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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

大变局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道”与“路”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急变量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国际政治风谲云诡,与新冠疫情的冲击叠加,作为新变量带来了层出不穷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当前,技术环境与国际社会环境的耦合,形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在这种大变局下,能否建强适应大变局下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能否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为此,多语种国际传播教育联盟等机构相继成立,不少院校相继建设了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等人才培养项目。2019年,教育部增设“国际新闻与传播”本科专业。至今,中国人民大学、汕头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南京传媒学院等高校纷纷开设了这一专业。如何做好新一轮大批量高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必须走对“道”,选对“路”,正心明道才会行稳致远,取势优术才会以术得道,事半功倍。正心明道: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五道”随着国际关系动荡变革、社交媒体平台兴起,以国际新闻传播为主的国际传播模式亟待提升,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是对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的重要部署。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下的高校国际传播学科建设也需紧跟顶层设计,响应国家战略,以正心明忠诚之德,行正道以致远。一是政治之道。“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服务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是首要追求。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尤其要突出“态度”和“价值观”,要求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做出正确的判断。二是格局之道。视野与格局决定着人生的高度,也决定了国际传播的高度。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必须追求宏阔的境界,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站在世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履行使命,勇于担当。三是复合之道。进入多极化时代,必须迎接多极化发展对复合型知识体系、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强烈需求。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必须打破学科壁垒,以文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为学科基础,同时融合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在大文科观的指引下,通过“融文科”尺度的多级划分,精准化培养高端国际化复合型人才,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四是数字之道。技术革命催生新的社会生长环境,重建了人类空间。在“技术赋能教育”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发展为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打开了“绿色通道”,为人才培养的“去标准化”赋予了重要的新动能。智慧学习、智能教研、人机协同、家校协同、精细评价等都将积极参与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全过程。五是人文之道。追求“至善”,创造具有中国特色、阐释中国问题、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理论,是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落脚点,应重点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推进中国价值理念的全球认同。同时应时刻警醒人类与技术之间的主体性迷思等哲学问题,为人类发展寻找一条可持续之路。取势优术: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五路”目前,我国高校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各有侧重,中国人民大学突出战略传播,复旦大学突出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突出国际新闻传播记者培养,大连外国语大学注重多维复合应用型特点。各校在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如下共识:厚基础、通外语、融内外、精媒体、熟技术、善发声等等。下一步,高校还应努力顺势而为,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的路径。一是专业之路。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必须以服务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基本定位,以全媒体对外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在本专业领域打下坚实的学科素养基础,不断培养具有国际新闻传播知识和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以及具有清晰的国际新闻传播从业者的角色认知,具备积极乐观、竞争协作的良好个性和高端对话能力。二是赋能之路。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必须拥有外语技能优势,高校需注重专业知识与外语能力同步培养,以外文授课为特色。同时,宽阔的国际视野、广博的文化知识、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人文社科的交叉融合是时代之需,宽视野、跨学科、国际化等应成为人才培养教学理念的核心。三是人文之路。深厚的人文素养是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根基。作为人文交流的使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人文情怀和人文素养决定了国际传播的成败。其中,中国立场的价值观尤为重要,具有家国情怀、精通中国文化,才能传播好中国声音。高校要注重全球与地方社会的文化互动,在全球化思考中实施地方化的行动。四是技术之路。生活在数字化社会中,必须拥有“数字化生存能力”。国际传播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才能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科技素养能够培养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求真务实、勇攀高峰的科学思维、科学精神,也能够使他们掌握国际传播的有效手段。五是实践之路。国际传播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人才培养应把实践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实践中检验知识、能力和水平,检验创新能力。在一般实践要求之外,高校应该更加注重国际传播的地方实践能力,连通国际新闻传播业界,使其能够紧跟传媒实践的快速发展,提升实战能力,胜任未来相关行业的工作。面向新时代、面向新技术、面向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变局,直接精准对接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需要正心以明道,取势而优术。惟其如此,才能构建起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生态培养体系。(作者系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5月26日 下午 8:26

《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目录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摘要:从学术视阈,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时空分析”“普遍和特殊辩证关系”的解释框架,探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深入阐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历史性变化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转移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中国理论走向世界和未来的标识性符号。随着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当代中国,中国理论界提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论断,这也是一个具有标识性且正在生成的重大命题。既要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要从牢固坚守、反思现代、与时俱进、胸怀天下、引领时代的统一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在赓续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基本原理、方法原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演进逻辑,研究“两个大局”、当代中国和世界交融互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背景下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典型样本”,从实践、理论和历史三个层面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解释当今世界与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提供了科学理论体系。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5月7日 上午 8:08

古井中为何出土大量简牍?有何奥秘?一起走进古井简牍考古现场

1996年10月,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群J22出土了约10万枚三国吴简,轰动了整个学界。这批吴简信息丰富,让陌生的孙吴临湘侯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以“嘉禾一井传千古”来赞誉走马楼J22。此后,在中国南方尤其是湖南地区古代官署内外的古井中陆续发现简牍,持续吸引学界的关注。古井简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序列完整,从战国楚简到晋简一应俱全,呈现“井”喷之势。古井中为何出土大量简牍,这其中又有何奥秘呢?就让我们走进古井简牍的考古现场,一探究竟。01琳琅满目的古井简及其定名古井简牍跨越时代长,包含了简牍书写时代遗存至今的楚简、秦简、汉简和魏晋简等。这其中既有弥补战国时期司法、行政文书欠缺的湖北荆州高台、湖南益阳兔子山和湘乡三眼井战国楚简,也有再现秦代迁陵县行政运作实态的湖南龙山里耶秦简;不仅包含反映西汉时期南越王宫管理情况的广东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木简,还包含有望改变东汉史研究长期滞后状况的湖南长沙九如斋、东牌楼、尚德街,醴陵邓公塘,益阳兔子山东汉简,真可谓触目皆琳琅珠玉。不仅如此,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是首次发现的长沙国行政文书,为比较西汉前期郡国行政的异同提供了钥匙,湖南郴州苏仙桥西晋简是内容比较完整的桂阳郡上计簿,也是宝贵的书法遗产。可见古井简牍不但是研究战国秦汉魏晋郡县行政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而且为研究中国书法史、文字学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古井简只是众多类型简牍中的一种。过去,我们根据出土来源,将简牍分为边塞简、墓葬简、古井简三大类。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河沟简、津关简、宫殿遗址简以及盗掘简等。随着简牍考古的发展,毫无疑问将会出现更多的来源。但是,时至今日,边塞简、墓葬简、古井简仍然是简牍来源的大宗,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然而,随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的出土,越来越多的学者以“井窖简”来替代以往常用的“古井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五一广场东汉简出土于古井简频出的长沙市中心,其埋藏环境与古井相近,简牍遗存形态完全相同,性质也是地方行政机构的官文书。只是,五一广场东汉简并非出土于原来用于取水的竖井,而是来自可能用于堆积生活垃圾的土坑,其底部并未穿透渗水的砂卵石层,考古学家称之为“1号窖”。“井窖简”作为合称有其合理性。不过,“井”与“窖”作为堆积单位存在的差异也不应被忽视。这些古井原本用于取水,废弃后才被用来填埋无用之物;而窖穴一直就用来积存有用或无用的东西。换言之,出土简牍的“井”是废弃后的水井,而出土简牍的“窖”是当时行用中的土坑。当然,废弃的水井和行用的窖穴最后都成为了考古学上广义的“灰坑”。迄今为止,井、窖之中出土的简牍都是作为废弃物而遗存至今的,这与出土于障塞机构附近的灰坑且与生活垃圾相混杂的那类边塞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井、窖简与边塞灰坑简似乎也可以归为一类。只是两者的遗存形态不同,前者为湿简,后者为干简。虽然考古学家强调“1号窖”与古水井的差异,但是,就简牍本身而言,井、窖出土的简牍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它们合称为“井窖简”。随着“简牍考古学”的发展,各类简牍的定名还有进一步调整和细化的必要。对于出土于废弃古井和行用窖穴的简牍,前者应当可以称作“古井简”,而后者如何定名,又如何与古井简以及其他窖穴简进行联系和区分,还需要纳入简牍学科体系中进行系统思考,称之为“窖坑简”“窖穴简”似乎也未尝不可。走马楼吴简井内清理
5月6日 上午 11:48

