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DNA密码: 与诺奖擦肩而过的美女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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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修复荣获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而这一切，源自于一位与诺奖插肩而过的美女科学家。这个故事，要追溯到60多年前。。。
詹姆斯·沃森、弗兰西斯·克里克和莫里斯·威尔金斯因为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从而破译了数百亿年来生物有序进化的密码，1962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这位本来很有可能发现DNA分子结构的美女科学家，却在最关键的时刻，调转了研究方向，与诺奖失之交臂。在沃森1968年出版《双螺旋》中，罗莎琳德被形容成独占数据、固执己见的科学悍妇。而布伦达·马多克斯撰写的《DNA光环背后的女人》一书，则更为客观公正的撰写了罗莎琳德的一生，也为我们重现了由DNA所引发的科学家恩仇录。
作者： 纽约客吉姆浩特
编译： 苏珊石
1953年初，DNA分子结构被发现。9年之后，由于这一科学史上的突出贡献，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诺贝尔奖：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詹姆斯·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提出了著名的DNA双螺旋结构。而另一位获奖者莫里斯·威尔金斯是伦敦的一位科学家，原本是沃森和克里克的竞争对手，但威尔金斯提供的一些实验证据确实帮助了他们完成该项发现。然而，这些实验证据的真正所有者并不是威尔金斯，而是一位被其极度疏远的同事罗莎琳德·富兰克林。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女科学家在诺奖授予的四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1920年-1958年
富兰克林逝世后的十年里，她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贡献鲜为人知。1968年，沃森出版《双螺旋》,高调披露了研究DNA结构的这场竞赛，颇为畅销。书中将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称为罗西，将其描述成一个女学者悍妇，独占自己的科学数据，固执己见，还不时以暴力威胁沃森和其他同事。不过她如果她摘下眼镜并且弄个新奇发型时，也并不是一点都不会让男人心动的。
富兰克林的朋友和同事们发起了反击，科学界女权历史主义学者也迅速加入。沃森为什么创造了女巫罗西的形象？威尔金斯在富兰克林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实验证据给他，他径直使用却没有一丝负罪感。沃森和克里克既没有向富兰克林承认当时其实验证据的关键性作用，也没有在诺奖感言中提及富兰克林的贡献。此外，富兰克林个人在确定DNA结构的研究中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如果不是因为科学界对女性的歧视限制了她的成功机会，扼杀了她的天赋才华，也许她就能共享成功的喜悦。因此，支持她的人们纷纷为其权利而斗争。
