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 刘放桐：求真务实 以哲学为志业

刘放桐， 1934年出生，湖南桃江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1961年起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1984年经教育部特批晋升为教授，先后被评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和文科特聘资深教授，1986年起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主要研究成果为《现代西方哲学》系列。其他主要著作有《实用主义述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探索、沟通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实用主义的研究历程》等。

要全面和准确地揭示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分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作深刻和具体的把握，还需要熟悉与哲学相关的思想文化乃至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现代哲学发展趋势问题不仅牵涉到如何揭示和评价现代哲学本身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也牵涉到如何揭示和评价它们所体现的社会发展方向，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近日就马克思主义与现当代世界哲学发展趋势、如何借鉴西方哲学智慧、西方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新等问题专访了刘放桐先生。

学哲学  爱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一些对您的采访以及您的自述中，能了解到您对哲学的热爱，能否谈谈您当年为什么选择哲学研究作为志业？

刘放桐：我大学本科读的是理论经济学，它和哲学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专业必修课，我由此有了些哲学常识。1954年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业余有较多时间学习哲学。但促使我对哲学兴趣加深，以至于将其作为终生志业还是受1955年那场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运动的影响。这场批判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对实用主义的哲学批判，但它又涉及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从来没有怀疑这场批判运动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界的主导地位的积极意义，但我当时就觉得脱离实际的简单化的批判不仅打不着对方的要害，反而会因此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真义，这就是负面影响了。对西方哲学家的理论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从中吸取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深刻准确的认识，甚至丰富和发展。我个人也立志于此。正好1956年召开了党的八大，教育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有条件的大学恢复或新建一度被取消的哲学系，恢复西方哲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的课程，试招授予学位的研究生。我利用这个机会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我选择哲学也可以说是出于一种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上作出贡献的使命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哪一位或者哪几位哲学家的思想对您影响比较深？

刘放桐：早在1956年底到人民大学报到，并第一次拜见我的导师何思敬教授及在座的苗力田先生起，他们就告诉我，研究西方哲学首先要精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小逻辑》。其实这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老一辈专家的共识。我按照他们的嘱咐这样做了，受益匪浅。所以就西方哲学史范围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这四位哲学家了。在此我要提一下，在阅读这些经典主要是《形而上学》时，苗先生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指教。他后来取得高级职称后成了我的正式导师。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谨严、为人也极为谦逊宽厚的学者。我对他一直感恩。

就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来说，我赞成罗蒂把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当作现当代三位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提法。维特根斯坦教人概念明确、思维清晰；海德格尔教人深刻入微、领悟真谛；杜威则教人方法科学、掌握实际。三人的理论各有特色，但在摒弃西方近代哲学的二元论和主体性形而上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上则大体一致，都在一定程度上把西方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三人中，我最欣赏的是杜威。尽管从理论的思辨度说，他远不如海德格尔，从清晰度说，他远不如维特根斯坦；但从理论的现实性来说，他却远远超出前两人。

至于现当代中国哲学家，作出过重要贡献，从而受到学界肯定的人很多。从他们的论著的社会影响或者说现实性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我敬佩艾思奇。艾思奇通俗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哲学》，从严密、深刻上说也许并不出色，但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青年学生（他们之中多数人原来没有学过哲学）看了以后大都深受感染，不少人由此立即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力量的最好见证。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作为长期工作在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一线的哲学家，在您看来，21世纪以来，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有哪些特点与变化？

刘放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方面可以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21世纪以来的变化是对20世纪后20年变化的承续和发展。这种变化的关键之点，我认为是使作为我们一切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回到了以实事求是为最大特征的本来意义上来，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环境下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的发展来说，也是与这种整体变化一致的。学者们都注意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正因为如此，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可以作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和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了。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发掘和整理以及重新研究都已进入高潮。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必将取得更大成果，特别是长期谈论但未能具体实行的马中西的贯通定将成为现实。

西方近现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正确处理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与作为指导思想并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您对这个重大问题作过专门的论述，现在如何来看？观点上有没有更新的表述？

刘放桐：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早在1996年《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的《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以下简称《论纲》）一文中就已作过较完整的阐释。其中主要提出了如下两个观点：第一，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不能归结为从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向形而上学、进步转向反动，而是整个哲学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即由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它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第二，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但二者又有原则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既超越西方近代哲学，也超越西方现代哲学。

我写成此文只花了几天时间，但对其思考和准备却几乎花费了近40年。这是因为文中的两个主要观点对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关于哲学史的公式第一次提出了公开而又鲜明的挑战。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我算起了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从那以后的20多年，我继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从不同方面对原有观点做了补充和进一步论证，但基本观点一直未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大胆借鉴现代西方哲学智慧的问题，很多人提出通过一种比较哲学的思路进行沟通、对话与融合，您是如何理解“比较哲学”的？

