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消费已成为当今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随之也出现了不少针对“熟客”索取更高价格的“大数据杀熟”现象，如会员价更高、买得越多越贵、频繁浏览会自动涨价等。在线消费领域的“千人千价”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大“消费陷阱”。主流舆论观点认为，“大数据杀熟”是平台商家滥用数据权益、算法权力和市场支配地位以套取超额利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秩序。这不仅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商业道德伦理，也触碰了现代市场的公平交易底线，因而要坚决予以打击并严格规制。然而，愈演愈烈的“大数据杀熟”是否真如舆论所形容的那样如“洪水猛兽”非禁不可，抑或有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对此，需要厘清三个问题，即“大数据杀熟”本质是何、大数据何以“杀熟”以及如何治理“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杀熟”本质是何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大数据杀熟”现象是商家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市场地位优势、技术优势和信息产权优势而实施的一种差异化定价策略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价格歧视，即同样的产品或服务，对不同身份、不同位置、不同设备的用户显示出不同的价格。“大数据杀熟”之所以遭人诟病，是因为它对部分消费者群体采取了相对不公平的高价。所谓“高价”，既包括商家给出高于正常价格水平的标价，也包括抬高正常标价之后，给予“熟客”较“生客”更少的折扣。“不公平”则是指平台在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后，隐瞒了商品或服务的有效价格信息，抬高了消费者的比价成本，从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然而，并不是所有差异化定价和价格歧视都是“杀熟”，“杀熟”也并不总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差异化、个性化定价是一种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并不必然违背市场机制公平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杀熟”的同时必然存在“惠生”，“熟客”利益受损的同时“生客”获利，从社会总福利来看，“杀熟”的福利效应是不确定的。另外，基于大数据的差异化定价还会加剧不同平台、不同商家之间的价格竞争，一个平台商家的“杀熟”对象可能是竞争对手低价争取的目标。故而，理论上，只要存在充分竞争，无论竞争是来自不同平台间还是来自同一平台内的不同商家，厂商都无法长期肆意攫取消费者剩余。大数据何以“杀熟”“大数据杀熟”的形成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商家有差异定价的能力、商家能找出“杀熟”的目标用户以及用户能接受较高的价格。首先，垄断势力或市场支配力是前提条件。作为一种价格歧视行为，实施“大数据杀熟”的前提是商家拥有将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之上的垄断势力，进而通过需求弹性较低的用户榨取消费者剩余。入驻互联网平台的商家，一方面通过红包补贴、让利返现等促销手段快速扩大用户群体，增加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依靠平台的网络外部性和提供个性化服务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与忠诚度，逐渐获得市场垄断势力。平台商家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下，存在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自己收益的动机，但只有在商家具有垄断势力或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才有“杀熟”的可能性。其次，基于大数据的算法定价是重要手段。“杀熟”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细分市场的策略性定价行为。传统“杀熟”主要是根据购买数量将市场的消费者笼统地分为“生客”和“熟客”，“大数据杀熟”则是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将消费者群体细分。因此，大数据算法就是定价策略的形式逻辑表达，或者说是线上交易中价格机制的实现手段。在大数据算法加持下，资源无须频繁交易，便可以直接配置给出价最高的用户。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尽管“大数据杀熟”有可能损害消费者福利，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最优资源配置。最后，平台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主要原因。以数据为载体的信息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本生产资料和重要资源，信息产权的配置影响着买卖双方的利益分配。互联网平台经济背景下的“大数据杀熟”主要源于平台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互联网平台可以收集数量庞大且细致的用户数据，使原本用户私有的需求信息变为与平台商家共有，导致消费者丧失价格谈判的筹码。而平台商家的垄断优势使其仍然保持对有效价格（反映商品价值的价格）信息的私有，对价格机制不知情的用户只能被动接受歧视性定价。因此，“大数据杀熟”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算法“算计”，是平台及商家为最大化利润而对消费者信息的过度攫取和利用。如何治理“大数据杀熟”治理“大数据杀熟”，需要市场治理、技术治理、信息治理、敏捷治理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以机制设计及优化进行规制。以市场治理为先要，健全市场竞争机制。治理“大数据杀熟”的首要问题是反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让消费者能够充分享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因此，要坚持基于反垄断法框架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规制，精准识别并适时干预价格欺诈、价格共谋、不公平的高价等行为，压缩实施“大数据杀熟”的空间。同时，要避免监管“一刀切”，对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采取审慎监管态度，鼓励平台企业通过创新进行竞争。以技术治理为核心，健全算法定价机制。大数据规制的核心是算法监管，因此要打破“算法黑箱”，保障算法的公平正义。可设立专门的算法监管机构，建立完善包括数据收集、算法设置、算法结果检验、算法审计等环节在内的全流程算法监管规则，引导平台商户将算法伦理内化为企业准则，避免算法滥用。通过建立大数据监管平台，跟踪监测各类在线竞争行为、数据收集和利用行为，保证平台决策的透明与公平公正。以信息治理为重点，健全信息披露机制。扭转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局面，需要明确用户数据权益边界，要求平台商家向用户及监管部门告知收集用户数据的目的、手段、范围、用途等。要求平台商家将差别化定价信息及时告知消费者，保障后者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完善企业信用平台建设，健全企业信息公示制度，利用平台规则与社会监督约束平台商户的违规定价行为。以敏捷治理为旨归，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平台经济具有网络外部性、风险不确定性、动态竞争性等特征，因此要从静态的传统监管思维转向动态的敏捷治理思维。这要求摒弃单纯惩罚威慑的监管方式，更多利用网络化的沟通机制，重视互动过程监管，实现事前防范与事后规制并行，构建政府部门、平台企业、消费者、行业组织、社会媒体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降低“大数据杀熟”的可能性，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总之，在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辩证理性地看待“大数据杀熟”行为，通过设计合理的博弈规则和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责任编辑：张天悦新媒体编辑：曾煜婷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邮箱账号：skwgzh2023@163.com

自《2024年民政部部级课题（专项业务类）申报指南》发布以来，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踊跃申报。经专家评审，履行相关程序，现对以下13项课题予以立项。课题1：全球社会组织非营利监管与商业化治理经验启示研究课题承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课题负责人：赵小平课题2：社会组织在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农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现状和作用研究课题承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课题负责人：吴磊课题3：地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研究课题承担单位：苏州大学课题负责人：景东课题4：新时代乡村地名的价值与实现路径研究课题承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课题负责人：杨志云课题5：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措施研究课题承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负责人：李璐课题6：我国收养评估制度实践中的问题与改进策略课题承担单位：河南省民政厅课题负责人：党培红课题7：儿童主任能力框架研究课题承担单位：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课题负责人：成彦课题8：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城市养老照护供应体系研究：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课题承担单位：厦门大学课题负责人：张良文课题9：社会治理视角下多元主体参与殡葬行业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课题承担单位：上海大学课题负责人：程明明课题10：福利彩票即开票游戏在文化传播方面的理论与功能研究课题承担单位：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课题负责人：张增帆课题11：日本护理保险法框架下护理等级评估标准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课题承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课题负责人：靳佳萍课题12：台湾地区婚姻家庭辅导教育机制研究课题承担单位：广州大学课题负责人：杨芳课题13：台湾地区婚介管理机制研究课题承担单位：厦门市委党校课题负责人：艾明江特此公告。来源：民政部网站新媒体编辑：苏威豪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邮箱账号：skwgzh2023@163.com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高莹）4月28日，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研讨会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发布会在京举行。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蔡昉、高培勇等出席会议并作学术演讲。会议现场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加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政策理论研究，现面向社会开展2024年重大课题申报工作，欢迎符合条件的机构积极申报（具体见附件）。附件: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重大课题申报指南》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重大课题申报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2024年4月11日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新媒体编辑：苏威豪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邮箱账号：skwgzh2023@163.com

焦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着力提升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安峰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谱写网络强国建设新篇章檀有志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助推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的持续深化与完善彭刚评

助力经济全球化共赢王遥发掘民生服务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枢纽作用高传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朱克力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落地落实落好胡海良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值得期待张明基

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值得期待张明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赵媛媛

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安全稳定机制谢科范数字经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引擎单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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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目录·文明探源·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阐释刘庆柱/5如何衡量中国考古学与中华文明探源的进展陈胜前/12·思想文化·早期中国嫡庶之分与宗法制度形成余治平/20气化的世界与中国古典宇宙图景赵金刚/32·当代文化·论人类共同价值观及其现实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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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传播与弘扬伊敏以数字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学的融通艾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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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普通高等学校、有关军队院校，河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为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内涵建设，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和水平，决定开展2024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以下简称“省级教改项目”）立项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建设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巩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教学基础地位，结合教育“十四五”规划、河南教育现代化“2035”战略规划和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引导高校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聚焦人才培养核心要素、关键环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创新解决教育教学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探索人才培养新机制、新模式、新举措，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坚持教研结合、坚持实践检验、坚持整体推进，持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课堂教学水平和教学过程管理，培育一批标志性优秀教学成果，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立项范围和类别（一）立项范围2024年省级教改项目包括本科高等教育类、高等职业教育类、思政课类、就业创业类4个大类。省级教改项目以教学一线人员、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体，以实践、应用为主要特征，以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专业发展能力、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为根本目标。立项范围参照《2024年河南省高校省级教改项目立项指南》（附件1，以下统一简称为《立项指南》）。（二）立项类别本次教改立项分重大、重点、一般三类。三、立项和申报限额（一）立项限额2024年省级教改项目立项总额1100项。其中，本科高等教育类立项总数为630项左右，含省级重大项目30项，省级重点项目200项，省级一般项目400项；高等职业教育类立项总数为350项左右，含省级重大项目15项，省级重点项目80项，省级一般项目255项；思政课类和就业创业类项目各60项，其中重点项目分别不超过10项。（二）申报限额1.本科高等教育类申报指标参照《2024年河南省高校省级教改项目申报限额（本科高等教育类）》（附件2）。为支持青年骨干教师发展，在基础名额内，各高校应拿出至少1项指标用于2023年省级青年骨干教师培养支持。2.高等职业教育类请参照《2024年河南省高校省级教改项目申报限额（高等职业教育类）》（附件3）。3.思政课类本科院校限2项，高职院校限1项，示范性马院（含重点马院）所在高校可多申报1项；省高校思政类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参加第三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的教师、“牢记嘱托学思想挺膺担当建新功”主题宣讲活动特等奖的教师指标单列，不占用学校名额。4.高校就业创业类均按照本科院校限2项，高职院校限1项的名额申报。四、申报要求（一）选题要求项目选题原则上应在《立项指南》范围内，《立项指南》条项均为选题内容的大方向，不是具体项目名称。申请者不应直接使用《立项指南》中的某一条项作为具体的研究题目，应参考《立项指南》，根据学校和个人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申报项目。（二）类别要求各高校申报项目时，应按本科高等教育类、高等职业教育类类、思政课类、就业创业类等四个类别，分类汇总填报。（三）申报要求1.项目主持人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历、较高的研究水平、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主持完成过校级以上教改项目。在项目建设完整周期内到达退休年龄的教师不得作为项目主持人。2.教学一线教师（不含学校中层正职及以上）主持的申报项目不低于限额的40％，校级领导主持的不超过限额的20％。项目主持人和主要成员限主持1项或参与2项教改项目，项目成员数量（含主持人）限8人。3.支持和鼓励多所院校联合申报，促进校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鼓励高校吸收行业、企业人员参与教改项目研究与实践。联合申请的项目需明确主持学校及项目负责人。跨单位合作项目成员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可增加3人，最多限5个单位20人。4.已列入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研究课题不得重复申报；上一轮申请延期或未通过结题验收的省级教改项目主持人不得申报或参与项目立项；省级及以上自然科学基金、人文社科基金和其他科研项目尚未结题的主持人在确保研究时间、研究精力的前提下方可申报。5.各高校申报限额中，申报重大及重点项目的比例不超过本校（本单位）申报总限额的30%。6.近3年已有相同或相近立项项目，或已有较为成熟研究成果的，如无创新发展原则上不再立项。（四）推荐要求各高校要在校级立项建设的基础上，组织专家择优遴选，在校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后向省教育厅推荐；推荐时四个大类之间不得重复申报；做好对项目主持者、参与者的资格审查，做到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表现“双把关”，确保参与者政治过硬、参与教师的师德师风表现过硬。有关军队院校要对立项申报内容进行脱密和脱敏处理。五、申报材料项目申请人需填写《河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改项目申请书》（附件4，以下简称《项目申请书》），各高校经组织遴选推荐，填写《2024年河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改项目申请汇总表》（附件5，以下简称《汇总表》）。须报送的纸质材料：1.《项目申请书》、《汇总表》和校级教改立项文件、推荐公示材料。2.相关性证明材料：立项申请书中提到的项目主持人和主要参加人员近5年来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与项目有关方面的获奖证书复印件，正式出版或发表的论著目录及论著复印件（按序装订成册）。六、申报办法本科高等教育类项目向我厅高教处申报，高等职业教育类项目向我厅职成教处申报，思政课类项目向我厅思政处申报，高校就业创业类项目向我厅学生处申报。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2月29日，逾期不予受理。1.本科高等教育类项目通过网络平台完成申报，填报网址为：https://jgxm.haou.edu.cn/（所有内容严格按提示要求填写），网络填写完成后请导出Word或Wps版本，经相关人员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后作为正式纸质《项目申请书》。各本科高校请将立项申报有关纸质材料一式两份以EMS方式报送至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5号郑州轻工业大学东风校区办公楼416房间（联系人：林琳，联系电话0371—66080653）。联系人：陈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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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莹）1月16日，“哈佛中国行·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场交流活动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赵志敏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赵志敏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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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阅读网刊全文贰《中国社会科学网刊》2024年第2期点击文章标题阅读全文卷首语“一带一路”的六大分水岭和六大里程碑的历史定位在未来10年将会愈加显现贾文山笔谈马克思主义以其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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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中国积极拥抱世界，展现大国担当的一年。随着中国主张的不断分享、国际共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砥砺奋进，在跨学科发展与学科融合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理化研究走向深入2023年，学术界对于习近平外交思想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相关研究持续发力，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等不同层面，系统阐释其学理基础及时代价值。第一，学者们从理论上对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行了深入阐释。郭树勇基于类型—关系—功能的概念分析框架，采取多层次概念分析法，揭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是一个科学性、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多层次理论体系。吴志成、徐菁忆提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刘文波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在辩证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上，创新了地缘政治思维模式，赋予地缘政治关系新的内涵，开辟了新的地缘政治目标，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全面超越。第二，学者们围绕“新型国际关系”建构，继续深入挖掘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性意义，着力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过程展开系统性探索。推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是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落脚点。陈志瑞、吴琳提出，中国要做国际关系规范的革新者和世界秩序和平变革的贡献者，应努力实现全球伙伴关系的“三个超越”：一是超越双边伙伴关系；二是超越人为建构的区域观念；三是超越历史偏见和文化阻隔。宋德星表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实践指向鲜明，其核心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布局，并有力彰显其中国特色、时代属性和世界意义。欧阳向英认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新型国际关系必然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此外，针对大国关系这一当代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杨洁勉指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擘画和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的理念与实践，正以其先进性、可行性和示范性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和选择。薛力、苗蓓蕾认为，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下，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新型国际关系是实践路径，“一带一路”是合作平台。刘雪莲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谋”之“势”主要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性之“势”、谋划“主体间性”的关系性之“势”、提升国家韧性能力之“势”。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三，多位学者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世界意义进行了阐释。赵可金等学者论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的创新与超越，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虽源于中国，却属于世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启发。陈文兵等学者总结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五点意蕴，一是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二是为世界实现和平安宁作出重大贡献；三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四是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理念指引；五是助推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杨光斌对中国的“天下观”和西方的“国际观”进行了比较，提出中国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系列倡议，意味着中国的角色从“国家”转变为“全球”。中国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开辟前景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不断在相关理论和实践层面扩展研究路径和视野。第一，学者们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展开了多维度理论研究。田德文立足世界多极化的现实背景，认为“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在世界多极化过程中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是推进各国共谋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王义桅、陈超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三重理论与实践效应，呼吁建设“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学，塑造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自信与自觉。孙吉胜、薛丽从叙事竞争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一带一路”叙事体系的建设，认为中国应加强“一带一路”叙事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提升叙事黏性和传播效果，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第二，学者们对“三大倡议”进行了深入阐释。就全球发展倡议，学术界不仅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探究，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对发展知识和发展理论进行了拓展。曹德军探讨了全球发展倡议下的全球治理路径，认为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发展模式超越了“南北发展援助”模式的局限，有助于建设性促进国际发展多边机制提质升级。崔文星、黄梅波基于与“西方发展主义”的对比分析，提出以多元一体和命运与共为核心要义的“全球发展倡议”是对西方发展主义中“以资本为中心”“西方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等理念的超越。徐秀丽、李小云总结了传统发展知识面临的危机，并由此探讨了发展研究理论的新趋势，认为中国经验的总结为新发展知识的孕育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就全球安全倡议而言，学术界进行了多角度论述。有学者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路径进行了学理性阐释。黄大慧提出，从“如何实现安全”的视角来看，综合、合作、可持续是应对全球安全危机的三种方式。贾文山、孙宸基于全球性安全机制演变脉络进行系统性反思和呈现，围绕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提出了短期、中期、长期三大实践路径。还有学者对全球安全倡议所涉及的重要原则进行了分析。刘胜湘、唐探奇探讨了安全不可分割的理论内涵和实现路径，认为全球安全倡议以“均衡、有效和可持续”为基本框架，通过威胁驱动、利益驱动和认同驱动促进全球安全不可分割，进而促进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还有学者就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相关的全球安全治理进行了论述。