李稻葵: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长期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一、俄乌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我先谈一个看法,就是这一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危机,其实真的是有比较久远的意识形态的背景,而不光是有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背景。此话如何讲起?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在西方读书,那个时候我见证了西方社会的一片欢呼。当时我是一个博士生,研究资历很浅,但是我感到很奇怪,就是西方的学者们并没有把如何让俄罗斯经济尽快恢复作为首要的研究或者政策讨论的话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够把俄罗斯这个国家驯服,如何能够让俄罗斯不再成为一个全球的到处“捣乱的脾气很大的”这么“一个不正常的国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有个教授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题目叫“一个正常的国家”。当时美国的主流学者的想法是,苏东剧变之后,首先要保证其未来的政治精英和大部分百姓在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跟西方的核心主流思想保持一致。说白了,是跟英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思想统一。至于俄罗斯的经济怎么样,是第二个层面的话题。刚刚提到,苏联解体10年以后,哈佛大学的一个重要学者写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章,题目就叫“一个正常的国家”。他说,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过去10年的经济表现一塌糊涂,私有化不成功引发了很多的经济矛盾,但是非常欣慰,就是在俄罗斯没有一个人想回到苏联,这是我们的成功。他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后来我又研究了一下。他和俄罗斯当下还非常活跃的一个思想家,也是个企业家,叫丘拜斯,是一脉相承的。丘拜斯讲,我们搞私有化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打造上亿个支持自由市场和支持民主的利益相关者。这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话让我想起来另一个话题。“前东欧”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我们耳熟能详,他写过一个重要的文章。他说,我很后悔,因为当年参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出谋划策,现在把中国经济搞强了,但是中国的意识形态跟我们西方不一致,早知如今,当初我就不参加给中国政府出谋划策了。我讲这么多,核心的观点是说,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集团,他们长期以来(至少很多的主流学者)是把意识形态放到前面的,把经济发展、把一个国家老百姓是否能够幸福、把社会经济是否繁荣放在次要地位。长期以来他们对俄罗斯是不满的,尤其是当俄罗斯出现了像普京这样的政治强人的时候,他们是心怀不满的,所以才有各种各样的动作,不断在地缘政治领域去刺激俄罗斯,才有今天。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总结一下,这场俄乌危机的根源,还是过去几十年以来,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异己力量不放心。二、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性的冲击第二个话题,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从长远来看,对世界经济金融到底会产生哪些格局性的冲击呢?我说的是格局性的冲击,我谈的不是短期的能源危机,不是通货膨胀,不是供应链的冲击,不是供应链的短期的断裂。我想对世界经济金融的未来发展可能有两个方面的重大冲击。1.
4月20日 上午 8:00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

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现将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予以公布,共130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22年4月8日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布序号课题名称首席专家责任单位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研究涂成林广州大学3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研究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4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论述及理论创新研究任贵祥华南师范大学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研究唐正东南京大学6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左亚文武汉大学7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党的领导经验研究张世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8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人民至上经验研究万光侠山东师范大学9邵彦敏吉林大学10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理论创新经验研究高正礼北京交通大学11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独立自主经验研究胡宗山华中师范大学12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中国道路经验的哲学研究马拥军复旦大学13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中国道路经验研究丁堡骏浙江大学14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胸怀天下经验研究徐艳玲山东大学15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敢于斗争经验研究张浩中山大学16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统一战线经验研究蒋锐山东大学17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自我革命经验研究段妍东北师范大学18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研究陈明凡清华大学19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谭培文广西师范大学20陈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1伟大建党精神与党的精神建设规律研究曾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22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刘军北京大学23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百年重大成就研究姜秀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2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工作史研究俞凡山东大学25抗美援朝精神及其实践主体研究仲华国防大学26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研究黄显中湘潭大学27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重大创新研究戴木才清华大学28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我国金融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研究王永钦复旦大学29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4月9日 下午 6:53

【社科要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实践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科学回答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更是创造性地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境界,开创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核心问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理论主线,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根本问题。在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着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富有中国智慧的生态文明思想与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继承、发展和创新了历届领导人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超越了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与生态保护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指明了方向,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创新。2021年3月2日,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灵珠山街道小珠山水库边上的一座生态苗圃里春和景明,碧水缠绕着斑斓多姿的景观树木,春日中的生态美景格外迷人。来源:视觉中国良好的生态也是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生产是社会物质生产与自然物质生产相统一的过程。生产力不仅包括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包括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作用。而现实发展中往往忽视自然界的功能和作用,对自然环境进行过度开发而忽视对其保护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似乎已成为各个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对此,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如何完整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坚持其理论整体性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直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造性地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深刻阐明怎样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问题,着力扭转一段时期以来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恶化趋势,改变传统的以单纯的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一个个战略部署令人鼓舞,一项项改革举措催人奋进,传统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在逐步转型,污染防治攻坚战已全面打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在逐步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在稳步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绿色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前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贯彻落实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同保护和改善生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一代接着一代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新时代新征程上统筹好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持续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对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第一,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转变以往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坚持走绿色创新、集约高效的绿色发展之路,使经济社会发展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第二,充分发挥科技在生态保护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污染治理、环境修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集中技术攻关和集成创新,强化污染治理,淘汰落后产能,培育绿色产能,全面提升生态保护领域内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实现科技创新赋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全面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确保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出台,采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来切实保证绿色发展,通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管,推进环境保护督察、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等环节和形式来切实保证大自然的绿色底色;第四,加快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总方针,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持续开展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及海岸带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文明理念发扬光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光增色。”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进而建设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维护好绿色这个大自然的底色不但是指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亦是一件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作者: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笔: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建部申富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超群)编辑:宗悦
4月2日 下午 8:00

2021年度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评价成果发布

3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发布论坛暨学术评价与学科发展研讨会在线举行,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承办。论坛发布了《2021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和《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机构(2021版)》两项成果。
3月29日 下午 8:00

战国时期“塞外”与“出塞”考

“塞外”“出塞”是汉唐诗书中常见的字句。如果以中原地区为坐标,“塞外”一般认为指位于边境以西、以北的少数民族地区,而“出塞”是指向中原以西、以北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交通活动,如“张骞出塞”是从关中出发,一路至于西域。“塞外”的含义与“出塞”类似,地理角度指当时关中以北、以西的域外地区。从文献来看,战国时期已有关于“塞外”“出塞”的记载。战国与汉唐时期的“塞外”“出塞”是否所指相同?笔者以为,战国时期的“塞外”“出塞”与汉唐时期的具体所指有所差异,有待厘清。秦国与齐国为战国时期“四塞之国”。随着战国军事斗争的激化,各国边境的一些天然要塞和人工关塞的重要性越发突出。由于四境皆有天险可作屏障,这一时期秦、齐被称为“四塞之国”。这一时期,关中地区被称为“四塞”之地。《史记·项羽本纪》:“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作为四塞之地的关中,也被称为“天府之国”,《史记·留侯世家》指出,“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处在关中地区的秦国,被称为“四塞之国”。贾谊《过秦论》指出,“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秦国拥有“四塞”之利,因此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载。《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范雎劝说秦昭王时指出,“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战国策·楚策一》认为“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这些都是对秦国地理优势的描述。秦国因为四塞之利,占据地理优势。就具体关塞而言,文献中则有不同叙述,但大体上大同小异。《史记·苏秦列传》:“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史记·刺客列传》:“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径、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崤之险。”《盐铁论·险固第五十》:“秦左殽、函,右陇、阺,前蜀、汉,后山、河,四塞以为固,金城千里。”与西部的秦国相对,齐国也被称为“四塞之国”。《战国策·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记载,“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地理条件具有优势。依据何建章《战国策注释》的看法,“太山”即泰山,“琅邪”即山东胶南琅琊山,“清河”则为济水。那么整体来看,齐国都城在淄潍平原腹地的临淄,西部有济水,北有黄河,东部有黄海和渤海,南边有自东向西延伸的泰沂山系。这些山脉、河流构成了齐国的天然防御屏障,从而使齐国成为“四塞”之国。战国时期,就有“塞外”“出塞”的相关记载。《荀子·强国》:“若是,则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有学者认为,“筑明堂于塞外”之“塞外”系衍文。但这段记载整体是荀子对于秦国征服关东诸国的进程中,主要是用军力还是要靠道义、信用来威服天下的讨论。可见,此处“塞外”所指为相对秦国关中平原及其要塞而言的关东地区。《战国策·周策·西周》记载綦母恢和魏君讨论秦国攻略的问题,“秦悉塞外之兵与周之众,以攻南阳”。两处史料讨论的秦国“塞外”含义相同。此外,也有“出塞”的记载。《战国策·周策·西周·苏厉谓周君》“今公又以秦兵出塞”,提到苏厉劝说白起不要继续攻打周、韩、魏。其中的“出塞”应指秦军从关中地区及要塞出发,攻打关东地区。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齐王章》:“伤齐者必赵也。秦虽强,终不敢出塞流河,绝中国而攻齐。”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定此事年代为公元前290年。关于
3月14日 下午 8:1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观的三维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观,为新时代我国文艺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观既坚守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又反映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现实诉求。充分认识和科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观,不仅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有着深刻指导意义。
3月2日 下午 4:57