“正是因为沃森的书，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成为女权主义的标志，她是分子生物学的西尔维娅·普拉斯（美国女诗人，31岁时自杀身亡），她牺牲了自己的天赋才华，成就了男人的更大辉煌。”布伦达·马多克斯在《罗莎琳德·富兰克林：DNA光环背后的女人》一书中写到(Harper Collins出版社, 2002)。马多克斯认为，这一神话色彩破坏了罗莎琳德的形象。从这个注定失败的女英雄身上，人们不会猜测到实际上罗莎琳德曾在三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也不会有人从沃森的描述中想到，罗莎琳德根本不是老土的英国女人，巴黎的生活培养了她的时尚品味，她的穿着实际上融入了迪奥“新造型”的伦敦元素。马多克斯曾经写过劳伦斯和乔伊斯（美国著名诗人）的传记，他引人入胜地讲述了罗莎琳德的一生。书中生动再现了罗莎琳德的科学才华、多重性格和坚忍意志。她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虽然备受卵巢癌的折磨，依然坚持科学研究。毋庸置疑，在DNA发现的戏剧性场面中，是她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但是在1953年DNA发现中，她真的是像马多克斯和众多人认为的那样，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吗？真的只因为她是一位女性，就被他人骗取了本属于自己的荣誉吗？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1920年出生于伦敦一个显赫的英国犹太人家庭。（她的叔祖父曾是英国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她富裕却很节俭的父母沉醉于外国旅行；他们喜欢富于力量的深山远足——这也成为了罗莎琳德酷爱的一项活动。16岁时，她选择科学作为主修方向，不像众多女孩那样修读植物学或生物学课程，而是选修较难的物理、数学及化学课程。她避免频繁的社交活动。21岁时，在战时剑桥学习了3年之后，她向从未吻过她的堂兄表白，那时她都不知道卵巢是如何受精的。1945年，她提交了有关碳的孔隙结构受热影响的博士论文，这一题目被她戏谑地称之为“煤的多孔”。
事实上，罗莎琳德的研究致力于一种很美好的事物——晶体。对于数学家而言，晶体是规则排列的点，如果无限重复，将填满整个空间。自然界的晶体，如食盐，这些点是看不见的由化学键连接的微小原子。二十世纪初，科学发现X射线的波长与晶体物质中原子之间的距离具有相同数量级。当X射线入射至晶体时，将会被规则排列的原子散射。不同原子散射的X射线相互干涉：使其在某些方向获得加强，另一些方向则被削弱。如果将一个感光片置于正在被X射线连续照射的晶体的另一边，最终将呈现出明暗点相间的图案，理论上这样的图案能使人们推测出晶体的分子结构。
罗莎琳德迫不及待地吸收了结晶学理论，并加入结晶学研究。完成博士学业之后，她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塞纳河码头的一个结晶学实验室的工作。在巴黎度过的四年，从1946年至1950年间，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居住于圣日耳曼区的一个小阁楼，说着几乎没有口音的法语，与一群志同道合、有涵养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在。实验室的负责人是一个潇洒且才华横溢的俄裔犹太人，名叫Jacques Mering，专长是研究“无序结构物质”——分子排列成无序状态的晶体。罗莎琳德向Mering学习了一些结晶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似乎对他产生了爱的情愫，尽管他已有一位妻子和一位情妇。马多克斯猜测Mering先对罗莎琳德有一些暗示，然后罗莎琳德越陷越深，但最终因无法不定期联系而折返。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这就是她最接近肉欲的时刻。正如她的同事后来说到的那样，她就像“维多利亚女王那样对待男人”。
尽管在巴黎生活工作愉悦，罗莎琳德也一直计划着返回伦敦。在英美，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正开拓一片新的科研前景：生命学。生物由细胞构成，而细胞由必须遵循物理和化学规律的原子和分子组成。因此，将物理化学的概念和方法应用于探索生物的奥秘是合情合理的（原子弹问世后，物理学家意识到走出死亡科学，转向生命科学的研究前景十分可观）。罗莎琳德自认“对生物一无所知”，却向伦敦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学实验室申请了一个职位，并获得许可。1951年她的到来，开始了马克多斯所谓的“科学史上最大私人恩怨之一”的演绎。
