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孰轻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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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提出在“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的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努力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众所周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也即它们是从大学之间比较得出的。而“比较”就有一个比较对象和比较范围，所以也就有了所谓的“世界一流”、“国内一流”等表达。具体而言，形式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源于大学排行榜，即在人为设定的指标体系下排名靠前的大学和学科，因此从这一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排出来的。这也是本文选择大学排行榜作为分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关系的主要依据。

原文：，转自： 战略前沿技术

作者：卢晓中、管弦、陈平原

“双一流”建设的制度设计有两大特点：一是在建设目标上将大学建设分类为大学的一流建设和学科的一流建设；二是建设的体制机制方面更注重建设绩效、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等。应当说，“双一流”建设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新形态，也是政府发展高等教育政策的新导向。实际上，“双一流”建设这一新形态和新导向隐喻了这样一个现实命题：大学建设与学科建设既相关联又不相同，其中的“关联”表现在要“坚持以学科为基础”，而“不相同”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大学分类发展的建设思路，或者准确的说是一种“形而下”的建设方略。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关系问题，进而这一关系又与“双一流”建设的关系相联系。

一、对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关系的认识

从一般意义来说，大学与学科的关系是比较明晰的，而大学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也具共识，即一言以蔽之：“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发展的龙头”。显然，从这一认识可解读出大学建设与学科建设的高度一致性。对于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也与一般意义上大学与学科的关系认识并无太大差别。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一问题，可选择曾担任过著名大学的校长和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学者等几个有代表性的认识作一考察。如牛津大学前校长柯林·卢卡斯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依靠声望、知名学者、学术成就，且在各个领域都能表现卓越，但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能代表大学目前的发展的水平。北京大学前校长陈佳洱认为：美国的哈佛、麻省、斯坦福，英国的牛津、剑桥，日本的京都、东京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大学培养了无数杰出人才，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曾出版过《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的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教师的国际化；生源广泛、多样；课程教学、项目研究的世界性、普遍性。主持发布《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的刘念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些共同特征：世界一流的学科、世界一流的教师、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世界一流的生源和人才培养，世界一流的校长和管理水平，独特的办学特色和发展战略，强大的财政实力和优良的基础设施等。武汉大学邱俊平在其《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竞争力评价报告（2013-2014）》中将前100名称为世界顶尖大学，101-300名称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两者合称为“世界一流大学”。以上认识虽不尽相同，但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比较共同的：一是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是密切关联的，除了标明“世界一流的学科”这样的直接关联外，教师、课程、科研成果、学生质量等也都是学科的要素；二是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定，跟大学排行榜有较大的关系，如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多少名才被认定为世界一流大学。

对于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实然状态，本文选取最新发布的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学科领域排行榜（ARWU-FIELD）；《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前100名的大学及学科进行考察，通过对比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一流学科作为支撑，一流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

从大学排行榜排出的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现实样态来看，不论是何种大学排行榜，虽然大学排名与学科排名的名次，未必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总体来说呈正相关趋势发展，换言之，学科排名靠前的大学，大学排名一般来说也相对比较靠前，反之亦然。由此来说，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

实际上，从三大排行榜所设计的指标也可看出大学与学科排行密切相关：上海交通大学排行榜中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校友、教师折合数，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量；《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中论文引用率及工业收入；QS排行榜中教师论文引用率。无论是诺贝尔奖（和平奖除外）还是菲尔兹奖都是授予在某些学科领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论文数量及引用率，这些指标也都是在特定学科领域中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就是说，世界大学排行榜指标中的学科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排名位次，学科水平提高了，这些相关指标的得分也会提高，世界排名位次就会随之上升。 

