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创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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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对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加，中国对世界高质量科研的总体贡献已达到全球第二位。2015年中，多位中国学者在世界范围内带来重要影响。尽管国产学术论文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进步，但科研投入产出效率仍有待提高，论文语言水平亦有待改善。在加强自身的同时，让我们看一看还有何可行之法。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创新”一词出现了71次，并一再强调了科技创新对发展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科学研究也逐渐上升到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核心位置。近些年来，随着政府对科研投入的持续增加，2014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同比增长12.4%，继2012年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后，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进一步提升至2.09%。另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简称THE）2013年公布的世界学术峰会创新指数（World Academic Summit Innovation Index）关于各个国家研究人员人均科研经费的排名显示，不只是中国，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近几年科研投入都在持续增加，中国研究人员人均科研经费约为5.05万美元（约合31万人民币），在被调查的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七。
“百人计划”、“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的先后推出，使得中国科研力量也在不断壮大。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2014年发布的《国家创新蓝皮书》指出，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25.3%，超过美国研发人员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17%），居世界第一。2007~2011年，全球研发人员总量年均增长率为3.7％，而我国研发人员同期年均增长率为13.5％，是全球研发人员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科研产出的质量也有了大幅提升。 12月17日英国《自然》杂志增刊发布的《2015中国自然指数》（Nature Index 2015 China），分析了从2012年到2014年中国三年的研究成果，如按照加权分数式计量（weighted fractional count，WFC），中国高质量的科研产出在此期间增长了37%，美国在同一时期则下降了4%。目前，中国对世界高质量科研的总体贡献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Nature Index 2015 Global：排名前20的国家
《自然》杂志官网报道的按语是：美国和日本在科研产出上的传统优势地位在明显下降（Traditional strongholds of US and Japan experience a notable drop in their research output）。
其发布的Nature Index 2015 Asia-Pacific显示，2014年我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总量依然位居亚太地区首位，有5家中国机构名列该地区高质量科研论文产出机构十强。其中，中国科学院位居首位，且较去年对自然指数的贡献增加了8%。
中国排名前5的机构在化学和物理领域独占鳌头，占了总WFC的90%以上
除自然指数之外，还有其他的国际科研评价体系对中国今年的科研成果做出了积极评价。根据汤森路透2014年6月公布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国（含港澳）共有134人入选2014年“高被引科学家”，排名世界第四，仅次于美国（1702人）、英国（304人）和德国（163人）。
在《科学》(Science)评出的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中，18年来首次有来自中国的成果上榜——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这个成果这对探讨宇宙的起源与演化等科学问题有重大意义。2015年12月17日，《自然》（Nature）杂志公布其评出的2015年度对全球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人物，其中来自中国中山大学的基因功能研究员黄军就因人类胚胎基因修改研究入选。2015年4月，黄军就和团队成功修改了人类胚胎的DNA，为治疗一种在中国南方儿童中常见的遗传病——地中海贫血症提供了可能，生物学杂志《蛋白质与细胞》（Protein & Cell）在线发表了黄军就的研究。
2015年10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其发现了青蒿素对疟疾治疗做出重大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12月11日，英国物理学会《物理世界》（Physics World）公布了“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的十项重大突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潘建伟院士、陆朝阳教授等完成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名列榜首，被评为年度突破（Breakthrough of the Year），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方忠、翁红明等凭借外尔费米子的先驱性研究入选。2015年2月26日，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Nature）曾以封面标题的形式发表了潘建伟、陆朝阳等人的文章《单个光子的多个自由度的量子隐形传态》（Quantum teleportation of multiple degrees of freedom of a single photon）。
但尽管中国学术论文“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已有了极大改善，中国的科研成就已在国际学术界占得一席之位，许多国内科研工作者却依然对国内的科研水平及环境表示质疑并持负面评价，认为中国人均高质量论文还很低；许多高引用率论文是与国外合作的，不反映中国实际实力；研究与成果转化严重脱节等等。而且，中国科研投入产出的效率还只能说相当一般，比主要的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明显落后于日本，支出总量也远远不及美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尤其稍显不足。由于中国是行政管理者掌握对科研工作者的评价权力，同行评价体系没有形成，等级化、量化这种最简单的考核方式大行其道，助长了学术界追求影响因子和“拜杂志教”CNS至上的风气，并进而导致各种学术不端行为频发。
众所周知，科研论文的撰写与发表是科研工作的最后环节，也是科研成果产出和学术交流的主要形式。大家对此似乎已成共识：直至论文发表，研究才算真正完成。“不发表，即灭亡”这句科学界流传已久的口头禅就突显了发表论文对科研人员的重要性。国内的高校和科研单位还将发表论文作为职称评定、科研能力考核与评估、研究生毕业等环节的主要评价标准。
受评估政策所使用的衡量标准如影响因子参数的驱动，科研人员开始有了更高的目标——那些高影响力的SCI期刊。但难度也更大，耗时更多，据一项调查显示，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20-30%的工作时间都用于论文写作和发表。除了最大的英语语言问题，还会遇到一些无形的障碍。有许多科研作者认为他们在某些国际期刊特别是高影响力期刊的同行评审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并觉得这些刊物的编辑和审稿人对来自中国作者的论文更加苛刻。事实上，的确有某些期刊内部的调查显示，来自中国的论文遭遇了更高的论文拒稿。甚至有时来自中国的论文有可能在送审之前就被拒稿，也更有可能收到审稿人的负面评论。这多半是由于中国作者提交的论文质量相对较低造成的对中国作者的偏见，或者是作者表达不够清晰文章可读性较差。但无论摆在中国作者面前的障碍有多少，总体而言情况还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中国作者的发文量依然是逐年增长的趋势，这其间也与一些商业化的论文编辑服务公司的繁荣有关，但由于此类出版服务并没有任何质量标准的认证系统，并非所有的服务商都能提供可靠的高质量编辑服务。而科研人员有时又很难衡量判断一家语言编辑服务商的服务质量，建议尽量选择那些经出版商审核推荐的合作服务提供商，如笔者较为熟悉的Springer,BioMed Central, AIP合作的语言服务提供商理文编辑(Edanz)，算得上是这个行业最早开始提供此类服务的一家公司。
科研论文发表除了是对科研人员的自身成果与价值的传播与实现，还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公众科学传播，并有助于科研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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