学会会长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在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征程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备受瞩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也备受期待。春回大地,正是播撒希望种子的时节,中国社会科学网特邀请哲学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学会会长进行专题笔谈,以期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宏伟事业。王
2月11日 上午 10:47

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社会保障是国家为社会成员基本风险提供基本保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需要优化社会保障制度,使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社会保障制度助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一是“富裕”,二是“共享”。无论增进富裕还是促进共享,社会保障制度都担当重要职责。第一,摆脱贫困乃至消除贫困是实现富裕的基本要求,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反贫困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某些风险事故一旦发生就可能导致家庭贫困。因而,现代国家根据本国实际建立了面向全体国民的基本风险保障制度,以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和基本尊严。事实上,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防止社会成员陷入贫困,为社会成员进一步发展排除障碍,从而为全社会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第二,富裕必须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众多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中,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既能够直接增强低收入群体当期的消费能力,也能够增强全体社会成员对未来的消费信心,从而扩大全社会的消费规模,提升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同时,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可靠的基本风险保障,而且能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有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维护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第三,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而社会保障制度是全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助共济是其重要原则和方法。在特定的时期内,一旦发生风险事故,部分社会成员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帮助渡过难关,这就必然产生积极的收入再分配效应。通过这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能够缩小群体之间、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正是共同富裕的共享机制。第四,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普遍富裕基础之上的差别富裕,而适宜的补充性保障则能够体现这种差别,并增强社会成员创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给予创业创新者更高的收入、更好的风险保障、更稳定的心理预期。社会保障有基本保障与补充性保障之分,前者旨在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后者则由社会成员通过适合自身的风险管理计划予以实现,且往往是中高收入群体的自主自愿自费行为。补充性保障的发展,将有益于中等收入群体降低风险、稳定发展并扩大规模,从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实现了制度转型和惠及范围扩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增进了人民福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共同富裕。首先,企业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顺应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独立于用人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险制度,实现了工薪劳动者老年收入保障、医疗保障、职业伤害保障、生育保障和就业保障制度转型,均衡了企业对职工基本风险保障的费用负担,使劳动力基础成本相对统一,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增加。其次,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展,使更多社会成员能够进入社会保险体系,提高了全社会基本风险保障的整体水平。近20多年来,一套新的社会保险制度由国有和集体企业扩展到其他各类企业,后又扩展到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以及个体劳动者,使得各类工薪劳动者均可参加职工社会保险。最近10多年,国家还建立了面向农民和城镇非工薪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此,社会保险惠及范围不断扩展,若干项目已经基本覆盖全民。再次,社会救助和普遍性公共福利项目增多,国家财政持续增加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健全了基本风险保障体系,较好地发挥了兜底功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在健全灾害救助制度和特困人员供养制度的基础上,增设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司法救助和临时救助等一系列社会救助项目,为军人、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了更多的福利项目,并通过财政预算使之有稳定的资金保障,增强了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社会保障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例如,社会成员的基本风险保障不足,补充性保障发展较慢,多层次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基本保障项目设置和保障待遇水平在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基本保障项目的具体政策、制度运行成本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若干基本保障项目的制度设计需要优化,其基金实现收支长期平衡的能力亟待增强。从总体上看,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对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贡献需要进一步增加。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思路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需要一整套更加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体系。面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项目体系,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创新社会保障运行机制,不断增强反贫困功能、收入再分配功能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其一,完善社会保障项目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享有大体相同的基本风险保障,这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益,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因此,要以社会成员的基本风险保障需求分析为基础,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按照党的十九大“织密网”的要求,构建完整的基本保障项目体系。一是在完善现行基本保障项目的同时,建立面向全民、城乡一体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生育津贴制度、儿童津贴制度。二是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建立面向全体劳动者、城乡一体的就业保障制度和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三是保持基本保障项目适度待遇水平,培育社会公众对基本保障的理性预期,增强中高收入群体获取补充性保障的内在动力,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其二,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得到持续有效的基本风险保障从而有稳定的心理预期,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因此,要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互助共济性、可持续性,强化反贫困功能和收入再分配功能。一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和基本养老金这两个重要项目的制度设计,切实增强其反贫困功能。二是明确“基本”的含义、范围和判别标准,保持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适度待遇水平,使之回归“保基本”。三是逐步统一社会保险制度政策,弱化“个人账户”,增强社会保险制度的互助共济性。四是建立社会保障待遇统筹协调机制,按照“抑峰填谷”的原则,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群体间的基本保障待遇差距,积极推进同类基本保障项目制度整合。其三,创新社会保障运行机制。社会保障是一个复杂的运行系统,需要充分尊重相关各主体的合理诉求并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因此需构建科学的管理体制和有效的运行机制。一是逐步统一各地的基本保障制度、政策和保障待遇,统一规范国民的基本保障权益。二是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逐步降低各地基本保障项目运行成本的差异,进而均衡地区间的劳动力基础成本。三是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建立社会保险精算制度,规范征缴行为。四是积极探索社会保障相关服务价格形成机制与合作机制,开创社会保障制度低成本运行和相关行业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作者系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编辑:刘星
2月10日 上午 9:48

李红岩:理论创新是研究创新的前提与先导

(本文转载自《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
2月1日 下午 1:45

【考古现场】汉文帝“霸陵”五大看点

但是,汉文帝母亲薄太后的南陵与妻子窦皇后陵都经考古调查证明确实,考古工作者在二者附近进行调查,在薄太后陵东北约2000米、窦皇后陵西侧约800米处,发现江村大墓,并经考古发掘后确定就是汉文帝霸陵。
2021年12月15日

百年大党的豪迈宣言

“两个确立”是《决议》的郑重宣示,是六中全会取得的最大政治成果。能否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形成一个科学有力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与否的根本标志。
2021年12月9日
2021年12月9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2021年12月9日
2021年12月2日

充分汲取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十个坚持”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宝贵历史经验,体现了我们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法论自觉。“十个坚持”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统一体,它指明了坚持党的领导是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坚持人民至上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坚持理论创新是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坚持自我革命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蕴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原理。为了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需要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理论创新和自我革命,进而夺取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胜利,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人民至上
2021年11月18日