2.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并非都是世界一流

能进入世界前100名的大学，其学科不一定都能进入学科世界排行前100。如在上海交通大学排行榜中，世界前100名的大学其中有20所大学的理科、工科、生命科学、医科、社会科学同时进入学科排行世界前100，其他80所大学却不是所有学科都能进入学科世界排名前100，如洛克菲勒大学、日内瓦大学等，虽然大学排名比较靠前，但都有不少学科排在100名以外；《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有19所大学的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社会科学、生命科学、艺术和人文、临床-预防-健康学同时进入世界前100名，其他81所大学不是所有学科都能进入世界前100名。即使是排位第一的加州理工学院，其艺术和人文学科、临床-预防-健康学，都未能进入前100名。QS排行榜中，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所有学科全部进入世界前100名，例如有10所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科不是世界一流学科，12所大学的工程与技术学科不是世界一流学科。 

3. 世界一流大学既与一流学科的数量关系密切，也取决于一流学科的质量 

纵观三大排行榜排名前100的大学，有的大学，尽管一流学科的数量不多，但并不影响其进入一流大学的行列。以7所同时进入了三大排行榜前10名的世界顶尖大学为例，其中有5所为综合性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牛津、芝加哥大学，2所为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与加州理工学院。这些世界顶尖大学的非一流学科都占到了一定的比重，仍然不影响其进入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一流学科的质量（包括学科科类、学科排名等状况）对于大学排名有时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在QS排行榜中加州理工学院的艺术与人文学科不是一流学科（100位以外），社会科学的排位也不靠前（39位），但它的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生命科学分别排在第1、2、5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有5所进入前100的大学虽然只有一个学科领域进入世界前100名，但是学科排位都比较靠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科学排位12，卡罗林斯卡学院的临床-预防-健康学排位13；荷兰的瓦格宁根大学的生命科学排位16；美国的埃默里大学的临床-预防-健康学排位38，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临床-预防-健康学排位27。上海交通大学排行榜中日内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名古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仅理科为世界一流学科，其世界排位分别是33、51-75、35、51-75名。

二、中国大学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主要路向

如前所述，中国“双一流”建设，实际上也涉及到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关系问题，但这是在一种特定的政策话语背景下的关系认识，似乎与一般意义上的认识又有些许别样。这个“别样”主要是对“双一流”的建设对象作出一些策略上的划分，如有些大学要瞄准世界一流大学而建设，而有的大学则主要是致力于一流学科建设。这一策略上的划分也释放出以下信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一流学科建设还不是一回事，需要区别对待。如果这种“区别对待”仅仅是出于资金资源投入上的“有限目标”及其绩效考核的针对性等这些策略方面的考量（因为资金资源总是“有限”的，从而决定了一定时期目标的“有限”），并无可厚非，甚至是必须的。但若因此把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及其建设人为地割裂开来，不仅在学理上难以说得通，而且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实践也可能产生误导，最终不利于“双一流”建设及其目标的达成。所以，当前亟需从认识层面上进一步明确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内在本质联系和“双一流”建设的一体联动关系，避免政策的误读；从实践层面上也要精准把握和正确理解“双一流”建设政策释放出的信息，力求避免由于误读政策而出现的行动误导，始终“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牢牢抓住学科建设这一龙头，来促进和带动大学的全面建设和发展。

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关系的实然状态的简要分析，实际上也为如何思考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向度，即以一流学科建设为基础，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当一流学科的建设成果丰富到 “一定程度”，世界一流大学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而所谓的“一定程度”，既有数量上的意义，即通过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大学便自然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同时也有非数量上的意义，从对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关系的状态分析中也可看出，有些大学一流学科虽不多，但仍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甚至顶尖大学之列。这一非数量意义的 “一定程度”，实际上也昭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不同选择和多样选择，即如何根据各大学的性质与定位来选择重点建设的学科及其路径。正如《总体方案》所指出的“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