刘放桐：“比较哲学”已是一种老提法了。早在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论战中就已提出。我们现在讲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指马哲和西哲互为对方但又求统一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国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不仅已经恢复，甚至因它们的内容远比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而受到学界的欢迎，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现代西方哲学热。大概在1987年，以陶德麟、肖前和黄楠森教授为一方（代表高校马哲博士点）与以我和夏基松教授为另一方（代表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这两个学科的学者曾商议开一次全国性的对话会。本来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因有关单位突然取消支持而未能开成。但大家都没有泄气，各自继续在这方面努力。

几年之后，我在1996年发表了上面提到的《论纲》一文。这是一篇直接将这两门学科并列比较，并大胆提出了与长期流行的教条化的观点骤然不同的文章，得到了学界普遍肯定，在比较研究方面算是同样起了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1999年冬，我与全国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陶德麟教授商定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开一次这两个学科的对话会，得到了他的支持，也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会议于2000年夏在上海召开。高教系统马哲和西哲界最有代表性的专家几乎都参加了。由于会议主题为双方专家多年来所密切关注，大家都能打破禁忌，畅所欲言，因而开得很有气势。大家就如何既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又对现代西方哲学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如何恰当地处理二者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很大的共识。这次会议可以说成了我国马哲和西哲比较研究的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就成为我国哲学界的热点问题。

西方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1981年，由您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的出版，填补了国内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的空白，这本书后来成为我国大学哲学系重要的教学参考资料之一。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是我治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其三个版本都获得了较大成功。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出色的学识，而是因为分别适应了各自出版时期特定的社会需要。1981年的初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本学科中第一部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书，适应了我国本学科中断30年后重建的需要。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复旦时起，就继全增嘏先生之后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讲授现代西方哲学。我当时有一部大体上完整的讲义，因而得以在较短的时期内将其补充整理出版。这部书稿其实很粗糙，特别是未敢抛弃旧的批判模式。但在当时还是有胜于无，受到了当时迫切希望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界，特别是中青年的欢迎，成了畅销书。有的刊物后来甚至将其列入20世纪80年代影响中国最大的20本书之一。

但我自己出书之初就对本书未敢摆脱旧的简单化的批判模式以及内容上存在欠缺心知肚明。此书越是畅销我就越是不安。大致从1983年起，国内学者也陆续出版同类书，也许是受我的影响，当时几乎也都是采取简单化的批判模式，我更感不安。于是我就开始准备对初版进行修订。我决定还是从我较为熟悉的实用主义着手，1986年，我写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该文首先肯定了1955年批判实用主义运动对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的重要意义。接着针对当时批判的简单化倾向，我用了“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者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等醒目的小标题，对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长期流行的批判模式作了公开评论。我首先将其提交给“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作为年会论文在小范围内讨论，1987年发表在学会的《现代外国哲学》第十辑上，阅读范围主要也只是本学科的专家，他们看了以后都表示赞许。1988年，学会在成都开了一个实用主义专题讨论会，有100多人参加。参与者几乎一致赞同我的观点，认为我说出了他们多年想说而未敢说的话。这次会议后来被公认为是我国对实用主义研究的转折点，而我那篇文章被一些专家评为是“建国后近40年来第一篇比较客观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我由此受到很大的鼓舞。既然对实用主义可以作客观的评价了，对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就更可以不必采用简单化的批判模式了。我也立即按照这种思想来完成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修订。1990出版的修订本（分上下册）与当时国内同类论著和教材仍采用简单批判模式相比，又是面貌一新，再次受到学界的赞许，也还是畅销书。

但修订本这种一般性的客观介绍远未达到我的目标。我还需要继续研究如何具体分析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的关系、如何重新评价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化，特别是如何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与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关系，由此对当代哲学发展趋势能提出一些有益的看法。在《论纲》发表后因为得到学界广泛赞许，我也感到我这方面的观点大体上已成熟了，我较有把握来回复各种异议，因此就大胆地把这两个观点当作我对《现代西方哲学》再次修订的指导思想。因为改动较大，特别是我把这两个观点写进去了，于是改名为《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于200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年正好也是我在上海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对话会的那一年。此后的十多年，我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问题写了几十篇文章，它们对《论纲》中的观点从不同角度也作了补充和发挥，但基本观点未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2003年在复旦大学倡议成立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2015年1月更名为杜威中心）。由您主编、复旦大学杜威中心组译的38卷《杜威全集》中译本历时11年，在2015年终于全部出齐，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最大的西方哲学经典的翻译工程。您作为这项工作重要的组织者，如何评价该全集的出版？

