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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辩护 |驱走聋哑人维权路上的“拦路虎

张问之 法耀星空 202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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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沟通障碍及制度保障缺失,造成听障者维权难,这是中国需要面对并解决的难题之一。(刘怡仙/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16日《南方周末》)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问之


“律师要时刻注意自己的沟通对象是听障者本人,比如保持跟听障者的眼神交流,并且要时刻确认手语翻译只是在翻译听障者的话,而不是替代听障者说话。”

“我一个人不可能对全国近三千万听障者进行有效的服务,这是杯水车薪。”网红手语律师唐帅希望能建立一支像他这样既懂法律又精通手语的律师队伍,以服务更多的听障维权者。

2018年5月,一个“不起眼”的中国小伙的故事登上了BBC的头条。这位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有点自来卷、围着红围巾的80后年轻人被报道称“唯一的手语律师成为网红”。他的“网红之路”从重庆市大渡口区政法委发布宣传视频开始,而他的故事则要从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听障人群的故事说起。

这名网红是唐帅,也是重庆大渡口区鼎圣律师事务所的一名执业律师。

从担任司法案件手语翻译到转行做专业的手语律师,唐帅接触到上千起听障者维权案件,见过太多听障者因为身体功能性缺失导致无法有效沟通,进而遭受不公正的司法待遇,他也无数次为之落泪。

在无声家庭长大的唐帅,对听障者的苦痛感同身受,也希望努力去改变,因为他始终坚信:在法治社会里,这些听障人跟健全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

难以逾越的沟通障碍

那是2016年11月,北方的冬天到处都透着寒意。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一起扒窃案件,庭审从当天上午10时30分开始,晚上11时40分才结束。其间庭审一度被迫中断,场面失控。

与一般案件不同,这起扒窃案犯罪嫌疑人除一人之外都是听障者。“有一个听障者提出听不懂手语翻译人员的翻译,随后审判长对所有听障者被告进行了询问,都表示‘只懂一半’。”谈起休庭的原因,代理过此案的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耀辉说道,“休庭,想办法,手语老师的翻译能力大家是相信的,但手语存在方言的差异。实在没办法,最后就这么开(庭)下去了”。

手语主要分为两类,自然手语(方言手语)和标准手语(普通话手语)。如同汉语有各地方言一样,手语也有各种不同的地方手语。

自然手语与标准手语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相当于两种不同的语系。聋哑人大多只会使用自然手语,而手语翻译一般使用的是标准化中国手语(CSL),而在法庭上也常常出现误解。

重庆大渡口区鼎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唐帅也曾遇到类似的状况,这一个案件让他印象深刻。案件涉及一名听障女孩,她被指控犯了盗窃罪,卷宗上的笔录清楚地写着:“我偷了一部金色的苹果手机。”然而,当唐帅查看审讯录像时,发现女孩满脸焦急,一直用手比划着的是:“我没偷。”据此他提出复核,最终检察机关对女孩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此外,手语对地名和专业法律术语的翻译更是难上加难。李耀辉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如看守所、监狱,在法律案件当中是截然不一样的,但手语翻译中一个词就代替了。

程序正义,难以保障?

“当时开庭的时候,被告人在整个过程中真的非常弱势,更需要保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耀辉百感交集。

而李耀辉所言的“整个过程”,不仅仅指被迫中途暂停的庭审。

事实上,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并未聘请有资质的翻译人员,而是由懂手语的警察来翻译;检察院和法院聘请的翻译人员为同一人,在开庭间隙查知,翻译人员不仅常年与两院合作,还经常参与公安机关的相关活动和侦查工作。法院为7名被告人(聋哑人)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仅在开庭前,在翻译人员的陪同下与被告人在隔壁的审判庭见面,沟通时间不超过5分钟……这些都让他对相关审判的程序正义产生了一定的质疑。

我国关于刑事诉讼翻译制度的规定非常少,虽然2012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同时第119条规定:讯问聋、哑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将这种情况记明笔录。

但对于如何界定通晓、如何保证翻译的客观公正,甚至是如何避免故意的虚假翻译等,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并未进行详细的规范。

“许多听障者没有钱聘请律师,虽然依照最新的刑诉法其有权获得国家指定的辩护律师,但辩护律师工作补贴不高,也没有手语翻译经费,以至于沟通不畅,辩护效果有限;少数有钱请手语翻译的一旦碰到不遵守职业道德的手语翻译,甚至会借翻译之便向其勒索钱财。”曾多次为聋哑人提供法律咨询的深圳福田维德志愿法律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而手语翻译的地位却十分重要,以刑事案件为例,犯罪嫌疑人如果是听障者,那么他的口供和笔录内容实际上都来自于翻译人员之口,也就是说事实是怎样的,具体经过是怎样的,都是翻译人员在“替”听障者陈述。这样一来在金钱面前摆不正位置的手语翻译人员就很容易利用“话语权”进行权钱交易。

不仅是传声筒,还是扩音器

对于听障者,唐帅有不一样感受。他的父母都是听障者。为了让儿子跳出听障者的圈子,像健全人一样生活,父亲极力反对他学习手语,还从小就把他送到外婆家生活。在父亲看来,儿子融入健全人的社会就够了,哪怕和自己零交流。但唐帅最终还是学会了手语,因为外婆告诉他:“不学手语,父母老了你怎么带他们去看病?”

