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饶宗颐与北大诸师

饶公坦然承认自己有这样一种结缘和殊胜的学术因缘，还说“如果不是一种神力在帮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于冥冥之中这种支配命运的力量，汤一介先生晚年在自传《我们三代人》中也深有感叹。

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公是会通东西的国学大师，与季羡林先生并誉为“南饶北季”。在我1996年到北京大学做汤一介先生的学生和助手时，他们已是相交莫逆的好友。近闻饶公逝世，感怀不已，遂结合20余年亲身经历，并查证一手记录，追溯饶公与北大“汤用彤学术讲座”及汤一介、季羡林、周一良、任继愈诸位师长的学术因缘如下。

应汤先生之邀，饶公1997年春来北京大学担任第一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主讲教授。季羡林教授致开幕辞，高度评价了汤用彤的学术成就，充分肯定了举办学术讲座以纪念老一辈学者的意义，认为这对于激发青年学生的学术热情，为当前学术研究提供典范，都有着积极效用。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教授介绍汤用彤生平和志业，及其师从汤老的往事，特别提到汤老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如史料考证）而不挂上什么流派的牌号，可能产生第一等的成果。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如建立体系），很可能连三流的成果也出不来。

汤老还谦称有自知之明，甘愿做第二等的工作，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资料也好。对此任先生解说道：“学问本身是无所谓一流二流的，汤先生这里的意思是要学者做研究应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不要上来就要创造大体系。”

何芳川副校长代表北大致辞，突出强调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并认为杰出学者的产生与良好的学科设置是分不开的。北大哲学系主任叶朗教授强调对汤用彤学术思想的再认识，并上升到推进人文学科发展重要途径的高度。他指出：一些青年学生缺乏耐心，自以为已经了解了前人的学术成就，而实际上学问大家的真知灼见往往在不经意之处表现出来。只有通过精读、细读汤用彤等前辈大师的著作，才能重新发现，并读出许多对今天仍然很有启发的新东西，还可以把自己的品味提上去，并使我们更快地成熟起来。叶朗还说，这些大师造就了北大明显有别于其他院校的校园气场和学术氛围，他拟将汤用彤、冯友兰等哲学系名家肖像及其名言和简介，悬挂在本系重要位置以垂范后世。随后，他在“《汤用彤全集》出版座谈会”等多种场合一再强调了上述看法。

饶公在主席台中央就坐，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周一良教授陪同左右。大教室挤满了上百师生。饶公北大讲学盛况空前。陈鼓应教授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的北大，社科界的海外著名学者较少见到。汤先生组织举办的多种会议和讲座，极大地活跃了北京的学术气氛。

饶公在4月7日下午第一讲的题目是《梁僧祐论》，此讲旨在纠正外国学者对中国佛教史的误读和质疑，维护国人对本国文化的发言权，树立文化自觉和自信。大意如下：僧祐为南朝律宗巨匠，历主金陵、扬州诸寺，因刘勰依止而闻名于世。僧祐博通众艺，著述弘富，特别是其《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为现存第一部佛典目录，开佛教书录之先河，珍贵史料极多，为研究佛教史所必取资，也是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基本参考书。然而，近时有外国学者怀疑《出三藏记集》一书出于刘勰之手。饶公考证明朝人已有此说，本属无稽，不可不辨，故详加讨论，辨明其真相。他首先引证汤著说：

汤用彤《佛教史》第十五章“目录类”谓僧祐于梁天监年间著《出三藏记集》，其说甚当。

此次演讲分为僧祐之佛学师承与经藏资料、《祐录》之成书年代、僧祐论胡汉语文与译事、《祐录》全书之义例、僧祐有关文学著述和文章、僧祐谈经呗唱导、僧祐之巧思及其建筑艺术与后人称誉、僧祐与萧子良父子及刘勰和宝唱之关系等八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僧祐的内外学精深造诣及其著作《祐录》的史实。

国外学者认为《祐录》为刘勰所作的主要证据是，该书序文中有些字词同于《文心雕龙》。饶公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对相关研究自是熟稔。他细心寻绎发现，一书之成，有其义例，此为全书精神所在。僧祐《祐录》《释迦谱》诸书亦有其独特之义例，“各篇命意遣辞，风格遒整，与《文心》行笔声貌，绝不相涉。勰颇尚气，故制《养气》之论，往往情与气偕，观其所论，体气、任气、秀气、异气诸观念，非僧祐之所致力。我人仔细玩味，《祐录》诸文，当由自撰，非他人所能捉刀，断断然也。”他最后得出结论：

