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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秘闻—周恩来手下的“王牌”

2018-01-08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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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仅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更是党和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在大都市里神秘的周公馆,在黄土高原上的小窑洞,在重庆曾家岩50号,在西安的七贤庄,在南京的梅园新村30号,在西柏坡的土坯房······周恩来以其非凡的才智、机警的才干,领导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隐蔽斗争,在隐蔽战线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对准周恩来怎样锻造“王牌情报员”——熊向晖。周恩来的“三大高招”,看似平凡、普通,却深藏玄机。看懂的人,了不起!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国民党军统干将程慕颐早在抗战爆发之初,就在故乡浙江温州开办特别训练班,培养能够打入中共内部的情报人员。据《中国秘密战》作者郝在今披露,1955年解放军攻占江山岛后,在缴获的国民党当局文件中发现,陈慕颐声称特别训练班培训学员超过600人,1941年,特别训练班学院吴南山向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自首时称:他的“同学”中已经有人在中央军委二局、陕西省委甚至边区保安处内部工作,还有“女同学”嫁给了领导干部。


同样是“打进去”。周恩来“少而精”“下闲棋、布冷子”的情报战故事堪称标本。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才令蒋介石“又怕又恨又佩服”。


发现早。周恩来预想中的“王牌情报员”是这样的: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而熊向的条件基本符合。因此,熊向在清华大学第一年学习时,就被长期领导学运和青年工作的蒋南翔介绍入党,并被推荐给了周恩来。


知情少。物色熊向“打进去”,只有周恩来、董必武、蒋南翔三个人知道熊向“肩负特殊任务”。临行前的“单训”是由董必武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单独进行的。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谈一次,要管几年。”董老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具有组织和领导秘密工作的丰富经验,训练和指导的水平很高,对熊向今后的行动,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任务精。熊向的任务只有一个:接受胡宗南的“培养”。胡在黄埔军校时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胡宗南作为候选之人,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宗南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将来会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柱。


闲棋冷子  后发制人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到:“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尝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周恩来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下闲棋,布冷子”。而熊向就是周恩来精心筹划的闲棋冷子。周恩来对熊向说“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与此相关,根据熊向的具体情况,周恩来特别强调了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环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藏党员身份。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发展共产党员,不参与党的活动,要准备参加国民党。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善于随机应变。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


以退为进  取得信任

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本来,熊向和许多在长沙的青年学子一样立志报国,一心要上前线。但此时他接到了周恩来的指示:“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去”。

战地服务团,是国民党设立的战地服务组织,归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领导,1937年10月刚刚成立。它的主要任务是安置国民党中央党部被裁人员、“行政院”附设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在训导班毕业人员和北平各大学的逃亡学生,协助军队抗战,动员民众担任后方勤务等。1938年底,战地服务团解散,成员派充各部队政工人员。


胡宗南的第一军当时也在长沙招募新兵。他最看重的还是湖南的青年学生,特别是“长沙临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合并)的这批大学生。他不仅指派亲信负责招募新兵,还亲自“传见”新兵。

(胡宗南“左”)

胡宗南接见服务团成员时,平执名册,依次点名,每个人提三或四个问题。回答时,他注意听,还注意看。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


熊向发现,胡宗南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因此,当胡宗南点到他的名字时,他故意违反事先规定,不像前几人那样站起来,而是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周恩来“宁亢勿卑”的策略果然见效。

当胡宗南问:“熊先生为何来本军?”

熊向回答:“参加革命”。

胡宗南一怔,又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熊向接着说:“贵军是国民革命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宗南似笑非笑地问:“怎样才是革命?”

熊向回答说:“孙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马上又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向晖回答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话音刚落,胡宗南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向晖脱口而出:“杀”。胡宗南盯着熊向晖看了一会,在名册上划了些什么。


事后,唐西园副官来接熊向晖,说胡宗南约他去个别谈话。

到达其办公处所,胡宗南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熊向进行了政治盘查。当听说熊向的父亲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时,胡要他写出家庭住址。第二天,专程派唐副官登门请熊向的父亲去吃饭。


熊向晖的父亲本来反对其子弃学从军,但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熊向晖说:“胡军长对你很器重,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果然,回到第一军驻地,胡宗南特约熊向晖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颗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中的一员!”次日,熊向晖就被送进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为黄埔军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任。这样,根据黄埔军校序列,熊向晖是黄埔第十五期生,与出自黄埔第一期的胡宗南成为校友,真正成了“黄埔大家庭的一员”。


熊向晖从军校刚毕业,马上被胡宗南找了去。“我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在黄埔大家庭里我选定了你,准备让你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见到熊向晖,胡宗南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而熊向晖却语出惊人:“感谢胡先生的器重,可我不敢从命。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倾的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会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


其实,这正是实现周恩来预订计划的最好岗位,熊向晖怎么会不愿意?而这正是周恩来的高明之处。“要做的自然,不要急于求成。”熊向晖的推托之辞,是践行周恩来的“三点要求”,无非是进一步赢得胡宗南的信任,增加自己的分量。


果然,胡宗南当场表态:“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作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如此这般,熊向晖按照周恩来的精心安排,顺利地成为胡宗南的心腹。他不仅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还深受胡宗南赏识,处理一些“别人不能代管的工作”。接下来,熊向晖作为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将要发挥什么样的情报作用?让我们看下篇:谍战秘闻—周恩来手下的“王牌”(下)


