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 钱钟书的博与淡

钱钟书，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巨匠。他身兼学者、作家两重身份，是一个学者型作家，又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作为学术大师的广博和睿智，其为人为学，如奇峰瀚海，被文化界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昆仑”。 

博学鸿儒

钱钟书出生于美丽的无锡。钱氏家庭推源极古，可溯及五代吴越王钱镠。传说钱镠指挥大军发箭射潮，修筑海塘，造福百姓。所谓“钱塘江”即得名于此。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史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母亲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之妹。钱钟书父亲为他取名“钟书”，源于他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这正是他一生钟情于书的恰切写照。

钱钟书学贯中西的学术成就，与他青少年时期形成的知识结构有关，其基础来源由学校教育、家学和自学三方面组成。他接受的学校教育以西学为主。钱钟书少年时期就读的主要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极为严格的教学，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外文基础。家学以国学为主，钱钟书由此扎稳了极为坚实的古文根底。钱钟书以后恢宏的知识结构，由此奠定。

1929年，钱钟书中学毕业，考进清华大学外文系。20世纪中国现代大学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居领先地位。当时北大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较浓，清华则更接近于西洋文化。而清华早期的师资，很多来自北大。校长罗家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陈寅恪、吴宓等，皆一时之选。这极其优越的文化环境，对钱钟书知识结构的进一步形成大有禆益。钱钟书自觉地进行着中西文两路的进修，奋发不已，锋芒初露，被同学誉为清华“三才子”之首（其余二位是考古大家夏鼐和历史学家吴晗）。

1935年秋，钱钟书考得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与夫人杨绛一同赴英牛津大学留学。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牛津严谨的学风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极大地提升了钱钟书的知识修养和外语水平。1937年他在牛津大学毕业，又和杨绛一起至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巴黎大学是欧洲最早的教育中心，钱钟书由牛津到巴黎，感受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的不同学风，更深入地理解欧洲各国的文化和文学，也给他所掌握的多种欧洲语言提供了实地考察、运用和体味的机会。对他后来发挥所学，对欧洲各种文化和文学兼容并蓄及融会贯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夏，清华大学函聘钱钟书为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他和杨绛携女儿学成回国，结束了求学，开始了人生新阶段。

回国前期，从1939年至1949年，钱钟书由青年而中年。最早的作品是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年），其次是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年）。而真正的代表作有两部：一是长篇小说《围城》（1947年），一是理论著作《谈艺录》（1948年）。两部著作奠定了他毕生写作的基础。

1949年至1976年，钱钟书由中年渐转老年，发表的著作不多，仅在50年代完成一本《宋诗选注》（1958年）及60年代的若干篇论文，这一阶段主要以学术积累为主。经过长时期的酝酿，钱钟书终于完成从《谈艺录》到《管锥篇》的飞跃。1978年《管锥篇》初辑整理完成。

改革开放新时期肇始，钱钟书的研究进入成熟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1979年《管锥篇》一至四册的出版。《管锥篇》书名取自《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自谦小见之意。全书由781则札记组成，分10卷。用典雅的文言文分别评论《周易》《毛诗》《左传》《史记》等10部中国古典要籍。内容涵盖哲学、宗教、历史、训诂学、修辞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分析学、悲剧心理学、比较文化学、比较诗学等。这部书横贯经、史、子、集四部，气魄宏大，内容浩瀚，文采斐然。征引典籍涵盖古今中外，涉及作者达4000多人，其中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人以上，包含中、英、法、德、意、拉丁语各种文字的典籍近万种。在这部晚年集大成的文化巨著中，钱钟书以独立思考、深广忧愤的学术良心，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注释了人生。代表作者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总体认识，是一部凝聚社会人生智慧的思想宝库，是中华文明殿堂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壁立千仞的一座高峰。 

淡泊人生

钱钟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物。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师。1990年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钱钟书这三个字更如日中天，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面对鲜花和掌声，钱钟书保持了相当的冷静与理智。他是个对人生看得最透彻的人。“福过灾生，誉过谤至。”对他来说，名与利皆等之浮云。钱钟书就是钱钟书。在载沉载浮的年代，他历尽春秋，不务虚名，落落自甘，淡漠毁誉，宠辱不惊。他没有“大师”的气势和派头，有的只是甘饴寂寞、澹泊自守的学人品格及精神。

钱钟书是个“钟情于书”的大学者。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那样的“照相机式”过目不忘的天赋。但他的博学，更主要靠他的用功与勤奋。钱钟书这个名字，首先就意味着读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孜孜兀兀，努力以赴。工作后他惜时如金，杜门寂处，足不出户，笔耕不辍，潜心读书研究，不爱应酬，不好拜客访友。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钱钟书电话告诉想拜见他的一位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学术是寂寞的事业。他对各种巧立名目的纪念会、学会活动，深为不满。请帖征文，概置不理。坚守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

随着钱钟书著作影响的扩大，在欧美、日本、港台和国内，“钱学”方兴未艾。中国士风，“好事者”多。有的创办《钱钟书研究》刊物，有的大学招收《管锥篇》研究生，有的成立专门研究钱钟书的博士班，有的称誉他为“文化昆仑”。对此，他极力反对。他向作家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他在给首创“钱学”的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的信中写道：“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在钱钟书眼中，一切“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学问都是“俗学”。钱钟书为人令人钦佩之处，就是绝不“攀龙附凤”，绝不“群趋若鹜”，绝不“随人俯仰”，绝不“巧宦曲学”，绝不“媚世苟合”。“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的整个性情陶熔为一片”。钱钟书先生人格的魅力，文章的魅力，无不与他整个性情相关。

近年来，有关钱钟书先生不图钱财的佳话为世人津津乐道。在他回答电视剧《围城》片酬问题时说过一段话：“我都姓了一辈子的钱，难道还迷信钱吗？”对待钱，他在巨著《管锥篇》中作过精辟分析。他通过晋代《钱神论》等古籍考证指出：古人名钱曰刀。“钱”字旁，上着一“戈”字，下着一“戈”字，真杀人之物也。执两戈以求金谓之钱，亦以示凶害也。“利”旁有“刀”，言人治下率多得钱财者，必有刀剑之祸也。执两戈以求贝，谓之“贱”；执十戈以求贝，则谓之“贼”而已。因此，钱先生一生对待金钱和物质享受历来处以淡泊之心。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拒绝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高薪聘请，举家北上，重返清华大学任教。作为大师名人，他卧室并列两张单人铁床，其余都是箱子、柜子等半旧的老式家具，没有一件现代化的装备。从这种生活小处可见钱先生之大气节，亦见先生之真性情真人格。生活对于他来说，朴素的就像他终生坚守的真理那样。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当时钱钟书尚有宏大写作计划。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998年钱钟书仙逝，在20余年中，除了出版五册《管锥篇》为新撰之书外，其他多为旧籍新刊重印。新撰文章多为讲演稿、序跋、纠谬等应景之文，再也未能完成那些宏大的写作计划，只留下一堆数量惊人的读书笔记。这不能不是钱先生晚年的一件憾事。

彼岸未达，斯人已逝。未逝的是其学养和精神。

来源： 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何迪雅   排版编辑：何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