百年奋斗伟大意义展现宏大叙事逻辑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说:“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毛泽东以此来说明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断发展壮大,具有重大使命与历史担当。百年风云激荡,铸就世纪伟业。从1921年到今天,从建党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到如今成为拥有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经历百年沧桑,取得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五个方面概括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历史意义,展现了五重意义叙事的宏大逻辑。中国人民的意义叙事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彼时“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除了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已经无路可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现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人民”成为新生共和国的最大底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不懈探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继续拼搏进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最终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以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中华民族的意义叙事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叙事,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使古老的中国实现了从落后的传统国家到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走向了主动。其中,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是三个层面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地指出,西方国家在开辟世界历史进程中,导致世界秩序重构:“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历史上曾长期领先的中华民族在近代逐步落后了,日益陷入“三个从属于”的支配—依附的体系中。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不仅解决了中华民族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而且“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道路决定命运,既决定政党的命运,也决定民族的命运。正是由于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的命运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叙事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最壮丽的日出。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与实践焦点。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它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征程,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真理和崇高理想的指引下,党的百年奋斗使中国大地发生历史巨变,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它生机盎然、永葆青春。只有不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创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伟大奇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使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不断破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为人民谋幸福,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团结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传统哲学家,而是革命实践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运动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世界历史的意义叙事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从人类进步事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党的百年奋斗顺应了世界历史演进的大趋势、大潮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是促进“力量转移”与“格局之变”。面对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危机四伏挑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世界性影响是空前的;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切实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东升西降”的历史性趋势,推动国际格局大变革加速演进。二是解构西方资本全球化霸权,提供了现代化新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与话语霸权,充分说明了所谓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是不存在的。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三是回答“世界之问”,引领世界文明走向。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当今世界面临着文明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球性挑战。面对“世界之问”,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自身的发展观、治理观、安全观等为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把脉世界文明赤字,引领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由此,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仅在于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在于要为诊断现代文明存在的症候问题提供有效方案,创造性地开启一种人类文明演进的新形态。无产阶级政党的意义叙事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难题”。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奋斗真实地破解了这一历史实践中的现实“难题”。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前进,根本原因在于党不但能够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而且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永不“停留下来”、永不懈怠、永远前进的“秘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净化,用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攻坚克难、破除各种错误思想,坚定理想信念;不断自我完善,修复肌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不断自我革新,与时俱进、自我超越,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不断自我提高,掌握新本领、提升新境界,在学习实践中砥砺品格、增长才干,增强执政本领,不断提升领导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规律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的意义就在于此。革命者永远年轻,永葆青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解答“无产阶级运动的难题”的时代方案。(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意识形态研究所副所长)编辑:马云飞
2021年11月16日

“元技术”塑造新闻业发展新图景

第十届政务V影响力(郑州)峰会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网络大V齐聚郑州,共同研讨政务新媒体发展之路。图片来源:视觉中
2021年11月2日
2021年11月2日
2021年10月19日

【学术中国·政治学】郑永年: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的三大来源

郑永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员。出版《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等专著。很感谢主办者邀请我参加这次“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谈学术中国,首先要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自己的原创性理论。正如原创性的技术一样,原创性理论也是大国重器。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核心因为中国传统上没有社会科学,近代以来我们通过跟西方社会科学学习、借鉴、对话,我们的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很多领域,我们的社会科学还是应用型的。这种局面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要创造中国的原创性社会科学理论,还是要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因为西方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核心也不可避免的是政治经济学。对我们来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去构造原创性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西方,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都是非常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但如果我们忽视他们的来源、思想的背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理论。要构建和创造中国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要看我们的来源是什么。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觉得至少有三大来源,我把它称为三个传统。第一个大的来源,即第一个“大传统”,就是中国2000多年的、至少从秦汉到晚清的政治经济学实践经验。第二个来源,我把它称为“中传统”,就是从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经验。第三个来源,我把它称为“近传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和经验。实际上,实践是最重要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来源。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也是基于中国的实践。秦汉以来的“大传统”:三层结构下的政府—市场均衡就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言,我们以前简单地认为传统是“封建落后”。五四运动以来,一句话就把传统打发掉了。这些年来,基于文化自信,我们开始从传统上去寻找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如果仔细去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很多来源和思想都包含在传统里面了。比如,近代以来第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学派——法国的重农学派,它的思想就来源于中国的古代经典,包括《易经》、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和儒家的“政府不与民争利”学说。中国政治经济学最好的经典是《管子》和《盐铁论》,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可以称之为“政府经济学”的思想和构架,只是没有被系统化、概念化和理论化。中国从汉代至今,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由三层市场组成的混合经济体。经济体系的顶端一定是国家资本,而在基层具有庞大的以中小型或者微型企业为基础的民营资本,中间层则是国家资本跟民营资本互动的一个领域。实际上,近代人非常聪明,把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官办”,也就是今天的国有企业。第二类是“商办”,也就是我们说的民营企业。还有一类是官督商办,早期的“公私合营”,现在的PPP都属于这个类型。中国历史上,政府跟市场的作用基本上是相对均衡的。凡是政府作用跟市场作用相对均衡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好,经济的发展也是可持续的。当然,中国也有几段并不长的历史时期,市场的作用被弱化,甚至消失了。一是两汉期间的王莽改革,二是宋朝的王安石改革,三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改革,最后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应当指出的是,即使这四段时期里国家主义盛行,主要也还是为了应付因为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经济上的危机。除了这四段短暂的时期,中国的政府跟市场之间一直是很均衡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被中断的文明,中国的经济实践也是这样的。王朝来来去去,经济实践总避免不了这三层市场的结构。今天,我们又回复到传统的三层市场的一个结构。近代以来的“中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中传统”,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贡献,更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贡献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成两段。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要解决的还是一个革命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政治秩序的问题。这一段时期,我们是成功的。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也已经开始了。最初,我们照抄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是很快发现苏联版的计划经济模式不适合中国。所以,尽管当时苏联跟中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但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跟中国版本的计划经济是不一样的,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主要是中央政府的集权,而中国经济活动,包括各方面的权利,甚至产权,是可以“分割”的,是由各级政府来掌管的。中国和苏联后来走上不同的改革道路,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传统”:独立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第三个来源,我把它称为“近传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这个实践更广,因为这时中国的经济成长、经济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中国跟世界经济互动,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和世界经济接轨,成为今天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但我们要意识到,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制度选择模式,也就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就是中国既取得了发展又保持独立。如果大家放眼当代世界去看的话,很多国家不开放,它就发展不起来;很多国家向西方开放,但是慢慢也变成依附于西方的一个经济体。中国是少数几个既开放又实现了自己独立发展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模式。这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这个现代化模式也跟第二段“中传统”有关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经过了中国化的。后来改革开放学西方,也从来没有简单地照抄照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适合论”,鞋子穿着合适不合适,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而不是造鞋的人。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跟世界经济互动,跟西方经济互动,我们各方面的体制发生了很大的转型,中国也从20世纪80年代那么穷的一个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更重大的成就,在于过去40年里实现了7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这些都是世界经济奇迹。从三大来源中寻找中国命题未来要做什么?就大的传统来说,要好好总结传统实践经验。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要去读历史,从2000多年的历史中寻找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资源。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是根据它的文明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基于自己的文明和传统。第二个“中传统”,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要强调中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而不是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评判中国的政治经济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有三大方面的贡献。一是产权制度。马克思根据当时西欧的条件,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根源,所以要消灭私有制。中国现在实际上是混合所有制,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但也容许鼓励民营经济的存在,国有经济跟民营经济一起发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马克思当时根据西欧的情况,认为国家只是资本的代表。但这个论断既解释不了中国的传统国家,更解释不了现在的中国,我们的政府、国家代表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三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或者阶层理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革命与社会变革的理论。在和平时期,大部分国家都是强调阶级和谐、阶级利益协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政治主体,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通过它协调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传统”内容更多了。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有很多创新,比如混合产权理论,还有我们的扶贫经验、追求共同富裕的经验、国家的动员机制、对外开放政策,加入世界经济体又不失独立性,跟世界接轨又对世界规则的贡献,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挖掘空间。要创建原创性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就不能以西方的命题为命题。首先是要找到中国的命题。现在做的很多研究都是西方的命题、中国的经验材料,这个现象是不可持续的。如何找到中国的命题?我想近代以来的实践就是最好的中国的命题。我希望同仁们有意识地基于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构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文根据会议发言整理,经作者审定)
2021年10月16日
2021年9月25日
2021年8月13日