熊向晖正是我党在二战时的秘密武器之一。毛泽东曾称熊向晖—“能抵十万雄兵”。而他也正是让蒋介石“闪击”延安的计划成为泡影的绝对功臣。正是因为这些“秘密武器的存在”,蒋介石的作战命令“常常还没到军长一级就已经摆到了毛泽东的桌上”的故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里,作为蒋介石亲信的胡宗南,多次谋划“闪击”延安。然而真正付诸实践,对党中央形成威胁两次计划,由于熊向辉送出的情报准确无误,导致这两次胡宗南“闪击”延安的计划均化作云烟。

1943年2月,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驻扎在西安的胡宗南,收到了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地区作战计划》。蒋介石还密电胡宗南:“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得令后,胡宗南加紧部署兵力,做好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准备。


而当蒋介石向胡宗南发出密令,胡宗南加紧进攻部署之时,作为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及时将这个重要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央驻西安情报处。秘密电台迅速将它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


获悉这个情报,中共当即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既点明蒋介石“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又规劝胡宗南“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翁之利,陷国家民族于危险境地,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作战任务。”


收到这份电报,熊向晖不觉心里一惊:因为蒋介石不许公开辩论“共产国际解散”,“趁此良机”“实行剿共”是绝密情报,只有胡宗南及身边有关人员、参战部队师以上的将领知道。如今这情报出现在朱德的电报中,胡宗南一定会怀疑有人泄密。

虽然,熊向晖真正感到了身居虎穴的危险。但长期地下斗争养成的“处事不惊、镇定自若”的本色,使他像往常一样,把电报送给了胡宗南。


“这一手,厉害!”胡宗南将电报看了两遍。接着,盯住自己的侍从副官问道:“是谁泄的密呢?这仗还打吗?”


反应奇快的熊向晖早有准备,不失常态地回答:“以朱德的电报看,一定有人把情报泄密给了共产党,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熊向晖又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罪犯逃跑。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密给共产党。”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照常让熊向晖参加。会上,胡宗南对泄密的问题只字未提,只是说:“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产党采取非常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何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


会后,胡宗南向蒋介石发了请示电报,并请求处分。蒋介石对胡宗南一贯信任。7月7日,在重庆坐等“闪击延安”佳音的蒋介石只得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至此,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没有真正掀起便草草收场了。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被晋升为上将,蒋介石还给他颁发了胜利勋章。此时,得意忘形的胡宗南又琢磨以自己的优势兵力进攻陕北,借以捞取成功,提高声望。虽然蒋介石认为火候未到,主张暂缓,但胡宗南颇为自信,对自己的实力估价过高,认为平定陕北是举手之劳。1946年10月中旬,胡宗南决定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需要文武兼备的帮手。于是,胡宗南又通过保密局特务把熊向找回到他身边。这样,在进攻延安的关键时刻,胡宗南又让熊向向我党中央送了一次“厚礼”。


就在熊向被特务“逮回南京”的当天,胡宗南就交给他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占延安方案,一是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仔细阅读“攻占延安方案”后,熊向不觉大吃一惊:蒋介石这次可是下了血本,大有一口将我陕甘宁边区吞掉的气焰。方案规定:进攻延安的总兵力达15万余,共17个旅。蒋介石还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在发起进攻前一日,将分配轰炸延安地区,一部分监视黄河各渡口,企图切断我军后路。


熊向晖素有“过目成诵”之誉。看完这两份绝密文件后,熊向晖已将内容一字不漏地记入脑中。第二天,熊向晖随胡宗南从南京飞回西安。当晚,通过秘密线上的联系人将所获的重要情报报给延安。之后,周恩来在来点钟表扬了熊向晖“情报很及时,很有用。”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及一名卫兵微服出行,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前进指挥所”。在胡宗南召集的军、师、旅长会议上,熊向晖被任命为“前进指挥所”机要秘书。会议还命令,14日拂晓进攻。

在会上,熊向晖同时还获悉:专程从南京赶来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带来美国最新探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人员。连日侦测解放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央首脑在兴县。


情况十万火急。魏大铭带来的设备和人员将探测出我军各级指挥所的位置,这关系着党中央及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安危。熊向晖心急如焚,因为他人在“前进指挥所”,不可能直接西安找联系人报告这一重要情报。


但熊向晖迅速打定了主意:事不宜迟,只能违反秘密工作常规,将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装入信封,派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送出去,给潘裕然,再请潘裕然将信转给自己的联系人。潘裕然为人诚实可靠,又与陕西的军政名流有亲戚关系,且与熊向晖的联系人认识。


熊向晖对此事有一定把握的。可他明白,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都将掉脑袋。在这紧急关头,熊向晖顾不得那么多了。


写完信后,熊向晖将信交给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嘱他将信交给潘裕然,并索收条。熊向晖一贯对胡宗南手下的士兵很好,又与几名机要交通员都很熟。对熊向晖委托的事,他们概然应允。而他们有胡宗南的招牌,自然一路畅行无阻。他们如期将这一重要情报送给了潘裕然。潘迅速转给了熊向晖的联系人,报告给了党中央。


当周恩来收到这份重要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熊向晖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由于有了这份重要情报,党中央迅速作了多方准备。周恩来下令:中央电台停止工作三天 ,各野战军在作战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得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这样,魏大铭的洋仪器便一下失灵了。胡宗南失去了目标。


3月19日,人民解放军在给予国民党军队重大杀伤后,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主动撤离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1949年初冬,北京,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总理向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委派的和谈代表“公开一个秘密”:熊向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蒋介石搞情报工作,尽找地痞流氓,我们派大学生。你们一定想不到: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泽东主席就先看到了。”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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