张宇燕、冯维江提出并论证了平等、公平、同意、效率、补偿五个方面的原则是公正合理的内在要求和基础，进而验证其在广泛的全球安全治理等重大实践问题上的适用性，阐释了公正合理作为一种规范或价值取向的具体政策意蕴。就全球文明倡议而言，学术界多从理论内涵、时代意蕴和推进路径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卢光盛、王子奇认为全球文明倡议既有宏观的思想理念，又有中观的方法路径，更有微观的具体方式，蕴含了中国传统哲学“道法术器”式的体系性思维；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内涵，扬弃并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式的理论话语，充实并完善了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依据。此外，学术界还从整体性的视角对“三大倡议”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保建云指出，全球发展是维护全球安全和推动全球文明进步的基础，全球安全是促进全球发展与推动全球文明进步的保障，推动全球文明进步特别是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促进全球发展与维护全球安全的最终目标。史志钦、姜术容则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倡议的内在统一性。第三，多边合作机制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视角。其中，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其他多边机制的相互作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议题。李孝天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已成为全球地区主义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开创了地区主义的“上合模式”。江思羽、袁正清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上海合作组织践行新“五观”、实现“四个共同体”目标、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和实践方案。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动中层理论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不断努力的方向。一方面，学术界不断强化对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包含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另一方面，学术界在认真审视当前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现实情况下，针对具体问题，以中层理论为发力点，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进行探索。首先，学术界对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体现的“西方中心论”予以反思和批驳，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方向。例如，田野、陈奉林等学者分别从理论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呈现学术界批驳“西方中心论”的最新探索及实践。他们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不是以“中国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首先要实现中西方知识体系之间的平等对话，不断丰富和完善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使其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和呈现当前多元、多维、多样的世界。其次，学术界尝试对重要概念进行辨析和阐释。韩召颖、李源提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冲”这一概念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泛化”，其分析价值受到质疑。因此，在分析国家战略选择时，应谨慎地界定、使用对冲概念，回归对冲的金融学原意，并权衡其国际关系的经验特征。张清敏厘清了外交、对外政策、对外关系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对外政策分析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大有裨益。陆伟基于对“威慑”的概念和内核的归纳，提出了“威慑力”这一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郑广超在国际社会理论框架下，对霸权和集体霸权的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其体现了西方大国构建的政治话语体系与权力分配机制。再次，学术界不断丰富对中层理论的探索和应用，探讨了相关理论的新发展及其与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之间的关系。蒋家敏、石斌指出，威慑理论在信息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网络威慑理论的出现为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路径，逐渐被一些网络大国视作应对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美国安全思维背后的霸权实质形成了一种战略悖论，不仅造成美国的内在逻辑困境，还将导致攻防相悖的脆弱安全环境并动摇国家间的战略平衡。魏冰认为，传统联盟理论大多关注联盟外部威胁对联盟形成、管理以及瓦解的影响，而较少考虑联盟发展过程中出现内部威胁的情况。对于双重威胁下的联盟选择进行理论探究，可以指导小国在应对双重威胁时进行理性选择。魏玲、李桐探讨了角色理论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角色理论的大发展得益于它将行为体—结构的有效关联与互动置于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体系研究的核心。角色理论兼容物质与观念因素，聚焦特定情境和社会过程中的互动，进行跨层次和跨维度分析，为理解不确定世界中复杂多元的国际进程提供了有力工具。最后，学者们还对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创新途径进行了概括性分析。例如，漆海霞指出，我国的外交实践和古代经验为中层理论的突破提供了新的思路来源。同时，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理论进步可以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术界的整体进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国际关系研究对全球热点议题作出理论回应2023年，围绕全球治理、人工智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等全球热点议题，国际关系学术界亦在理论探索中作出了回应。首先，全球治理研究逐步走向细化，重点关注了全球能源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现状与未来。面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倒退和僵局，赵宏图认为，一是深化国际共识，积极推动国际能源“去政治化”；二是推进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新的国际能源秩序；三是充分发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围绕欧洲能源政策的现实主义转向，张路指出，欧盟新的能源行动更加注重能源的结构性安全和相对的能源自主，但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经济利益和气候目标为代价，其行动的一致性和政策效果还受内部利益分歧和外部供应链风险等多方面因素制约。针对海洋治理研究，王琪、曹文健指出，今后学术界应加强对海洋治理主导国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在海洋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研究，深化海洋命运共同体理论。耿协峰从全球海洋治理和善治的角度分析了新型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遵循的关系理性，主张关系治理和合作治理，促进国家间关系和谐及“人海和谐”。张景全、巩浩宇等学者则指出，中国需要在构建网络群体性认知、推进“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以及打造知识公共产品的独特优势上重点把握机遇。其次，人工智能所折射出的技术与国家间发展战略的竞争也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余南平认为，在人工智能快速塑造国际权力而产生的新角逐中，国际关系也会在超强和以往未知的技术力量作用下，进行符合未来生产力发展变化的重塑与重构。部彦君、许开轶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各权力结构中的非均衡赋权会使属于国家的权力向国际拓展，带来新权力领域和新全球问题的涌现。池志培认为，弱人工智能技术很难改变大国主导的权力格局，但是其可能通过对国内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进而影响国际关系，而强人工智能将挑战人类的自我认知和身份，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国际关系。最后，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催生了有关“全球南方”的理论探讨与争鸣。学者们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所涵盖的范围绝非变动不居的空间。江时学提出，学术界应该在研究和宣传“全球南方”时，给出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义，“全球南方”这一提法缺乏必要的逻辑。此外，一些学者也从“全球南方”与南南合作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张云认为，“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崭新的国际关系术语，既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元素，也是展示全球命运与共的“南方”关怀。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学科融合不断推进学科建设是高校国际关系研究的根基，亦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备受关注的问题。2023年，国际关系学术界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抓手，不断深化学科建设的共识，并在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两个新兴学科的推动下，加快学科融合的步伐。围绕学科设置，学者们深入思考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贾庆国指出，作为交叉学科，将国际关系研究设置为一级学科，理论上可行，但现实中未必能做到。作为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研究维度，国际关系学科需要采取继承优秀传统、超越西方理论的方式，从而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周方银表示，与设为一级学科相比，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完善知识体系才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更为重要的使命。徐进则提出，解释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强大的内生动力。除了从学科建设上进行反思，学者们还探讨了学科融合的方向和路径。刘德斌认为，全球史的研究主题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议题高度“契合”,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董欣洁认为，实现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的相互映照，将为全球史与新型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奠定空间维度的共同基础。同时，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具有中国传统的世界政治研究，可以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提供理论启示。宋伟和王越亦指出，用世界政治视角阐释国际秩序趋向平等的变迁更具解释力。此外，针对国际关系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国际事务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阎学通指出，提高国际关系学生判断力，要着力推动学生读经典，学会用专业的、历史的、比较的眼光看待现实问题。王中华和李娜则指出，应紧贴国家发展需求，打破学科发展定式，交叉融合、协同创新，培养具有引领能力的国际事务人才。2023年还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落地之年。其中，学科建设不断下沉，相关理论研究与学科机制化正在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国际关系学术界的探索可圈可点。首先，进一步加深对区域国别学内涵与边界的认识。学术界探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区域国别学学科有无必要性的问题，而是围绕如何建立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进行。任晓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时空体，对这个时空体的探究就需要从多个视角出发进行，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协力才能把握其整体脉络。而朱翠萍提出，在实践中，交叉学科的融合问题是一大难点，区域国别研究要做到行稳致远，不仅需要全方位研究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建构，也需要跨学科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论探索。杨成提出，要注重培养“会语言”“通国别”“精领域”、适应时代需求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其次，不断扩展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路径。叶成城认为，内外互动认识论视角强调内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为区域国别研究方法选择提供了启示。赵少峰指出，人类学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全景式民族志”。查雯表示，区域国别学学者强调的“特性”，与政治学学者强调的“普遍适用性”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区域国别学应与政治学实现更深度的融合。吴小安认为，华侨华人一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对外开放倚重的宝贵战略资源，可以与区域国别研究互补支撑，形成独特学科特色。此外，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国家安全学研究继续走向深入。刘跃进、王啸根据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和方法，从“国家”“安全”及“国家安全”三个基本概念出发，构建了一个逻辑性更强、学理性更严谨的国家安全学理论演绎体系。唐士其、庞珣则用风险反向界定了综合安全，将安全目标与军事手段相分离，强调安全问题中不确定性的深刻复杂和多元主体的互动，弥合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间的人为割裂。反思与展望总体上看，2023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呈现出较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从中国出发、基于中国利益、站稳中国立场；针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探索成果正在积聚。而基于比较视角，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放在国际的坐标中，或许能为其未来发展的着力点提供不一样的启发。首先，全球治理依然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且更加聚焦具体问题。以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2023年，随着新闻传播实践向纵深发展，身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语境，担负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和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使命，面对新技术引发的新闻传播新格局，新闻传播学界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尝试从本学科的视角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当下理解和发展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最为重要的现实语境。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的学科反思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赖于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也会推动现代化。邓绍根、游丹怡认为，应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本质与发展方向，让新闻传播事业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新闻传播学该如何作为？胡百精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亦应在交往现代化上破题，产出在地思想、知识和经验，并持续增进其世界意义。传播学理应更关怀“现代人”的命运，担起交往现代化的历史主题，提供本学科视野的现代化论述。王润泽、赵泽瑄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新闻传播学学科要抓住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开端和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脉络，从来自实践的问题域出发，在原有新闻学稳定开放的知识框架下，构建新的知识领域，并进行重心的重新布置和偏移，使新闻学的知识创新向基础性和人文性方面偏转，从整体上提高中国新闻学在世界学科领域里的知识贡献度和显示度。涂凌波、王子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其中具体鲜活的媒介实践，是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经验来源与实践基础。旧的学科范式危机已经凸显，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势在必行。胡正荣、王天瑞表示，新技术带来了传播革命和社会结构变迁，以西方为中心的、在传统大众传播语境下诞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对传播实践的解释力逐渐减弱，现行主流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正面临严重学术危机。张涛甫、姜华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要在摆脱依附性知识生产的不利情境基础上，力求在“知识”“价值”“范式”等方面有所突破。当代中国为新闻传播实践提供了最具活力的现实场景，涌现了很多时代性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既有知识体系的解释边界，亟须知识创新和理论突破予以回应。杨保军提出，理论危机、知识危机，直接表现为理论的解释力下降，表现为一定知识体系在某种程度的失效，而危机、失效的直接表现就是构成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的概念失去了活力，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难以揭示新现象、新问题的新特征、新内涵，难以包容新现象、新问题的新范围。如果旧的概念及概念体系无法应对新的事实，它所支撑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的危机时代就到来了。白红义、马锦辉认为，中国新闻学理论只有敏锐地捕捉到研究客体的变化，通过创新有效地回应社会关切，才能不断提升自身在学术场域中的合法性，而创建卓有成效的新闻学理论范式则是题中应有之义。纪莉、程筠瑶提出，中国特色传播学探索的基本思路是开展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除了在与西方对话中“发现中国”，传播学研究亟须回应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系列特色议题，如此才能在重大社会“场景”和实践“熔炉”中识别及确立传播学的理论身份与战略位置。周彤认为，建构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从“概念”入手，从中国新闻实践经验出发收集足够的“证据”，从“论据”中提炼“概念”，应当是中国新闻学概念研究的必然路径。原创概念与理论创新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方法的突破。张勇锋表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极端重要性与其所处时代变局之间的巨大理论张力，构成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回应这一问题的切实路径是重新回到理论基点——概念，通过传播维度的概念扩容赋予其概念限度以多重性意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更为高阶的指导效能，进而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筑牢基础。虞鑫、王金鹏提出了新闻理论的交往范式，认为当前新闻理论研究范式中面临着主体性困境，马克思交往理论无疑为处于桎梏中的新闻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将马克思交往理论蕴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内化成为新闻理论的哲学基础，这将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必由之路。尝试打造标识性概念。隋岩、姜楠从加速社会与群聚传播视角，提出并分析了信息现代性，认为其比工业现代性更为剧烈的矛盾冲突，加深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鸿沟，带来了技术对文明的僭越，后果恰恰彰显着信息现代性的悖论。吴飞、傅正科提出

2023年，社会学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中国实际、融通古今中外、拓展前沿观察、扎实调查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处探寻“四个之问”的答案。深入实际总结提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智慧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源头活水。面对实践的“富矿”，社会学界积极探索“精开”之道。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城乡融合发展的焦点在于扎实推动乡村产业。吕方、黄承伟结合中国脱贫攻坚经验，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精细化减贫治理”问题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发展理论所倡导的“分权化减贫治理”模式，需要搭建“统筹的多层级治理”体系。李培林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进入新阶段，在下大力气培育内生动力的同时，要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反哺和外力支持，通过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治理体制。王春光提出，在地方性中培育社会文化主体性，是中国更多县域推动现代化建设可借鉴的重要经验。贺雪峰等认为，发展县域经济需要县级政府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要准确定位中西部县域的发展，发挥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的首要功能。周飞舟提出，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正是要为流动人口打造未来的家园。宜居宜业是县域城乡融合的主要内容，决定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未来走向。田毅鹏、于涵认为，国家通过庞大的政策群，建构起城乡交流的政策体系，建立起包括人才、土地、资本等在内的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赵晓峰、褚庆宜提出，通过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的转型，村庄逐步突破了城镇梯度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自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王星、周重礼探寻了农业产业化过程，提出应提升农民技能，建构农民主体性，让农民真正享受产业发展、农业转型的利好。何奇峰认为，应把小农生产单位作为最基础的一环，通过横向联合嵌入全产业链中，构建多级主体协同发展模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党建引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成为讨论重点。李强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强化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提炼了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日益完善的关键特征。王文彬、曹洋认为，党员的社会引领作用在治理模式变迁中通过组织—动员路径呈现，受到国家差序动员机制和社会资本赋能机制的共同调节，其异质性在体制性和公益性参与上得到充分体现。李中、张彦提出，建立党组织可以显著提高非公企业福利保障制度。符平、韩继翔认为，试点治理综合了自上而下科层治理和自下而上自主创新治理的优势。刘世定认为，在规划治理中，行动者的认知能力特别是理性的自负、层级组织中的形式主义运作程序以及制度环境对某些潜在优选规划方式的约束，都是造成错位匹配的原因。练宏、陈纯提出，精细化考核初步实现考核目的后，组织通过模糊运作获得权威控制，缓解了精细化考核的事本主义。狄金华、黄倩认为，县域区位差异会投射在科层体制中，应注意治理制度变革后高治理负荷的乡镇干部激励问题。冯仕政提出，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要把社会治理放到新的更加突出的位置，从面向小社会的小治理转向面向大社会的大治理，从“为社会”转向“靠社会”。姚烨琳、张海东认为，特大城市治理需要认识到多维二元结构性问题的复杂性，在破除历史上积淀形成的结构性不平衡方面作出更大改进。胡荣、焦明娟提出，社区规范对组织治理绩效和村民福祉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社区公共性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田志鹏、刘爱玉认为，社区居委会同事中以“信”与“义”为伦理基础的朋友关系对于实现社区组织权力有序交接有积极作用。井世洁等提出，社区情绪为促进居民的社区认同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人口高质量发展在复杂的人口条件下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核心是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有效治理。张翼提出，人口是决定未来我国能否以高质量发展水平进入现代化国家的最大叙事。翟振武、金光照基于未来人口负增长的演变趋势认为，亟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合理优化人口空间布局以主动积极应对。杜鹏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了中国老年人口在多个维度的历史性转变。王金营认为，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特征在21世纪50年代之后存在不确定性，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力保适度生育水平。杨菊华提出，未来二三十年间未成年人口的文教卫生资源竞争和社会支持压力可能有所缓解，应有效利用新的人口机会窗口。王雪辉、彭希哲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创新提供了丰富场景，亟须据此对传统指标体系和理论框架进行改良或创新，为人口学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健全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政策。郑功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新制度文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行动。林闽钢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社会保障自主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种可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将进入自主性发展的新阶段。李实、朱梦冰使用2002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数据，全面评估了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关信平指出，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应注重使国家与家庭在民生保障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陈艺华、黄晨熹强调，关注低保边缘家庭的发展困境与需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应着力构建适合本土的发展型低保边缘家庭救助政策。熊跃根从社会政策学科史的角度探究了中国社会政策的理论自觉与学科意识，阐述了社会政策的重要作用与实践价值。韩克庆梳理了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脉络，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政策的关键议题和发展取向。李迎生等指出，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政策范式，我国应形成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社会政策范式。吴高辉、岳经纶认为，反思当代世界的贫困根源并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实践，有助于推动第三世界具有主体性的反贫困理论建设与实践进程。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之义。成伯清认为，通往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高质量发展，与社会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朱迪提出，宏观外部环境对消费具有结构性约束，物质供给和文化习俗基于其社会共享性，通过多种机制影响消费行为。孙九霞等认为，“旅游中国”可以深入刻画中国旅游发展与社会变迁互嵌交织的复杂图景。作为一种融合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消费的“全维”消费实践，旅游对于人的幸福增进效应已成为社会广泛共识。富晓星、吴雅宁发现，城市新中产青年通过购买文旅住房等方式打造独特的生活风格空间，形成新消费模式。刘欣、胡安宁认为，应尊重微观—宏观双重分配正义原则，避免“富裕却不幸福”、落入“躺平”靠福利的话语陷阱。王鹏、吴愈晓探讨了夫妻相对就业状态对中国城镇夫妻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出应确立支持家庭的理念，将社会政策重新延伸到家庭领域。