僧祐《出三藏记集》一书，有其独特之义例及行文习惯。其书……措词叮咛周至，出自肺腑，决非刘勰所能代言。有人摭取若干序文中字眼，与《文心》比较，遽作粗心结论，谓此书原出勰手，不免厚诬古人矣。

由此足证《出三藏记集》非假手他人之作，向来称之曰“祐录”，是十分正确的。饶公这种治学方法和态度，与汤用彤着眼于虚心客观的发“潜德之幽光”、同情地了解古哲、决不枉屈古人、尚友千古之同情态度如出一辙，从而也论证了汤著佛教史相关史料、论断和研究范式的权威性。

在这场讲座上，饶公还谈了自己的文化观，预言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其意义犹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引发了学界的持续热议。近年饶宗颐学术馆馆长、香港大学前副校长李焯芬院士在答复《南方日报》记者提出的“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日，饶宗颐先生对中国文化复兴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一问题时，仍引述了饶公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的发言：

21世纪的中国将踏上“文化复兴”的时代，如今的中国和西方古典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有很多共通之处：一是经济基础发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当时的意大利从拜占庭手中，夺回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文化典籍，而今天中国各地络绎不绝的出土文物新发现，带动了历史文化研究的升温；再者，当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得到了例如佛罗伦萨梅蒂奇家族等领主、贵族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今日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很受政府重视。……（饶公）很希望后来的学人能做好“文化复兴”的工作，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利用好现在出土的文物，增加我们对过去的了解。

4月9日下午，饶公进行第二场讲座，讲题是《老子师容成氏遗说钩沉——先老学初探》。饶公在汤用彤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旧文献，梳理了黄帝和老子师事容成（广成子）的历史传说和思想脉络，首倡“先老学”研究。他讲：

汤老《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谈及刑德问题，举尚书纬《刑德放》及《太平经》所言刑德为例，深有启蒙之功。近时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刑德”长篇，大放异彩，有助于研究。楚地老子古本陆续出土，过去庄、老先后及老子书之年代诸疑点，均迎刃而解。又马王堆三号墓竹简《十问》黄帝四问中，其一为与容成对答,葛洪《遐览篇》所记之《容成经》一卷,必有出于此者。陆德明谓“老子受学于容成”。关于老子思想之来源，于此可试探一些消息，因以容成遗说为题，作初步探讨，望方家加以指正。

他从老子学说的起源问题出发，高屋建瓴地指出道家与道教多有相合相通之处。胡孚琛教授发言深表赞同，并结合自己的内丹学研习经验，补充了一些相关文献以为佐证，认为从道家到道教的发展一脉相承，还说老子有些语句，如果没有亲身修证的体验是难以准确理解的。

在这次讲学期间，饶公应汤一介先生之请，挥毫题写了“汤用彤学术讲座”的条幅。自此发端，“汤用彤学术讲座”在北京大学已连续举办了20届，该讲座每年均由北大校长签发邀请函，诚邀海内外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知名学者主讲其所关注的学术文化问题。饶公开讲后，柳存仁、施舟人、成中英、金忠烈、安乐哲、陈方正、龚鹏程、钱致榕、金耀基、杜维明、韦政通、崔根德、罗多弼、刘述先、陈鼓应等名家先后担任主讲教授，每次讲座旨在引介哲学与宗教等人文学科中一种新兴的研究方向，以纪念和传承汤用彤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和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自创办至今，“汤用彤学术讲座”与汤一介先生大体同期创办的“蔡元培学术讲座”，成为北大人文学科的一项传统学术文化活动，并在国内外已产生广泛影响。

