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语言之妙，妙不可言——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
作者简介：
张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主要研究兴趣为现代汉语语法,尤其在汉语话语分析、构式语法等方面有开拓性的贡献。
吕叔湘(1904—1998),江苏丹阳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6年至1937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938年后,曾在云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语文》主编等职。
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和吕叔湘的名字分不开的。数十年间,吕叔湘先生用他宏富的著述和卓远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汉语语言学研究和中国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严谨求实的学风,朴实自然的文风,克己奉公的作风,形成了独特的人格魅力。追忆吕叔湘先生一生走过的道路,可以感受一代学人的优良风范。
吕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幅题词:“语言之妙,妙不可言”。吕先生一生致力于语言学事业,语言现象内在规律的探讨,自然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而他同时又把语言看成心灵之门,文明之门,他对语言学事业的热衷,和对全民语文生活的关怀,显示了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深厚的情怀。
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吕叔湘先生的著作《中国文法要略》以及他关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就已经是里程碑意义的著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吕先生长期担任语言学界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国语言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引领作用。五十年代初期,汉语语法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吕叔湘发表的《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一文,成为那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指导性文章,文中提出的“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特点来分的”“词有定类,类有定词,跨类不能太多”“结构关系宜于用来做主要的分类标准”等原则,成为此后数十年间汉语学界的共识;六十年代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方法引入汉语学界,又引起一场方法论的讨论,吕叔湘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对“同一性原则”在汉语语素、词、结构各级语法单位中的技术性应用作了全面、深入的研讨,成为中国语法学界探讨结构主义方法最具理论深度的论文;“文革”结束以后,吕先生发表了他积数十年经验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从单位、分类、结构三大方面全面评议汉语语法各个层面存在的问题,讨论可能的处理方案,指出人们很少考虑过的若干新的思路和研究课题,直至今日仍然是纲领性的著作。
1980年,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吕叔湘先生作为学会的首任会长,论述了语言研究里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四方面的关系,吕先生本人数十年间的研究也正是用自己开阔的视野、严肃的科学精神,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早在1963年他就专门研究了汉语音节对语法的制约问题,那时学界还不太理解这一课题的价值;1977年发表的《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强调了语言之间、方言之间、古今之间以及语体之间的对比研究意义,也没有马上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世纪之交,中国语言学界全面与国际接轨,发展出了立足于汉语而具有国际意义的韵律句法学、语言类型学、功能语法学等比较成熟的新的学科,才深刻意识到,吕先生数十年前的独特工作,正是这些研究取向的汉语源头。
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对语言的本质比一般人看得透彻,对语言能力的思考比普通人更深刻。他认为,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语文教学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他深深体验到低效率的语文教育对全民文化水平的消极影响。早年间他就写过大量普及性论著,试图打破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壁垒;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是直接介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中,并多次在语文教学研讨场合讲述他的教学主张。对语文教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比如过分着重文章内容而忽略语文自身规律的倾向,过于强调笔头能力而忽略口头表达训练的倾向,过于强调写作而忽视阅读的倾向,以及不恰当地过多选用文言文教学的倾向等等,都有深刻的讨论和批评。“文革”结束以后,他更是为语文教学遭到的破坏痛心疾首,多次切中时弊地针对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教材教法以及作文教学发表意见,提出语文教学要做到科学化和艺术化的要求。