汉字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有国内传承和域外传播两条发展路线。汉字东传是其域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人文渊源深厚,1500多年前,中文书籍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东传,汉字开始被日本人所熟知并学习、借用和效仿。日本对汉字从借音到借意,并根据“真名”汉字创造了日语“假名”,从而促进了日本文字符号体系的形成。时至今日,汉字词仍在日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语汉字词数量众多日语汉字词指的是日语中的汉语借词,即该词的音、形、义都来自汉语。有些词只借用了汉字的书写方式,如“苦手”“赤潮”,但其发音仍遵循日语固有的音,究其本源还是日语固有词汇,也就是所谓的训读,这些词不属于日语汉字词。音读汉字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语借词,既借用了当时汉语的书写方式,又借用了汉语的发音和意义,如“先生”“全部”等。近代日本根据中国典籍记载创造的“和制”汉语词汇也是广义上的汉语借词,包括“経済”“革命”等。这些汉语借词统称为日语汉字词。日语中汉字词的词汇量远超日语固有词汇。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开发、拥有1.45亿词汇量的现代日语书面语平衡语料库(以下简称“BCCWJ”)统计数据显示,在非重复统计下,汉字词的数量占BCCWJ总词汇量的43.59%,远远超过了日语固有词汇32.98%的占比。但BCCWJ的统计数据只考虑了直接借用的汉字词,而研究发现,还有大量包含汉字成分的混合词。如名词“台所”(だいどころ)被该语料库收藏为混合词,其中“台”是音读,即借用的汉字,“所”是训读,即日语成分;再如动词“力む”也被收藏为混合词,“力”是汉字词,加上日语假名“む”后,在形式上和日语固有动词保持一致,也可以通过词尾的形式变化实现日语动词的语法功能。这些包含汉字成分的混合词也是日语借用汉字词的一种方式,即将汉字词进行日语“本土化”改造之后的“间接借用”,既实现了日语中该词类的语法功能,又扩大了日语的词汇量,丰富了日语的表达方式。如果加上这些间接借用的汉字词,非重复统计下,汉字词的数量应该占到BCCWJ总词汇量的48%以上,已经接近半数。汉字词所占比例如此之大,足以说明其在日语词汇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汉字的强大生命力和传播力。日语借用汉字词广泛且深入汉日两种语言接触时间早,接触时间长、范围广,汉字词已被用于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问候语“今日(こんにち)は”的“今日”、“お元気(げんき)ですか”的“元気”,都是借用的汉字词。这些词语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率极高,可以说如果没有了汉字词,日语作为一门独立语言的最基本表达都可能会成问题。日语的所有独立词类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借用了汉字词。如日语的所有数词都是用汉字词表达的,只有十以内的数字还有日语的固有表达方式。从基于BCCWJ进行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日语中约54%的名词、5%的动词、36%的形容词、17%的连体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借用了汉字词,而对于接头词和结尾词,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88%以上和70%以上,日语的量词、副词、接续词也都以不同比例借用了汉字词。汉字凭借简洁、高效的表意功能,在比较郑重的场合常被优先使用。2020年“密”字高票当选为日本年度汉字,“3密”则被选为日本的年度流行词,“3密”所代表的“密闭、密集、密切接触”这三个词充分展现了汉字词直观达意、辨识度高的特点。汉字词在日本的应用不仅存在于各个独立词类,也被借用到核心词。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莫里斯·斯瓦迪士(Morris
2021年8月1日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关切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具体来说,讲仁爱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和最重要的传统美德,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孟子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正是从仁爱的精神出发,主张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推己及人、和睦友善、团结互助、亲仁善邻;重民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政治传统,其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不管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于社会秩序、国家稳定以及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守诚信是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基本纲常规范,孔子不仅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而且认为“民无信不立”。以诚为本,取信于人(民),既是一个人进德修业的前提,也是统治者治国为政的根本;崇正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道德传统和根本价值追求,被视为“人之正路”的“义”,是一个人判断是非善恶和做出行为选择的标准,“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公义胜私欲”“义以为上”等都体现了人们追求和捍卫道义、正义和公义的崇高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精神;尚和合反映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理念与首要价值,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睦、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求大同是中国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梦想与追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选贤与能的为政方略、讲信修睦的社会秩序、天下太平的理想境界,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价值构想与美好期盼,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实践与道德理想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些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共同创造的精神家园,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篇的近代屈辱历史,让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各种主义和思潮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百年实践也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哪一个都丢不得,无论丢了哪一个都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立足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阶级状况,在探索如何制定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革命路线的实践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和实践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结合起来的典范。此外,毛泽东同志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提出对待历史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进一步明确对待传统文化应采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进一步深化。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明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党的八大决议中,也明确涉及优秀文化遗产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关系,强调要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观点。可以说,随着中国社会形势由革命斗争向建设发展转变,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逐渐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体现出“古为今用”的鲜明特点。同时这一时期,古代文化遗址、革命遗迹和中医中药以及传统戏曲等具体形态的继承发展工作得到重视并不断提到日程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中,逐步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重要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创造性转化《礼记·礼运》的描述提出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汲取《周易·乾》中“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智慧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在文化建设中,也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理念,比如强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注重文化软实力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崭新阶段。首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括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强调从中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厚基础,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其次,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析问题、阐述问题、解决问题,启迪思维,贯通古今,为治国理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再次,发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重向世界阐发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力体现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切实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续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篇大文章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就是我们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它是在继承和创造人类文明中产生的,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概括总结,反映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所以,马克思主义不单属于哪个民族,而是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就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扎根,从根本上说还是在于二者内容上的契合性与融通性。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讲仁爱、行仁政,提倡“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应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明确宣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再比如,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追求上,中华民族期盼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进步、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毛泽东同志就曾用“大同”来表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方面的契合性融通性揭示了二者能够结合起来的内在规定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在立足现实、顺应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二是与现代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根据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选择、诠释和更新,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三是与大众贴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能脱离生活,更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要找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紧扣群众利益的交汇点,真正结合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资源,使其富有接近大众生活的新意义,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四是与世界接轨。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文明发展进步,都不可能不受其他民族、国家文明成果的影响,都不可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所以我们要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取长补短以实现自我更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民族性。五是与未来对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应该主动回应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难题问题,对人类未来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文明进步发挥积极作用。(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编辑:何迪雅
2021年8月1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21年7月22日

唐宋地权制度变迁影响迥异

唐代中晚期发展出来的新田制,经由五代延续至宋代,宋代罕见地没有在开国之初制定类似于“均田制”的田制,因此被认为是“田制不立”。后世所谓的宋代“田制不立”,首先不是指没有施行井田制,尽管宋代会有人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当时的土地制度不符合儒家理想。尽管当代不少学者反对土地所有制上的“唐宋变革论”,但这种反对并不意味着唐宋土地所有制方面不存在变化,只是认为这种变化并不构成一种“变革”,即从土地国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转变。事实上,传统王朝无不通过控制土地来获得税收,以维持自身统治,如果控制程度较高,则呈现出土地国有制之特征,如果控制程度较低,那么就呈现出土地私有制的特征。从唐代的均田制到宋代的“田制不立”,虽然不是从土地国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转变,但确实是一种从国家管制程度较高的制度到管制程度较低的制度的转变,这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后果,最终使得“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唐代“均田制”崩溃导致新田制出现“均田制”起源于北魏,唐代的“均田制”继承了北魏以来历代的“均田制”。根据唐代田令的规定,“诸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疾笃、废疾、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诸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疾笃、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对于庶民之外的官僚,根据品级之不同,授给一百顷到六十亩不等的永业田。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而口分田死后还给政府,原则上永业田、口分田均不得买卖,不过在“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等少数情况下,可以卖出永业田,在“乐迁就宽乡”的情况下,可以卖出口分田。不过有学者认为,唐代有关授田之规定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政府并未真正分配给人民土地,只是将人民已经拥有的土地登记为永业田、口分田,土地还授也只在户内进行。因此,这一制度只在于防止占田过限,以及与租庸调制相配合舍地而税人。然而,持该观点的学者所提出的那些史实,只能证明唐代的土地制度不是一种严格的国有制,但也不能有效证明,均田制自始至终在所有地方都未曾被施行过。如果持一种比较折中的态度,则不难承认“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受,故田制为空文”(北宋刘恕语)的解释更为融贯。此外,同样由于承平日久,原先能够令行禁止、具有较高执行力的官僚机构日渐松弛,以至于既不能有效地治理占田过限,也不能实质性地进行土地还授。更严重的是,由于安史之乱以及随后的藩镇割据,中央政权直接掌握的户口数锐减,从天宝十四年的891万户降至广德二年的293万户,再降至大历年间的120万户。因此,唐德宗建中元年,当时的宰相杨炎推行了“两税法”改革,其主要措施大致在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赋税征收从以丁身为本转为以财产为本。“两税法”推行之后,原来已然名不副实的均田制彻底崩溃,土地流转不再受到政府之管制。宋代“田制不立”与“不抑兼并”之间存在张力唐代中晚期发展出来的新田制,经由五代延续至宋代,宋代罕见地没有在开国之初制定类似于“均田制”的田制,因此被认为是“田制不立”。后世所谓的宋代“田制不立”,首先不是指没有施行井田制,尽管宋代会有人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当时的土地制度不符合儒家理想,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井田制崩坏之后的历代都没有立田制;其次也不是指宋代不存在任何有关土地管理的规章制度,相反宋代有着相当数量的土地立法。“田制不立”更多地是说,宋代并没有像之前的王朝那样制定一种严格地限制土地流转、抑制兼并的田制,而由于“田制不立”造成的赋税不均,在传统时代被认为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儒家传统的意识形态,使得
2021年7月21日
2021年7月13日
2021年7月1日