崔岩、黄永亮认为，有效提高中低技能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对于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为回应国家社会治理、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民众社会生活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性别社会学研究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王延中提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重点包括：全面准确完整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快形成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新格局，加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科学评估，加强新时代治疆治藏和民族宗教人权重大问题的战略性基础问题研究。麻国庆认为，既要从中华文明的整体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也要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青觉、吴鹏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容主要呈现为对中华文化根基的传承与认同、对中华民族全体人民价值的坚守与信仰、对中华民族现代国家身份的整合与建设，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的全面领导与整体建设理路之中。纳日碧力戈、陶染春分析了在交往交流交融和“有形有感有效”中实现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和共有精神家园的条件。石硕认为，传说塑造共同历史记忆、共同符号，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大规模交往交流之时如何“与共”，如何进行文化整合，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2023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系成立，以族群人类学为主攻方向，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工作。融通古今在文明互鉴中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因其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正是在融通古今、对话中外的过程中，文明体不断确立和彰显新的文化形态。素有“文化自觉”传统的社会学学科在上述规律性认识启发下，着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激活和提炼标识性概念。周飞舟考察了“关系”议题研究进展史，认为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追根溯源有利于辨识社会学概念背后的理论预设。应星认为，要提高中国社会理论的建设水平，除了端正概念“发明”的态度、改进概念“发明”的技艺，还需要重视概念的“发现”，从“文化自觉”的高度，为某些已经存在但原非社会理论术语的用语赋予社会理论的含义，从而将其转化为理论概念。王铭铭提出，西方和非西方的文化翻译本质上都是以自己文化的概念范畴和价值观进行的解释工作，通过自己文化中的“母语”或“标识性概念”完成文化的转化和互惠，“以己化他”，才能走向“和而不同”。渠敬东认为，与西方文明中的政教结构不同，中国文明始终以政统和道统的双重体系而发展，而山林，则依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概念，承载了道统的本体构造。朱晓阳提出，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应考虑日常语言视角，他将滇池沿岸宗教生活的日常言语编织的生活世界称为“家人世界”。罗祎楠认为，从“天下情势”角度能够揭示被“个体主义”思维遮蔽的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实践逻辑和动力机制，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的丰富历史经验为超越西方视角的局限提供了可能。构建原创性理论。谢立中认为，景天魁等人的社会学中国化研究突破了默顿提出的社会理论基本模式。吴飞提出，相比古希腊的政治文明和现代基督教的社会文明，传统中国文明是一种礼乐文明，从中可以发展出一种具有普遍文明解释力的“文质论”社会理论。曹正汉对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混合体制论重新加以阐释，认为这是一种处理“一统”与“治理”之矛盾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统一而治殊”。赵丙祥以葛兰言的早期著述为例，考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语文学方法论，认为葛兰言尝试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眼光重新阐发中国的语文学传统，对于理解中国文明的总体特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谭同学认为，相比于西方文明强调原子式孤立个体间的“社会契约”，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生生”理念，强调让“生民”能生，与自然共生。这种“民生政治”可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理论支点。王建民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的“情境论”“交换论”与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点的“絜矩论”进行比较，提出挖掘和凝练中国思想传统中体现中国人行动取向和精神气质的概念，有助于更适切地认识中国社会、把握中国人的行动伦理。景军围绕“南部理论”，强调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贡献作为丰富我国人文社科思想的养分。生成本土化叙事。周晓虹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迅疾性和转型社会的特殊性为萃取中国社会学的本土知识提供了可能。赵晓力提出，中国婚姻法禁婚范围从“五服”到“三代”的转变，反映出的是中西亲属分类的根本差异。冯碧莹、宣朝庆着眼于西方晚近“具身性”理论的内在困境，借助汉儒“通国身”思想深入发掘本土“身心一体”观念中的身体理论资源。何健认为，基于现代道德科学对人性的讨论，可打破固化思维，挖掘出古代中国社会人性的“仁—义”两重性，并重构“义”的道德范畴及其特征。秦鹏飞提出，以个体的存在形式和个体的情感能力为起点，演绎社会秩序或道德起源的问题，可以为讨论儒家学说关于社会秩序或社会伦理的认识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普遍社会伦理的生成路径。翟学伟认为，日常意义为人的社会生活提供时空上的秩序，而传统礼仪的制度化、合法化及其流变机制，是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特征的通道。罗婧以医疗领域为例，认为唯有厘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医疗背后的生命观念，基于一致的价值来浚通医疗与社会背后的道义根源，才能走出道义悖论，守护医者的崇高、医道的温度。陈佳俊、毛丹指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组织体系既不是西方社会中的“第三部门”，也不是传统民间社团的集合，而是由党领导的三类广义的社会组织构成，是不同力量所驱动形成的适配政权建设的特定类型。赵旭东主张，文化自觉背景下的价值共存是“库拉圈”式而非文明“猎头”式的，人类学需要挖掘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以之贡献于文化和谐共处的构建。引领未来拓展数字时代的学科研究边界当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模式乃至思维习惯时，拓展学科边界，及时追踪、分析、研判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是社会学在新一轮学科竞争中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路径。学科发展迎来战略机遇期。王天夫强调数字时代为中国社会学带来了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社会学学人应发挥时代想象力，植根于中国大地，由学习和借鉴转变为引领与创造，积极参与学术规则的制定与社会实践的建构。文军、刘雨婷认为，方法论创新是数字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应强调数字社会学方法论的价值多重性、突出混合式方法的运用，对不同社会研究方法的未知能力进行测试，促进社会学知识公开和公共交流。陈光金提出，人工智能将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等领域发挥巨大潜能与优势。邱泽奇认为，数字社会带来人类灵魂与肉体的逐渐分离，未来人类可能需要特殊的努力才能让肉身与精神在异质性的社会空间逐渐融为一体。王宁提出，在社会分化和复杂化加深的条件下，个人把自身的体认向异质的他人推广，不但不能促成共识的形成，反而可能成为观念冲突的根源。创造换位体认的环境则是对观念冲突本身进行治理的有效路径。张茂元、黄芷璇发现元宇宙实践是在“技术—社会”互构基础上构建技术与社会融合共生体系的重要尝试，能够在推动平台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促进虚拟与现实、社会各维度的融合共生。张樹沁、宋庆宇提出，越来越多的社会行动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成为可被计算机程序编码化的社会现象。社会关系编码化，拓展了社会关系匹配和影响力范围的路径。张博伦认为，算法系统本质上是一种组织现象，应将组织的视角有机纳入对算法的社会影响的研究，从而超越从源代码侧打开算法黑箱的想象。刘河庆、梁玉成借鉴实验和逆向工程方法，通过设置若干虚拟账号与数字平台进行长时间真实互动，尝试分析算法规制对用户信息获取异质性的影响。探索治理新模式。向静林、艾云认为，数字技术促生“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给多层级政府治理带来三个关键性变化，即信息优势的上下分化、属地原则的效能衰减、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这些变化驱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使得多层级政府出现“上下共治”的治理模式。艾云等还提出，数字时代社会的连通性、计算性和虚拟性等新特性塑造了新的社会互动方式，带来了组织的规模扩散、控制集中、运作隐蔽效应，为有组织的金融诈骗提供了稳定的结构条件。陈红宇认为，各级政府和平台企业组织形成诸如“数据池”和“数据中台”的多样化协作体系，加强了对原本游离在统计之外的小微企业运行状态的“监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治理，应坚持技术向善与技术创新的齐头并进。曹景媛、孙秀林提出，数字治理技术与“家的治理模式”看似矛盾但在实践中互嵌，为乡村治理带来革新。张静主张通过维护法治环境、消除信息阻隔、依据信息决策、改进治理观念，让数字建设真正增益社会。激发职业社会学与新职业群体研究。刘思达认为，高质量的专业技能并不一定是高度标准化或理性化的，而是要以专业人士的职业自主性为基础，在职业系统的各种生态圈和食物链中通过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由不同职业之间的社会互动逐渐形成。余成普、宗铮通过医院科室的民族志，以规培生的边缘身份为考察对象，展现了医生的锻造过程。丁元竹提出，未来将需要一支适应性强、精通技术、能够与人工智能并肩工作、实现人机协作的劳动者队伍，持续学习和再培训的重要性将日趋凸显。汪建华、何冠霖发现，精细化的分工导致IT程序员的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困境，IT程序员不得不在初期流动过程中采取“以平台换工作”的行动策略，其流动轨迹是“迂回式”的。廉思、张宪发现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群体具有“高机动性”特征，提出在数字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应认识并发挥好互联网平台对于原子化劳动者管理服务的正向价值。王昀、杨寒情认为，短视频成为返乡青年的创业机会，推动了乡村生活方式与数字媒介的紧密联系。视频博主运用传播科技，建立专业常规，在用户、平台和公共政策的多重规制之下，将乡村视频塑造为互联网文化工业的特定内容类型。前沿领域贡献新的学术增长点。面对智能时代人类身体活动参与方式的变革，以及体育运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运动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开始凸显。2023年中国社会学年会新设运动社会学分论坛。王智慧使用行动者网络视角对奥运金牌的社会生命进行考察，揭示了作为竞技体育最高荣誉的奥运金牌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多重意义。艺术社会学在基础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丰富成果。闻翔提出，应以艺术市场研究为抓手推动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卢文超揭示了互动论范式对于艺术研究的独特贡献。金融社会学在金融与国家治理、金融专业市场过程、民众的金融素养与行为等方面取得新进展。陆益龙、李光达通过对证券市场分析师的观察，发现研报生产经营行动映射出金融与社会关系的结构变迁，金融化社会正在兴起。李国武等主编的《金融与社会》第四辑，涵盖金融市场的权力、制度与认知分析，中国社会金融化与创新创业，“一老一小”弱势社会群体的金融福祉等议题。扎实调研把学问写进人民群众心坎里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第一个结合”的关键环节。社会学研究者以调查研究为看家本领，努力担当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的翻译官。一方面树立社会学调研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示范性，另一方面通过调研扫描、识别、诊断、提炼实践中的问题和对策。坚定人民立场。李友梅提出，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是统筹融通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内在的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社会性话语关系的核心力量所在。麻国庆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调查研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要把“学科性学术调查”和“问题性社会调查”有机结合，使田野调查真正服务于人民。贺雪峰提出，社会学研究是科学、专业的研究，也是面向大众、具有极强公共性的研究。社会学研究不仅要承担专业知识积累和理论创新的职责，也负有向社会各界解释社会问题、为决策和执行机构提供咨询建议的职责，要提供让大众有共鸣的学术创见。注重科学方法。王春光认为，只有坚持科学的调查精神和意识，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才能真正找到科学、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将科学的调查转化为沟通干群、顺畅民意表达、问需于民的过程。应以认真、严肃的科学调查态度和精神赢得被调查者的尊重；以科学、平和、通俗易懂的调查语言和技巧获得被调查者的信任；以换位的角色和意识理解被调查者的处境和想法，使被调查者从调查中有所收获。陈云松认为，综合运用数据算法，能够提高发现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增强调查研究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能力。肖瑛提出，越以社会理论素养为基础的社会调查越有实践性。杨善华认为，以“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实质，是对被访人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人赋予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探究，意义探究要进入被访人的内心世界。欧阳静认为，理论与经验“两张皮”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没能进入经验材料的真实逻辑，没有获得“经验质感”。不能把田野调研当作单纯地收集资料，不能期望零星的调研就能获得对经验的整体性认识，而要以理解“是什么”为目的，长时间地浸泡在经验里。陈家建认为，时间差异、主体差异、宣传导向是影响基层调研经验信度的主要原因，可以借助参与式观察、追踪式调查、多维度资料三方面加以提升。严飞提出，通过捕捉个体有意义的生活瞬间和人们彼此相连的共通情感，深层故事的方法能够展现个体在驳杂世界中细腻而又厚重的生命体验，有助于激发更广阔的情感共鸣与公共性思考。推动跨学科、跨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在2023年7月改版后创设“调查研究”版块，尝试为跨学科和跨界交流搭建平台。已刊出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的方法反思”“外卖骑手的去技能化”“中国特色乡村内生发展模式探索”“中国特色县域社会工作探索”“‘中国式养老’的地方经验”“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新型帮共体的‘公益+市场’模式探索”等专题，坚持问题导向，组织不同学科、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讨论，取得较大社会反响。挖掘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探索潜力。社会工作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是打通服务人民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3月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对社工领域提出更高要求。王思斌提出，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是社会工作面对新情况新需要，综合运用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多种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和行动，在多个社会领域都有重要作用。马凤芝认为，社会工作要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培养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人才支撑。何雪松呼吁从体系化、体制化和数字化三方面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一个更有利于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的行业内外相互关联的生态。童敏认为，中国社会工作需要将问题场景化，只有依据情境动力，中国的本土社会工作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国式“助人自助”的专业实践路径。郑广怀研究发现，乡镇社工站在乡村公共价值的合作生产中，通过多种机制实现多元主体在价值表达、聚合、转化和评估等环节的全程参与。202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主办“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论坛”，杂志社的报刊网平台将与社工界加强互动，助力社工领域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政产学研深度结合。反思与展望一年一度，我们有幸为学科书写每一个不同寻常，并在每一年的框架里寄托最深切的期待。一弦一柱思华年。我们见证欢欣也目睹落寞，我们记录孜孜以求也曾无奈留白。在相互陪伴、共谋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热切期盼社会学界以最饱满的热情、最执着的勇气和最深刻的智慧回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不断突破学问和生活的舒适区，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社会学是面向人民的接地气的学问，也是广大学者念兹在兹的崇高事业。饭碗里装不下事业，前路无论是花团锦簇还是荆棘满布，编者都愿与学术界同行。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执笔人：墨达）责任编辑：刘翔英新媒体编辑：王村村

2023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中国法学研究围绕着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大量有益的研究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推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智力支持，为实现司法正义探索了多种可行方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法学理论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原创性法治理论成果。2023年，法学界重点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等问题域，开展了全面而深入的理论研究。（一）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拓展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广阔空间。周佑勇认为，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冯玉军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及其实践创新，不仅有助于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使命和中心任务，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遵循。江必新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全面法治来统合社会公平正义诉求，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落实，逐步实现从形式公平正义向实质的相对公平正义转变。周尚君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数字法治观深刻回应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急迫需求，深刻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可感知正义的现实期待，深刻回应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价值选择和制度路径，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前瞻性和科学方法论。（二）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工程，是培养德才兼备高素质法治人才的迫切需要，更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张文显认为，实施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这一系统工程，需要在“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三个面向’”“回答‘四个之问’”“打造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思想芯片’，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坚持守正创新”“着力打造一支法学知识体系的‘建筑师’队伍”等七项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上重点用力。莫纪宏认为，要真正走出法学“三大体系”建设理论研究的误区和困境，关键是要把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根据科学学的原理和方法论来构建“法学学”，全面系统地研究法学“三大体系”之间的价值关系和逻辑联系。黄文艺认为，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统领法学学科建设，与时俱进推进法学基础学科转型升级，立足中国法治实践发展法学新兴学科，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推进法学交叉学科建设，坚持胸怀天下推进涉外法学学科建设，坚持不忘本来，扶持法学冷门学科发展。马一德认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学科和人才培养新体系，推动知识产权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从根本上打破知识产权学科与复合型人才培养之间的断层，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推进包括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内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李拥军认为，“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延续的具体形态，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夏锦文认为，中华法系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精神和法律治理实践，是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其影响及于域外诸国的法律文化系统。它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何勤华认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与重大命题之下，应当积极借鉴“出礼入刑”法律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实现礼法关系的现实转化，探索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治理新方式。胡玉鸿认为，以理证法、以理说法是中国古代法律史、法学史的传统，唐律及其疏议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唐律中的理并非法律渊源，而是证成规则正当、理解法律意旨以及指导司法裁判的原理、理据、准据。陈景良认为，“天下无讼”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法系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此种逻辑与方式既以早期中国司法理念为文化基因，又有着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赓续传统、焕发活力的时代动因，是理解中华法制文明、重塑新型中华法系的一把“锁钥”。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引领法律规范研究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制度依据。2023年，法学界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为引领，在宪法学、各部门法学、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规范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其实现需要借助于宪法的组织、程序和制度来完成。韩大元认为，新时代以来，宪法积极回应人民对民主发展的新要求、新期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拓宽民主途径，丰富民主形式，使中国的民主发展更好体现人民意志，贴近人民的生活。苗连营等认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民主制度的效能，离不开宪法的有力保障。我国宪法确立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原则、制度体系和实现路径，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提供着根本的规范依据和法治支撑。朱全宝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之“进行式”定位决定其应在宪制功能与规范内涵指引下全面纳入宪法体制，通过纵向上的国家制度、枢纽中的基本权利和横向上的国家权力之体系建构，让民主的“人民性”、人民的“主体性”和人民民主的“全过程”得到全面塑造和深层涵养。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和真实的基本权利。陈征认为，虽然各国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和相关理论具有较多共性，但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存在自身特色，主要体现在我国宪法关于社会权与特别平等权的规定中。张翔认为，应当以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章的独特结构和各基本权利条款的具体规定为基础，特别是考量独特的“示例性规定”，构建中国的基本权利限制法律保留的分层方案。柳建龙认为，作为自由权的行使方式，基本权利放弃兼具规范性和事实性。仅当基本权利可以放弃、基本权利主体具有相应认知能力、有意思表示时，基本权利放弃才产生效力。（二）加强《民法典》的解释与适用《民法典》的规范解释依然是研究热点。黄忠认为，应将《民法典》定位为基础性法律，而非民事基本法律。《民法典》超越了民事基本法律的局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根本法属性，对立法、司法、行政均有建构上和适用上的重要意义。崔建远认为，《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明确和细化了《民法典》确立的合同解释规则，特别是补充了“通常理解”规则，参考缔约背景、磋商过程、履行行为等因素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的规则，推定不违反规则，在无偿合同的场合选择对债务人负担较轻的解释规则。熊丙万认为，物权自由模式并不会引发高昂的新物权样态创设成本、公示系统成本和权属识别成本，也不会阻碍财产价值的后续发现。相反，其有助于促进财产权的高效分割和利用，而且有助于充分利用以巨额投资搭建的登记公示系统。《民法典》与各部门法的衔接问题受到持续关注。时延安认为，民刑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某一危害行为进行刑事违法性判断时，应否以及如何考虑这一行为在民法上判断的结论。民事义务违反的判断结论对相关犯罪违法性的证成具有前提性影响，不能将没有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作为针对个体性权益的犯罪进行处罚。肖泽晟认为，在现行民法典中，公权规范主要体现在宪法目标条款的引入，国家及专门机关对平等民事主体民事权益的保护和合法限制等方面。对于民法典涉行政条款是否可以在行政诉讼中加以适用的问题，需要结合条款的具体功能进行判断。罗昆认为，消费欺诈受民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双重调整，二者之间并非单纯的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关系，同时还存在一种交互式的影响。（三）推进新时代的立法工作部门法的法典化是法学研究的新趋势。吕忠梅认为，环境法典编纂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哲学基础，定位于“领域型”法典，采取实质性、适度化编纂模式，依可持续发展逻辑展开。具体可分为总则编、污染控制编、自然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和生态环境责任编。关保英认为，行政法典在制定中应当重视对单行法的处理。既要对既有的单行法、整合后的单行法、新的单行法、特别行政管理领域的单行法予以分布，还要以统一的理念、原则、体例、表述和排列对上述单行法予以统摄。李红勃认为，教育法典的调整范围应限定于学校开展的国民教育领域，避免范围过宽和内容泛化；应进一步加强教育执法和能动司法，为法典编纂积累实践经验。姜涛认为，刑法再法典化不仅需要从实质理性上实现法典编纂的系统性，而且需要从形式理性上确保法典编纂的多元性，形成“刑法、附属刑法、特别刑法”的三元结构。法学界积极跟进《公司法》《行政复议法》《反间谍法》的修订。朱慈蕴认为，《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将限制认缴期限和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作为认缴制的配套约束机制，虽然二者都具备维护资本充实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功能，但各自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价值。王万华认为，修订《行政复议法》时，有必要完善行政复议委员会机制，补强行政复议中立性；以“行政争议”替代“行政行为”，进一步拓宽行政复议范围；调整二次执法程序建构思路，增强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的正当程序要素；系统建构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加大行政复议中的实体处理力度。黄星认为，《反间谍法》是完善和发展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重要举措，理解《反间谍法》的有关规定，需要从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等相关法律中整体性把握。法学界重点关注新发布法律法规。李忠夏认为，《爱国主义教育法》的制定是推动宪法实施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宪法意义，属于宪法的立法委任事项。因而《爱国主义教育法》具有明确的宪法基础，是对宪法的具体化，爱国主义教育本质上是国家整合的一种形式。李蕊认为，《粮食安全保障法》聚焦、落实粮食安全战略中的耕地、科技两大要素，以及粮食生产、储备、进口等产业环节，有助于厘清粮食安全各战略的法治保障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纾解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面临的深层法治困境。