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克雷奇会晤后，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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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刚（An Gang），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编辑。

尽管在开场环节充满了“火药味儿”，中美高官2+2会晤仍然取得一些成果。3月18日至19日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两国高层之间的首次面对面直接沟通。拜登政府不承认这是一次“战略对话”，不过也没有排斥视此次沟通效果安排更多沟通乃至对话的可能性。会晤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面对记者将此次会晤评价为“有益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则说，“中方对中美继续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在这次会晤中，中方对美方刻意摆出的“强势地位”和道德优越感明确说“不”，对拜登政府渲染两国“战略竞争”说“不”，对美国基于集体安全观念的排他性秩序观说“不”，但也显示了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推动中美关系恢复稳定的意愿。双方探讨了新冠疫情背景下重启两国人员交往相关安排的一些具体事务。中方也表明了愿与美方围绕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危机三大紧迫问题开展有效合作的态度，而中美应对气变协调工作已在谢振华、克里两位特使一个月来卓有成效的沟通基础上率先启动。真正的成果则在于，会晤完成了一次对进入拜登时期双边关系主要议题的对表。中美双方各自发布了新闻稿，放在一起读就构成一份各自关切的清单。对中方而言，主要关切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损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定性；美国挑起集团对抗和意识形态竞争对中国持续改革开放及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构成威胁；美方日益显示出执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动摇性，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美方插手香港事务，为“港独”势力撑腰打气；美方攻击抹黑中国的治疆政策，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美方在南海地区针对中国持续进行高频率的、危险的抵近侦察和“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主权权益，增加两军摩擦冲突的风险，等等。美方的关切通过布林肯、沙利文的介绍大致可归纳成四个范畴的问题，与拜登政府要员们意欲打造的“拜登主义”基本线索高度吻合：一是“价值观外交”，涉及新疆、香港、人权等美方试图占据“道德高地”施压的问题，也是拜登政府赖以聚拢盟友伙伴国家遏制中国的旗号。二是“中产阶级外交”，涉及经贸、知识产权、供应链安全、网络安全等，谋求所谓对等、公平，旨在维护美国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竞争力，并为美国的经济刺激、企业复苏、工人就业和社会“治愈”创造条件。三是“战略安全外交”，涉及全球战略稳定、防扩散等，美方近年一直想把中国拉入美俄为主的多边军控谈判，既要探中国的虚实，也要为中国的军力发展设边框。四是“全球外交”，涉及气候变化、伊核、阿富汗、朝鲜半岛、缅甸等问题，呼应拜登政府在世界上宣称的“美国回来了”宏旨，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的配合。安克雷奇会晤未能有效弥合众多议题上的分歧，但这种努力至少有助于厘清双方在什么议题上存在冲突风险、需要严加管控，在什么议题上拥有共同关切、可以存异求同。安克雷奇会晤之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审议将深化。拜登政府上台后，即着手进行对华政策的全面重审。从拜登及其政府高官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言论，以及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不久前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指导方针》看，美方将中国视为美“最严峻的竞争者”，已锁定“战略竞争”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框架，并将其上升到“民主”与“威权”竞争的高度，力求充实“竞争”、“对抗”、“合作”三个政策篮子里的工具，综合、动态地同中国打交道。拜登政府是在基本完成与盟友伙伴的首轮对华政策协调并举办了美日印澳四国对话（QUARD）峰会之后，主动发起安克雷奇会晤的，并在会晤前夕通过延长针对中国官员和机构的制裁令、将更多中国高科技企业拖入限制或密观清单等措施，给其对华要价增加“杠杆”。紧接着便是要根据此次会晤摸到的风向和取得的实效确定下一步审议方向。拜登政府显然没有达到挟“跨大西洋共识”或“印太四国协作”之威压制住中方的预期。会晤结束后，布林肯公开重申要用“耐心”处理对华关系。在布林肯口中，“审慎”是“耐心”的同义词。经过这几年发展，涉华问题更加攸关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也更加深涉美国内政。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既不能像特朗普那样“乱斗”，也需要避免在国内被视为“软弱”，因此会在有选择地继承特朗普政府“遗产”的同时，恢复奥巴马时期的一些理性做法。接下来，拜登政府将会再做一轮强化盟友伙伴国家共同立场的工作，并举办“民主峰会”，以形成进一步提神聚气的效果。拜登政府将会正式出台揉杂奥巴马“亚太再平衡”和特朗普“印太战略”的新版美国“印太战略”，这份报告正在五角大楼专设的“中国特别工作组”进行编制。拜登政府也会继续寻求同中国的对话沟通，并且有可能向具体领域下沉、细化。尽管拜登政府把价值观的旗子扬得很高，仍掩盖不了其功利心，否则也不会一再宣称不与中方“空谈”，只进行“结果导向型”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对话。对拜登政府而言，重审对华政策是项全面、系统的工作，制定的不仅是这一届政府的政策，更试图使之成为美国的“长期战略”，因此可能要耗费半年以上时间。什么时候拜登本人专门发表对华政策讲话，拜登政府发布其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便是审议全面完成的标志。由于拜登政府的审议还在继续，中方暂处在一个可见机行事的位置上，需要密切关注、妥善应对美方的捭阖与出招。前路仍很险恶，中美关系下滑趋势远未止住，更谈不上扭转。今后几个月拜登政府推进对华政策审议的每一个步骤和节点，都会伴随着美国及其亲密伙伴与中国之间的激烈斗争。拜登政府决意推进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虽无意把这种竞争遍植于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也强调“不想制造冲突”、“不搞新冷战”，要“在接触中竞争”，但仍会选择一些重点领域，比如科技、经济、军事、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中国进行“真正的”、“有限度的”竞争。可见，未来即使中美能够避免以“恶性竞争”定义两国关系，双方之间的竞争仍将是宽领域、多层次的，陷入“新冷战”的危险始终在眼前。这里最危险的“引信”有两个，而且它们均已在燃烧：第一，科技上的局部、有限“脱钩”虽非全面，仍有可能把世界分化成两个平行体系；第二，美方高亢的价值观话语裹挟起直接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当年的美苏冷战便是由此而起。中方有能力拔除“引信”，不跳入对手布设的圈套吗？经过前几年的尖锐摩擦，中美两国在各自的外交策略当中均积累起巨大的惯性，对对方的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国内政治化了，双方开列的关切清单也都越拉越长。当行至需要调整的关口，如何把控这种惯性便成为问题所在，它要求高超的外交艺术。也许，对中美关系进行区隔化管理，该斗争的斗争，该合作的合作，可以成为双方处理彼此复杂关系之道。只是，即便按照拜登政府“竞争”、“对抗”、“合作”三个篮子的划分，“合作”篮子目前捋出的线索也很少，同前两个篮子相比严重失衡。双方有足够的意志、耐心和智慧去充盈这第三只篮子吗？中美正在通过彼此互动共同塑造未来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能够促进两国共同演进和文明普惠发展的良性竞争可以有，陷入冷战式对抗冲突的恶性竞争则不应成为选择。不过，未来决定中美关系方向的将不仅仅是战略和政策的选择，也会是一连串具体问题上的实际互动。

原文标题《安克雷奇会晤后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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