得非常有力的：“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他的为战士，即使‘浅’，却于中国更为有益。”（《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句式何等干脆，作者的情感也就在其中了。
特定的抒情结构和修辞方式也加强了抒情艺术的效果。例如，排比句式的运用，艺术地表达了作者情感的律动：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到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这样的排比句式和上面提到的《白莽作<孩儿塔>序》中的文字一样，是感人至深的。再如，通过转折的句式增强感情的力度。《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在修辞上运用了转折句式：“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写到这里，来了一个转折：“然而我们的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在这一转折中，我们似乎听到了鲁迅先生长长的感喟和叹息之声，感情力透纸背。又如，鲁迅的批评文章有时把议论诗化了。《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中写道：“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这里，有议论、有抒情，火一般的激情溢于言表。总之，作为情绪化的文艺批评，显然是与上述艺术手法分不开的。
卜召林：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第五、六、七届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