李智等认为，《体育仲裁规则》实施后，我国体育仲裁机构规则在实践中面临着仲裁范围厘定、与其他体育纠纷解决机制衔接以及体育仲裁特别程序运行等问题，需秉持“能动解纷”的思路，坚持独立、协同的理念，完善体育仲裁制度。（四）持续推进涉外法治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涉外法制建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张乃根认为，“一带一路”对外关系调整手段以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软法”为主，与有关经贸条约或协定相辅相成。因此，《对外关系法》的“法”根据其调整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关系之要求，也包括“软法”和条约性“硬法”。赵骏认为，《对外关系法》是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里程碑，为我国发展对外关系提供了基础性法律依据和总章程。何志鹏认为，我国的《外国国家豁免法》立法进程和文本是国际法学研究者和外交、司法、立法等实践部门积极、良性、持续、有效互动的见证和成果。沈红雨等认为，民事诉讼法修改重点是涉外民事诉讼相关制度。一是修改管辖的相关规定，适度扩大我国法院对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权；二是对平行诉讼、不方便法院原则等作出规定；三是进一步完善涉外送达的规定，切实提升涉外送达效率；四是增设域外调查取证相关规定；五是完善外国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承认与执行的基本规则。以司法正义为导向推进法治实施研究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大子体系之一，对于我国法治建设意义重大。2023年，法学界聚焦数据权利、高质量发展、司法体制改革、法治社会建设等法治实施层面的重大议题，以司法正义为导向开展创新性研究。（一）充分保障数据权利针对数据确权问题，王利明认为，数据立法要在区分数据来源者和数据处理者权利的基础上，构建数据确权的双重权益结构，尊重和保护数据来源者的在先权益，确认和保护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权益。吴汉东认为，数据财产权的受保护数据须为“经合法收集和处理，聚合而成的可公开利用的商业数据”；其赋权形成可采取数据制作者权和数据使用者权二元权利结构；其确权效力应在权利保护的同时注重权利限制。申卫星认为，可借鉴土地生产要素市场化路径，将数据三权分置方案纳入数据产权分立的理论框架中，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可以被视为各阶段数据用益权的具体表现形式。针对数据治理问题，张守文认为，应通过经济法的“既有制度”与“新型制度”的有机配合，来确立规制数据行为的制度基础。郭雳认为，有必要考虑在重塑我国数据要素规制目标并确立底线红线的基础上，推动政府功能朝向规则制定统一与规制协调转型。丁晓东认为，数据具有聚合性、关联性、场景依附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征，确权无助于解决数据利用过程中的争议，将数据视为权益混同的聚合型财产，通过行为规制与数据治理实现数据公平利用，是更为合理可行的路径。针对数据安全问题，刘宪权认为，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我国数据法益刑法保护体系的冲击，应增设非法分析数据罪、操纵数据罪。欧阳本祺认为，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数据安全、信息内容三者之间依次形成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并由此使计算机犯罪、数据犯罪、信息内容犯罪区别开来。数据犯罪直接侵害数据安全法益，间接侵害信息内容法益。熊波认为，既有的数据法益内容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法益依附性模式，存在数据犯罪和信息犯罪认定的界限模糊、无法准确区分数据犯罪的多个关联罪名等问题。数据法益应当是一种独立新型法益，其指向数据状态安全内容，而并非传统法益的信息本体内容安全。（二）依法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法治手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成为法学界的重大学术使命。王晓晔认为，打破垄断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作为我国规范经济和市场秩序的主旋律，对维护我国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合理有效配置资源，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消费者社会福利，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刘剑文等认为，发展权包括个体发展权与社会经济发展权。针对前者，财税法以“两权分离”为核心保障个体自由发展的空间，通过法律赋能改善个体发展状况、提高个体发展能力。针对后者，财税法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与共享发展的实现皆有制度助益。李安安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规制变革，需要处理好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建立财政金融综合改革的协调机构，减少财政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中的摩擦问题，将政府债务风险置于“财政—金融”的系统框架内进行统合化解。（三）推进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针对法治政府建设，法学界从多维度展开了深入研究。王青斌认为，行政不履责司法审查体系链的构建意义重大。对于明确拒绝履行、怠于履行和未能完整履行三种不同形式的不履行，司法机关应当采取不同的司法审查标准。当司法机关认定行政机关未履责而行政机关的抗辩事由满足形式要件时，司法机关还应对抗辩事由进行实质性审查。章志远认为，中国特色廉洁政府制度规范体系的健全，可从行政廉洁性原则入典、廉洁性指标纳入法治政府考核指标体系、重大行政决策廉洁性审查机制构建、执法监督工作体系作为廉洁执法保障、建立廉洁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公开制度等五个方面进行努力。刘权认为，行政执法时应严格遵循过罚相当原则，其裁量因素应包括“过”和“相当”两大方面，在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而准确判断“过”的大小后，还需要全面考虑过罚“相当”的相关因素，可以运用比例原则辅助并约束过罚相当裁量。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针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点难点，法学界进行了深入研究。马怀德认为，数字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基层治理数字化可以缓解“人少事多”的治理困境，回应基层治理中复杂的信息需求，提升基层治理的精准度和前瞻性，并深层次重塑基层治理权责分配的逻辑。郝铁川认为，要深入开掘中国红色法律文化资源，把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调解传统，发展为党委领导各方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把其中重视实质性化解纠纷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为诉源治理；把其中司法便民传统，进一步发展为科技赋能的“共享法庭”。杨凯认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民事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均已迈入数字化发展模式，但二者的公共服务功能供给不足，与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需求不匹配，亟待从民事“诉非融合”协同创新和底层逻辑重构的双重维度寻求解决之道。（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在刑事司法领域，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轻罪治理、合规不起诉是研究的重点。陈卫东认为，在我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加强庭审实质化的背景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逻辑容易导致被告人对质权保障不力、虚假事实无法辨别、庭审虚化及侦查权控制失灵等问题。应积极通过法律解释路径，摒弃关键证人出庭作证逻辑，回归必要证人出庭作证逻辑。周光权认为，目前针对危险驾驶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袭警罪等轻罪，大量适用短期自由刑的治理策略并不合适，可以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对于进入审判环节的案件，尽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同时宣告缓刑；此外，可通过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罚来处理轻罪案件。陈瑞华认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对于“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制度”“第三方组织制度”“涉案企业合规监督考察制度”“有效合规整改标准制度”“对合规整改合格企业的宽大处理制度”等，有必要加以梳理、总结并进行完善，将其吸收进刑事诉讼法之中。在民事诉讼领域，民事执行制度和民事诉讼程序简化成为热点问题。张卫平认为，高效快速实现债权人的债权是民事执行法的主要目的，但还必须兼顾债权实现的正当性、合法性，保证合法财产和权益不受侵害，给予执行当事人充分的程序救济，保障、维持被执行人及相关人的基本生活状态。陈杭平认为，《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179条从以平等主义为重心的二元主义转向统一的优先主义，规定了普通债权人按照查封财产的先后顺序受偿。然而，平等主义更契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与执行体制，现阶段应当对相对平等主义加以完善，形成更好地平衡公平与效率的执行价款分配模式。吴英姿认为，未来民事程序简化应按照两条路径分别推进：一是遵循略式程序法理补正督促程序、担保物权实现程序、司法确认程序规则，激活其繁简分流功能；二是针对当事人无实质争议的案件，以无庭审程序规则为核心构建民事速裁程序。加快发展新兴学科研究2023年，法学界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围绕着“加快发展社会治理法学、科技法学、数字法学、气候法学、海洋法学等新兴学科”要求，创造性地开展研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徐汉明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的社会治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管理、国家与法基本原理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是持续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保障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行动指南，也是加快建设社会治理法学新兴学科“三大体系”的根本指导。雷磊认为，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结合为特征的新科技时代，不仅给法律领域带来技术问题和法教义层面的问题，也对法理学知识体系，尤其是法学基本范畴形成挑战。唯有对上述挑战作出及时有效的法理学回应，才能抓住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新机遇。彭诚信认为，数字法学是研究数字社会中可数字化之客体、行为及相关权利义务关系的学科。个人信息客体属性、权益属性、权利归属的复合性及基于算法的可计算性特征，决定了数字领域法律关系的多元性、法律救济的特殊性。吴凯杰认为，传统环境法体系具有包括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和生态保护法的“三元构造”，可在弹性范围内有限地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规范需要，但难以满足减碳、增汇、适应的整体需要，因而需要具有独立子部门地位的应对气候变化法。黄瑶等认为，面对传统海洋治理体系日益面临碎片化和霸权主义等重大挑战，中国针对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建章立制、推进合作、塑造共识三个维度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提出实践解决方案，为将政治愿景转化为法律行动提供了原则性指引。反思与展望2023年的法学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还存在一些亟待强化的问题域。首先，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高水平理论成果需要加大学术供给，尤其是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法治实践的学理阐释需要加紧推进。其次，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精髓落实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高度融合的步伐，需要加紧迈进。最后，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对于法治获得感的研究阐释，需要基于丰富实践进行理论提炼，以推进新时代的法治正义进一步彰显。2024年，面对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法学界任重道远。法学研究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立足我国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生动实践，尊重法学理论研究和知识生产的客观规律，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主体意识，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推动我国法学研究不断发展，为法治中国建设续写新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法学新闻传播学编辑部（执笔人：李树民

2023年的公共管理学研究，紧扣时代之问、实践之问，致力于探索并回答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的重大命题，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运作机理及其价值显现得到学理揭示，高质量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乡村振兴、“枫桥经验”等议题成为研究重点，新兴技术对治理观念、结构与过程的重塑，以及规制新技术以实现技术向善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建构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意识不断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管理叙事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学理研讨成为包括公共管理学在内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关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公共管理学界继续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命题，围绕深化机构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化解公共治理难题等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学科力量。深化机构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学理上得到进一步阐发，在历史脉络中把握新时代机构改革的特质成为重要的研究取向。竺乾威指出，我国的历次机构改革主要围绕政府的内部改革和政府与外部组织关系两部分展开，在历次改革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从政府掌控到政府主导下多方合作的政府治理模式，未来的机构改革应从完善政府组织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机构改革与政府治理模式同步演进三个层面调整和完善。陈振明认为，我国机构改革历来重视顶层设计，改革的经验在于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优化协同高效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何艳玲、李丹分析了新时代机构改革的特质，指出新时代机构改革的逻辑呈现从职能转变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向，“体系化”构成其核心特质，党的领导作为一种改革机制，将政府组织的制度化、精细化和规范化变革嵌入合法的制度框架和深层次组织变革中。张成福系统论述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与战略在于建立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参与、社会协同、整体协调、回应负责、开放透明、遵循法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孔繁斌、郑家昊将建设服务型政府置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整体脉络中，指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同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目标和方向，它既具有制度建设的指导功能又不乏价值倡导的象征意义。钟开斌、薛澜将应急管理改革发展内嵌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指出中国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的主线是以理念变革引领体系和能力变革，进而推进应急管理理念、体系和能力“三重现代化”，这个过程是党和政府高适应性和坚韧性在应急管理领域的生动展示。聚焦高质量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乡村振兴等重大议题，探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一是强调高质量发展的世界意蕴，并将其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社会场域。魏晓莎、张淼认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理论突破与实践超越，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代对中国发展模式作出的创新性优化，不仅向世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智慧，也为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具有深刻的世界意蕴。姚树洁、汪锋将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中国式现代化相联结，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前提条件，高品质生活反过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本和万众创新活力，是党群联结、社会和政治长期稳定的根本保障，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刘琼莲主张通过发挥党建引领功能，牢固树立全周期服务理念，提高现代治理服务能级等方式，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二是注重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维度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战略路径。裴广一、葛晨系统回顾了政府和市场关系探索的历史脉络与国际经验，提出以历史的、动态的、辩证发展的观点来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质，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为关键路径，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叶剑平、陈思博描述和阐明了政府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则，认为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中进行，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又要坚持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是注重有为政府、顶层驱动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王俊、范建刚基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激活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认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在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制度保障作用。丁建彪认为，国家战略驱动成为同时保障乡村振兴目标任务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的新载体。国家战略驱动通过自身的政治势能、国家资源、稳定结构，确保了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并取得预期的成功。深刻总结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与价值，进一步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在新时代的发展与完善。杨开峰指出，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典型样本，进一步发展“枫桥经验”，要处理好社会治理与经济治理的关系。景跃进认为，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全面理解必须超越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野，将其置于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中来认识和定位。任勇强调，要重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数字治理面向，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中将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与数字治理新技术新手段有机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其数字治理面向及其相应的应用过程。宋世明、程荃关注到“枫桥经验”从乡村推及至城市的适用性问题，强调结合城市基层治理实际特点进行调适优化，打破空间区域差异，实现“枫桥经验”在现代城市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有效嵌入。王道勇认为，“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由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各方力量共同塑造、共同维系的过程。“枫桥经验”的成功在于，其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持续创新，有效地发挥其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功用，较好地回应了人类社会如何实现“良序”这一根本议题。直面社会治理中的难点、热点，关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来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支持。一是强调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治理韧性。燕继荣构建了“需求—回应”框架，阐释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制度成因。中国不断推进的“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治理”改革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同时倒逼了政府改革，提升了政府回应性。汪广龙等聚焦于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认为统筹是中国推动发展和安全统一的关键，而总体性领导的整体治理是统筹实现的具体体制。二是注重阐发社会治理共同体、国家安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联与实践路径。王佃利、徐静冉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时代特征，探究社会治理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目标定位，认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社会治理共同体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彰显着中国特色的人民性、共享性、包容性和系统性。张贤明、段卓廷指出，国家安全是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能有效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鹿斌、金太军主张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从党组织建设、主人翁角色、政府职能、智慧治理等方面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方案，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治理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探索数字时代的治理之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新的课题。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数字政府建设的进展、公共数据的开放与规制等新兴议题，成为新时代公共管理学者着重探索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域。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研究聚焦在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方面，技术对治理过程的重塑愈发受到关注。吴晓林认为，流量城市正在成为新的城市形态。流量城市的治理，实质是为解决“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传统治理与超大规模”的结构矛盾提供思路，这意味着决策者需要重新评估城市的增长和治理战略，配以更好的制度设计。张雨睿等认为，网络空间已成为空间治理与城市治理的重要单元和载体，这带来中国城市治理的系列新议程：空间建设、空间区划、空间竞争、空间互动与空间正义，挑战着基于物理空间设定的治理模式与体系。叶林、邓睿彬引入适应性治理来分析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数据化的转型，主张加强社会治理数据化带来的数据合法性、可靠性、共享性等问题的研究，推动部门间协同、社会自主参与和数据技术应用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董幼鸿、周彦如分析了技术赋能城市韧性治理的体现，强调以系统思维设计城市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体系，以更加包容的态度看待技术要素的赋能作用，克服来自能力、结构及价值的多重壁垒。姚尚建认为，城市数字治理是一种基于数据的治理，数据的生产不但成为公共治理的基础，而且还意味着对城市权利的支配，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防范数据运行过程的不平等造成的城市居民数字权利的损害。数字技术全方位、系统性地重塑了治理理念，敏捷治理呼之欲出。詹绍文、赵雪指出，敏捷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具有的时代感召力和前瞻性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南，有助于形塑一种新型社区形态。于文轩建构了敏捷治理框架，试图以敏捷方法解决以传统官僚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超特大城市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冲突。敏捷治理不仅适合非常态下的治理，更可以满足风险社会常态化治理的客观要求，还可以为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容志提炼出城市数字化转型促进敏捷治理的机制，主张数字化转型不仅包括技术的精准运用，还包括传统治理机制的适应性调整，而敏捷治理必然是这些综合性因素的产物。韩万渠、袁高辉聚焦敏捷治理的兴起与运行逻辑，认为精准识别、柔性运作和渐进调适构成敏捷治理的核心能力，而敏捷治理亦成为国家数字能力的重要维度。数字政府的发展使得从地方创新透视中国之治成为理论可能。一网统管、接诉即办、城市大脑等颇具特色的地方治理创新成为理论研究的关注重点。顾丽梅、宋晔琴基于上海“一网统管”，构建超大城市敏捷治理框架，剖析了“一网统管”驱动下的中国超大城市敏捷治理困境及未来优化路径。孙志建考察了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的治理重塑效应，指出平台化运作的整体性政府是数字化转型阶段整体性政府建设的基本方向，“一网统管”将专业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力量有机关联，探索出整体性政府建设方案。燕继荣、张志原认为，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提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为驱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的解决路径。“接诉即办”改革通过建立政府—市民责任纽带，强化社区—居民协作关系和赋能居民自我管理，实现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李文钊将“接诉即办”定义为“中国之治”在基层的典型案例，将“接诉即办”与“中国之治”联系起来，既可以更好对作为地方治理实践的“接诉即办”改革有深刻洞见，又可以加深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的实践认知。郁建兴、樊靓以杭州“城市大脑”案例验证了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作用机制，主张通过管理、制度与价值等途径的多向互构，促进技术迭代创新、优化技术治理参数、厘清技术运用边界，从而实现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陈云认为，杭州“城市大脑”以问题为导向，既是一种新兴产业政策，也是对“企业家型政府”和“无缝隙政府”的实践。“城市大脑”项目把公共服务和数字经济的交互融合作为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两个轮子，实现了政府与市场、技术与治理的对接，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综合竞争力。对公共数据开放的范围、目标与内容的理论研究，为制度设计廓清了方向。王翔、郑磊认为，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和利用的基础是数据治理。公共数据治理不仅是对公共数据的治理，更是“公共的”数据治理，不仅是技术判断的问题，更在于对价值的判断。杨东、毛智琪基于对国际公共数据开放制度的考察，主张构建政府指导与市场化运营相协调、安全与发展相平衡、场内与场外相结合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推动中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夏志强、闫星宇总结了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体现出的自由漂流特性，提出了“国家受托—社会用益”的个人数据权属二元分置思路，建议通过对个人数据的确权来破解“数据群岛”困境以及实现数据开放共享。黄贤达、高绍林指出，中国的公共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呈现并驾齐驱的发展关系，建议在公共信托理论的指导下，依托开放且规范的制度建构框架，探寻公共数据开放的最优路径。对数字技术的风险规制是促使技术向善的重要路径。张成福、王祥州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嵌入公共服务治理的风险挑战，包括数据质量不足、技能人才短缺、统筹规划抵牾、数字鸿沟庞大、解释问责模糊、伦理冲突激化、安全隐私脆弱等。柳亦博等考察了人工智能参与决策对行政伦理的影响，提出重视数据、算法、算力三方面可能存在的伦理危机隐患，强调从加强伦理审查、突出公共价值治理、明确技治边界三方面积极回应决策伦理风险，促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协调发展。