吕先生既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也是一位对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有独到见解的思想者。他指出:语文学习在儿童教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既是增进知识的工具,又是开发智力的钥匙。中国的儿童在掌握文字这一关上,遇到其他国家儿童所没有的困难,因为汉字并不直接表音,难认、难写、字数多、形音义关系复杂,上千年的识字教学法效率既低,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全面的语言能力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部分省市在小学里试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学法,吕先生为此大声喝彩,积极肯定这种新教学法的现实意义。他认为这种看似大胆的尝试是汉语文教学的正确出路,而且在语文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意义上都有重要价值。正是在吕先生等学术大家的推动下,这种教学法才得以全面推广。
深重的社会责任感伴随着吕叔湘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社会语言使用状况混乱,语言规范化工作成了当务之急。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法的热潮,成为年轻的共和国文化事业的奠基工程之一。紧接着,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吕叔湘宣读了由他执笔的主题报告;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之后,国务院正式责成吕先生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现代汉语词典》,吕先生担任起主编工作。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以前的汉语辞书都是以文言为主的,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收普通话词汇、用普通话解释、举普通话例子的新型汉语辞书工作。“不但要学习近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从选词的原则,到如何处理词的语法信息,直到字头与词目的排列,以及标音方法等等,都没有现成的办法可资参照,吕先生以语言学家的卓识首创性地确定了这些基本原则。那几年,吕叔湘先生全身心投入《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中,不仅拟订了详备的“编写细则”,精心组织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分析,而且亲自编写、审定条目,可以说,在这部词典里,吕先生不仅贡献了他作为语言学家的全部聪明智慧,更多的是倾洒了汗水和心血。
吕叔湘先生宁愿牺牲自己的专题研究而如此投入一部词典的编纂,完全是出于他作为一名语言学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全社会的语言文字应用问题都在他的关注之内。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是我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全程参与了宪法的文字工作;六届人大召开之前,年近八旬的吕先生又为建国以来宪法的最重要的一次修改不辞劳苦,推敲字句。他一生都没有中断过普及性语文著述的撰写,一方面通俗而风趣地向读者全面讲述语文常识,另一方面,又常常不厌其烦地纠正报刊上的错字和语病,还不断地指出报章上种种文风问题。
在给家乡丹阳中学的题词中吕叔湘先生写道:“立定脚跟处世,放开眼孔读书”。做一个正直的人,是他的处世原则;读书,则是他一生的乐趣所在。吕叔湘自幼就和读书结下不解之缘,从学龄前一直到小学、中学、大学毕业,广征博览,乐此不疲。中年以后担任了繁重的学术和行政组织工作,却一点也没有减少阅读的乐趣。十年动乱时期,他已经是一个古稀老人,学习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七十年代初从干校回到北京,暂时没有恢复工作,吕先生参加政治学习之余,从书店里买来物理学和高等数学教材,不仅认认真真地系统学习,还一丝不苟地做习题。不久,政治空气稍微宽松一点,吕先生就系统性地开始了几项属意已久的课题:丹阳方言的系统描写,《马氏文通》的校注和整理,并且为中华书局校读了《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与此同时,他大量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最新的国外语言学文献,都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后来人们看到,在他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还时常评议国际语言学的潮流和方法,这都得益于他数十年不辍的阅读和积累。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为既然生命有限也就永远不能穷尽知识了,何必为此搞得精疲力尽呢?在吕叔湘先生看来,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此,一生都有书可读才是最大的幸事,只是繁重的工作常常使他无暇闲览。除了文革时期有过短暂的两年可以按着自己的兴趣饱览杂书以外,一直到八十多岁的时候,才有空闲读起自己喜欢的宋人笔记和诗文。在读到新出版的《苏轼诗集》时,依着多年的习惯,他又把书中涉及史实、官制、经典以及文义等校勘问题逐一记录下来,大大小小一百多条,反映给出版社;九十岁以后,吕先生身体虚弱,长期在医院疗养,还是用《苏轼诗集》消遣,到他去世之后人们发现,书里不知不觉间又增加了他的不少批注。
吕叔湘先生活到老,读到老,工作到老。他遗言中说:“我的骨灰可在允许买一席之地种一棵树的地方,撒入穴中,种树一棵,不加封识。……多年以来我没有尽植树的义务,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千万不要到什么地方买地立碑安葬。”这座丰碑,立在今天人们的心里。
（原文分别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0日与2010年3月15日）
原标题：语言之妙，妙不可言——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淼 排版编辑：刘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