现在,唐帅不仅能够照顾自己父母,还成为众多听障者的依靠。

宣传片之后唐帅彻底“火”了,他的微信几乎一夜之间“爆掉”了,全国各地的听障者在微信上找到他,咨询有关法律问题,或打着手势描述自己的经历,甚至有人专门到重庆找他报案……这让他更加了解听障者维权之难。

“行使权利的第一要素,就是知道所享有的权利。听障者维权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法律知识缺乏,根本不知道依法享有哪些权利,合法权益被侵害时也就不知道。”面对那些五花八门的问题,唐帅这样说。

事实上,从业以来唐帅就特别注重对听障者群体的普法宣传,他也因此在2017年被评为“重庆好人”。

但渐渐地他发现传统针对听障者群体的普法宣传,即聘请律师和法官,开设普法宣传课,同时聘请手语翻译全程进行同声手语翻译这样的形式存在很多问题。“一般的法官和律师对听障者的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不清楚他们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所处的层次和水平,就不可能制作出因人制宜的普法课件;手语翻译人员并非法律专业出身,对法律专有名词的解释也存在很大的挑战。”唐帅如此解释。

怎样才能做好法律的传声筒和扩音器,他在想“新招”。普法手语节目《手把手吃糖》就这样诞生了,唐帅采用听障者能听得懂的自然手语讲解。视频中,他同时出现在画面两边,声音和手语同步,视频画面由简单的漫画构成。第一期节目用简单易懂的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漫画介绍了什么是“庞氏骗局”,迅速走红网络。

“我一个人不可能对全国近三千万听障者进行有效的服务,这是杯水车薪。”除了努力培养听障者法律意识之外,唐帅还希望能够培养一支手语律师队伍,让听障者的司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也曾尝试让律所的律师去学手语,但几个月下来,事实证明这不现实。有时候灵感总在不经意间出现,一次当唐帅观看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视频,其中提到“港人治港”。

“让聋哑人服务聋哑人,只有聋哑人才了解聋哑人!”

2017年8月,唐帅在高校招了5名听障毕业生,并进行为期一年的法律知识培训,目标是将他们培养成法律执业者。据了解,这5名听障毕业生全部报考了2018年司法考试。

“就像不可能短期培养一批英语律师团队,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培训和练习,手语才能达到无障碍交流的水准。就目前律师队伍而言,手语基础教育很缺乏。”李严说。唐帅转变思路之后的新尝试能否带来突破,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第三方监督或成共识

中国残联官方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推算,2010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8502万人,其中视力残疾1263万人;听力残疾2054万人。

面对庞大的基数,短期内建立能够满足需求的手语律师队伍显得很吃力。

“据我们了解,目前还没有唐帅那样的手语律师,关于翻译我们有一个想法,术业有专攻,律师就是打官司,手语翻译会更专业。当然我们也鼓励律师懂手语,但不强求。”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副主任陈志宏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最近两年多这里受理盲聋哑案件150多起,刑事案件分侦查、审查、起诉三个阶段,根据办案机关的通知,援助处都会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其他案件会根据听障者的需求提供律师。援助处在提供辩护律师之外,同时从翻译公司聘请手语翻译人员。

为了尽可能保证翻译的客观准确,在聘请翻译时,援助处都会进行“冲突审查”,即同一案件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手语翻译人员提供服务。而通过对不同翻译人员翻译后的笔录进行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翻译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这与东湖社会发展研究院近期发布的《聋人平等获得司法保护工具包》(律师篇)中的建议不谋而合:“如果当事人需使用手语翻译进行沟通,最好请两位手语翻译。让两位手语翻译同时在场,轮流工作,以确保翻译过程中信息的真实和准确。”该研究院是一家致力于开展有关社会发展、公益慈善、权利保障方面理论研究,并长期关注法律援助的公益组织。

陈志宏在谈到沟通技巧方面时特别指出:“律师要时刻注意自己的沟通对象是听障者本人,比如保持跟听障者的眼神交流,并且要时刻确认手语翻译只是在翻译听障者的话而不是替代听障者说话。”上述工具包从手语翻译、法律人、聋人三个角度对听障者如何进行法律维权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而就目前来看,对听障者案件中的手语翻译人员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和监督机制。“手语翻译人员资格审核很难做到,怎么审核、谁来审核、审核什么内容、怎样才算审核合格?引入第三人监督确实是一个好的考虑,但谁来监督也是个问题!”在上述案件整个审理过程中,李耀辉都在质疑手语翻译人员是否中立准确,他曾尝试让嫌疑人的干爹(懂嫌疑人所使用的方言手语)出庭监督,但由于老人年岁已高未能实现。

作为重庆大渡口区人大代表,在2018年区人代会上唐帅提交了建立手语翻译协会的议案。

手语翻译协会作为第三方鉴定机构和第三方监督机构,可以从源头上防止聋哑人案件中因为翻译原因导致的冤假错案。“目前社会上手语翻译资格证的考核和考试标准并未统一,协会可以作为手语培训以及考核主体,制定统一的手语翻译考核标准,并定向地为相关司法机关输送手语翻译人才,形成长效机制。”唐帅最后告诉南方周末:“目前,在法律、医学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手语翻译标准。基于这种情况,我建议手语翻译协会能承担起学术研究责任,制定手语翻译标准以及手语翻译字典,以帮助到更多听障者维护自身权益。”


网络编辑: 邵小乔 责任编辑: 吕宗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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