为罗莎琳德在伦敦安排了一份工作的男人叫J.T. Randall，他可以算是英国的战争英雄，因为他在雷达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那时，科研机构对女性的歧视和厌恶非常普遍，而他却不合拍。他的实验室四分之一以上的职位都由女性担任，并且他为女性创造良好科研环境的名声在外。他交给罗莎琳德的任务是研究“某些我们感兴趣的生物纤维”，如DNA的结构。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无可比拟，但实验室的环境令她沮丧万分。国王学院由牧师（她称之为“戴帽乌鸦”）掌权，旨在将学生们培养成英国国教神职人员。科学家们被赶到建在斯特兰德大街上的弹坑附近的一个地下实验室工作。工作环境简陋，更糟糕的是，她的新同事们智商平庸。她曾写信给巴黎的一位朋友“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一流的或者优秀的思想——实际上我几乎无法与人沟通讨论科学或者其他”。最令她无法忍受的是她需要与实验室的副主任威尔金斯共同完成DNA项目，威尔金斯后来令她忍无可忍。
莫里斯·威尔金斯，1916年-2004年
威尔金斯是新西兰裔物理学家，曾致力于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在罗莎琳德遇见这个高大、帅气、很有魅力的男士时，他正值而立之年而且未婚。他性格温和，有点古板，与罗莎琳德直率好斗的性情格格不入。罗莎琳德认为他这样的“中产阶级”不配成为她的合作者。威尔金斯尝试以一些小举动，如买点巧克力什么的，来博取她的芳心，但无济于事。当他向罗莎琳德汇报自己在DNA晶体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时，罗莎琳德断然命令他放弃X射线而坚持光学研究。威尔金斯回忆当时她的原话是“回到你的显微镜研究”。
威尔金斯当时所描述的情形证明他已经获得一些DNA为螺旋结构的线索，DNA就像螺旋梯那样。当时螺旋结构广受关注。几个月之前，莱纳斯·鲍林就发表了他的研究发现：某些蛋白质呈螺旋形。鲍林工作于帕萨迪纳市的加州理工学院，是当时最有名气的化学家。由于发现了一类重要生物分子的结构，他很自然地开始关注DNA。与此同时，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的35岁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与23岁的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成为朋友。沃森懂基因学，克里克懂X射线晶体学。鲍林的成果令他们印象深刻，并且听闻威尔金斯讲到国王学院目前的研究内容，他们也将研究关注点转向DNA结构。
弗朗西斯·克里克， 1916年-2004年
于是伦敦、剑桥及帕萨迪纳市三方竞争局面形成。然而，伦敦最有优势，它储存有世界上最好的DNA样本。这种黏糊糊的凝胶体可以被拉伸成长长的、易断的带状物。“就像鼻涕那样！”威尔金斯一声惊呼。该样本来自于一位瑞典科学家Rudolf Signer，他从小牛胸腺中将其分离出来并在一次科研会议上慷慨赠与威尔金斯。Signer如何在如此原始的形式中得到DNA一直是个谜，他从未详细解释过。然而后来证实他的凝胶体可以形成精美明快的衍射图案。
罗莎琳德来到国王学院后，Signer的DNA样本移交到她手上。应用最先进的设备，她开始获得出色的X射线照片。她还发现Signer DNA纤维可呈现出两种不同形态：细长的“潮湿”型和短粗的“干燥”型，而之前所有的DNA X射线图都无法分清二者。但是当威尔金斯指出她的图形也与螺旋结构吻合时，罗莎琳德尖叫道：“你胆敢在我面前分析我的数据！”于是威尔金斯提出的合作建议遭到强烈的反对。实验室的气氛随即令人厌恶，以至于Randall只好出面干涉，进行了正式的分工。罗莎琳德获得了整个Signer的DNA样本以及新的X射线相机；而威尔金斯却只能使用旧设备和一个较差的DNA样本。从这之后他们之间几乎再无交流。
马多克斯毫不犹豫地将责任归结到Randall身上。“他们的不和是Randall造成的，”她写道。在邀请罗莎琳德来国王学院时，Randall曾写信含糊地表示让她全权负责DNA项目；所以罗莎琳德对威尔金斯的持续介入感到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威尔金斯并不是实验室里她唯一怀有敌意的对象。“她快把我的魂都吓出来了，”一位研究生回忆到。马多克斯将罗莎琳德的厌烦情绪归咎于伦敦极度歧视女性的氛围：“在巴黎的时候她充满自信，受人尊敬，个性独立。而现在她又成了一个弱女子。”这也许也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实际上，回英国不到一年，罗莎琳德完全单独掌控了所有DNA结构研究所需的实验器材。