谢伏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百年发展成就及经验

10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承担了重要使命,呈现出鲜明特征。
2021年6月16日

首届《中国社会科学》好文章评选结果揭晓

3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度好文章评选专家评审会在京举行。《美好社会: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展开与演化图景》等7篇文章获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方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021年3月22日

费孝通“文字下乡”再省思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上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如今它还被列入教育部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该书对认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特质提供了重要参照,“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为人熟知。书中用两个篇章讨论的“文字下乡”,表面读来似乎浅显明白,其实不同学科的学者见仁见智,解读不一。因此,就需“文化自觉”如费老晚年一再倡导的补课,重新审视“文字下乡”。解读:对“文字下乡”的不同声音费孝通基于“乡土性”的时空格局,认为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发生,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从功能角度来看乡民与文字的关系:在面对面的熟人社会,文字既有缺陷又无必要。尽管其本意原是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推行的平民教育,但乡土中国的“无文字性”论说影响深远。历史学者大都如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一般,把传统中国乡民识字率低当作基本事实,认为乡土社会处于无文字状态:帝制中国的乡村居民,基本上都不识字。不过,王铭铭认为这种按基本需要的图式来解释传统中国文字的做法,在一个有文字文明的社会中复制了无文字的部落社会形象。与早期历史学者对“文字下乡”论断的接受不同,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多持否定意见。为此,陈心想在《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试图跳出功能学派的需求论,从供应学派的角度(供应产生需求)反驳:文字对村民还是有用的,阻碍文字下乡的关键是乡村穷,上学认字花费大及乡村缺乏文字教育的供给。上述学者各执事实一端,也有学者试图不偏不倚,汲取“文字下乡”养分用于相关议题的探讨。熊春文致力于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他将“文字下乡”视作对乡村教育的渗透,这个过程始于晚清新学延续到21世纪初的“双基”工程。针对当时农村大量村庄学校的消失,他提出一个与之相对的概念“文字上移”,并将自古以来中国乡村教育趋势归纳为“学在官府”到“文字下乡”,再到“文字上移”三个阶段。罗志田、王先明等人聚焦于中国近代的权势转移和社会转型,他们讨论了一个与“文字下乡”相反的过程——颇似张光直提出的“文字离乡”,用于阐述科举制度废除对乡村识字教育的影响。综合而言,对费孝通“文字下乡”解读莫衷一是。那么,到底该如何适切理解这一看似易懂,实则难解的概念?自白:费氏初心与晚年缺憾《乡土中国》主体篇章原是应《世纪评论》约稿,根据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乡村社会学”课程,随讲随写、随寄随发,其中不少篇章在茶馆写好便直接交给了等候在旁的编辑,后以“杂话乡土社会”系列刊载。1948年初版又应储安平邀约,稍作补缀、修订加入“观察丛书”,以《乡土中国》面世。后记中特别交代因不停催稿,许多概念都是不成熟的,算不得定稿,更不是完稿。1985年重刊时,费氏在序言中言明《乡土中国》并不排斥其他社会体系在基层发挥作用,书中所述看法大可议论。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指明书中提炼的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现象的概念是Ideal
2021年3月17日

推动“十四五”高质量开局起步——社科界代表委员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连日来,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围绕报告内容认真审议、热烈讨论。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十四五”高质量开局起步,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以新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作为政府施政的纲领性文件,报告既描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标注了实现蓝图的具体路线。受访代表委员表示,报告全篇始终贯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看来,报告中的这些表述不仅聚焦当下热点,也前瞻时代变化;不仅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也更加符合新时代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认为,无论是纵向上还是横向上,新发展理念都在报告中得到了完整立体的呈现。纵向来看,报告回顾了2020年工作,总结了“十三五”时期发展成就,阐述了“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并对2021年重点工作进行了科学部署;横向来看,经济、社会发展、科教文卫、民生就业、对外开放等工作安排有条不紊,新理念横贯其中。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报告明确了2021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设定为6%以上。回顾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的局面,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的量化目标。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量化目标在“缺席”一年后再次出现,立刻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表示,设定6%以上的增长目标,体现了中国政府对2021年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信心。经济增长与就业、物价、外贸等宏观经济指标环环相扣。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近200万就业,达到6%的增速就可实现全年新增就业岗位1100万的目标。考虑到全球疫情仍未平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通胀预期上升及国际传递等因素,“6%以上”是一个经过通盘考虑的科学设定,是实事求是、极具可行性的增长目标。报告将“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作为2021年政府工作重要内容。郑功成表示,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一条重要经验,2021年继续坚持这样的方针,既是增强信心、稳定预期的要求,也是延续发展势头的保证。尽管疫情影响仍在持续,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2021年在宏观政策上保持定力是理性选择。同时应该看到,这并非是以往政策的简单延续,而是强调宏观政策的稳定,具体政策仍需适时调适,以便更加精准地促进整个经济社会朝着预定目标健康持续迈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报告对2021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部署,就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和乡村建设提出具体举措。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表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做好顶层设计,建立长期的制度性安排。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发生了历史性转移,从脱贫攻坚转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好发展观念、减贫战略、工作体系、发展动力、政府政策这五个方面的转型。报告提出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在魏后凯看来,乡村产业发展不能照搬城市发展的思路,一定要以农业农村为基础,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推动农业产业链纵向延伸、横向融合,走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社会化、绿色化发展道路。魏后凯特别谈到,发展乡村产业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激活基础研究创新源头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报告指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并提出了落实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政策、完善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机制、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等具体支持举措。这让来自学术界的代表委员们备受鼓舞。全国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安然表示,做科研、做学问都需要有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和意志。只有切实解决科研人员在工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完善相关机制,科研人员才能心无旁骛干实事,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磨”出重大成果、“磨”出好学问。高校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全国政协委员、西安财经大学校长方明认为,落实报告提出的相关举措,需要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构建知识创新体系和工程技术创新体系,鼓励高校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积极开展研究,推动高校成为产业行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让“中国之治”更有温度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些常谈常新的民生话题,在今年报告中都得到了有力回应。“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注重解民忧、纾民困”“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报告中的这些语句,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让“中国之治”更有温度。郑功成认为,报告围绕民生问题作出的一系列工作安排,体现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促进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普惠的发展导向。针对报告中“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的内容,他认为,这意味着在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后,我们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向着更加美好的共同富裕目标阔步迈进。“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报告中这句话让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深受感动。他表示,教育公平是教育强国的基本内涵。报告提出要“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并作出相关部署,既体现了教育发展政策的精准性,也回答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方兰表示,“十三五”时期我国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绿色发展依然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交织,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报告强调要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持续改善环境质量,这对下一步工作具有指导意义。重任在肩,更须砥砺奋进。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谈到,面对新的目标任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加强理论学习,提升调研能力,多建有用之言、多谋务实之策,把责任感转化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为时代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编辑:何迪雅
2021年3月8日

