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中美40年：曾共御苏联扩张，但军事合作短暂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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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从中美协作抗御苏联扩张威胁到中国加入WTO及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从携手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到合作推进《巴黎协定》的签署。四十多年来，两国的竞合关系不断流变，当前正走向一个新阶段。
“中美鉴”是由澎湃新闻主办的特别活动，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历史上四次关键战略协作”所带来的启示进行探讨。
直至1978年两国政府加速了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并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中美在包括抗御苏联扩张等方面的战略协作水平才有了实质性提升。这期间，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塑造了两国战略协作的进程，理解、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成为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
作者：苏刘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所助理研究员。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开启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和解的主要原因是，两国都认为苏联是其首要威胁，需要合作抗御。但由于台湾问题、美苏缓和、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等因素的牵制，而且美国政府也事实上把美中关系从属于美苏关系，加之“水门事件”以及当时中国“极左”思想对外交的干扰，中美迟迟没有实现双边关系完全正常化，双方在联合抗御苏联扩张方面也没有取得太多实质性成果。直至1978年两国政府加速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并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中美在抗御苏联扩张方面的战略协作才有了实质性提升。中美两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排除干扰、加深信任，是这一时期双方能够扩大战略协作，并推动国际格局朝着有利于各自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方向演进的根本原因。
01
中美建交为双方的战略协作注入新动力
1978年，中美两国政府开始加速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主要原因是美苏关系因双方战略武器谈判陷入僵局、苏联在第三世界加紧扩张，以及美国以人权外交加大对苏施压等。美国对苏强硬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要求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同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最先进武器，陈兵百万向中国施压，在东南亚支持越南挑衅中国。中苏关系更趋紧张。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启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调整，实施改革开放。同美国建交，争取美国的资本、知识和技术，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因此，中美两国领导人决心尽快建交，推动国际格局朝着有利于各自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1979年5月，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在卡特政府任职期间（图/美联社）
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访华之前，卡特总统向其指示：“美中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两国具有一些共同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关注。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都反对任何大国的全球或地区霸权。这就是你的访问不是策略性的理由所在。这是我们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战略利益的表现，这种利益既是基本的，又是长远的。美国决心已下，准备通过积极的谈判来排除正常化的种种障碍。”
中美建交谈判开始后，卡特总统担心台湾在美国国会的游说团体会阻挠中美建交谈判，因此坚持谈判要秘密进行，主要由布热津斯基负责中美建交工作，具体建交谈判由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中方在北京进行，绕过美国国务院等官僚机构，只让少数几个人知道。
在中美完成建交谈判、即将发布建交公报的这天，发生了一件几乎可能断送中美建交的意外插曲。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官员交谈时，吃惊地发现中美在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上存在严重的误解：中方认为美方同意在中美建交后停止全部对台售武；而美方认为中方误解美方意思，美方只同意不在1979年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打算以后恢复对台售武，只是今后会有所节制。为此，伍德科克紧急请求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听完美方澄清后怒不可遏，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将阻止中国大陆说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伍德科克解释称，中美关系正常化至关重要，正常化以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包括对台售武问题。最后，邓小平决定先与美国建交，美国对台售武问题在建交后继续谈。十几个小时后，中美同时发布建交公报。
1979年1月31日，卡特夫妇在白宫接待首次访美的邓小平夫妇（图/南华早报）
中美建交28天后，邓小平就对美国进行历史性访问。邓小平的访问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热情欢迎，美国人民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中美领导人深入讨论了国际形势以及苏联问题，充分协调了双方对苏联的立场。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卡特与邓小平坦诚而直率，他们的讨论更像是盟友而不是对手之间的会谈。
