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的躁动，在《盛夏》里闪着光
文／洛弟
中高纬度地带的夏夜，天是黑不下来的。
由于日落不远，加之大气散射，夜空依然透出光明，难求暗的静谧。
这种被称为“白夜”的自然现象，每年盛夏，降临在圣彼得堡。
帝俄故都时代，富人们避之如寇仇，一到此时便忙着雇大车，举家迁往乡间别墅避暑。
无法逃离灰粘脏臭的人，或困在地下铁壁，任毒焰焚身，或任由苍白的手摸向利斧。
只有寂寥的幻想家，愿同失意人走完四夜光与暗。
后来，圣彼得堡改叫列宁格勒，叫了近六十年。
惧与恨仍在，幻想家也还在。
又一个《盛夏》里，幻想家们的故事，成了时代的幽微。
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最后的铁流，在勃列日涅夫指挥下，对霸权发起冲击。
“有限主权论”裹挟着十万青年杀进阿富汗，重蹈对手的泥潭。
军事力量的强大前所未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却远没有核弹头充足。
经济增速放缓，体制日益僵化，与粮食产量成反比的，是死亡率的攀升。
好大喜功的独夫，则在压抑的低云层上空，急着颁给自己一枚又一枚勋章。
密闭空气在剧变前夜，变得易燃易爆。
自60年代兴起，几经查禁、招安的苏联摇滚，再次成为利维坦面前的螳臂顽石。
维克多·崔、鲍里斯·格列本许科夫等摇滚巨星，是白夜时代最出色的幻想家。
今天来看，禁忌与抗议、威权与怒吼的对决，似乎是那个年代该有的刻板印象。
一切色调，都像是烧红的天要塌下来。
《盛夏》却是部黑白片。
片中摇滚教父们的青年时代，沉得像股黑处飘起的白烟，躁不起来。
彼此相遇，以歌会友，三五成群抱起木吉他，上火车穿山越岭。
听着地下丝绒、大卫·鲍伊、T.Rex，嫌弃着Lou Reed的傲慢。
偶尔，打打从未发生的架，引爆一场不存在的火。
就那么点事儿。
他们的躁动，似乎跟一般摇滚电影里的人物不太一样。
对保守势力的反抗，全是敢怒不敢动的幻想。
影片的表现形式，因此存在漫画般超现实的跳脱。
更多的，是日常里不得不偷闲的等待，和漂流中的延宕。
影片的好和坏，都在这份延宕上。
我们第一次看到，炽烈与其背后的黯淡，可以不分主次，等量齐观。
这似乎更贴近一种战士的常态——
难的不是战斗，是等待下一场战斗的过程。
暗室里写歌、睡前吵架、地铁站卖海报、看孩子、淋雨、和好。
后果必然是没什么叙事，有闪光，也在碎片里。
延宕中，发生过两件事，让人意识到这种蹉跎的不可避免。
一是歌手们发现，要想让自己的作品得以公开演奏，必须通过摇滚俱乐部的审查。
对峙高压下，人类在妥协方面的急智，几乎是种天才。
主管审查的女士，规矩、正派，极力希望摇滚乐能积极健康。
“我们建立这个摇滚俱乐部来表达观点，就是为了展示摇滚乐不是臭水沟。”
她期盼摇滚乐出现“坚强、敏锐独立的抒情英雄”，而不是“懒惰鬼”“叼着烟的蓝领男孩”。
对面的维克多，在抑制掀桌骂娘的冲动。
我们置身事外，围观一段历史里的奇景。
二是这群被社会视为暴徒的人，比社会温柔太多。
一场派对里，麦克发现了妻子和好友维克多的婚外情。
麦克看着惶然的两人说：“维克多，我们出来谈谈。”
两人离开，许久未归。
忐忑的妻子踟蹰着打开房门，发现麦克在给维克多讲解两人的新歌。
不久后，麦克独自一人走在街上淋雨。
那么多意料之中的狂躁，如同所有人的恐惧，都存在于幻想里。
只有这场不可思议的克制，真实发生。
其余的“真实发生”，已不需影片赘述：
上图为片中维克多，下图为人物原型，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
中国歌迷打趣：两国的摇滚教父，都是姓崔的朝鲜族人。
维克多的原型，韩裔摇滚歌手维克多·崔，很快成为巨星。
爱他的人够多，恨他的人够狠。
1990年8月15日，大厦崩塌前一年。
他在拉脱维亚度假，钓完鱼开车回宾馆，路上被一辆大巴全速撞击，车毁人亡。
调查草草结束，现场遗失证物轮胎，肇事司机遭关押数日后，即被释放。
真实发生过的，在他28岁那年化为乌有。
此时，柏林墙已倒塌两月有余。
人们愿意相信，这座墙是被大卫·鲍伊、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们唱塌的。
他死前一个月，平克·弗洛伊德在残垣上高唱“All in all you're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1991年9月28日，“Monsters of Rock”巡演莫斯科站，AC/DC、Metallica驾临西诺机场。
50万苏联乐迷的疯狂，震惊了所有人。
热情的好事者，将演出夸大成一场反建制神话：
在他们口中，演出场地在红场，观众多达百万。
全场踩死32 人，踩伤400 多人，其中重伤27人。军警在维持秩序过程中，又打死数十人。
直到武装直升机与装甲车，随大军开到，才算压住场面。
这些，实际上并未发生。
唯一真实发生的是，那天舞台闪耀的红，蒙住了双眼也蒙住了天。
被蒙住的，还有坐在人群上，与乐迷一起pogo的士兵。
三个月后，一场真实的狂欢再度降临。
只是狂欢后的凄清寂寥，让狂欢本身显得太不真实，如同并未发生。
二十年多后的今天，《盛夏》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已入狱一年。
这位LGBT运动支持者、戏剧界的大胆反对派，被关押的罪名是挪用公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六十多年前，这片土地同样真实发生过一件事：
1939年，戏剧理论家、导演梅耶荷德因戏剧上的“形式主义”实验，受到批判。
不久后，争论风潮惊动天听，他被捕入狱。
24天后，他的妻子赖赫被发现死于家中，尸体上伤口多达17处。生前，她曾致信斯大林争论艺术。
次年，经过四个月的拷打，梅耶荷德在劳改营被枪决，终年66岁。
历史的惊人相似让人困惑：那些变化，到底有没有发生过？
发生过的，也许会再度发生。
我们希望发生的，也许不会发生。
但最可怕的是，真实发生过的，最终却成了“什么也没发生”。
幻想家真正渴望的，永远不会是幻想。
今天话题：看过《盛夏》对俄罗斯电影有什么想说的，就来问下留言讨论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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