闫瑞峰基于伦理视角分析了算法设计问题，认为算法伦理问题直接产生于算法设计实践，而算法设计的伦理问题源自不同算法设计者的伦理立场，是现实世界与技术界互动交融的结果。于文轩、刘丽红通过对算法风险的揭示，建议从治理主体和治理技术两个维度重塑算法治理的全过程，通过合作治理的方式形成拥抱变化、开放动态、敏捷共治的规制路径，从而适应和应对算法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有效规制算法风险。周晓丽、姬晓暄认为，算法嵌入政府治理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扩展，亦是社会治理效能的延伸，要坚持把增进公共福祉作为治理的终极价值，在智能技术和政府治理的双向互动间寻求平衡，最大程度发挥算法技术优势，以期更好地赋能政府治理。建构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经世致用的理论知识，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理解中国之治、探寻中国之理、传播中国故事，并以此观照和影响全球公共管理实践的中国智慧。一是在学科调整优化背景下，确证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价值，推进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2023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学科评议组发布了《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指导性目录（2023年）》和《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简介（2023年）》，为公共管理学科专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规范指引。这轮调整中，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被确立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性二级学科，为其他二级学科提供基础理论和方法支撑，增设数字公共治理和全球治理为二级学科。这些调整及时回应了国家发展战略和现实需求，扩宽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强化了公共管理观照现实世界公共治理问题的适应性，将在学科建制、研究队伍以及资源配置上对公共管理学产生长远的影响。新的学科生态下，重新审视“本土与世界”“历史与当下”“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成为公共管理学不同的学科建构方向。尽管建构的方向是差异化的，但这种差异却并不构成学科发展的分歧，而是基于“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这一共识之上的“和而不同”。一种路向聚焦于学科发展的“文明”属性，主张对建立在西方“普世性”文明基础上的公共管理学进行祛魅。如杨立华主张“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论’，发展基于文明、研究文明、促进文明交流和合作及全球文明大发展”的文明公共管理学，并在“尊重历史且超越历史”的基础上发展历史公共管理学。一种路向重视融通古今中外资源，如颜昌武主张融汇“中国数千年发展所积累的大国治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当代行政学的‘西方’传统”三种理论资源，将具有地域特征的中国本土经验拓展为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普适性理论概念，推动中国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持久发展。杨开峰则认为，“坚持国际视野与独立自主统一的发展道路”同样重要，关系到“公共管理学科如何培养人、如何建理论”，进而影响“讲好中国故事，发挥中国影响”的实际效果。二是立足于新技术对公共管理研究范式的变革，在学科交叉融合基础上明晰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特质和发展路径。米加宁、刘润泽指出，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前所未有地变革了知识生产方式和研究范式，重塑着传统的学习方式、学习能力和跨领域知识整合，个体需要培养更强的创新能力和跨学科整合能力，以适应知识生产方式的快速发展。陈振明认为，数字化、智能化、量子化以及“融合科学”和“开放科学”时代的来临，改变了公共治理的研究范式以及知识体系，学科分割及知识碎片化削弱了人文社会科学解决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的能力，范式转变以及学科交叉和知识融合正催生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形态及新知识图景。中国公共管理学既要在范式变革中扩宽研究视野，博采众长，还需要时刻秉持学科的核心价值锚定。一方面，作为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和应用性的领域，公共管理学应当高度关注当前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态势尤其是科学研究新范式的兴起，深化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拓展研究视野与主题，凸显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张书维、刘星系统梳理了行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方法，主张将行为公共管理带入公共管理研究中，坚持公共管理作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底色，助推公共管理研究的科学化与精细化。陶磊、文博强调，作为一门跨学科、交叉学科，公共管理研究应该注重最新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与研究范式，拓展学科研究范畴，呼吁将行为遗传学这一全新视角引入公共管理研究之中，引领国际公共管理的研究前沿。另一方面，公共价值、公共性等学科的核心关怀也需要时刻被观照。麻宝斌、杜平主张回归“人民至上”和“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初心，将“人”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灵魂”和“主线”，从而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王铮等认为，百年公共行政学正在发生“民本”转向，“人”的主体性正在重新受到公共行政学的重视。张成福、杨崇祺强调，当代公共治理正处在一个典范转型的时期，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领域的诸多问题和危机，首要是公共治理价值的危机。重建公共治理的新典范，必须重新确认并重建包括人性尊严、公共利益、社会正义等公共治理的价值。丁煌、梁健通过分析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主张始终坚持和增进把“公共性”作为公共行政的根本信念、根本价值和根本属性，“为了增进公共利益的‘善’的事业”应当是“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的本质”。三是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既要立足中国，也要将本土知识国际化，为人类社会提供新的知识积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新的理论体系。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情境的广度和深度，是很多其他情境无法比拟的。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可以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且将为其他国家的发展与治理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中国公共管理学应当也完全能够在总结和提炼中国公共管理创新的鲜活经验基础上，构建并提供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发展进步的创新性理论知识。中国公共管理学应当增强理论自觉，提炼中国公共管理的标识性概念，向世界传递中国之治的公共管理叙事。“以品质成就自主”是建构自主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前提。这要求研究问题的选取应对实践有价值、对理论发展有贡献、对未来发展有预见，并真实反映中国场景下的重要实践。话语的有效转换和传播，是优化中国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容志指出，“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理解公共行政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服务于和归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行政知识体系就是自主的且最有生命力的科学体系。姜晓萍认为，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还需要重新找准植根中国大地、面向中国问题的切入点，大力推进立足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人文社科本土化教育教学。中国公共管理学还应将中国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之中，不仅解决中国之问，也要回应世界之问。郁建兴、黄飚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都是具有世界意义、未来意义的概念和理论，需要更好地运用面向全人类的话语，进行面向未来的理论叙述，推动多元包容的全球性知识体系形成。孙柏瑛认为，公共管理需要迫切思考社会、国家乃至全球公共治理的出路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方案抉择，加大将中国之治的经验向海外传播的力度，在传播过程中诠释“中国故事”，开展理论对话，增进世界对中国治理的理解。薛澜主张重新思考和回顾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历程，用自主的积极态势来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适意义的创新性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在立足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有普适性的概念和理论，构建和形成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大视野、大格局。反思与展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的公共管理研究应当不断反思、观照时代、回应实践，持续回应国家治理重大问题，在学科交融交叉中确证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新时代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既需要强调交叉融合、博采众家之长，也需要以高品质研究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优化中国叙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思想。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部（执笔人：刘浩铮）责任编辑：刘倩新媒体编辑：王村村

2023年，中国经济披荆斩棘，破浪前行。秉承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理论关怀，肩负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我国经济学界继续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以明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逻辑为核心任务，开展了丰富而鲜活的学术探索与观点争鸣，在努力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同时，积极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学理智慧、奏响理论强音。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阐释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完整准确地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与科学内涵，是我国经济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2023年，学者们从理论创新性、方法论意义以及实践向度等方面，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一致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强大理论指导。有研究概括提出了美、实、效、协、共五个鲜明特征，作为认识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体系、思想逻辑、丰富内涵的钥匙。其中，“美”是从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统筹需求与需要，旨在构建为人民谋幸福的经济学，核心要义是让全体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实”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统筹经济学与哲学关于价值的双重意蕴，旨在构建为民族复兴奠定更强大物质基础的经济学；“效”是从经济规律和发展实际出发，统筹政府与市场，旨在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构建；“协”是从新发展阶段出发，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旨在构建为万世开太平的经济学；“共”则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统筹效率与公平，旨在构建共同富裕、天下大同的经济学。谢富胜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包括三类：一是对经典理论的丰富、发展和重新组合。二是结合时代特点和新的实践经验，赋予经典理论新的内涵。三是全新的原创性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回答或解决的，但社会主义实践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或是事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问题。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价值论的统一，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特别是将稳与进、危与机、供与需、内与外、破与立、远与近等辩证关系贯穿其中，彰显了大国经济治理智慧，也凸显了这一思想的科学性和方法论意义。逄锦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解决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过程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强调坚持好、运用好一系列立场观点方法，实现了方法论的新飞跃。顾海良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以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为根本遵循，而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以及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充分显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方法论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鲜亮底色。科学理论的实践性在于能够及时回答时代之问。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鲜明实践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而深刻回答了事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颜晓峰指出，新时代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复杂局势，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丰厚土壤。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性，不仅在科学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充分展现，还在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行动指南中得到彰显。韩喜平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性体现为对中国经济发展之问的有效回答，进而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创新力。可以说，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统合古今之变、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谋划现实工作、面向未来的宝贵思想结晶。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旨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是推动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刘凤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规律体系思想方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张开等在梳理既有研究后总结道，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指引。随着我国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进一步丰富，经济理论界更加注重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相关研究也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学理化和精细化特点。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持续深入2023年是马克思逝世140周年，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开展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分析，强调了其所蕴含的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当代价值。学者们以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生产和积累理论、资本循环理论、平均利润和价格理论以及地租理论等为理论进路，积累了丰硕的学术观点与成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方面，学者们更多关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新变化、新特征，进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进行深层次剖析。王生升等指出，从历史长周期视角看，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矛盾以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矛盾累积深化的必然结果。有学者对此总结道，金融资本主义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演变路径及其后果。但这种矛盾的转移不等于矛盾的克服，金融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数字技术到数字经济形态再到数字化生产方式，由此揭露数字/智能拜物教以及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本质，依旧是2023年政治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刘震等指出，数据逐步完成了商品化、生产要素化、资本化的发展历程，相比于传统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数据资本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积累性，同时在拜物教性质方面也展现出了全新的特征。朱春艳等认为，数字拜物教是数字技术与资本媾和而产生的拜物教的新形态。数字技术构成的虚拟场所成为资本积累的新场域，数字技术在资本的操纵下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形成全方位控制，资本的新剥削形式带来全面异化。吴欢等认为，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数字资本运动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数字异化程度，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自我毁灭作出了历史性铺垫。韩文龙将研究视野扩大至全球范围，认为正是因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企图加强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规则优势长期主导世界市场，平台经济才得以不断重塑世界市场。刘皓琰等进一步概括了当前数字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一是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数字化生产不断集中，形成了巨型数字垄断公司；二是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相结合，数字寡头逐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数字输出的意义更为重大；四是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五是更加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数字殖民。数字帝国主义所依赖的掠夺式生产关系使其充斥着内外矛盾，而其推行的霸权主义也终将被更加符合世界人民愿景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所替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周文认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一要“化中国”，立足于总结和提炼中国经验，实现“实践—经验—理论”的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二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突破和重构既有经济学理论的范畴和方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化发展。刘爱莲等指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实现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以及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同时关注社会主义本质属性问题，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著优势。“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02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使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成为继资本特性大讨论后的又一研究热点，推动民营经济理论创新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任务。邱海平指出，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从而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及其发展在国家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蔡继明认为，传统的剥削理论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而要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必须创新价值和分配理论。还有学者专门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角度，强调了民营经济和国家经济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以及做优做大做强民营经济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总体来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必须要在理论上重新认识民营经济，对民营经济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争论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探索与阐述，建立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营经济理论体系。新质生产力，即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自2023年9月被提出以来就备受学术界关注和热议。学者们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代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洪银兴指出，生产力性质和质态有新旧的区别。发展新质生产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内涵在宏观上体现为新科技、新产业、新能源。陈宪指出，新质生产力指的就是能够代表新兴技术、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新兴产业的生产要素或生产要素的总和。胡莹认为，新质生产力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范畴，而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目标，具有创新性、融合性、引领性和超越性等特点的生产力。朱克力认为，“新”的关键在于创新驱动，“质”的锚点在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可见，这一崭新概念是基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实践和战略部署而提出的，是对我国生产力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命题。在百余年的奋斗历史中，中国取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都无法解释的发展奇迹，具备了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前提与典型条件。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正如有学者所言，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刘伟强调，我们应当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凝练中国实践中的问题，并使之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范畴和思想要义，系统性地概括其不可或缺的“知识点”，进而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创造范畴基础。董志勇等指出，要以现实问题为引，结合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在比较分析中寻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学在理论和现实层面进行有效对话及融通的潜在空间，力求思想、理论和方法论的延伸与拓展。冯根福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精华，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构中国经济学底层逻辑的影响，不断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文化使命。李涛则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不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视角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更要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研究如何加快推进经济现代化、推动人类发展进步。聚焦高质量发展若干重大问题2023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学界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运用其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观照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积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统筹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新型工业化为重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最大关注点之一。作为有效释放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新型工业化呈现出新的效率源泉、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组织形态、新的约束条件等新特征。曲永义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既要遵循各国工业化一般共性规律，又要立足国情实际。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市场化为动力、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相辅相成等是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黄群慧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学者们一致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形成创新引领和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将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扩大内需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所在，也是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学者们围绕如何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如何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如何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积极建言献策。臧旭恒认为，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基点，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偏上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需要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贺京同指出，居民消费的长期平稳增长要以不断提升的有效供给作为支撑。弱化投资趋同、加强但不限于高新技术领域创新能力的培育、助推企业形成稳定预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是提升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刘志彪进一步指出，扩大内需战略是从市场需求规模方面增强发展动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从优化供给结构方面提升发展动能和质量，因此有必要把两个战略有机结合，重塑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培育新的动态竞争优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系统回顾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取得的历史成就、面临的内外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予以展望，同样是2023年我国经济学界热议的重点话题。