詹姆斯•沃森，1928年4月--今
剑桥的沃森和克里克却是另一番景象，两人私交甚密。“他俩没有一丝抑郁情绪，而罗莎琳德和莫里斯却完全被忧郁俘获，”马多克斯写到。沃森和克里克受到鲍林成功获得蛋白质结构的启发，采用建模的方法对DNA结构进行研究。在化学规则的指导下，他们能够对DNA的排列结构进行有根据的推测，并且用金属棒、线和彩色塑料球构建其模型。这就完全不需要在那些鼻涕似的凝胶上浪费时间。罗莎琳德对这样推测性的方法不屑一顾。即便拼凑成了与X射线数据吻合的结构模型，又怎能确定这是唯一的模型？谁又知道这是所有的解决途径还是其中一种解决途径？
那时人们对DNA的了解是由排列在糖-磷酸链上四种不同的碱基组成的片段。这四种碱基分别是腺嘌呤（A）、鸟嘌呤（G）、胸腺嘧啶（T）、胞嘧啶（C）。碱基的精确排序可能对基因信息编码。就DNA整体结构而言，假定其为螺旋形似乎是合理的。鲍林已经证明螺旋结构能够赋予大生物分子以稳定性，而且X射线的初步证据也显示与该假设一致。但是是怎样的螺旋形？这样的结构是否能够进一步阐释分子的自我复制这一独特功能？
1951年末，沃森到伦敦听取研究组的进展报告，回到剑桥时模糊记得伦敦研究组的一些数据。一周之后，他和克里克构建了一个DNA模型。这是一个三螺旋模型，碱基向外，以便与蛋白质相互作用。他们邀请了国王学院研究小组观看其成果，却遭致冷遇。罗莎琳德实际上是个化学家，她指出沃森和克里克构建的分子模型甚至完全不能结合。马多克斯叙述罗莎琳德在回伦敦的火车上“喜气洋洋”：“她并不指望能看到正确的模型。整个研究方法很不专业。”沃森和克里克为了有所补救，提议两个研究小组合作，然而罗莎琳德并不愿意。经过这次惨败，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劳伦斯·布拉格（Lawrence Bragg）命令沃森和克里克将DNA研究托付给国王学院。为表示妥协，两人甚至将建模工具寄往伦敦，自己则闲下来。
罗莎琳德如今几乎独占DNA研究领域，意欲从X射线图案中的点直接推演DNA的分子结构，而不借助任何想象的模型。这样的推演需要无数次艰苦的运算。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罗莎琳德和助理继续X射线拍摄，长时间曝光——有时甚至一根DNA纤维的曝光时长达一百小时。1952年春天，她获得了B型纤维的最佳图片：显眼的一系列X形黑色条纹从中间发射出来，酷似螺旋状。罗莎琳德将其标为“照片51号”并保存下来。她对干燥型纤维的图片更有兴趣，其中的复杂细节如果经过精密的测算，可能使她得以计算出DNA的结构。而这一细节不能支持螺旋结构。那年七月，她曾开玩笑地制作了一份讣闻，悼念结晶状DNA失去的螺旋结构。她接下来的几个月完全以计算尺和数据表格为伴。
马多克斯认为罗莎琳德这种讲求实际的方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如果她觉得自信和倍受支持，她可能就会拥有惊人的想象力。”也许，虽然她认为这并不是迫切需要的。沃森和克里克被禁止从事DNA研究。鲍林依然在忙于结束蛋白质方面的工作；不管如何，罗莎琳德知道他仅有的DNA照片也是那些老旧的显示两种DNA纤维模糊重叠的情况。至于隔壁的威尔金斯，他不敢向罗莎琳德索要她的数据，虽然一些珍贵的DNA样本最初是属于他的。
沃森和克里克是有耐心的。他们相信，罗莎琳德在排除螺旋结构时，就已走入了死胡同。克里克目睹了她是如何被自己艰辛的测算所误导：他发现，她照片中那看似不是螺旋状的纤维实际上是由于干燥环境中DNA纤维卷曲成另一种形态。沃森和克里克的研究方法与罗莎琳德相悖：数据只有被理论证实后才有说服力。他们决定在研究DNA结构的过程中尽可能少地进行实证假定。
除此之外，他们可利用哪些真正的数据？罗莎琳德没有公开她的X射线图。沃森和克里克听威尔金斯说起过这些图，但是连他都没见过那张非凡的“照片51号”。1952年5月，鲍林本可作为贵宾受邀到伦敦参加皇家学会有关蛋白质的会议。如果当时他参加了会议，他很可能就会看到罗莎琳德的照片并从中获取所需，对DNA结构进行研究。但是他未能成行，因为政治倾向的原因，美国国务院拒绝向其颁发护照。
