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逝世，我们该如何纪念一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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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张是之
2023年2月27日，厉以宁教授逝世，享年92岁。
实话实说，此前并没有详细了解过厉以宁教授的文章和观点，因为在很多经济学理论书籍中出现的也不多。
为了写这篇文章，连夜翻阅了一下他的主要著作和文章，还是有些话要说的。
熟悉奥派理论再去读他的书和文章，肯定会有很多不赞同的地方，这很正常。
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些文章写就的年代背景考虑进去，其实就很容易理他的写法以及观点。
有些是历史的局限性，有些则是历史的无奈。
改革开放终究是一个渐变而非剧变过程，不是几篇文章、几本书、几部法律就能搞定的。
搞剧变的苏联，已经解体，今天剩下的俄罗斯，也已是残像败露。
所以即便我们知道奥派理论的正确，可以用严谨严格的理论来要求观点，却无法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当时的人们。
即便是厉以宁教授当时就熟悉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恐怕就不会有他今天的建树和地位。
逻辑是必然的，历史是偶然的。
历史的走向由很多因素促成，而厉以宁的出现，以及他的付出和努力，让特定时期的中国加快了向市场节奏的靠拢。
下面是正文部分。
在此前提下，他指出所有制改革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单一的公有制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的。应当变单一的公有制为多种所有制，包括公有制和非公有制。
第二，对传统的全民所有制进行改革，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
第三，对传统的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
第四，建立由多种所有制混合组成的新型所有制，即包括全民、集体、个体等所有制在内的新型经济联合体。
从此后的我国的改革发展历史看，厉以宁的这些思考和讨论落到了实处，为中国经济摆脱原有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支撑。
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后因为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奔走，因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
厉以宁对国企存在的问题非常清楚，1988 年发表在《红旗》杂志的《股份制是明确企业财产关系的最好形式》一文中，他指出，企业财产关系不明确是国营企业缺乏活力的基本原因：
国营企业之所以缺乏活力，基本原因在于国营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利益、责任、权利的主体。企业生产经营的优劣与自身利益的多少没有明确的联系，企业既不承担生产经营和投资风险，又缺少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部环境再好，干部和职工的个人素质再高，企业仍然不可能成为经济机体中的有生命力的细胞。
这个认识在今天看依然有效，依然没有过时，依然可以为今天的国企改革提供参考。
20世纪90年代，股份制在全国全面推开，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确认的股份制的地位。
十五大报告中写道：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据厉以宁回忆，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
2009年，厉以宁荣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组委会认为，厉以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以及证券市场的培育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提倡股份制改革的同时，厉以宁大力支持非公经济。他不仅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
他还参与推动“非公经济36条”，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要不断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放缓，已是高龄的厉以宁仍然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问题。
他担心中国会像拉美国家一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他认为社会不和谐突破了一定界限是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基于此，他强调道德的力量，构建了“三次分配”理论。
市场主导的分配是第一次分配，是指在市场发挥调节作用之下，参加工作或进行投资的人，按市场规律取得自己的那一份收入。
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政策等进行收入调节。
而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基于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比如慈善捐赠、贫困救助、和抗震救灾等等。
这些主张在2021 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中得到了体现，“第三次分配”被写进规划中。
经济学家影响世界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开宗立派、创立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论影响世人的观念，进而影响世界。
比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和米塞斯，都是这样的经济学家。
还有一种则是未必创立属于自己的理论，但手上握有经济学理论，躬身入局、亲自参与到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厉以宁则属于后者。
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教育理念中，他在《教育经济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
经济学不研究物的关系，它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如何利用生产出来的财富为人类造福的问题。所以，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关键。经济学不要单纯研究“是”或“不是”的问题，也要研究“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不值得追求的”这样一些问题。
很明显，与一般经济学强调研究“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实证分析”有所不同，厉以宁非常重视“规范分析”。
他认为，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常新的。“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
我知道，从奥地利学派来看，这种方法论是不能接受的。
但正是这种不同，让他不仅有经济学家应有的冷静和客观，还让他具备了一种特有的热情和情怀，让他更加与众不同。
先人已逝，我们今天该如何纪念这位经济学家？
简单说，坚持求真务实才是最好的纪念。
最好的纪念莫过于传承其严谨的治学精神，还有那“经世致用”的情怀，抱有一份热情从事热爱的事业。
还有另外一种纪念，那就是我们不应因为厉老先生的光芒而回避其失误的地方。
经济学的传承，不仅是从正确的理论中汲取营养，还有从错误的理论和经验中吸取教训。
正像厉以宁本人在80年代初那样，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他都能直接说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样的观点。
如果能够有更多这样的讨论空间，并因此让中国将来变得更好，我想这也是他老人家期望看到的。
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更好的纪念。
2023年02月28日，本文首发《南方周末》，略有改动。可以扫码移步看看《南方周末》的读者都在说些什么。
题图：Claude M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