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克雷奇会晤之后，贸易争端在新闻头条上退居次要地位。但受中美持续不断分歧影响的各界仍心怀忧虑。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大使以其广泛的商业和外交经历，于2021年5月6日与“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进行了对话。
（以下为本次对话重点内容）
“克雷格·艾伦大使，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抽出时间。在仅仅100天里，拜登政府的表现就超出了哪怕是他们自己的大胆预想。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变好了，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您觉得这种状况会一成不变吗？”
克雷格·艾伦：我认为，必须把言辞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行动区别开来。如果你看实际的政策，几乎是没有任何改变。每次我们去问，拜登政府都会告诉我们说，正在对政策进行审议。但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制裁一项都没有取消，除了法院介入的几个小案子，可这与制定政策还是不一样的。而同时，从言辞方面看，已经出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变。在大约一个月前杨洁篪、苏利文、布林肯和王毅的安克雷奇会晤中，这种转变就被预示或者可以说实际发生过了。当时刺耳的语言有些升级，事实上双方对两国关系的用辞都变差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是另一次措辞上的转变，说明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我想，今后我们可能还会听到更多让人不愉快的话。“许多人说，这些措辞和语言是为了在政治上迎合国内听众。它真的会造成长期伤害吗？伤害会落到商界头上吗，比如你代表的那些商家？”
克雷格·艾伦：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我认为，美国政府的这种转变让北京有些沮丧。拜登政府做的两件事促成了这种转变和措辞。第一件是“真正”重视人权和民主价值观，这是发自内心的，应该会持续下去。然而，中国却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冒犯。他们意识到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他们正在进行反击。拜登相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另一个重大转变，是更多地依赖和需要与美国盟友的团结。这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就在安克雷奇会晤之前不久，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乔·拜登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会议，这显示出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同样地，中方并不欢迎这种政策转变。由于中国正在筹备今年7月1日的建党百周年纪念、6个月后的冬奥会，以及最重要的2022年10-11月举行的二十大，我们也看到中国方面的一些重大转变。这种言辞上的变化紧跟国内政策走向，是很难改变的。在这两个国家，成为好的企业公民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两国之间的鸿沟似乎越来越大。“我们听说过美国与中国的差距和分歧，这些大家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您提到，比如安克雷奇会晤之前，美国与它的盟友举行了四方会议，中国人在离开阿拉斯加后也做了同样的事。那么，您认为他们都应当为这种做法及后果负很大责任吗？”
克雷格·艾伦：是的。在许多这类问题上，北京和华盛顿显然互为镜像。在安克雷奇就很清楚，美方在会晤中首先发言，并提出人权问题，中方则立即作出反应，也提出对美方人权问题的关注。说来，美国将与盟友进行更密切的对话合作，而中国也打算这么做。这种渗透到双边关系方方面面的镜像和对抗，正不断增多和变化着形式，给两国关系的所有要素都带来不确定性。“不管怎么你来我往，损害都难以自行消除。我认为可以说，如今两国关系的状况已经降到近乎脱钩的水平，一场‘新冷战’也已经是司空见惯的话题。如果发生其中任何一种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克雷格·艾伦：拜登政府没有用“脱钩”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事实上，就在昨天，国务卿布林肯拒绝了“冷战”这个词。我认为这是明智的，因为我们在选择用历史类比来描述美中关系时，必须十分谨慎。你选择的类比会导向某种政策处方，它也许是合适的，也许是不合适的。贸易数据以及部分投资数据表明，脱钩不过是一种幻想。2020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18%。至少在大多数行业，脱钩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概念。例如在消费品、农业、原材料、能源和金融方面，我们看到两国贸易有巨大的增长。真正遇到脱钩问题的是技术产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今天更是如此。两个国家都在相互进行技术限制，呼吁自力更生，呼唤安全的供应链和干净的网络。估计最终情况是复杂的，要取决于行业。所有美国技术公司都想进入中国，所有中国技术公司都想进入美国。我想，到头来我们会看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技术公司进入中国，这主要是为了中国和亚洲的市场。但在有些情况下，的确会有一些架构、系统、机构和项目被一分为二或不必要地重复，内部出现冗余，这是一国或另一国的法律要求使然。我再补充一点，在中国，军民融合的驱动力是实实在在的，这会让世界各国的科技公司再想一想，在中国开展的研发到底应该搞到什么程度。“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疫情，从最脆弱的社区到最发达的经济体，全世界都被它击倒。美国和中国有可能为世界上最穷困的人带去机会。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
克雷格·艾伦：对美国和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合作领域是气候变化，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全世界的穷人将受到最直接的影响。我认为，由于克里国务卿的努力，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但细节决定成败。中国可以对全球经济做的最重要贡献，是在未来10年内以每年几个百分点的速度迅速增加国内消费，吸引全世界的出口，同时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迁出中国，这些产业越来越陈旧，而且无利可图。从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角度看，中国家庭支出占GDP的比例若提高20个百分点，那它对全球福祉的好处，会大过我所能想到的任何事情。这很难做到，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让国库有更多的钱，需要改革户籍制度，需要更好地实施劳动法，需要对非洲、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进行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这是一个长期进程，但我们应该参与这一进程，以坚定有力的方式参与。这对中国人民的好处将是巨大的，对全球经济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溢出效应。“您代表着200多家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声音。它们是怎么对您说的？”
克雷格·艾伦：我们必须一个一个行业来看。我们的多数消费品企业对中国中产阶级扩大和消费支出强劲是很满意的。大多数农业公司也很高兴，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幅增长了。能源公司对中国继续进口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特别是炼焦煤感到开心。应该说，在服务业方面，大家是挺开心的。中国金融服务业正在进行重大改革和开放，与一两年前相比，外国公司正获得许可，并可以100%拥有在中国的业务。技术领域存在着不确定性和紧张。同样，我们也需要把它拆开来看。制药和医疗设备不同于半导体，不同于航空航天，也不同于信息技术。在所有这些领域，两国国内都是增长与压力并存，因为两国都在努力梳理地缘政治关系，来自两国政府的要求也影响着投资决策。这是一个还在持续的过程。我想我们的所有企业都想进入中国，同样，中国企业也想进入美国。真正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是数据。数据传入传出的规则是什么？中国正在制定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的法律，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争论不休，欧洲人则有另外的标准。在这个领域，各公司要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最后我想问，您对美中两国领导人有什么想说的。还有，人们对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琦的政策方向很好奇。她在代表总统执行命令方面有多重要？”
克雷格·艾伦：我很骄傲曾经与戴琦大使共事多年。我在各方面都非常尊敬她。她有诉讼律师背景，因此曾与WTO合作。她还有非常宝贵的国会背景，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贸易政策最终是由国会制定，而不是由行政部门制定。她能把握参众两院的脉搏，那里才是做最终决定的地方。贸易政策既是国内政策也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拜登政府现在的重点是把国内政策搞好。在外交政策方面，盟国的作用及与全球伙伴的合作得到新的重视，这是我们在上届政府中没有看到的。我认为中国问题仍会是一个焦点。如果两位领导人能听到我的话，我会说，我们在参与合作和竞争方面需要努力，也需要更努力地管控对抗的一面。我们两国应该在各个层面进行充分的讨论，从军事到经济、贸易、人文交往、签证、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我担心，目前对话的缺失只会助长猜疑，让那些希望夸大对方威胁的人得势。在不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对人做评判。真的是需要付出努力，才能了解对方的观点，才能应对他们的预期，才能管控美中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