此外，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需要一个可依据的标准以明确和引导建设方向，而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便可以是这样一个标准。但由于各大学排行榜的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至大学的排名也不尽相同，如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前100名的中国大学有4所，进入QS前100名的中国大学有9所，而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中，却没有中国大学进入前100名。应当说，大学排行榜的指标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对现代大学建设的认识及其价值理性的不同。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选择对标的大学排行榜或指标就显得尤其重要。笔者认为，对大学排行榜的选择，其主要依据在于排行榜所设立的指标是否符合现代大学发展的方向，是否遵循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当前一些大学在选择对标的排行榜时往往依据的是该排行榜是否将其排名靠前、是否有利，这种选择取向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显然是无益的。值得提及的是，大学排行榜并不能（会）将涉及到一些大学内涵发展状态的因素排位出来，如体制机制、大学文化等内涵因素是难以用量化方式作简单排名，而这些内涵因素对于一流大学建设又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把大学排行榜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方向的缺陷所在且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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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整天追问中国大学为什么还不“世界一流”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6月7日，教育部宣布《“985工程”建设管理办法》《“211工程”建设实施管理办法》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失效。随即“国家废除‘985’‘211’的传闻广为流布，对此教育部近日回应称，中央会将“985工程”、“211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一个重要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也就与之直接相关。”正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所言，学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所以，教育的实验必须小心翼翼，特别忌惮连续急转弯。宁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追求的效果是“移步换形”，而不应该是“日新月异”。将“985”“211”等统统归入“双一流大学建设”，重新洗牌中国大学，真能让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更近吗？还是又一轮的新折腾？

1、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是在1991年。当时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了三个月的研究。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我们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骄傲。此后，我与香港中文大学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1997香港回归前后，我看见他们的挣扎，也了解他们的努力。从2008年开始，我成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双聘教授，合作更多，观察自然也就更为细致。两相比照，我发现：香港的大学越来越自信，内地的大学却越来越不自信。

自信与不自信，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学办得好还是不好，而是意味着内地的大学现在换了一个跑道，即所谓“参与国际竞争”。此前，内地与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骄傲。在内地，我们很容易判断哪些大学办得好，好在什么地方。但今天，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游戏场。对于内地大学而言，这套游戏规则是全新的，显得不太适应。

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后教育史家会记得这个年份。那一年发生两件事情，对于此后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一开始国家确定重点支持北大、清华，后来扩展到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布过211计划，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所有这些——“2+7”、“985”、“211”，对内地大学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二是经历1998年的经济危机，作为对策之一，中国政府决定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从次年起大规模扩招。所以，近15年的内地高等教育，基本是在两条很不一样的道路上奔跑，一是追赶世界一流，一是拼命扩招。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得到了国家及民间很多的支持，是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与此同时，让我感觉不安的是，那些被排斥在985、211之外的大学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现在内地的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样，备受关注的是处在顶端的大学，而很少有人认真讨论那些处于中间或者底层的大学。这些年，我有意识地走访了很多非211大学，包括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等等。在我看来，这些也都是好大学，有的甚至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中，这些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类大学，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长很难找到较为充裕的经费，学校的发展通常遇到瓶颈。所以，我特别感叹，办一所好大学很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学却不是很难。20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沿袭的正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办法让全民都热爱体育且身体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目标是奥运会金牌。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也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教育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恐怕是无力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

除去制度设计的问题，大学排名也是影响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你见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或书记，几乎都会跟你说他们学校的排名问题。即便不是全球排名，至少也是全国排名。我经常特别惊讶地听到一些数字，后来逐渐明白，每所大学都是选择某一年某一排行榜甚至某一单项中自己的最佳位置进行宣传。校长书记们也许并不真的这么想，但现实的压力使得他们只能这么说。记得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曾宣布港中文不参与排名后，马上就在排行榜中跌了下来。校友们纷纷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母校排名为什么跌得这么快？校长没办法，只好重新回到这套游戏规则中来。这就是上文说的，我们开始在转轨，都在努力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相对而言，香港的大学基本适应，内地的大学却身心俱疲。

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此后被广为征引。那是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一文中，我提出：“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这么一条无关“本土情怀”的“标准化”的道路上。