依赖于对化学键几何形态的理解天赋，鲍林继续推进他的模型构建。1952年末，听闻鲍林研究出DNA结构的消息，沃森和克里克几近崩溃。他们惶恐地等待着鲍林的论文，但是当1953年1月28日论文发表时，他们欣喜地发现鲍林犯的错误跟他们一年前一样。如同他们的旧模型，鲍林的模型也是一个在化学上不能成立的碱基向外的三螺旋结构。沃森和克里克知道，鲍林的错误肯定会被指出，那么他将再次尝试，也许最终会解决问题。算了算，他们至多还有六周时间。
同一天，罗莎琳德在国王学院召开最后一次研讨会。她受够了那间地下实验室里“着实令人厌恶”的庸才，接受了伟大的晶体学家贝尔纳的邀请，准备加入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实验室。她将停止DNA研究，而将她的X射线技术应用到病毒研究。在国王学院总结工作时，她没有谈及潮湿状态下的DNA形态，也没有展示她拍摄的那些极好的图片，而是着重用其所谓的证据证明干燥环境下DNA分子不呈螺旋状。
几天以后，沃森突然出现在罗莎琳德的实验室，给罗莎琳德展示鲍林的模型。当她用不支持螺旋结构的证据予以反击时，沃森决定冒着彻底激怒她的风险，向她说明她并没有准确阐释自己的X射线图片。他在《双螺旋》中写到：“突然罗西从我俩中间的实验台后面直冲我走来。害怕她愤怒到打我的地步，我赶紧抓起鲍林的手稿，匆忙退到门口。”而后沃森碰到威尔金斯，威尔金斯说几个月前“她也是一样地对他突然袭击。”威尔金斯进而做了一件被广泛认为很不道德的事：他给沃森看了罗莎琳德的一张照片——很可能是“照片51号”。“我看到那张照片的瞬间张大了嘴，心砰砰直跳，”沃森回忆。回剑桥的火车上，沃森凭着记忆，在报纸的一角上勾勒出他看到的那张照片上的图案。
从这以后，沃森和克里克只需要一周来解决问题。布拉格授权他俩重新开始建模，并从工具店拿到建模夹具。沃森选中了两条链形成的双螺旋结构。“富兰克林应该会赞同的，”他后来写到。“虽然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知道重要的生物体都是成对存在的。”然后他们的运气来了。克里克观察到DNA的对称性被罗莎琳德和她的同事忽略了：将DNA晶体翻转会得到同样的形状。他立刻意识到，这意味着组成DNA的两条链必须反向延伸，就像上下扶梯那样。鲍林曾经的学生，也是当时他们实验室的新同事，带来了第二项突破。这位新同事的即兴言论透露了一些必要的线索，有助于研究两条链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正如他们所推测的那样，是由碱基相连。当A出现于一条链上时，T在另一条链上对应出现；它们的形状使其贴合良好。C和G也情况相同。因此，双螺旋的其中一条链是另一条链反向的同样形态。两条链分开时，以每条链为模板，合成与原链信息相同的新的互补链。沃森和克里克意识到，这就是分子的自我复制，也是过去四百亿年里自然能够抵抗事物往无序的方向发展的密码。1953年2月28日午餐时间，沃森详细叙述了这个发现，他的伙伴飞奔到一家剑桥酒吧“The Eagle ”，向所有人宣布“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那年4月，这两位科学家在Nature杂志以一篇900个单词的散文诗展示了他们的模型。DNA结构形态和功能的精确结合似乎确保了它的真实性。“我们之前假设的特定配对即刻暗示了遗传物质一种可能的复制机制，这一情况没有忽视”，作者认真地叙述。
“ 如果罗莎琳德是个男人，她可能会被激励得更具有冒险精神。然而在获得证据之前猜测正确结论的本事是区分科学家伟大与否的关键，无关乎性别。也许罗莎琳德仅仅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而谈不上伟大。或者，也许再稍加时日，她也能自己发现DNA的真正结构。
罗莎琳德没有被沃森和克里克的模型击倒。她的反应是“它很美好，但是他们如何证明？”马多克斯写到，罗莎琳德“从孩子到研究生，到科学家，无论哪一时期都被教导不要言过其实，不能无凭无据。”如果罗莎琳德是个男人，她可能会被激励得更具有冒险精神。然而在获得证据之前猜测正确结论的本事是区分科学家伟大与否的关键，无关乎性别。也许罗莎琳德仅仅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而谈不上伟大。或者，也许再稍加时日，她也能自己发现DNA的真正结构。克里克大方地揣测罗莎琳德离成功也许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是很难说罗莎琳德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点，因为她后来决定放弃DNA研究，而转向病毒晶体学研究。
