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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解读：中美之间，到底是谁依赖谁？
作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哈佛大学教授，著有《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
不同于经济学家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将使两国共同受益”的观点，战略学界则更加侧重于两国在相互依存中所获得的相对收益以及其对两国权力分配的影响：他们指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获取了更多的相对收益。为了遏制中国继续得到相对收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而许多人将其作为中美开始脱钩的标志。特朗普试图通过操纵美中经济的相互依存，以使美国获取更多的相对收益，但贸易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则认为特朗普对于贸易相互依存的操纵是失败的。
01
中美关系的相互依存
何为相互依存？作者指出，强制性权力依赖于不对称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即在相互依存被切断时所蒙受的损失程度。只有当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存在不对称性时，相互依存才能产生可用于战略竞争的武器。但文章进一步指出，政策措施和不断变化的环境可以为降低脆弱性和改变脆弱性作为战略武器的价值提供替代办法，并损害相互依存中的某些方面。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操纵利用相互依存的短期收益可能会转变为长期损失。美中对于两国相互依存的操纵和“脱钩”行为也会损害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国际秩序。
在某些领域，两国存在脱钩的可能，如在科技方面，由于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和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第一的计划，美国对于和中国在技术领域上的高度相互依存变得更加谨慎。但在更多领域中，脱钩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在贸易方面，尽管美国占据了中国出口总额的19%（中国只占美国的8%），这意味着美国可以操纵贸易以使中国产生更多的相对损失，但是美国在短期内也无法轻易地更换大批产自中国的产品；其它如军事和环境领域等也是如此。
虽然中美某些类型的相互依存产生了可被美国用作武器的“不对称脆弱性”，但其他类型的相互依存则产生了一种相互的脆弱性。如果权力意味着影响他者以获得自身想要的结果的能力，那么区分“对他者的权力（power over others）”与“与他者共享的权力（power with others）”则是十分重要的。而在许多领域中（如气候变化），由相互依存产生的权力只能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来一起获得。如果两国之间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并且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摧毁现有的国际体系和权力关系的话，那么美中相互依存的程度就越低越好。但是当两国关系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合作与竞争的混合时，美国的战略目标则必须兼顾竞争与稳定性，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依存可以同时用于合作性与竞争性的目标。
02
相互依存中的威慑与牵连
威慑（deterrence）有助于在相互依存中推动两国合作性的目标。而牵连（entanglement），或各种领域的相互依存，则意味着对于依存对象的攻击可能会给发起国和目标国都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出于对于利益的权衡，牵连可能会使得国家行为体希望保持现状，并因此推动相互之间的威慑。总体而言，威慑和牵连的存在有助于维持相互依存的国家之间的和平。
一些批评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例，质疑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包括威慑与牵连）能够防止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但即使相互依存没有阻止一战的爆发，其也大大增加了战争与冲突的成本。但冲突仍然总是可能的，因为人们存在误判的情况。
03
避免对中国的误判——“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可能性
现实主义者一直警告说，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互动可能会导致相互之间的误判，从而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格雷姆·艾利森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而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美国必须既不低估也不高估中国的权力。以最适宜的衡量标准即汇率（current exchange rate）来衡量中美两国的权力对比的话，中国的相应实力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二。但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在进一步崛起。
修昔底德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归因于两个原因：崛起势力权力的增长和由此引起的守成势力的恐惧。文章更加关注该分析的后半部分，并认为其处在美国的可控范围内。文章指出，尽管难以阻止中国的经济崛起，但美国可以避免过度夸大对于中国的恐惧。
首先，上文已经指出美国不必过度夸大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其次，即使中国的经济规模在未来超越了美国，中国在军事和软实力领域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如果美国继续维持与日本的同盟，那么中国就无法将美国从西太平洋地区排除。美国在人口（适龄劳动人口的变化趋势）、教育和科技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值得美国重视：中国在贸易、政策、跨国公司、前沿领域及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具有强劲的追赶甚至超越之势。为此，美国应该侧重于内部改进而非外部制裁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中国崛起也可能带来的另外一种危险，即“金德尔伯格陷阱”。该陷阱意味着中国可能会试图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搭便车者”，而拒绝为全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并拒绝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但作者随后反驳了这种观点，因为“中国知道它总体上受益于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并且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在积极支持有助于维护国际秩序和相互依存的机构。而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投入则更能够表明其态度。迄今为止中国并未试图推翻其从中受益的国际秩序，相反，中国试图从该秩序内部增加自身的影响力。
04
管理中美的相互依存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原先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将不得不改变。美国应当抛弃“自由化”的思想以及美国中心主义，而用“开放和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来管理中美相互依存。这意味着美国需要与具有众多意识形态分歧的中国保持协商与合作来管控两国的相互依存。在某些领域上，中美两国之间的脱钩可能会增强，特别是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技术领域。但同时，两国也需要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来对这些领域进行积极的管控。与此同时，美国还应当在某些领域与中国进行积极的合作，以生产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
美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创造一种将与中国在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与对相互依存的管理上的合作以及在其他领域上的竞争结合起来的有效战略。为了达成此目的，美国需要以明智和谨慎的态度去处理中美相互依存的所有方面。这需要美国避免对中国的误判，既不要夸大对中国的恐惧，因为这会使对中国的平衡政策变得困难；也不要进行仓促的脱钩，因为这会削弱美国的权力。
管理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样需要中国作出相应的努力。尽管在某些领域上中美之间的脱钩趋势难以避免，但是中国应当积极在难以脱钩以及中美双方共同受益的领域与美国开展对话与合作，增加在相关领域美国与中国脱钩的代价。以此为基础，中国可以将中美关系控制在“斗而不破”的范畴之内。无论如何，中国应当认识到，一个开放的世界秩序对中美都是有利的，而这个秩序必须共同容纳中美两国。
原文标题“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ith China”，由公众号“海图智研究院”译自Taylor & Franci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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