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很长吗》导演萧寒 | 生活，本就不止一种底色

与上一部作品《我在故宫修文物》时隔两年后，萧寒导演带来了又一部纪录电影《一百年很长吗》。短短四年内，这已是他的第三部院线纪录电影了。

直面纪录电影院线排片份额小，生存空间艰难的困境，萧寒坚持将创作的纪录片放进院线，他说这是自己的执念和希望，就像他片子里的人物一样，面对生活的困局时，总得往前走。

（萧寒导演）

一年之内，广东小伙黄忠坚娶妻生子，与生离死别擦肩；新疆哈萨克族老爷子阿合特一家也有他们的心酸事。《一百年很长吗》把两组人物一年的故事串联起来，现实有着比舞台更戏剧的人生故事。

萧寒想要透过故事中的人物，来关照纪录片外每个普通人的人生，包括他自己。“一点点的英雄主义和浪漫色彩，足以让我们对生活充满希望。”

技艺背后的人，有壮阔的人生故事

93年的佛山小伙黄忠坚和95年的北方姑娘雪菲，谈着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恋爱。在这一年里，他们经历了父母反对，生子结婚，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以及没钱治病的困境。

远在北方的阿合特一家本就贫穷，靠着阿合特做快要没有市场的马鞍维持生计。同时他支持儿子帮亲戚捐肾救命的决定，引发这个家庭内部另一场震荡。萧寒感叹，“生活永远比舞台更荒诞。”

与这两个人物相遇的过程，始于萧寒对草根手艺人的关注。《我在故宫修文物》后，萧寒及其团队特别想要在大银幕上呈现扎根在土壤之中的，草根手艺人的命运和生活故事。

前期田野调查的团队天南海北地走访了100多个人物，广东的舞狮、武术传承人，边疆的马鞍制作师，绍兴黄酒师傅，苏州器乐师，在香港搭神宫戏棚的师傅等等均有涉猎。“我会根据人物小传、初步的采访来判断哪些人物更值得深挖。”

在选择了十几组人物后，拍摄开始。在不断地跟拍过程中，想要传承舞狮技艺的黄忠坚和马鞍手艺人阿合特的故事成了摄影机的焦点。

黄忠坚和雪菲有哭有笑，有吵有闹的鲜活生命状态与阿合特老爷子一家安静缓慢且平静下汹涌暗藏的生活十分吸引萧寒。“两组人是两种意象的对比，生活从来不只有一种底色，跨时空的人物组合才彰显趣味和生命厚度。”

同时，钱和病是困扰这两个家庭的核心事件，组合在一起更见水到渠成。这两组人物构成了萧寒心中的众生。他们一年的际遇变化，浓缩了人一生的悲喜瞬间。萧寒认为，“人的一生就是在度过一个个难关，年复一年，不满怀希望又能满怀什么呢？”

黄忠坚的希望是充满浪漫色彩的。他组乐队，唱歌，练武术。在困境中依然能歌唱的人，他的生命依旧闪着亮光；阿合特的希望满是孤胆的英雄主义，即便现状有多糟糕，他在影片中不时地念叨，“只要过了今年，一切都会好的。”

萧寒激赏此类有生命质感的人物。“每个人都有彷徨，不知该如何走下去的时候。现实中的人和事，或许能给大家带来些启示。”萧寒本人也有着极强的浪漫情怀，他把这样一部讲述小人物生活的片子起名为《一百年很长吗》，“用一个写意的名字，把观众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对生命或人生有一个思索，哪怕没有答案。”

纪录片，不止于客观记录

七、八人的团队，一年时间的跟拍记录，600多小时的素材，另一个长达七、八个月的后期剪辑，最终完成了106分钟的成片。纪录片的制作流程绝没有看起来的那样自然轻松。

拍摄时，与被拍摄对象沟通，消除他们对摄影机的排斥，需要心力和时间的成本。从拍摄前融入对方生活的步骤已经开启。在萧寒看来，拍摄者无论多坦诚，主动权都在被拍摄者那边。“如果他本身是愿意把自己生活敞开的人、鲜活的人，那这样性格的人更容易接纳他人，内心也更坦荡。”