2020年心理语言学研究热点回顾

2020年,对每一个人类个体而言,都极不平凡。新年伊始,新冠病毒开始肆虐全球。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许多高校在长时间内难以复课,复课后也实行严格的集中管理,严控校内外人员进出,许多心理学实验亦难以开展。然而,广大研究者砥砺前行,促使心理语言学研究持续发展,并在新的情境下呈现出诸多研究热点。一是语言标签研究。语言具有“标签”作用。在疫情期间给来自疫区的人们贴“标签”,不仅不利于防疫,不利于病毒的溯源,还会使人闻之色变,产生恐惧、怨艾、歧视甚至憎恨等消极的心理效应。心理语言学工作者通过研究各种由语言标签引起的偏见,促使人们明确应该远离的是病毒,而非新冠肺炎患者抑或是疫区的人民。与此同时,心理语言学中的“容器隐喻”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抗疫的“全国一盘棋”到加强抗疫的国际合作,中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其中,心理语言学研究者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二是语言能力研究。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之年。语言能力是人的基本能力之一,是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升职业技能的重要基础。“语言扶贫”受到众多研究者关注。研究者将语言扶贫与加大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联系起来,认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是语言扶贫的基础路径。即,通过扶助贫困群体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语言能力,进而提高职业技能,增强其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念,激发内生的发展动力,提高其幸福感。学者们指出,扶贫需先扶智,扶智需先通语。在这方面,李宇明及其团队和《语言规划学研究》杂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语言能力的实证研究方面,吴翰林等考察了语言能力的老化机制;肖容等发现了汉语普通话声调感知的老年化效应;郭人豪等通过对生活在新疆和东北的锡伯族的对比研究,发现多语多文化对人的认知转换功能有积极影响,即在个体情境下提升其认知转换能力,在社会情境下提升其联合认知能力。三是特殊人群话语研究。特殊人群是一个包摄广泛的概念,泛指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政府与社会特殊关注的群体。特殊人群话语研究涉及老龄化及阿尔茨海默病老年人的语言蚀失及其神经机制研究、聋人的话语及其认知机制研究、失语症人群的话语及其神经机制研究、自闭症儿童的话语及其神经机制研究、认知障碍人群的话语及其认知机制研究、医学话语研究等。顾曰国及其团队在该方面研究甚多。2020年10月24日至25日,“第四届特殊人群话语及神经机制研究求索论坛”在曲阜师范大学举办,这次会议既是对过往研究成果的展示,也预示着特殊人群话语研究的巨大潜力和良好前景。四是心理语言学的主体研究。隐喻研究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例如,廖巧云和徐盛桓通过分析非字面义表达中的隐喻运用,提出“二阶表征”(表征的表征)的概念,认为它是为解决当下情境与远端因果—历史条件如何关联而提出的表征机制;刘婷婷探讨了隐喻语言的构建机制;郭亚玲等考察了视译中时间—空间隐喻的具身加工机制;王从兴等考察了概念加工深度对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隐喻联结的影响;王汉林等发现了道德概念的空间形象性,并认为是语言因素和具身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张积家等考察了彝族、白族和摩梭人亲属词性别概念加工中的空间隐喻与重量隐喻,揭示了隐喻的文化性和差异性;汪新筱等考察了朝鲜语敬语词加工中的空间隐喻和重量隐喻,为语法的隐喻效应提供了重要证据。概念迁移研究与句法启动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杨琨等考察了成年学习者二语句法结构启动,发现二语抽象句法表征和双语共享表征可能同步发展;于宙等发现了句法结构和动词重复影响汉语句子口语产生中的句法启动效应;徐承萍考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句法多构动词的结构启动;裘晨晖等基于认知对比分析探索了概念迁移研究新路径;李锡江等考察了中国学生英语时空状语语序分布与母语概念迁移。阅读心理研究亦有新进展。例如,高晓雷等考察了藏语阅读中中央凹词频效应及对副中央凹预视效应的影响;张慢慢等考察了快速与慢速读者的中央凹加工对副中央凹预视的影响;刘志方等考察了语境预测性对阅读中字词加工过程的影响;杨帆等考察了中文阅读中长距离回视引导机制;张琪等揭示了自我相关性对情绪词加工的时间进程的影响。言语产生领域研究成果丰富。例如,张清芳等考察了汉语口语词汇产生的音韵编码单元;辛昕等考察了英汉双语者二语口语产生中音韵编码过程的同化机制;张积家等考察了外语焦虑、紧张情绪与认知负荷对外语说谎的影响。五是语言的脑机制研究。谭力海团队基于人类大脑掌管中文和英文区域的不同,为脑疾病患者设计了个性化的保护方案:通过给患者划定手术禁区,预防开颅手术可能给脑疾病患者造成的语言能力丧失。这一技术使患者术后的语言障碍发生率从60%至70%下降到3%。韩在柱团队基于大脑神经网络的研究,发现左脑梭状回是汉语讲话者语义白质神经网络的hub中心,它与矩状沟相连的白质纤维束负责加工物体的颜色类知识。卢春明团队提出面向人际间言语交流的认知神经层级模型,从言语的交互感知、相互理解和社会关系构建三个层次阐释基于脑间神经同步的言语交流过程,发现不同感知通道的交流都有助于建立和发展社会关系,但不同交流方式适合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传递模糊信息的触觉交流更适合于亲密关系内的交流,传递精确信息的口语更适合于非亲密关系内的交流。六是理论建构方面的研究。王寅出版了《体认语言学》,将其核心原则归纳为“现实—认知—语言”,认为语言的体认性为象似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实现了由“认知语言学”到“体认语言学”的飞跃。张积家提出新的功能主义文化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源自人类需要的工具性实体,通过大大超过直接适应环境的方式来满足人的需要。需要促使文化产生,文化反过来又满足需要。张积家提出,生活在某一文化中的个体,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从事不同的活动,提高了该文化体系所要求的心理能力,形成了与该文化体系相适应的人格特点。文化既满足了人的需要,又影响人的心理能力和人格的发展。语言是影响人的心理能力和人格发展的关键性变量,多元语言文化有利于人的心理发展。需要提及的是,虽然心理语言学的线下教学与研究在疫情期间受到极大限制,却开辟了线上教学与研讨的广阔空间。各种心理语言学的线上课程和线上会议频频举办,许多自媒体和平台(如“语言与生活”“世界语言学”等)在传播心理语言学知识方面也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可以相信,未来心理语言学会更加蓬勃地发展。(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相关阅读新闻摄影的创新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传统与趋势法律地理学的问题意识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责任编辑:张卓晶
2021年1月21日

法律地理学的问题意识

problematic)在90年代最终成为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向”,试图破除学科界限并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当今“空间转向”的重要表现。最近20年,空间思维(thinking
2021年1月20日

从现代文学研究到新译莎翁全集——对话作家、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傅光明

高露洋:您为每一部新译的剧本编写了内容丰富的注释和导读,涉及神话、历史事件、人物原型,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这在以往的译本中是少见的,也是您呈现“原味儿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不可以具体介绍一下?
2021年1月14日
2021年1月12日