洪俊杰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能仅停留在规模体量上，更要注重贸易结构和模式、产品国际竞争力、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等。特别是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规模稳定、结构优化、质量提高。盛斌强调，要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将其作为推进中国“制度型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还有学者指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体两面”，要通过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使“国际循环”有效促进“国内大循环”，进而实现双向联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2023年ChatGPT的横空出世，为数据要素、数智技术、数字贸易、数字产业、数字治理等研究赋予新内涵，而从学理层面解读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和数字经济监管等，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重点。李三希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产业数字化不断提速、数字化治理成效显著、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持续推进四大特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政策体系，是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任保平指出，以数字经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要加强数字技术创新，提升科技现代化水平；加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数字经济的“并联式”发展优势，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发挥数字治理的有效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关注平台反垄断监管问题，特别是算法共谋、价格歧视等滥用市场力量的垄断行为研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既需要在理论上准确把握，也需要在实践中找到合适路径。黄承伟指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核心内容，高水平的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本质要求。魏后凯指出，从综合性看，城乡融合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全面融合概念，包括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居民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等方面内容。从互补性看，城市与乡村在功能定位、人口分布、产业活动、聚落形态、文化特色等方面均具有明显差异，需要在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上实现互补。从多元性看，应当立足区情、因地制宜，走多元化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郭克莎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和难点。我国必须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推动城乡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再走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立足新征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学者们围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态势、新问题、新任务及其破解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探讨。郝宪印等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促进各大区域板块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深入推动各类区域发展战略的融通与协调。各地区也要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总体布局中找准定位，在顺应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走势中塑造区域发展新优势。陆铭指出，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所追求的不仅是经济总量增长，更是人均意义上的提高和平衡。而进一步缩小地区间差距，促进相对平衡，就需要差异化的政策。孙久文认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形成总体区域战略，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政策与规划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引导作用，同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城市化动力机制效能，以及市场对于区域发展的拉动作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绿色低碳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进而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现实技术与鲜活文化。郭兆晖认为，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方式，其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推进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杨冕指出，我国已进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需聚焦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等关键领域，合理构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体制机制。陈诗一认为，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任重道远，需要同步推进工业部门碳减排与能源发展转型，特别要推动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耗的脱钩。林伯强进一步从推动能源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指出，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加速能源生产清洁化、助力能源电力产业链升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能源数字化领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加快金融高质量发展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学者们一致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李扬指出，建设金融强国，既有世界的共同性，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指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极其鲜明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吴晓求认为，金融强国是建立在一国经济的创新、可持续增长以及完善的法治和高度的契约精神等软实力基础之上，而发展资本市场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中之重。杨涛指出，持续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和路径，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主线，金融供给与需求的高效对接即是重要抓手。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转型金融以及金融监管、金融开放、金融环境等具体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以期更好把握中国经济金融发展规律，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反思与展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成功经验，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沃土。2023年，我国经济学界继往开来、再谱新篇，围绕经济领域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扎实全面的学术研究，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认识和把握。然而，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厚重的文化底蕴相比，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体量相比，与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相比，基于中国情境、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理论少之又少，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远远滞后于实践发展，学术自信亦尚未建立。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重要的关键词是“自主”，而摆脱“西方中心论”是实现“自主”的基本前提；中国经验的独特价值是“自主”的底气所在。在西方经济学基本框架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有可资借鉴之处，但不应成为常态乃至主流。面对新征程，我们已发展到需要原创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全新阶段，需要立足中国实践推进经济学范式变革。这种范式变革是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中国的基本制度、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是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紧密结合，是对“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兼收并蓄与融会贯通，是通过实地调研、举办研讨会、建立学术共同体等形式而推动的多元学术交流。可以说，能否建构起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什么样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决定着中国经济学的现在，更关涉中国经济学的未来。2024年，热切期盼我国经济学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饱含学术热情、理论勇气和创新魄力，敢于提出更多源于实践而又能指导实践的代表性观点、标识性概念、创新性方法，为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作出积极探索，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贡献中国智慧。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执笔人：张天悦）责任编辑：张天悦新媒体编辑：王村村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023年的文学研究，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表现出更加鲜明的主体意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更加开放的思想格局。文化自信引领文学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表明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步入新的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文学研究与学科发展提升了站位，明确了立场，提出了战略路线图。以文化自信为引领，围绕“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文学研究界从理论、实践以及学科发展诸方面进行了深入阐发。（一）“两个结合”拓展文化根基“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它拓展了文化根基，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它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关爱和认为，做好“两个结合”，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就是要求我们密切观察时代、理解时代、引领时代，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赖大仁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论在理论观念和精神内涵上具有相通之处。泓峻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经验总结。江守义提出，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和20世纪20年代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诸多契合之处：它们都通往理想，并将文学和现实联系起来，使文学在产生教化功用的同时超越工具论。高建平提出，在美学领域具体实现“第二个结合”，就要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和方法去挖掘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并在现代语境中加以阐释。在如何更好地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董学文认为，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和独特的方法论，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对传统文化始终采取“批判”和“扬弃”的态度，这是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向导和指针。（二）中国式现代化彰显时代主题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路向和途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张政文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情境中，“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中国化时代化文艺理论建设的三大基本方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则是其内在逻辑规定性。李世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关涉古今之变、中外交往，具有传统、世界两个维度。与此相适应，文艺现代性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周志强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中国式问题”提供了理论建设的方向和更新批评意识的基础，中国文艺评论需要确立以面向知识大众为核心的有机性话语、注重全面发展的辩证性话语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话语。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者深入思考文学如何表现新的城市和乡村，如何展现新时代城乡书写的时代内涵和艺术特征，从而深入解读中国故事。王尧认为，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紧密相关，将二者置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有助于在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框架中，厘清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的历史脉络，揭示“新乡土文学”的基本特征、价值判断和审美方式。李震结合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总结乡村叙事的演变，探究新乡村叙事的叙事支点和美学风格。赵顺宏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史诗性巨变中乡村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通过对“城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双向互动分析，卢桢认为，进入新时代，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追求“诗”与“思”的双重深化，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目标，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持。（三）自主知识体系激发学术自觉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需要，是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让中国更好贡献世界的必然要求。曹顺庆认为，我们应重写文明史、重塑文明观，以构建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张江提出，建构作为完备学科体系的中国阐释学，中国本土阐释实践与经验是立足点。让阐释学说汉语，就要以汉语的概念、范畴、命题、范式为核心和基础，重新审视有关阐释学的基本概念和命题，发掘潜藏于汉字乃至汉语思维方式背后的阐释学意蕴。傅道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表述具有面向现代和基于中国两个理论维度，中国式学术话语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总结与传承性的知识体系、始于“小学”的考证方法和短章札记式的学术表达，是中国式文学批评建构的思想土壤。韩高年提出了新时代古典文学研究新进路：以古典文学经典浸润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以加强起源研究和早期文学史的重构增强文化自信，以加强古典文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再造文明，以建构古典文学研究的范畴体系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以强化古典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融合“汉学”疏通文明互鉴的“文学渠道”。罗剑波认为，中国文论不仅具有东方特色，而且具有堪与西方文论媲美的勃勃生命力，而今必须在总结以往建设道路、经验、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代表时代高度的现代自主性建构。杨慧林以“对言”和“相关”为例，用中国概念解读“中国化”问题，主张在比较中发掘深层的辩难及其逻辑，以此作为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彭锋认为，中国现代美学是在借鉴西方现代美学、继承中国传统美学、面对中国现实审美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性”“中国性”和“现实性”的结合是其关键。王杰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地把握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审美范式的转换，并概括出一种新的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理论结构与情感结构”，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世界美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梁玉水讨论了中国式审美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式审美现代性形塑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之路。宋伟等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品格和现代意蕴，强调在当代视域下重提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重要意义。文明互鉴拓展理论视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逻辑路径中展开。以学术研究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以交流互鉴促进学术研究，这是2023年文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一）以比较视野重思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中西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思想也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镜鉴。阎纯德认为，汉学的诞生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展示，是人类文化交流的美丽之约。张西平等以中欧早期互动为例，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揭示中华文明的意义。蒋承勇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提出比较文学可以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的文学对话，推动人类总体文学的研究与发展。方维规梳理了lyric的历史演变及观念形态，揭示出汉译中的术语错位造成的认知偏差。陈剑澜对王国维的审美论思想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王国维尝试用康德、席勒、叔本华等德国早期审美论哲学来会通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同时结合经验论观念以针砭时弊。刘旭光认为，“清乐”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是心灵不为物欲所累时的自由情感，它是中国古代对美感或审美愉悦的称谓，也是中国古人审美自觉—自律的标识。文学武认为，尼采、立普斯、莱辛等的美学、文学思想不仅成为朱光潜阐释中国文学的有力工具，也在中西文化互鉴、互释的诗学空间中萌生出巨大活力。赵黎明通过分析朱光潜与海德格尔在声解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探究中西吟诵诗学的语文制度差异及对话融合。关键词比较是中西互鉴研究的一种有效切入路径。2023年，《中国文学批评》继续持之以恒地对中西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核心关键词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辨析和比较研究，组织了包括“境”“文”“味”“生”在内的多组关键词中西比较专题，获得了学界良好的反响与呼应。（二）在方法论上促进文学理论的中西汇通曹顺庆提出，我们应当从文明互鉴的意义上推进东方文论的话语研究，还原东方文论的价值，进一步探讨东方文论的范畴与话语，实现东西方文论的对话。金惠敏认为，中国西学具有四大特性：中国性、比较性、世界性、对话性。我们将迎来一个国际学术星丛共同体的新时代。傅修延考察了叙事热兴起的根源，认为叙事学家不能脱离书斋之外生动活泼的大众叙事实践，而要学会透过纷纭复杂的日常话语去把握社会脉动。李清良认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的诠释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学以成人”的活动，并试图在中西阐释学传统的“对话”和“互阐”中，彰显“中国阐释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性”。（三）持续推进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纪德君认为，“海丝之路”的文学书写，不仅为“海丝之路”保留了珍贵的文化记忆，对于今天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海丝之路”的文化精神，建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顾明栋提出“镜中灯”这一二元兼容的概念，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展望未来建构全球性美学的可能性。王东风立足于翻译研究，认为如果把原诗的节奏以最合理的方式体现出来，英语格律诗与中国传统诗歌在节奏上有共鸣之处。吴伏生对中英诗歌传统中的诗歌与诗人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比较研究。陈戎女认为，重生与互化深刻嵌入古典戏剧在中国的跨文化翻译之中。郜元宝以显克微支的《炭画》为参照，探讨鲁迅如何反省他本人在终极关怀上的矛盾心理。季进等以叙录的方式详细梳理英语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传播文献。宋炳辉探讨近代以来的汉语翻译文学实践及翻译作品如何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建构，并为当代文学研究呈现了多学科的意义。基础研究厚植学术根脉基础研究是学术的立足之本，也是创新的思想之源。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学术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提升文化自信、铸就文化辉煌的必由之路。（一）以文化主体性反思文学研究基本问题在文化自觉的大背景下，以文化主体性反思文学研究基本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李春青以中国传统经学为研究对象，以“微言大义”“曲折成义”“依经立义”到“求义理之当”勾勒出经学阐释学从先秦到宋的不断拓展和新变，为中国当代阐释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孟琢围绕“训诂通义理”这一论题，梳理了我国传统汉学和宋学的相关讨论，分析了训诂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因语言学化而导致的与传统的断裂，并在这一背景下展示了现代训诂学向阐释学拓展的路径。李建中认为，古典意义上的文论关键词研究，内蕴“经”正文宗、“史”贯文源、“子”拓文渊和“集”汇文澜的兼性智慧，形成经学训诂范式、史学溯源范式、子学博通范式与集部诗性范式。党圣元提出，“编年”体式作为方法，有利于研究者将文献辑录和叙录、理论阐释和辨析、历史场景还原和叙述等数者融会贯通，从而展现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之“大批评”“大文论”的风貌。张晶提出，中国诗学的通感艺术手法是“气氛之物”的深刻体现，而且是以语言的内在媒介感发挥其作用的。陈众议针对韦勒克等人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做法，提出应辩证地、平衡地守护常数、洞察变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重构文学原理的基本立足点。周宪提出，文艺批评的知识社会学触及为谁批评的问题，艺术品、艺术家、受众、批评家和艺术市场等五元结构均可以成为批评对象，有必要将文艺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发展。王一川试图建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与古代心性论传统的关联，认为过去十年间，心性论传统与现实主义融合为心性现实主义范式。杨春时认为，文学的结构包括三个层面：深层结构是原型层面、表层结构是现实层面、超验结构是审美层面，分别形成了三种文学形态：通俗文学、严肃文学和纯文学。李永新认为，后文学理论研究应该通过对本体论语言观的考察揭示出文学理论与流动的历史之间存在丰富的可能性，形成与后现代解构策略完全不同的“小理论”分析。（二）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走向纵深的重要路径。莫砺锋认为，观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它的载体是世代相传的中文典籍，能为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赵敏俐认为，作为早期书写，《禹贡》寄托着中华先民的文化理想，它将地理统一与政治统一、经济统一和文化统一合为一体，建构了一个以“九州”与“五服”相呼应的理想制度模式，为此后数千年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地理基础。张健提出，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肖鹰认为，庄子美学的基石是其物化哲学，物化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精神自由和生命扩展的由“虚”而“化”的生命理想，长期流行的关于庄子美学的“重神轻形”“以物观物”“技外见道”“虚静之心”诸说实源自于诸多谬误。袁济喜认为，文心说是《文心雕龙》的核心理念，对于《文心雕龙》当代价值的深入开掘与传承而言，文心说的研究是关键。王小盾认为，“惟馨”和“芬芳”是《文心雕龙》嗅觉审美观的两个核心概念，分别代表联系于祭祀制度的、士人文化生活的嗅觉审美传统。尚永亮围绕离别与聚合、酬赠与题壁，认为这些唐人生活和创作中习以为常的事件和行为，集合起来表现得如此频繁、深切、生动，无疑当首推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姚华认为，苏轼诗歌的“异时文本组”这一现象显示出诗歌写作与诗人个体人生的关联愈加紧密，诗人将自我的过去作为理解、体认当下的“前视域”，将时间维度纳入对眼前事物的观照，使诗歌写作具有保存乃至塑造个体历史的功能。葛永海对《聊斋志异》故事在全国的地理分布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勾勒出带有作者地理认知特点的“聊斋小说地图”，由作品地理分布的圈层结构揭示精品率的比重及成因。郜元宝用“古典”“今典”“内典”“外典”来概括鲁迅《野草》中的“潜文本”，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与诸多文学源流之间建立联系，展示了现代文学丰富的互文性。辛明应认为，《阿Q正传》的生成过程，隐然呈示出鲁迅与桐城古文家及其流裔争胜的意味，从而实现了“传”的解放，树立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史笔叙事与文体革新的典范。季红真研究萧红《马伯乐》中的语言现象，分析其如何折射了现代中国观念史，对萧红研究和中国现代语言研究都构成了启示。杨联芬分析巴金关于家族题材的非虚构写作，讨论其作品之间的互文性，认为巴金和其家庭的关系启发了对新文化和传统之间关系的重思。吴晓东分析汪曾祺小说的现代特征，认为它是一种迥异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在其中中国式的或者说本土化的“现代主义”显露出诗学意义上的独特性。（三）反思文学史写作王尧认为，文学史写作是“历史化”的一个环节，拓展当代文学史研究边界，需要整合各种史料，并不断调整当代文学史论述框架和内涵。贺桂梅在梳理百年文学史研究三种范式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解决当前文学史范式危机提供了突破性契机，而构建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学实践规范，关键在于重新理解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周立民以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为例，阐述其中体现的学术的“血肉”感、有生命的文学史、不可剥离的现实关怀、民间姿态和批判性等特征。方法创新开启研究进路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一定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有什么样的科学研究。2023年的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新的风貌。（一）阐释学为文艺理论的创新提供契机阐释学是基础学科中的基础学科，天生就是跨学科的和多学科的。南帆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结构决定了阐释主体的视野边界。因而，文学批评是阐释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新的阐释是以建构和维持意义空间的方式积极加入历史文化。