他抱着不介入人物生活的基本态度拍摄，却也曾遭受人性挣扎的考验。“只要是跨度足够长，比如一年以上的跨度必然会有惊喜，同时也有惊吓。”黄忠坚的孩子出生后，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手术。在等待手术的两个礼拜里，黄忠坚夫妇把孩子带回家。此时黄忠坚面临着两个困境，一个是筹钱，一个是手术只有50%成功率。

那两个礼拜，萧寒和黄忠坚一样难熬。手术时间已临近，黄忠坚筹钱迟迟没有进展。在记录者身份和情感伦理的挣扎后，萧寒曾试图向黄忠坚伸出援助之手。怎知，奇迹出现，黄忠坚自己解决了钱的问题，手术也随之成功。萧寒把生活自然而然带出的惊喜和惊吓放进了单机拍摄的镜头里。

他认为单机位镜头代表着观察者的眼睛，对于记录者而言能拍到是第一位的。影片中有两段黑屏的处理，一处是黄忠坚见雪菲父亲时，摄制组被赶了出来，只录下了两人之间的对话。另一处则是雪菲和黄忠坚陪孩子进入手术室的对话。

拍到了之后再去想如何通过剪辑、配乐、声效的配合把片子做出来。用600多小时的现实素材创造出两个饱满的，打动人心的人物。萧寒创作的驱动力是“基于把我内心感受到的，这两个人物对我的触动传递给大家。”对素材的取舍，加上了一层导演的主观色彩。

在萧寒看来，“每一个纪录片导演都是主观的，一定会带着自己的情感和情绪进入到你的作品里面去。”他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感受放进纪录片中。为了加强感染力和冲击力，他十分看重作品的调色、混音、配乐等。萧寒专门跑到台湾找到杜笃之花了三天时间搞混音，和音乐制作人赵照磨合片尾曲的歌词意境。

萧寒把纪录片作为自己观察世界后，表达感受的一种方式。“我是一个挺愿意跟这个世界交流，把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表达出来的人，找到纪录片这个创作方式是非常幸运的。”

纪录片进院线，是他的执念与希望

在采访中，萧寒毫不避讳他对纪录片进院线的执念。进院线，甚至一度成为他拍摄纪录片的大前提。2015年，《喜马拉雅天梯》1000多万的票房，曾创下国产纪录片票房记录。现在再提起，萧寒自觉这么多年，院线纪录片市场的生态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如今市场竞争更激烈，纪录片的生存更艰难。”

在数字时代，拍纪录片早已不是一件难事，“吆喝纪录片，让更多人走进影院看纪录片更难。”为了摆脱大众对纪录片枯燥、沉闷、制作粗糙的印象，萧寒在创作和宣传上有自己的思路。

他拒绝粗糙的原生态，在拍摄《喜马拉雅天梯》时便已使用4K画质。寻找充满戏剧性的人物和故事，像剧情片一样出彩是他的目标。借鉴其他故事片的宣传策略，在全国各地跑路演，面对面地与观众交流，扩大纪录片的影响力。

物料方面也精心准备。萧寒找来著名的海报设计师黄海设计颇具质感的海报，请来黄渤献唱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等等。萧寒及其团队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在不断地传播和引导后，让更多观众意识到纪录片也是院线电影的一种类别。

萧寒迷恋影院的沉浸式观影体验，“纪录片没有炫的场景和刺激的视效，纪录片的故事是需要观影者用心去读的，它需要影院这样沉浸式的环境。”

这是他的第三次院线纪录片尝试，萧寒确定还会有第四次、第五次等等。能做多少是多少，尽自己的力量把这个产业往前推，哪怕只有一小步，也是这个时代做纪录片的电影人的快乐。

萧寒像极了他摄影机下记录着的人们，对于院线纪录电影的未来，“不满怀希望，又能满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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