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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与美国竞争:首先清醒认识中美实力态势
作者: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
最近美国通过了两个法案:一是《美国2021竞争与创新法案》,参议院已经通过,众议院还在讨论;二是商务部的《百日产业安全审查》。我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美国的税改是一战、二战美国建立国际秩序之后,又一次推动国际秩序重构的重大政策。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法案对美国国内政策来说,也是划时代的。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美国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化。《美国2021竞争与创新法案》与《百日产业安全审查》都是典型的产业政策。十多年前,美国国内的产业政策是个禁忌,很少有人讨论。美国怎么能做产业政策呢?美国是小政府、大市场;2018年特朗普行政当局攻击中国“贸易不公平”,主要就是攻击中国的产业政策,比如说中国的“2025计划”,现在美国怎么来了个180度大拐弯,自己做起产业政策了?这表明美国在体制上向中国学习,从2018年反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到现在学习中国的举国体制,美国在制度的调整上,灵活而且迅速,我们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和尊重,认真地思考和分析。
我们怎么办?我提个看法,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竞争共存”。我觉得“竞争共赢”是不太可能的,虽然世界秩序的改变符合世界人民、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长久利益,但是世界秩序的改变,确实要改变大国利益的分配格局。从历史上看,英德竞争、美苏竞争、甚至英美竞争,“共赢”不太容易,现在的中美竞争,中国也赢,美国也赢,这是个不太现实的目标,但“竞争共存”是可以追求的。下面我就这几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竞争共存,”谈一些思考。
解放思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美关系讲了三条:美国必须对抗的要对抗,应该竞争的要竞争,可以合作的要合作。美国总统拜登也提了三条:第一,中国是美国最强大、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第二、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这些调整的成本是美国和中国竞争必须付的成本;第三,世界贸易、技术的规则必须由美国和其盟国主导,决不能让中国参与规则制定。
拜登的三条和布林肯的三条很明确地表明,中美已经不再是全面合作的时代了,而是全面竞争。
所以我们解放思想首先是从希望回到中美全面合作、回到美国主导的世界规则这种思想中解放出来,从不愿竞争、不敢竞争、不会竞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我将“不愿竞争、不敢竞争、不会竞争”的思想倾向称之为“右”,所以思想解放首先是防“右”。第一,不愿竞争:无论中美,各自的国内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劳动力和资本的利益不一样,进口的和出口的利益不一样,内部有不同利益很正常。所以,国内有人从利益上不愿意中美竞争也很正常。因为中国的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在中美合作的世界格局下实现的,所以不仅仅是利益上不愿意中美竞争,从过去成功的历史上也不愿意中美竞争。有些人,回忆起自己的功劳,就是中美合作,那现在不愿意竞争,也很正常。第二,是不敢竞争,觉得竞争不过,所以不敢。第三,是不会竞争,在这个不愿、不敢、不会里面,不会是主要问题。当然,要想会,首先要愿意、敢。
解放思想也需要从轻敌、觉得很容易赢,或者已经赢了的思想,从全面对抗、过分对抗的思想,从过去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我把这种全面、过分的对抗,称之为是“左”。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的时候,就说“很容易赢”,结果好像不那么容易赢。无论是中,还是美,都是最严峻、最强的竞争,不会那么容易赢,当然也不是已经赢了。另一方面,中美竞争,应该发展成良性的竞争,双方互相学习。你们看,美国已经迅速地学习了我们的举国体制,产业政策,那我们也应该要谦虚,要向美国学习。比如说学习人家怎么做全球治理,英美做了几百年全球治理了,比我们有经验,我们要向人家学习,所以我们解放思想也要防止左。
因为我们是从和美国全面合作、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走过来的,容易“不愿、不敢、不会竞争”,所以说既要防右,又要防左,但主要是防右。
实事求是
第一,实事求是地认识到中美之间,美国相对强,中国相对弱的态势将会长期存在。回顾过去一百多年英德、英美、美苏、美日的竞争历史,大国竞争有6个核心领域:(1)制造业;(2)GDP总量;(3)军事;(4)金融;(5)高科技;(6)全球治理。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我国只有制造业超过美国,在其他五个关键领域都是弱势。美国强、中国弱这种态势会长存在,这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美国自从2018年,中美关系改为战略竞争之后,三大经济政策都发生了系统性的改变。
(1)货币政策放水。耶伦所称“大动作”,美国的货币政策本来是总量政策,现在变成精细化的定向产业政策。美国的美元,不只是纸,还是真金白银的产品,这些产品谁生产?很大一部分是我国生产的。美国利用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抢时间,迅速地补强制造业短板,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收入分配。
(2)财政政策,今天我们讨论的,被美国称之为在一战、二战之后,美国的第三次世界秩序重建。
(3)产业政策,“美国2021创新与竞争法案”为代表的产业政策。
美国在这三大经济政策上都发生了系统的、迅速的改变,而且是强有力的调整。现在说它不可能达到目标为时尚早,需要理性地、冷静地分析美国经济政策的系统变化。我们需要注意到在这三大经济政策方面,第一,去年3月份,美国股票市场四次熔断,美联储在一周之内搞定所有问题,显示出美联储和美国金融体系强大的实力与应变能力,美国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实力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第二,在拜登上台短短不到半年里,推动全球的税制改革。第三,在美国这样的小政府大市场的国家里,迅速推动产业政策。无论是在基础设施还是高科技领域里,在和平时期实现经济政策的快速、系统改变,迅速利用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优势,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势,通过发钱来刺激产业发展。第四,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到美国和盟国,一起主导世界秩序的实力。拜登上台之后,把所谓的美国领导的“民主同盟”视为美国最重要的与中国竞争的优势。在美国主导下,七国集团居然死灰复燃,推动全球税制改革,尤其是通过数字经济的税基、税率双支柱政策,重塑全球经济秩序,我们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
我个人观点,认为美国推动全球税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可能过于乐观。不能只看到税制改革对中国企业的局部、边际效应,而要看到美国的全球税制改革是美国与中国竞争,重构全球秩序的系统、全面政策的一部分,看到美国在系统性地重塑美国经济,系统性地重塑世界产业结构。虽然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完备制造业的大国,但美国在两个法案中说得很明确,美国并不需要把产业都转移到美国去,只需要转移出中国,转移到美国盟国加上部分发展中国家,美国只需要不依赖中国,就可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边缘化中国。美国和盟国,和不受中国控制的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和中国的制造业竞争,我们还有优势吗?第五,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到,我国的增长潜力是巨大的,2030年,我们将变成全球最大的经济体,2060年,我们有可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所以,要看到长期,我们有发展优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第二,要理解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策制定的程序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政策制定是中央制定,西方是利益集团推动,不同的议员推动不同的政策。所以所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在现在的情况下,主要不是去团结美国的联邦政府,而是避开联邦政府去团结州政府,在地方政府、州政府、县政府,在企业中找朋友。美国联邦政府与中国竞争的政策已经是既定政策,在联邦政府层面花多大心思意义不大。多研究各州的政策,多研究美国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各个击破,该团结的团结,该分化的分化,该打击的打击。
第三,高度重视海南在全球数字经济和技术竞争里的有可能的优势地位,建一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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