促进法律人类学学科发展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法律人类学是传统法学和传统人类学在外延上的“扩张”与“互渗”。它主要从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角度,来探讨人类学早期的法律制度在不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法律的动态性研究等问题,后来又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当代社会的法律制度、秩序规范乃至法律文化的研究。法律人类学广阔的研究视野与微观的研究进路不仅能够拓宽传统法律史学、法律文化研究的讨论空间,亦能帮助我们多向度地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但到目前为止,当代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概念体系以及研究方法。要推进此项研究,笔者认为,至少需要从以下四点着重发力。处理好法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界限和张力。所谓界限问题,即哪些研究对象、内容可以纳入法律人类学的范畴。回顾法律人类学的名家、名作,首先必须要考虑或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法律人类学意义上的“法”。传统法学关于法的定义以及法的内涵和外延均界定得十分清晰,已成不刊之论。法律人类学意义上的“法”绝不能局限于传统法学的理解,而应当秉持一种开放的视野。但视野也不能过于宽泛,如有些法律人类学研究已经把文化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以及社会组织与控制等领域的议题统统纳入讨论范围。这种研究尽管开拓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但与此同时却泛化了“法”的定义,使法律人类学丧失了特殊性或唯一性。法律人类学之所以是法律的人类学,就在于其研究对象必须具备法的一些基本要素和特征,不能因开阔的学术视野而失掉了“法”的主线。所以,这就需要处理好法律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张力问题,既不能局限于传统法学的研究领域,又不能与其他人类学分支或交叉学科混为一谈。厘清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脉络与学术旨趣。法律人类学的发展与西方整个思想史、社会思潮甚至哲学思潮密切相关。此项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欧洲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比如,在孟德斯鸠庞大的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窥见法律人类学萌生的学术旨趣,即法律与一国的气候、土壤、领土面积等地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也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表达和体现。由此可见,法律人类学在萌芽阶段便十分重视法律与当下,与本国家、本地区、本时代的关系。进入19世纪后半叶,随着殖民运动和帝国主义的扩张,航海家、探险者、传教士开始有机会深入实地探寻非西方社会。1926年,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社会的犯罪和习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人类学的诞生。而后,霍贝尔、格拉克曼、博安南、波斯皮斯尔等法律人类学家也相继出版了若干部经典著作。二战以后,西方思想界发生了重大转型,加之广大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由此导致法律人类学开始把目光重新转回国内,开始关注西方社会的现实法律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视角越发地趋于多元。比如,劳拉·纳德关注国家权力的话语和实践,康利和奥巴研究了美国法庭中的沟通与交流、司法正义的获得,恩格尔·梅丽则致力于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关注女性和家庭暴力。由此可以看出,法律人类学学术视野经历了两次转化,先从本土出发,走向非西方社会,最后又回到了西方社会,重新关注当下与本土的法律世界。树立具有法律人类学学科特质的问题意识。正如前文所述,今日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议题非常广泛。从宗教问题到性别问题,从婚姻家庭到族群间的关系问题,从法律语言到司法话语研究,几乎涵盖了我们能够想象的与法律相关的所有方面的议题。这些议题不仅来源于日常的社会生活,也与时代变迁休戚相关。相比于传统法学,法律人类学的特质之一便是其所擅长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它主张应深入到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社会进行长时间的深入观察,通过这种经验研究,可以逐渐形成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意识。与此同时,法律人类学也可以超越个案研究,以小见大地秉持一种历史视野和整体关怀。它要求把“法”放在整个社会、历史、文化里面去统筹把握,将不同时间、地点、社会条件、社会形态都纳入考察范围,从而揭示出多元化的法律特征和表现形式。传统的学科划分体系实际上裁剪、妨碍了我们对整个社会认识的完整性。就此而言,法律人类学能够对碎片化的知识、学科体系进行扬弃、重组和整合,把原来应是整体的东西重新复归于整体性的研究。保持好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距离感。与第三点相关,作为一种参与式的学术活动,法律人类学试图对研究对象采取一种沉浸式的观察,以获得较为翔实的研究素材。这就要求研究者熟悉并掌握研究对象的语言和文化,尽可能地从当地人的视角理解当地人的法律实践与法律文化。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要做好准备,可以随时跳出这种观察。比如,法律人类学家霍贝尔曾提出“亲近又分离”的观点,意思是说,既要深入社会、文化内部,又不能完全投入,如果完全投入容易失去客观的判断。那么,怎样才能保持“我”(观察者)与“当事人”(被观察者)之间的这种距离感?首先,在进行观察之前,不能预设前提,不要急于判断,而应当把研究对象当成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尽可能地排除研究者自身文化上的偏见。其次,应当坚持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尊重研究对象的文化术语和观念表达,最大限度地克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理解偏差。另一方面,又要秉持一种中立的分析立场,以不同文化比较的观点来理解研究对象的法律。(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相关阅读推进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法律正义观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2020年12月30日

以改革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二,发展质量挑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基尼系数逐年攀升,2008年接近0.5,随后虽然开始缓慢下降,但是仍然维持在0.45的高位之上。二是环境问题仍然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们的幸福感。
2020年12月15日

紧抓RCEP机遇 塑造新发展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2020年12月15日

推进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

11月21日,中国法治现代化暨中国法治实践学派2020年智库论坛在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围绕会议主题“新时代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深入研讨交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公丕祥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加强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厚、逻辑严密、论述深刻、体系完整,科学阐述了新时代条件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藉以指导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深化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持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贡献智慧和力量。江苏省法学会会长周继业认为,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发展呈现出良好局面的重要原因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要对法律制度、国家制度、国家治理等基本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和学术凝练,厘清现代化与法治化、管理与治理的相互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林认为,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科学把握法律制度、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三个核心概念的基本含义,打通其内在联系,坚持三者的内在统一。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体系和逻辑中,三个概念的论述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涵盖范围不同,但其价值取向、实质内涵、基本功能等都是相互嵌入、深度关联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没有法治化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国家也应该是充分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国家。管理和治理不是互相矛盾、彼此取代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共存关系。推进制度建设提升治理效能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民法典》正式实施的第一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表示,《民法典》是良法善治的坚强法律保障,高效实施需要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协同配合。在立法层面,《民法典》对包括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在内的多项制度进行了规定,在实践层面的落实还需要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建立对应的程序规则。在未来可能需要修正的内容方面,为确保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不宜采取频繁过度的修改,而应更多通过立法解释手段对其中与现实生活脱节的法律规则进行补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强调要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沈国明认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为党的执政兴国提供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治理效果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基层是民主法治观念和行为培养与发展的“苗圃”,因此基层治理要坚持法治思维,形成相对充分的利益表达机制,同时重视乡规民约、公序良俗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要坚持源头治理,让法律的治理能力得到充分释放,从法治层面探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解决途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必新建议,要关注制度的可行性及其在应对社会关系变动方面的适应性。在制度设计和实施中,既要善于运用国家强制力,也要强调制度本身潜在的实施动力,把握制度实施规律,因势利导而不是简单强制。能够增进人的解放程度的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的制度,因此制度建设既要高度重视制度实施的成本,也要重视制度制定实施中“人的解放”问题。近年来,中国政法界深入推进执法司法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系统完备、权威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文艺看来,这一体系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包括党的监督、相互制约监督、内部制约监督、人民群众监督、数据监控等机制;又遵循了权力制约监督的普遍原理,内含着以制度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科技制约权力等模式。面对快速变革的权力监督实践,应当重塑中国法理学的既有监督理论。会议由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相关阅读深刻把握国家制度建设的整体逻辑完善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深入把握国家制度优势的评价尺度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责任编辑:刘岩
2020年11月30日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深化改革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2020年11月24日

着力构建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

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
2020年11月9日

新闻摄影的创新与发展趋势

21世纪以来,新闻摄影伴随着媒介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进步。摄像机从以往的笨重进化到如今的小巧方便,摄影的内容风格从较为单一发展到更多领域,传播载体从广播电视等固定端口发展到手机平板等移动宽口,新闻行业人员从较为稀少到如今的“全员媒体”。对新闻摄影来讲,新媒介的产生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媒介技术革新与新闻摄影的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发展进步,媒介的传播形式发生了不小的改观和变化。特别是以智能手机为主的移动终端设备普及率不断提升,手机媒体用户群体迅速扩大,摄影的载体也迅速增多。凡拥有智能手机者均可成为摄影报道者,新闻摄影的主体也随之急剧扩大,在媒体市场上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手机媒体异军突起,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新媒介。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新媒体背景下,已难以依靠原有模式满足当代群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新闻摄影原有的模式和风格亦难以吸引受众的关注,这就对新闻摄影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闻摄影面临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同台竞技的新形势。新闻摄影发挥了新优势。传统媒体的典型代表报纸和电视,其制作过程要求严谨,保证了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高质量,相比于新媒体更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适合于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新闻报道,能够快速完成排版。但是,在报纸上刊登照片或者在电视上播出新闻往往需要一群专业人士的协同配合,新闻制作时间较长。尤其是报纸,因印刷这一环节需要一定的时间,人们可能要一两天才能接收到相关信息,这使得新闻的时效性大打折扣。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其客观载体皆是“横幅”,这就要求新闻摄影作品也是“横幅”,我们所熟知的3∶2和4∶3等画面比例皆是由此而来。但对于能展现人物魅力的
2020年11月5日
2020年11月3日
2020年11月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疫情下国际形势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20年10月31日
2020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