刘放桐：《杜威全集》中译本的出版主要是为中国学者重新研究和评价杜威提供较完整的第一手资料。这项工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想着要做。当时美国老一辈哲学家阿尔奇·巴姆（Archie Bahm）几次访问上海，到复旦访问时都由我接待。那时我正好发表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引起哲学界的兴趣，一些青年学者把此事告知了胡克等一些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巴姆似乎也有所知。我们见面时自然谈起了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他告诉我美国有一个杜威研究中心正在编辑《杜威全集》，而且已经出版了十多卷。他回到美国后立即向美国杜威中心介绍了我的工作情况。这个中心立即将他们已出版的那些卷寄给了我。国内当时有出版社得知后也立即托人来找我，并愿意提供资助。但那时我觉得在中国推动对杜威的重新研究时机未到，因此不如先把《现代西方哲学》修订好，尽可能促使学界摆脱对杜威等西方哲学家的偏见，并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2000年《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出版后受到的欢迎，特别是那一年在上海举行的马哲和西哲对话会的巨大成功，使我感到为杜威等人正名的时候到了。2003年，我筹备多年、有十多位美国著名哲学家参加的国际实用主义讨论会得以在复旦举行，我适时地谈到了在新时期重新评价杜威等人的重要性以及组织翻译《杜威全集》的设想。我的想法得到了与会国内外专家的热烈支持。复旦大学的领导也明确表示支持。这样我们就立即着手组建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组织《杜威全集》的翻译。

至于重新客观深入地研究杜威的意义，其实就包含在我上面讲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之中。这两种哲学当然有原则差别，但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等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而杜威的哲学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突出。例如，杜威强调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信仰（价值）、理想与现实等统一起来，他在提倡个人主义时明确反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旧个人主义”、重视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尽可能调动个人的潜力、用之于服务社会的“新个人主义”；他再三强调私利要服从公益，他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下层群众的同情，他之反对“西方中心论”尊重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和文化，这些都与我们过去对他的那些评价可谓正好相反。杜威当然与马克思有着原则区别，但只要如实地研究杜威就可以发觉，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西方哲学家相比，他和马克思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张力。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杜威和马克思进行比较研究，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具体地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这些，近年来我发表过几篇文章，在此就不说了。

世界哲学大会与哲学的当代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于8月13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此届大会围绕“学以成人”的主题，着重开拓人的多重维度，并探究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您原来参加过往届的世界哲学大会吗？如何理解这届大会的主题？

刘放桐：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的事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这次因健康等原因我未能去参加，对大会的具体讨论我没有发言权。几千人参加的大会，来者又各有不同背景，虽然有“学以成人”这个主题，但多数人难以围着这个主题转。要在会上进行深入具体的讨论，达成多少共识，就更是困难。我参加过1998年的波士顿世界哲学大会，情况正是这样。这种大规模的会议的作用更多的是造势。这么说当然不是否定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我甚至认为在这种会议上造势比具体讨论更重要。世界哲学大会在举行了23届后首次在中国举行，这多少有点迟到。这有许多历史原因。但它终于到中国来举行而且以“学以成人”这个显而易见较有中国哲学意味的议题作为主题，无疑是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承认，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种突破。让西方哲学家承认中国和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中，对世界哲学产生影响，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如果通过这次会议的造势使外国哲学家更多地关注中国和中国哲学，特别是能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承认与对今天的中国的理解统一起来，那意义就更大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中国哲学家与哲学史家，您能否谈谈哲学在当代世界的意义，以及哲学家之本性、角色和责任。

刘放桐：关于哲学在当代世界的意义，这是一个可以而且应当从多层次上来思考的问题。当代世界哲学的发展也必然和当代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当代社会是能否正确理解当代世界哲学的意义的关键。哲学家的角色和责任主要就是以符合当今世界时代精神的哲学来促进当代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当代世界中，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对之都需要分别作具体的研究，按照它们的特殊性采取不同方式来解决。哲学上也是这样。因此当代世界的哲学研究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哲学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研究他们所选择的哲学问题。从整个世界来说，即使有一些哲学家的研究与我们不同，也不必去反对。说不定他们的研究对他们的社会能产生现实意义。但是，从原则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为中心，应当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和实践，促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各项问题的解决。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问题，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解决现代世界各种问题上特别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同样应当如此。这也可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作为哲学家的本性、角色和责任吧！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不断改变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作为哲学家，您如何看待科技发展对人类产生的影响？

刘放桐：从康德提出“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规律”以来，一代代哲学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持续的研究。如何具体处理和对待它们的关系，则各有所言，莫衷一是。但谁也不会否定这个问题的存在，也极少有人怀疑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毕竟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远远超越曾经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9世纪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宇宙科学来说，自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来，可以说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发展。就与人的日常生活相关的领域来说，同样是日新月异。20世纪90年代起还只是刚刚起步的互联网近年来已经深度影响到人的日常生活。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会发展成物联网，其影响会更加深远。随着核聚变和太阳能技术的突破，不仅能充分提供清洁能源，还可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而这些将会影响到人际关系甚至国际关系的改变。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强大发展对于人的影响之大，再怎么估计也是不为过的。

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既成了人的得力助手，但也可能成为人的对手，甚至成为灭绝人类的“新人”。所以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又要为这种发展立法。而这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所能胜任的，必须有相应发达的人文科学。人类应当怎样生活，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必须由人文科学来解决。心中的道德规律和天上的星空同样重要，发展人文科学与发展自然科学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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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求真务实 以哲学为志业——访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刘放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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