2、改革太急与期待太高的中国大学

单就国际排名而言，香港的大学无疑比内地更占优势，因为他们的整个高等教育制度都是拷贝欧美大学，大多数教授也都在欧美大学接受教育。而今天中国大学响彻云霄的“国际化”口号，说白了就是以欧美大学为标准。所以，香港各大学的国际排名比内地高，并不意味着其实际水平如此美妙。内地的大学现在都面临着转换跑道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与国际接轨”。我常追问：究竟是哪个“轨”？又应当如何“接”？国外的好大学并非都是同一模式，每个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范型。有人认为是德国的，有人认为是英国的，有人认为是日本的，更多的人认为是美国的——而美国东部的大学与西部的大学风格不太一样、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发展道路也迥异。在我看来，“接轨说”误尽苍生。

今天的中国大学都想接轨，但又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是接得不顺。为什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包袱太沉重；二是我们走的本来就不是这条轨。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转轨，转得太急了，弄不好是会翻车的。

如此立说，并非否定中国大学必须改革，而是希望官员及公众对于“转轨”的期望不要太高，并不是“一转就灵”的。其实，所有的大学都在转变。比如，今天的欧美大学与二战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学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是在政府的号令下连续急转弯的。无论是当初的大学升级，还是日后的大学合并、大学扩招，以及近期的改普通教育为职业教育，几乎都是政府一声令下，各大学秣兵厉马、气势恢宏、步调一致地开始转轨。完全由政府决定大学应当往哪个方向转，且有明确的时间表，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其实不太有利。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大学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大。可办教育的人必须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急不得。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追求“掷地有声”，那只能是在面积很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古人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理想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这样坚持5年、10年、20年，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庄大道”。

到过国外大学的人都知道，校园里很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地在制定发展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都热血沸腾。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动，但我必须说，这样的状态也让人担忧。大学改革，应当稍安勿躁。从15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的要求600所大学转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这样不断的急转弯，非常伤人。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十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学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一个重要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也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的实验必须小心翼翼，特别忌惮连续急转弯。宁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追求的效果是“移步换形”，而不应该是“日新月异”。

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中国大学之所以步履匆匆，源于国人的期望太高。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向外看”，喜欢谈哈佛如何、耶鲁怎样；一是“向后看”，极力表彰民国大学如何优异。这两种思路，各有其道理。作为“借镜”，两者都是很不错的资源。但需要警惕的是，没必要借此对当下中国大学“拍砖”。我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热心听众提问，开口就是“中国没有大学”。我明白他的立场，但这样的表达是有问题的。中国不仅有大学，还有很不错的大学。中国大学“在路上”，请多一点点掌声，少一点点砖头。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说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大学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大学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整个民国年间的社会动荡姑且不论，即便是在局势相对稳定的1930至1937年间，在校大学生也就四万多人。等到抗战胜利，这一数字有所增加，也不过八万多人。而今天则是每年大约2600万人在大学念书，二者很难同日而语。再如，当我们追怀民国大学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校长与教授争取自由的努力，同时也得承认这与民国年间教育部的管理不细、经费有限直接相关。所以，当下中国大学的困境必须直面，不是召唤“民国大学”的亡灵就能解决的。

大学史的研究也好，大学评论也罢，都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大家应当明白，中国大学不可能迅速地“世界一流”，所以还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目前这样全民都在关心大学问题。过于受关注，以至于没有办法从容地坐下来，喘一口气、喝一口水，这对大学发展是很不利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学生营救出来后，留下一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就离开了北京。这是借用汉代应劭《风俗通》的话，意思是说，对于骑快马的人而言，道旁观众越是喝彩，你就越快马加鞭；马被催得越跑越快，最后就气绝身亡了。对待中国大学，同样是这个道理，今天被追问为什么还不“世界一流”，明天又希望你多得诺贝尔奖，很可能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步伐不稳，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在《大学何为》的序言中，我曾谈到：“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为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这本《大学小言》，同样如此。希望我所描述的香港的大学可以成为我们讨论内地大学问题时的一面镜子，但不是“砖头”；让我们理解我们走过来的道路，以及我们能够达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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