李春青认为，中国的文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的重大转型，在此过程中，本土化了的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月7—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史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守正创新、奋力开拓，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等重大实证与理论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中国古代史（一）先秦史第一，国家起源的实证与理论仍受关注。刘庆柱认为，考古发现的礼器、礼制建筑遗址等反映社会礼仪的物化载体，可以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更为独特的认定标准。李禹阶认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各区域文化由多元向一体的演进历程是在往复、曲折的文化互动即交流、排斥、冲突中完成的。孙庆伟认为，五帝时代的政治一统推动了文化一统，文化一统又巩固了政治一统。陈胜前认为，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充分结合古国理论与酋邦理论所代表的两种路径，对于构建中国考古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易建平认为，摩尔根关于“文明”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多重界说，在逻辑上存在严重缺陷。尼古拉·H．克拉金等认为，各种因素的随机组合催生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复杂社会，国家起源是多线性的复杂过程。加里·费曼认为，深度依赖考古材料的上古人类研究，大体上仍深陷在源自19世纪中叶的概念和框架之中。王震中认为，当今学界在分析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同时，有必要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系统考虑。第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成为热点。方辉认为，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构成要素，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韩建业认为，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大量考古学资料，足以实证中华文明早在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江林昌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亚细亚社会形态，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早期发展及成熟发展特质形态的具体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观、中国观、天下观等，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具体展现。韩志斌、邹芙都、郑威、徐昭峰、谢乃和、梁晨、郭辉、董杰等，就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与意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第三，考古学成果阐释新意频出。孙华认为，三星堆国家对内由神权贵族通过宗教祭祀进行管理，对外则派遣军队掠夺资源并控制地方。霍巍认为，古蜀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雷兴山、王洋、冉宏林认为，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从礼制角度表明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的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施劲松认为，三星堆和金沙两个区域文明之所以兴起并显现独特样貌，可能与三星堆一带存在一个观象授时、沟通自然、获取神秘力量的知识中心和神性中心有关。王献华认为，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彼此联通也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作为整体的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第四，新旧材料解读推陈出新。马楠认为，新发布的清华简《大夫食礼》与传世《仪礼》十七篇有诸多相同之处。石小力认为，《畏天用身》所反映的天人思想对荀子天人观的形成应有一定影响。贾连翔认为，《五音图》和《乐风》对中国早期乐理体系以及先秦音乐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传世文献解读方面，李凯认为，《尚书·甘誓》反映出周人的夏史观，流露出“失礼则入刑”的思想倾向。王博认为，《尚书·洪范》论说结构的复合性可视作五行的多重起源被尝试纳入同一种五行叙事中的初步努力。第五，“二重证据”继续推进重要史实考证。杜勇认为，禹有神性是原史时期历史神话化的结果，疑古派对大禹及夏代历史的否定需要加以扬弃。陈絜认为，商史研究须以准确的时空框架为前提，但旧有的甲骨地理空间体系疏漏较大，须作全方位重建，尤其是方法论上要有所突破。谢乃和、李腾认为，晋国曲沃一系在曲沃代翼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国家治理理念，对晋国历史走向和春秋霸政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王晖、绳克认为，陈、吴两国灭国事件表明时代主题发生重大变化，为解释司马迁选择周元王元年作为战国始年提供了新视角。（二）秦至宋史第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聚焦国家和文明发展。杨军认为，北方民族大多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必须解决认同改造问题，中国认同是北方民族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王子今认为，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洛阳成为国际化都市，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晋文认为，秦汉对边疆民族推广教化的治理国策主要包括强调仁德、推广农耕、移风易俗。张鹤泉认为，北魏孝文帝向汉族大族赐名，对其改革举措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华瑞认为，唐朝设置党项羁縻州，有助于党项融入华夏民族、沐浴华夏文明。第二，制度史研究获得重要成果。侯旭东认为，史学应转向日常统治研究并引入关系思维。孙闻博考察了新见封泥与秦县印制变迁，认为机构主官用印使用职官省称，凸显机构名称，反映出吏员印、官署印属性的合一。苏俊林认为，二十等爵制的终结是因为爵位与土地的制度联系遭到削弱，至汉代丧失任官权益，其价值发生质变。马孟龙认为，汉文帝创立侯国制度，功臣前往封地居住，丧失干预朝政的实力，逐渐淡出中枢政治舞台。张云华认为，拓跋鲜卑的十氏百世不通婚制是其确立王权、迈向文明道路的制度基础。李锦绣认为，唐代散官番上制度在保障国家政令传递、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缓解政务运作压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陈峰、朱晨鹭认为，宋太祖、太宗两朝在礼制方面的拨乱反正，促进了五代以来朝纲败坏与伦理道德沦丧局面的终结。第三，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进展显著。卜宪群认为，未来秦汉乡里行政研究应注重打通不同时代、不同时段乡里研究的局限，形成贯通性的认识。马新认为，战国秦汉村落的实质是王朝行政体系中的基层地缘行政组织与村落共同体的复合体。臧知非认为，汉代编户民七至十四岁有少年之事，十五岁开始服成人之事，傅籍至老免服“正卒”之事。杨振红认为，秦王朝制定一系列有关制书传达的法令，制书传达一般采取“以邮行”和“以次行”相结合的方式。高佳莉、王彦辉认为，岳麓秦简所见执法应为中央与地方行政官员的统称。沈刚以出土文献为中心，探讨了秦汉县级诸官的流变。林文勋、张锦鹏认为，富民阶层的知识学习和教育实践对乡村社会的知识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第四，思想理论研究获得深刻认识。严耀中认为，通过玄谈，代表儒家观念的名教与道家所说的自然之间取得了以前者为主的“将无同”。胡祥琴认为，汉魏故事折射出的曹魏代汉理论表明，“尊贤”与“亲亲”这对看似矛盾的政治理论在现实中被巧妙地整合，成为构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资源。范兆飞认为，北魏傅永丧葬故事是观察北朝妻妾关系、丧葬制度乃至政治文化的重要线索。魏斌认为，北魏洛阳与汉晋洛阳的都城空间叠加关系，在城市文化氛围层面塑造着拓跋政权与汉晋国家的连续性。韩昇认为，北周武帝禁佛的目的在于通过尊崇儒学建构国家文化。何玉红认为，宋高宗朝政治中关于“孝”的说法和做法展现了伦理思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往复互动。第五，出土与传世文献的研究水平持续提升。荣新江认为，应采用书籍史的方法，引入写本学的技术手段，重新整理敦煌写本文献并重估其价值。孟宪实认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不仅能够证明西州的历史面貌，也是研究唐朝制度的重要资料。陈爽认为，起居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著述的重要载体，兼具历史记述和档案汇编的双重性质。刘后滨认为，《唐六典》融汇古今，事归于职，对后代的制度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拜根兴认为，石刻碑志既可以为某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实证据，也可以提出需要解决的新问题。第六，经济发展、人物评价等研究取得新收获。柳平生、葛金芳认为，“南宋发展道路”昭示了中国经济在元明清时期的基本模式和应然方向。程民生认为，宋代形成了北麦、南稻、全国豆的新格局。包伟民认为，南宋中后期，著名抗金将领岳飞的身后形象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高福顺认为，辽太祖“变家为国”后，极力推行契丹部族体制改造以及使契丹部族首领官僚化的措施，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三）元明清史第一，政治史研究与时俱进。段金生认为，区域政治史的意义在于通过透视政治这一人类文化的重要领域在区域“整体”形成或构建历程中的复杂表现，进而审视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与多元分合的立体面相。胡恒、朱浒提出，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亟待在新的研究条件下重新出发，需要充分发挥清史研究的特点，引入结构思维，建立一套平衡“混沌”与“秩序”的复杂史学解释系统，数字人文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马晓林认为，元朝宪宗、世祖、文宗时期官方对壬子年祭天的书写与改写，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二元传统的演变与融合过程。田澍认为，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晚明政治的起点，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特点。刘文鹏提出，军机处的创建过程是中枢大臣军政议复与承旨书谕两种权力机制渐趋合流的结果。第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更显精细。刘晓认为，江东地区镇戍格局大致完成于元末，基本维持了一路一万户府的配置格局。冯贤亮通过对明末浙江嘉善县域社会的分析认为，在对王朝忠诚度较高的县域社会中，知县、乡绅、庶民等不同阶层对于赋役安排的看法和态度仍会影响制度的施行与社会的稳定。曹树基认为，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的田赋率为13%，大大高于其他地区。赵世瑜认为，场的起源不仅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也与国家向西南扩展过程中的卫所、土司有直接关系。常建华认为，从乾隆朝到嘉庆朝，地方职役有向地保发展的趋势。第三，土地制度研究类别多样。潘芸淇、赵思渊认为，明清之际赋役制度的调整亦会引发产权诉讼证据制度的变动。杜正贞认为，在东南山场产权确认的历史过程中，契约和乡约族规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家通过赋役和诉讼制度提供了确权的工具。王正华认为，地权界定包括总体性地权明确以及地权内部分化两个方面，完全、绝对的地权界定并未发生在清代的中国。赖骏楠认为，清代前中期学界有关限田的论争是观察清代产权观念的重要窗口。第四，科举制研究更为深入。申万里认为，元朝科举实行期间，每次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之后，都是社会舆论生成和传播的活跃时期。郭培贵认为，明代科举解、会、状“三元”仅有商辂一人，所谓黄观“三元”说系嘉靖后期陈建在《皇明通纪》中臆断而来。张献忠、张婉认为，明代科场策问是主考官传达思想，引导士子关注实学以及倡革文风士习的重要途径。陈时龙提出，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元明以来的经学传统、家族内的经学传承、错位竞争策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明至清初建宁府各县士子的本经选择。郑小悠认为，满洲科举世家与汉人士大夫保持密切联系，具有民族认同较弱而文化认同较强的特点。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中国近代史第一，传统议题进一步深化。史学界对近代“中华民族”观的研究继续推进。赵刚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百年形成和发展逻辑。俞祖华论述了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的交集和互动。郑大华就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华民族”书写进行了详细剖析。国家治理方面，翁有为以南京国民政府县政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为研究主线和问题意识，考察了县政在整个国家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王建朗、汪朝光、张俊义、侯中军、宋佩玉着重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演变的历程，从法理上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夯实基础。概念史研究进一步推进。桑兵、何友良、胡国胜、葛静波、于安龙、邓红、张智超、赖静萍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中国式现代化”“世界革命”“根本性建设”“纸老虎”“英雄”等概念的考察，都是概念史研究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变迁深刻结合的表现。第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历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陈其泰、王晴佳、吴英分别从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加强同哲学学科的交流、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展开讨论。孙江、马敏、章清、李帆分别就“社会史身份的再确认”“如何‘走出中国近代史’”“‘重访’与‘重读’：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扩充与收缩”“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再思考”加以考察。对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细化探讨也是一个重要视野。李玉、李莹、吴志军、王炳林、李里峰、宋俭、刘红凛、谢典章、陈金龙分别围绕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讲好党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初步进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对策和建议、核心议题和目标任务、多重属性与内在逻辑、研究方向、学科定位与建构理路、三重维度等表达了见解，对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颇有价值。第三，从近代中国看中国式现代化。虞和平、武力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个不同层面，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做了历史追溯和分析，彰显出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逻辑的重要价值。中国近代史的诸多特征以及外来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史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课题。郭若平探讨了中共成立前的现代化以及中共成立后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瞿骏认为，应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革命。王立胜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但有底色，而且共性与个性兼具，特别是对于人类文明是一种新的贡献。马俊亚以日据时期京沪杭地区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揭露了日寇对沦陷区的严重破坏。杜恂诚考察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阶段划分、规模度量。此外，近代史研究的数据库进一步充实完善。中国近代文献数据总库上线建设了七大学术分库和30多个学术专库，“民国时期地方文献知识库”通过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正式上线，“中国共产党革命文献图书库”也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线。（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朱佳木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史事业的根本指针，也是国史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杨凤城对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概念范畴、话语体系进行了分析探讨。王爱云认为，国史研究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有了新的实践来源，产生了新的理论指导，有了新的观察视角。这一切新的知识发展要素的出现，使国史知识创新具备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第二，国史理论探索逐步深化。宋月红指出，“新中国史理论”对探讨和阐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在当代史领域引起关注。李良玉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提升为一级学科，无疑会为其争取更多资源，带来更多有利因素，也将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储著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设置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二级学科，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和中共党史党建学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成就、相得益彰的事情。朱佳木指出，无论在编研角度、范围、重点还是在学科理论和编研方法上，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都有很大不同。第三，改革开放史研究引起重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王凛然认为，正在兴起的历史政治学或可拓展史学研究论域，给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带来一定的跨学科启示。郭辉提出，改革开放史除需要利用档案、报刊、日记等传统史料外，也应利用口述史料更好地还原改革开放过程中大小事件和人物的多维面相，进而深化相关研究。世界史第一，探索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的关系。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自2023年起开始实施，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钱乘旦指出，目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地理分布上只涉及少数国家，在内容上受各学科内涵的限制。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通才+专才”。梁茂信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区域和国别研究绵延数百年，成果浩如烟海，理论与方法建构丰富多彩。对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而言，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无法回避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的进步，移民视域下的区域史、国别史和世界史的研究也会跃上新的台阶，进而产出令国际学界瞩目的学术成果。第二，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欧洲中心主义不仅是欧洲人的一种认知观念和文化偏好，而且是欧洲人把自身文明传播或强加给非欧洲地区的理论指导。王晓德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史的书写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甚至将世界史等同于西方史。这种以种族优越为核心的文化偏见大大助长了欧洲向全球的扩张，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灾难。钱乘旦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阐释世界历史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交叉并举的客观事实，强调在世界史书写中应摒弃“西方中心主义”，重视除少数几个大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和文明的历史，注意人类交往的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陈志强全景式地展现了拜占庭一千多年的辉煌文明。李剑鸣对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源流加以系统梳理，揭示了美国建国一代政治思维的方式、内涵及其意义，展现了美国早期政治史上诸多纷纭复杂、变幻多姿的场景。第三，密切关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世界就由多样性文明构成，世界历史即是各个文明共同演进的历史。刘文明认为，不同民族在其文明进程中具有不同的文明观，古代世界形成的文明观成为现代世界文明观的基础，而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不同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现代化观念，充分表明不同文明及其观念影响下走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刘景华认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波文明兴起浪潮是在上古时代，世界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波文明兴起浪潮，以日耳曼文明、斯拉夫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近现代世界影响为最甚。第四，从跨国史视角深化世界史研究。近二三十年来，跨国史已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风潮，对中美关系史乃至世界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王睿恒认为，美国外交史学界出现了国际史、文化转向和跨国史三种全新路径，与中国史学界兴起的在国际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新趋势一起，共同催发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跨国转向。王立新指出，关于冷战终结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考察相关国家政府的战略、政策和行动，还应该采用跨国史视角，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对跨国力量的关注可以开辟很多新题材和新领域，将更多行为体纳入学者视野，拓展和深化对冷战终结乃至整个冷战进程的理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第一，助力中国学派构建。10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单位承办的“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的构建——侯外庐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反映了学术界对中国学派问题的现实关注。研讨会认为，侯外庐先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树立了光辉典范，为当代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开拓性的卓越贡献。夏春涛认为，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是今后国内史学研究理论领域的重要议题。周文玖认为，中国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主干，其学科体系的构建对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具有重要意义。谢贵安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居于中心地位，近代史学转型是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史学东渐而在传统史学中做出的主动选择。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继续深化。张越认为，总结林甘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就，有助于推进当前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有利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沈坚指出，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史学尤其是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张艳茹认为，战后初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批判皇国史观史学、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中兴起，提出站在人民立场上进行科学性的实证研究，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费晟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学者越来越多地来自非历史学专业，这反映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断整合与交叉的态势。范丁梁认为，虽然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命运多舛，但是德国历史学家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各种接触，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德国史学的面貌与进程。第三，史学思潮流变备受关注。尤学工认为，历史思潮、史学思潮与史学流派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思潮为学派的形成创造了学术生态和社会环境，学派则为思潮涨落提供了内驱与推动，二者的消长共同受制于社会变迁。这说明史学的发展要与社会变迁保持同步，及时回应社会需求，如此方可立于时代潮头、引领时代方向、保持史学的学术地位、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价值。孙钦梅认为，近十年来，国史学理论问题在中国历史学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领域内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已成为国史研究中逐渐趋热的学术话题和关注点，由此呈现出许多研究新成果和研究新思路，奠定了国史学科深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向荣认为，重新考察托尼的个人命运与英国百年史学变化可以发现，他的研究视角以及采用的宏大叙事史观和研究方法仍有学术生命力。反思与展望学术研究的本质和功能，在于以学理的方式对一个时代的重大主题做出解答或回应。2023年既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总的看来，这一年的历史学研究保持了既往的学科传统，紧扣时代主题，回应时代呼声，在重大历史问题及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显著进展。宏观与微观并重、旧题与新题兼具，是过去一年历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这些成绩不仅是对既往学术成就的继承和推进，更为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强化中外史学成就的融通互鉴，推出更多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学术精品，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将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下一阶段的崇高文化使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编辑部（执笔人：史学步）责任编辑：周学军新媒体编辑：王村村