这次访问从原先所设想的仅是礼仪性的外交访问，变为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评价中美建交不仅缓和了紧张的双边关系，更是“对亚洲和全世界的政治与战略格局造成显著影响”。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出席美国驻华联络处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中美建交既是两国领导人加深对全球和地区安全格局、尤其是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共识基础上的结果，也极大地推进了中美在抗御苏联扩张问题上的战略协作，对亚洲和世界地缘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02
围绕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分歧和协调
尽管中国在越南战争中给予越南极大帮助，但在美国撤出越南后，越南迅速倒向苏联，并在苏联的支持下对中国、柬埔寨、泰国等邻国执行扩张政策。为此，邓小平决定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在1979年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举行小范围秘密会谈，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就如何加强双边、地区和全球协调，共同抗御苏联扩张企图达成战略一致。
邓小平向卡特总统通报了中国准备对越南发起军事行动，以遏制苏联通过越南在东南亚扩张的战略部署。尽管卡特总统建议中方在对越南军事行动方面展现谨慎与克制，但在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美国一面要求中国和越南分别同时从越南和柬埔寨撤军，一面致函苏联，要求苏联保持军事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形势更加严重的步骤。
事后，布热津斯基写道，“由于卡特总统的坚定，新的美中关系经受住了炮火的考验。”因此，中美在越南问题上尽管存在分歧，但双方事实上存在战略配合。最后，中国在实现既定目标后，迅速从越南撤军，并在此后十年持续牵制越南，使越南不敢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对越自卫反击战使苏联的威信受损，证明了苏联作为越南军事盟友的不可靠。苏联也意识到中国抗御苏联在东南亚扩张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因而在该地区的行为有所收敛，并将扩张重点转向阿富汗。
03
携手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略协作
1979年底，苏联公然入侵阿富汗。这标志着美国对苏联缓和政策终结，美苏对抗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对苏强硬立场占据主导，要求对苏实施强硬政策、抵制苏联全球扩张。卡特政府迅速做出一系列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举措。而早在1979年初访美期间，邓小平就曾向美方表示苏联将入侵阿富汗。
苏联在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后，逐渐失去战略主动，开始寻求改善中苏关系。中国向苏联提出中苏关系改善的三大前提条件，即苏联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对于中苏谈判和中国提出的三项条件，美国决策层总体上表示欢迎，认为中国提出的这些条件，尤其是后两条，也能使美苏关系得到改善。但美方也担心中国可能牺牲美国利益来寻求与苏联的和解。苏联为了摆脱内外交困，逐步同意了中方提出的三项条件。
1989年2月，苏联宣布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同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总体来看，中美在应对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进行了较好的战略沟通与协作。从效果来看，中美合作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苏联开始战略收缩，也使得中苏关系得到改善。而中苏关系的改善，特别是中国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三大条件，也推动了阿富汗、柬埔寨等问题的解决，缓和了地区紧张局势，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苏矛盾。
04
提升军事关系是双边协作的重要成果
中美建交后，两国军事关系迅速发展。苏联入侵阿富汗加速了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美国解除原先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军事装备的禁令，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和技术。两国军事高层互访频繁，军事院校和专家之间的交流增多。当时中美军事关系的加强，主要是为应对苏联威胁。
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并在欢迎晚宴中致辞称：“现在美国认识到两国防务机构进行接触的益处，并准备安排这种专业性的接触和交流。这将提醒其他人，假如他们对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进行威胁，我们能在防务和外交方面以相互补充的行动做出回答。”
1981年6月，里根总统就向中国转让技术作出指示：为了支持一个安全、友好、现代化的中国，美国将向中国转让设备和技术，其技术含量两倍于苏联在入侵阿富汗之前所能得到的技术。由于当时中国军事采购资金短缺以及中苏之间悬殊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差距，中美军事合作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升了中国军事能力，但对中国抵御苏联的军事意义有限。中美军事合作的主要价值在于政治意义，即向苏联展示两国紧密的合作关系。然而，相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持久发展，中美军事合作是短暂和脆弱的。随着冷战结束，中美军事合作的条件和基础不复存在，合作戛然而止，至今都未恢复。
05
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塑造战略协作进程
台湾问题是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在于，美国是否要承认“一个中国”并断绝美台官方关系。在中美建交后的几年，美台关系和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仍然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里根总统当选后，蓄意让美台关系升温，打算卖给台湾先进武器，这让中国极为愤怒。邓小平警告称，中国希望能与美国建立更紧密关系，但台湾问题对中国极其重要；假如美国给予台湾官方承认，中国将不惜让中美关系倒退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
在权衡利弊后，里根总统最终放弃向台湾出售高技术武器的想法，并派与中国领导人关系良好的副总统布什访华，以解决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布什与邓小平单独举行交谈，只允许美国驻华大使及翻译在场。会谈后，双方达成关于美国对台售武的谅解：美国不会停止对台售武，但对售武的数量和质量做了限制，并承诺逐渐减少对台售武。邓小平与布什达成的谅解最终成为中美《关于美国对台售武的中美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的基础。至此，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暂时告一段落，但仍未彻底解决。
