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or学习？绘画中居然有“双胞胎”！

佚名《宋人人物》，宋代

        双胞胎在日常生活中是极为常见的，他们往往有着相似的容貌，让人一时之间难以辨别。然而，在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中，同样也有“双胞胎”。它们虽不一定是出自同一画家之手，却在构图、线条，甚至笔法上几乎一模一样。这样的“双胞胎”非但真实存在，而且数量不少。

问诊“双胞胎”

      在生物学中，双胞胎往往有着相似的外表，这让我们不得不感慨基因的强大。殊不知，在艺术界中，也存在着“双胞胎”乃至“多胞胎”的现象。那么，这些几乎一模一样的艺术作品，是否也有某种强大的“基因”在作怪呢？

仇英《天籁阁摹宋人》，明代

        在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中，模样相仿的作品实在不胜枚举。而在书画鉴定中，艺术中的“双胞胎”现象，一般认为是由仿摹者刻意临摹所致。事实上，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DNA”，并非只有抄袭这么简单。

裴宽《秋郊散牧图》，唐代

赵孟頫《秋郊饮马图》，元代

        南齐的书画理论家谢赫在他的著作《古画品录》中，对中国绘画中品评与创作的原则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而作为“六法”之一的“传移模写”，指的就是临摹作品。临摹作为习画的基础，讲求的是以古为师。后世画家们追随前辈大师的脚步，或完全参照原作，或仅凭记忆背临，创作方法不一。但不论画家是临是摹，“形神兼备”始终都是贯彻创作过程的最高准则。

传黄筌《苹婆山鸟图》，北宋

林椿《果熟来禽图》，南宋

        譬如，南宋宫廷画家林椿的《果熟来禽图》，就与北宋时期著名的花鸟画家黄筌所作的《苹婆山鸟图》极为相似。画中的树枝硕果累累，一只停留在枝头的小鸟翘着尾巴，模样甚是可爱。林椿继承了黄筌华美、富贵、写实的画风，所绘的画面虽然简单，却生意盎然，令人过目难忘。

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卷》(局部)，唐代

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局部)，北宋

在古代，画家们往往还会以前人的名作作为母本进行创作，这也是“双胞胎”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宋代画家武宗元根据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卷》而创作的《朝元仙仗图》。这件作品在构图以及人物安排上都与前者如出一辙，且线条流畅，人物神情各异，堪称中国古代白描绘画的典范之作。

董邦达《仿荆浩匡庐图》，清代

        然而，在“双胞胎”现象中，还存在着一种更为典型的情况：画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也以自己的作品为参照。几件作品所表现的虽是截然不同的主题，但它们在构图、线条甚至笔法上的差距并不大。

夏永《滕王阁图》，元代

夏永《岳阳楼图》，元代

        夏永，字明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元代著名的界画画家。他最为著名的作品，当属其笔下的“三大名楼”。滕王阁作为历朝文人雅集的名胜之地，赞扬和歌咏它的诗人与画家数不胜数，夏永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滕王阁图》堪称中国古代界画的绝品，他用细腻的用笔、繁复的构景，刻画出了这座名楼的宏伟与气派。

夏永《黄鹤楼图》，元代

        夏永笔下的《岳阳楼图》和《黄鹤楼图》，也与它们的“兄弟”《滕王阁图》在构图和技法上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而这样的情况不仅可以用“双胞胎”或者“N胞胎” 来比喻，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绘画作品中的“龙凤胎”了。

是“山寨”，更是无价之宝！

        谈及“赝品”或“伪作”，想必几乎每一个爱好书画的收藏家和鉴赏家都会对此唏嘘不已。明清之后，随着书画市场的兴起，中国画中的“山寨”作品也日益增多。

传董源《江堤晚景图》，五代

         挂名为真迹的“同一件”作品仿佛拥有了分身之术，竟能同时被几间画廊奉为“镇馆之宝”；而今人所临摹的名家大作，居然在艺术市场中拍出了高于原作的“天价”，这样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张大千《临董源江堤晚景图》，当代

       当相仿甚至相同的构图、笔法同时出现在一件或者多件作品中时，我们必然要从中分出个真伪。然而，这些画作并不仅仅只是画师们在利益驱使下的“流水作业”或“简单加工”；相反，在中国古代绘画千百年来的传承过程中，一些看似无用的“山寨”之作，实际上却是堪称精品的无价之宝。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唐代

李公麟《丽人行》，唐代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元代

沈周《富春山居图》(局部)，明代

        元代画家黄公望所作的《富春山居图》在流传过程中曾几度易主，在诸多藏家中，当数明代画家沈周最为“深情”。虽然沈周将这幅画视为掌上明珠，但最终还是在一次次寻觅中与它失之交臂。于是，伤心不已的沈周便只能凭借记忆背临一卷，以慰思念之情。也正是因为这一版本皆按沈周的印象所作，所以其在形式上虽不及张宏的摹本更加接近原作，但也在画家的回味与创造中，增添了几分别样的神采。

明末文人所作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

借古开新，自成一家之法

        虽说相较于“原创”，“仿摹”在技术层面上确实略逊了一筹，然其背后却大有文章。与机械化的复制不同，“仿”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始于元代，盛于明清，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有着普遍的影响力。

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唐代

张萱《捣练图》(局部)，唐代

        仿摹使得绘画史中的经典佳作得以世代流传，现存于世的名作中，诸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和张萱的《捣练图》就都是宋人的摹本。仿摹同时造就了一大批书画名家，古往今来，历代大师均从仿摹起步，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清代石涛、“四王”和现代的张大千、吴湖帆等大师都是一代摹写名家，留下了诸多经典之作。

        由此可见，在艺术史中，“模仿”并不一定就等同于“抄袭”，它与创造力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只要能在向古人学习的过程中，跳脱出古法的窠臼，即便是在仿摹出来的“双胞胎”作品中，也能彰显真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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