以哲学的方式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推出有深刻思想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三大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界的历史使命。2023年的哲学研究，以重大时代问题研究促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在面向实践的理论研究与创新中彰显中国智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研究2023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从思想源头开始、厘清理论地基，不断推进相关基础研究。哲学不仅是时代性问题的反映，也因其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把握，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力量。韩震认为，新时代哲学首先要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精神的最新时代表达。新时代的中国精神立足中华大地，反映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人文情怀、价值理想，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杨耕提出，虽然马克思不是把哲学课题化、体系化的职业哲学家，但是他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其基本观点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变及其规律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反思，可以深化我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进理论与方法创新。夏莹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建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黑格尔思辨哲学中Science和Wissenschaft这两类“科学”的双重超越。这一超越尤其表现在马克思对其哲学方法论的自觉。这一方法论由于将人类史作为认知和把握的对象，产生了一种不同于近代认识论传统意义上的抽象法。借助这种独特的抽象法，马克思诠释了其哲学的哲学性，即其所固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吴猛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直接目标在于，在不抹杀物质的东西相对于观念的东西的外在性的前提下建立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普遍性经验对象的提出是这一工作的关键机制。普遍性经验对象在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一系列思想对话中经历了内涵变化，不仅与特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而且其内在包含的“普遍性”维度通过向“普遍性外观”的转变而获得了历史性维度。刘同舫认为，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研究主体和参照坐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外在反思。这一方法不仅包含“通过现在可以理解过去”的思想，还包含“人体解剖”不能代替“猴体解剖”以及“猴体解剖”和“人体解剖”不能相互否定的辩证意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思想资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文明的特质究竟为何、中国哲学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提供了何种思想资源，是哲学学者应当不断追问、思索的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许多学者从文明论与历史观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赵汀阳提出，文明具有主动创造自身、反思和修正自身的能力，这种反身的主动创造力重新定义了生命的概念，使文明的生命概念超出了生物学的生命概念，文明的生命概念内含自己创造出来的无穷可能性或无限量的未来性。吴飞从文质论出发，认为只要坚持性命自然之质的首要地位，就不必设定一个绝对的目的论价值，同样不会失去历史的意义。以文质论建构文明共同体，自觉守卫性命自然的价值，就是历史哲学的意义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回应历史主义，为现代世界寻求价值的一种可能性。唐文明认为，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回返的形而上学，其历史意识来自回返自然的体验。回返的体验基于对完美的宇宙原初秩序的笃信而直面宇宙运化的实际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种积极态度表明，中国文明的秩序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以宇宙论风格表达出来的心性论秩序。陈赟认为，中国思想致力于在人极与天极之间保持张力性平衡的“中道真理”，它将超越性意识引向历史中的文化宇宙，人类立足于历史中绵延的文化宇宙，以与自然宇宙彼此协调，从而实现了对超越性的居间性转化。除此之外，如何在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也是哲学界关注的话题。张志强认为，文化生命体就是从天地人构成的生命共同体的意义上来把握文明的开显进程。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都是中华文明这个文化生命体开显天地之德的不同历史进程的连续阶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连续生长，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刘建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文明形态，因为它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进行的文明创造，传承了中华文明基因并吸纳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它作为世界上一种新近出现并独具特色的文明新形态，不是单一而典型的文明形态，而是复杂的“非典型性”文明形态，必须用中华文明、现代化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多重维度来综合把握。臧峰宇认为，以思想和文化主动阐扬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探究其何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首先要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

2023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着力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研究阐释更加精细，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回应思考更加主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更加深入，呈现出积极发展态势。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迅速在理论学术界引发了学习研究热潮。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开拓创新的重要体现，理论学术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阐释主要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学理化阐释和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展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里程碑意义。高翔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融通中国与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在中华文明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金龙提出，将坚定文化自信作为文化建设的前提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文化自信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文化自信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有了文化自信，才能形成传承、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从中发掘新时代文化建设需要的文化资源、精神养分；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生成文化主体性，从而自主确立文化发展目标、选择文化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形成推动文化建设、文化创新的精神动力。曲青山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新篇章，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王博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开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映照下，立足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中形成的。以“两个结合”的提出为标志，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等原创性观点和标识性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观点的集中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阐释。郭建宁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成果，也是“两个结合”的典范。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标识性概念和引导性范畴，而且是“概念群”。从“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看，关于彼此契合、互相成就、道路根基、创新空间、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阐释，令人耳目一新，构成了概念群。从“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看，是规律性的认识，是原创性的，是根本途径，是必由之路，是最大法宝。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全方位关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重要性的定位，从而形成了“两个结合”的叙事方式和话语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日益明晰地展现出来。赵剑英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性地阐述了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各领域各部分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在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环环相扣，构成了其文化思想的整体。张志强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教化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政治与教化、政治与伦理、政治与文化之间在共同目标之下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的认识。政治与教化、伦理、文化之间互为手段与目的，共同打造出了天下文明的伟大格局。中华文明的这一特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关于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关系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的基础性作用的高度重视，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激活和再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郑敬斌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回答时代之问中不断丰富理论内涵的。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探索和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关切人民群众对于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提出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责任使命、功能价值等方面，科学回答了文化层面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聚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发出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最强音。学术界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问题，主要从“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等角度进行研究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高翔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始终高度重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始终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发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活力，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把民族精神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理想，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滋养自己，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甄占民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孙正聿提出，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推进“第二个结合”，就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维护中华文化基本元素，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创造性转化，着力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使之成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活的灵魂”。邹广文提出，“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使两种彼此高度契合的文化存在样态相互成就、融通创新。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文化新形态作为一种有机生命体，自觉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而熔铸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并获得新的生机。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中，要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深入挖掘和提炼中华文化的智慧结晶和思想精华，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张亮提出，“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现实的，就在于双方的“结合”是积极的、生产性的，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最新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让马克思主义充盈浓郁的中国味、在中国牢牢扎根，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鲜活的时代气韵，成为现代的，最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基础上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关系。吴晓明提出，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科学的划时代发现，应当成为研究中华文化传统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这样的研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需要坚定文化自信，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又绝不意味着孤立主义和自我封闭，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从而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丰子义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把我国由文化大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从“大”到“强”，关键是要使文化资源变为强国实力。要做好文化资源的转化，要使文化资源转化为国民素质、文化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杨耕提出，当代中国实践活动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在向世界的开放中，把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前无古人、史无前例、具有特殊内涵的新的实践活动。“三重变革”“三位一体”使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关系，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内容，因而必将实现文明转型，必将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内涵，必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之所在，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辛向阳提出，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内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更加充分地激发亿万人民群众的文明创造力；要秉持开放包容，在吸收借鉴中培育现代文明。吴根友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精神文化层面的独立自主性。这一生命体在不断生长发展过程中吐故纳新，不断实现文化生命的自我更新。对于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我们要站在文化自觉的高度加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实践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成长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具体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生活过程中，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断成长成熟、发展壮大。在文明互鉴中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韩庆祥提出，同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质。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对比世界诸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统一时间最长的文明。同时，这种统一不是小国寡民式的统一，而是以广袤地域、超大规模人口、多元民族和多样性文化为基础的“大一统”。同世界诸多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因而体现出不偏激、不极端的平和性，体现出“为而不争”“利而不害”的和平性。袁祖社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创造实践，是一种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具的伟大事业，其核心与实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这一特质的坚定坚持。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让作为民族生存和发展之根与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性活力，形成世界影响力和感召力。我们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获得启发，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汇聚起磅礴力量。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何虎生提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涵养了其鲜明的文化特质，又聚合形成了统一的理念体系。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就要从整体上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有机统一，厘清中华文明的历史纵向、内涵发展以及贯穿特质，从而更好地把握其内在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热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学术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推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化和学理化研究，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和理论影响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年度热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化和学理化研究。韩震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在于，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既是理论概括，也是我们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要求。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价值取向还是从实践要求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都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吴忠民提出，从现代化道路的维度看，中国实现了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国情两者的契合。现代化有自身的一般规律，现代化一般规律同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两者必须实现契合，方能形成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若不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就会由于缺少现代化的时代内容靶向成为自说自话者，而不可能得以推进。同样，如果失去了对于具体国情的适应，现代化便会由于失去生长根基而难以推进。项久雨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高度耦合、系统集成的系统工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必须站在整个国家的维度谋篇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统筹兼顾中实现协调发展，在取长补短中提升整体效能，促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群体都能均衡享受到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唐正东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的体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它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的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创新性贡献。高国希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我们深刻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点，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和极强的针对性。杨洪源提出，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余维海提出，当前国外共产党之所以广泛关注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包括国外共产党在内的国际社会各界都无法忽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影响。他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解读和研究，也是为了从中探寻中国成功的奥秘，为解决现代化发展这一世界性难题寻找良方。另一方面，国外共产党自身出于开展革命斗争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把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作为意识形态和舆论斗争武器，以应对和批判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扭曲与污蔑，增强共产党员和工人的斗争信心。陶文昭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历史进程。从低潮走向复兴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呈现的新特征、新态势，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进入继空想到科学、理论到实践、一国到多国之后又一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示范效应显著增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于更深历史中累积，于更广范围内拓展，于更高层次上递进，积极涌潮纳流，经各大洲支流融汇交聚，成为激荡全球的浩瀚洪波。面向重大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成为本年度基础理论研究推进的热点和亮点，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围绕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来展开。推进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建设。刘曙光提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是专业化、学科化，还应是专题化、以问题为导向，即以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以新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新的问题为导向，回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以崭新的研究方法、范式取代旧的研究方法、范式，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从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孙正聿提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中国特色哲学的“特色”，就在于我们有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从而形成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的“独特优势”和“深厚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臧峰宇提出，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基于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应社会发展、实践探索、历史前进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要求，建构面向世界的体现中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呈现以清晰的概念和范畴为支撑的有思辨力的哲学理论，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艰辛历程和实践经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照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彰显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使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使引领时代的中国哲学更好走向世界，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哲学思想资源。在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理解数字社会。蓝江提出，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控制和治理下重新思考主体解放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拉康的剩余快感学说，提出一种新的辩证逻辑，即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剩余数据。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看到了万物皆可数据化和被平台算法过程过滤和筛选数据的过程，后一个过程让前一个过程的大量数据沦为剩余数据。剩余数据是不符合数字资本牟利和控制逻辑的数据，而数字时代的主体解放正需要通过创造共享算法，让这些剩余数据重新呈现，从而帮助人们摆脱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与奴役。谢亚洲提出，数字货币将货币的抽象统治权力延伸至数字空间，推动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统摄。传统货币体系的升级与数字货币形态的创新，都是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限扩大其统治权力的手段。未来的数字货币从发行到应用必将形成一个丰富的产业生态，看似自由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控制和奴役。正如当今互联网金融所体现的那样，资本借助于数字支付平台的数据传输和处理功能，以算法的形式分析人们的投资偏好和消费水平。数字时代看似赋予我们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利，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将我们的行为模式纳入它的统治秩序中。张斌提出，数字资本成为新的规制者和权力拥有者，它在强化资本主义生产动能的同时，也在促进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断暴露。数字资本主义将积累效率和发展速度提升到一个全新高度，同时也不断威胁着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全球的信息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继而成为搅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演绎的动力源之一。聂阳提出，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对劳动的外在控制方式相比，数字资本对时间的控制和重构更具隐蔽性，人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时间结构的催逼和强制，却无法确切指认出究竟谁才是支配时间的真正主体。反思与展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最鲜明的理论品质。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毋庸讳言，2023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存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碎片化、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敏锐把握和深入思考不够等问题，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滞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际发展的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认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有一个大的发展，首先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化和学理化研究；其次理论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将重大现实问题提炼转化为理论研究的课题并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最后要有理论自主意识和理论创新勇气，从中国立场出发，运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在理论创新中不断破解时代新问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部（执笔人：骁鸷）责任编辑：王志强新媒体编辑：王村村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高莹）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纪委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新媒体编辑：崔岑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邮箱账号：skwgzh2023@163.com点个“在看”不失联戳“阅读原文”一起来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