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损害是重大而深远的。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用了近7年时间才艰难实现，甚至差点使中美建交谈判功败垂成。中美建交后，台湾问题不断侵蚀两国互信，阻碍两国实现更高水平的战略协作。里根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反复，以及美国国会强大的亲台势力，使中国领导层逐渐认识到中美关系的脆弱性。
同时，苏联为摆脱战略被动，主动释放出“不寻求与中国对抗”的信息。1982年以后，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地调整了之前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不再一味强调苏联的扩张，而是恢复了对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抨击。
中国外交路线的调整也是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战略转型的必然结果。中国的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建设，希望为此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此后，中美战略协作抗御苏联威胁的需求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不断减弱。中美关系发展不再主要依赖第三国威胁，两国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逐渐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经贸和人文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基础性作用在冷战结束后得到延续和加强，帮助克服之后两国关系出现的一系列危机和挑战。
06
经验和启示
首先，两国领导人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战略时，需要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塑造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双边关系和国际格局。
对于建交后的中美战略协作，邓小平出于应对苏联威胁、以及利用美国资本和技术来发展中国经济的考虑，而卡特和里根主要出于遏制苏联全球扩张的考虑。“从国家利益出发”仍然对当前中美关系有意义。中美应将双边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上，而非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意识形态基础上；不应让极端情绪或意识形态决定中美关系。
为此，领导人的政治决断和战略意志、核心团队的贯彻能力和抗干扰能力、以及双方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至关重要。其中，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坦诚交流极为重要，可以有效减少双方国内政治干扰，有助于构建信任、达成谅解、化解危机。在当前中美关系不断下滑、正式沟通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更需要中美领导人进行直接坦诚交流，讨论中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寻找双方合作领域，防止中美冲突升级，重建互信，以摆脱中美关系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其次，尽管当时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相去甚远，但两国领导人坚信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超越双边关系的深远战略意义，发展中美关系关乎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冷战时的中美战略协作，为两国带来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中美在越南、阿富汗等问题上的战略协作，也给地区和世界带来稳定与繁荣。尽管现在中美不存在共同的第三方地缘对手，甚至双方决策层和战略界越来越视对方为主要竞争者，但是当下全球问题和跨国挑战层出不穷，不断恶化人类生存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前景，中美领导人要把发展中美关系同全人类的和平、安全、发展更紧密联系起来。两国需要构建超越双边分歧和竞争的中美关系新框架。新框架应基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现实，使两国在管理分歧争端的同时，还可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重要问题上开展重要问题上的合作，以解决两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中，第三方合作、中美经贸和人文交流至关重要。两国应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全球经济衰退、地区问题等具有共同利益的第三方威胁或挑战，而非相互竞争甚至对抗。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困难时期，两国需要更加重视经贸和人文交流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理解、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是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
以台湾问题为代表的涉及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事项关乎中国核心利益，关系到中国政府执政的根本政治安全。因此，中美需对彼此的核心利益保持足够的敏感，谨慎处置双方在各自重大安全和发展关切问题上的分歧，并对双方可能的矛盾甚至冲突点提前设置界限，防止因缺乏敏感或被国内政治议程左右，而摧毁双方互信的基础。在当下则意味着，中国需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运行和渐进改革，鼓励美国继续在建设基于多边主义规则的国际体系和开放包容的亚太区域体系中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同样，美国需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关切，不要试图颠覆中国政权，尊重中国经济发展权利。如果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不再是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和平、稳定的中国”，而是希望看到一个“贫穷、战争、动荡的中国”，那么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原文标题《中美鉴｜苏联解体后，发展关系靠什么？》，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国际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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