我在整理汤一介先生收集的报刊资料时，发现一份新闻报道——《第一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侧记》。该文系当时还在读汤先生博士的杨立华师兄所撰，附有一张署名高中理拍摄的照片：在讲台上就坐者，左起周一良、季羡林、饶宗颐、张岱年、任继愈，站立讲话者为何芳川副校长。该讲座照像任务由师兄高中理博士接手，接待工作由杨立华诸师兄和我负责，因而有幸亲承诸师教诲。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现存另一张任继愈、饶宗颐、季羡林、周一良四位老先生的合影（自右至左），是1997年4月7日在北大治贝子园教室前所拍摄。我从这一年起在该园工作和居住了十年，历历如昨：这场讲座结束后，高博士走在四老前面，寻找抓拍机会。季羡林、周一良见相机举起，随即驻足看镜头。饶宗颐和任继愈谈兴正浓，没有注意到相机，而高博士唯恐打扰他们谈话，就没有提醒。拍照时，我正在四老旁边陪侍。

任继愈、饶宗颐、季羡林当年都步履稳健，向我表示无需搀扶。只有周一良先生健康欠佳，由我小心翼翼扶着迈过门槛和台阶时，能感到他身体的虚弱，还闻到医药的气息。早在1956年周先生就与饶公相识结交，40年后他们再度重逢。4年后周先生去世，是四老中最早走的一位，这张照片当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的合影。随后，我们会务人员陪同老先生一起走到农园餐厅三层就餐，其间仍继续讨论讲座内容。任继愈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评价饶公说：“饶先生，他在香港是学术界的一个文化景点，这位学者下一代就看不到，最近几年中看不出有人代替他补上去的地方。很难得的一个学者。”

2001年饶公又来北大演讲，接续他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关于古籍整理和文化复兴的话题，提出“新经学”的说法。该演讲稿经饶公首肯，改编后用于儒藏工程的指导工作。为此，他撰文《〈儒藏〉与新经学》，发表在《光明日报》。文中盛赞《儒藏》工程是“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和“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环节。2008年饶公特意为汤先生撰写了一副对联：“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以示他对汤先生编《儒藏》的倾力支持。

饶公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中回顾平生治学的缘分时感慨道：“人啊冥冥中有一种神力在帮他的忙。”主持人问：“您也是这样的吗？”饶公坦然承认自己有这样一种结缘和殊胜的学术因缘，还说“如果不是一种神力在帮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于冥冥之中这种支配命运的神秘力量，汤先生晚年在自传《我们三代人》中也深有感叹。饶公来北大讲学时已届耄耋之年，虽长途奔波、连日劳顿，但声音宏亮，底气十足，思如泉涌，有如神助，精气神远胜常人，令吾辈羡慕不已。课后畅聊时，饶公为大家演示了他双盘打坐功夫，并谈其周天内功修炼等养生经验。

我们由此得知，饶公从十岁就开始习练打坐、吐纳、辟谷之术，平时极为注重道法自然的养生，如：21点入睡，3点起床，天睡我睡，天醒我醒，每天一有空就静坐内观，神游太虚，与宇宙精神相往来，诚如其言“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正是因为对佛道的修行，使他对苦乐和生死有超越性参悟，这也是其长寿的秘诀。2018年2月6日凌晨，饶公以102岁遐龄于家中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尽其天年，殆非偶然。

饶公自少年起的打坐修行经历，是他后来做儒道释研究的重要因缘。他集实修与学术于一身，把传统内修功夫的体证与其从事的三教研究紧密结合，相互印证、相辅相成、知行合一。他曾说，张道陵的很多方法他十几岁就会用了。有这些亲身践履，他研究道家道教就觉得非常亲切易入。因此，饶公在回顾他从敦煌古经中重新发现《老子想尔注》并整理校笺的经历时说：“其实我已经‘想尔’很久了。”关于“想尔”应如何解释，众说纷纭，饶公则指出“想尔”无论做书名或人名，其涵义都与道教修炼的“存思”（存想）有关。汤一介先生1988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对饶公此说非常赞同，并作有精彩的发挥。饶公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往往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对此他解说道：“如果没有亲身体会，肯定是写不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亲证，我才敢那么自信地来谈这些问题。”

季羡林评价饶公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事物，饶公则说季老懂我。季羡林还说饶公是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大师，将其与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大师并列，并肯定他“已得到预流果”。“预流果”梵语音译“须陀洹”，指无漏圣道之果位。饶公真正地把国学智慧融入了生命，入预流果而得大自在，人生可谓福德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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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饶宗颐与北大诸师——从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谈起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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