不过，马多克斯认为，“罗莎琳德的51号照片在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难道这不算是罗莎琳德为DNA结构发现贡献了部分力量？当然，贡献有两种意义：一是精神道德层面的，二是因果关系上的。罗莎琳德在精神道德上并不能算是对该发现有所贡献，因为她不愿意分享或发表她最重要的研究数据，而且藐视预期合作者，包括沃森和克里克。是威尔金斯将51号照片展示给沃森。马多克斯原谅了威尔金斯不经允许私自分享别人成果的不道德行为，但依然觉得此做法是不明智的。对沃森和克里克DNA研究的禁令跟绅士的公平竞争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种有效分配科研资源的尝试，因为战后的英国科研资源极度匮乏。除此之外，罗莎琳德持有那张照片9个多月，却不能精确解读它，而沃森一眼就看出了这张照片的非同寻常。沃森和克里克的不明智，也是懦弱之处在于，他们不愿向罗莎琳德承认看过她的照片，而且未能在她有生之年大度地承认她的实验成果。
那么，罗莎琳德是不是至少在因果关系层面对DNA发现做出了贡献？如果没有她的成果，DNA结构便不会被发现？的确，51号照片帮助证实了双螺旋结构。沃森在《双螺旋》的后记中写到（增加的内容以补偿一下在书中对罗莎琳德的尖刻态度），“她在国王学院所做的X射线研究越来越被认为是一项卓越的成就。”不过，她配备了最好的DNA样本和最精密的细焦照相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如果威尔金斯拥有这些顶级设备，却不能获得清晰的X射线照片。他至少能获得一些足以支持沃森和克里克进一步研究的好图吧。
罗莎琳德科研生涯后期相当成功，也相对愉悦。她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面向科研听众发表关于煤到“碳群”以及病毒晶体学的演讲。她与沃森（此时已是明星人物，在《时尚》杂志的一期中理查德·伯顿的相对版面中出现）友好接触。美国似乎将这个时而阴郁的女人心中的阳光激发出来了。“我深深恋上了南加州，”她在马多克斯引用的一封信中写道。罗莎琳德在加州时，在36岁生日前后，她明显感觉到下腹的持续疼痛。不到两年，她便死于卵巢癌。也许她长期暴露于X射线中是癌症的一个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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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莎琳德还活着，她是否能分享1962年的诺奖呢？马多克斯提出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仅仅为了将其与“如果肯尼迪没有去达拉斯会怎样”作比。罗莎琳德不太可能作为共同获奖者，与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分享该奖项，因为依照诺奖的惯例，不会将奖项同时授予三人以上。但是威尔金斯获此桂冠的理由显然更为薄弱。他的主要贡献并不是他的实验成果，因为罗莎琳德到来之后他几乎没有任何成就，他的贡献只是在于他是伦敦和剑桥实验室的一个交流媒介。
另一“如果”值得考虑。如果鲍林之前接触到罗莎琳德的图片会发生什么？鲍林对于立体化学的精通使得他能够独立发现蛋白质的螺旋结构。他所获得的DNA信息极度贫乏，只是发现旧的X射线图片误导性地混淆了两种类型的DNA纤维。如果鲍林来到伦敦并且看一眼51号照片，他肯定与沃森、克里克一样，能够迅速推演出DNA的正确结构。但是鲍林是一位抵制核武器的活动家。一位证人曾在众议院委员会面前指控他的共产主义倾向。由于美国国务院的出行禁令，他未能一睹国王学院那些珍贵的X射线图。碰巧的是，鲍林获得第二枚诺贝尔奖章，正好也是在1962年，与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获奖同年，但是他荣获的是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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