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的全球史叙事
当下，各种学术论坛和会议标题加上“全球视野下的”或“全球语境中的”等前缀蔚然成风。然而，何为全球史，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边界在哪里，当下如何书写全球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德国中生代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著作Global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中将全球史定义为一种历史学分析，通过它把现象、事件和进程放置于全球语境之中。
该书甫一面世就受到欧洲学界好评，随后被译成瑞典语和意大利语。康拉德将该书德文版改写成英文，201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定名为What Is Global History。这并不是简单的德译英，而是相当于重新写了一本书。比较而言，What Is Global History是一部以问题为导向的专著，更多地思考全球史研究中的空间、时间等概念，而Global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则是一部全面介绍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导论读物。中文版《全球史导论》依据德文版翻译而成，由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推出。
全球史是一种视角
“全球史是一种视角”，作者认为，全球背景可分为三种形式：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关于全球互联的历史、以全球性整合为背景的历史。全球史与跨国史和全球化的历史等概念有重合之处，它们均不受民族国家、帝国或其他政治单元的约束。全球史理论的核心是反民族国家叙事和反欧洲中心主义叙事。作者从空间转向、相关历史、同步性、民族和（读者）定位五个方面，对全球史的界定进行了补充说明。全球史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抛弃了内源性的解释模式，即不再把历史的盛衰直接归因于单个个体、社会和文化；但是，也不能将全球史绝对化，它不是万灵膏。
在世界历史书写中，史家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往往被设为前提，对外部世界采用“他者化”的策略，如希罗多德《历史》中的波斯。这种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长期主导着历史的书写。大航海时代，人们产生了认知外部世界和对异文化的兴趣，16世纪后许多地方出现了全球层面的世界史。随着商业网络和帝国结构的持续深化，18世纪西欧出现一种更复杂的“寰宇史”（Universalgeschichte），史家试图对整个社会和现有知识体系作一种群像式描述。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专业化，一套关注民族国家的“进步史观”得以确立。这时的世界史是一种西方霸权式的叙事，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其他地区的世界史书写可以概括为对欧洲输出的历史书写的一种反应——吸收、改造或抵抗。与“进步史观”相对的是“文明史观”，以汤因比《历史研究》为代表。1945年以后的世界史书写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有唯物史观、年鉴学派、世界体系理论，还有对欧洲中心主义“元叙事”构成威胁的后殖民研究和底层研究。
全球史在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一枝独秀的现象，与英语的强势以及英语学术刊物所衍生的权威紧密相关。对英美国家全球史研究机构分析后发现：美国全球史家在草创之际几乎都来自于区域研究领域；英国的全球史则是帝国史的翻版。全球史从一开始就烙上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印记。世界许多地区表现出对全球史方法的普遍怀疑，将其视为帝国主义的侵占和西方历史观的全球性扩张。民族国家史在许多地区尚未遭到摈弃，在许多非洲国家，历史学者的政治任务首先是国家建构，即便是像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历史长期以来也与德意志民族史画等号。作者将中国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发展态势归纳为三点：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特殊性的探索、全球史的流行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地位息息相关。
全球史研究尚处“淘金”阶段
全球史在兴起之际并未号称是其他史学方法的替代品，而仅仅是作为它们在空间上的拓展，这一点有助于它在理论上站住脚。对全球史最常见的批判有四种，一是对二手史料（英语文献）的过度依赖。作者呼吁一种扎根于区域研究、建立在卓越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升级版”全球史。二是全球史研究中宏观概念的使用，容易把不同的甚至不可协调的情况进行概念上的统一，进而忽视它们的独特性。三是全球史视角容易滑入险境，即把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建构成一种谱系：日益紧凑的网络化似乎是自然的发展。四是全球史家倾向于把全球性互联简单归为与欧洲的关系。这是一种基于狭隘欧洲中心主义理解下的世界，是对世界的抽空。
针对以上批判，作者认为全球史研究的边界需要界定，并指出了尚处于“淘金”阶段的全球史研究中较为典型的几个问题，如对“欧洲中心论”矫枉过正（即以其他形式的中心论取而代之），过于注重外部因素，对寻找“联系”证据的热衷，对“移动”的崇拜，对文化史维度的忽视。
全球史研究方法受到许多其他理论启发，譬如世界体系理论、后殖民研究、网络分析和多元现代性。后殖民研究能帮助洞察过境交往和跨文化交流的动因，克服了把欧洲历史作内源性解释的狭隘视野，认为全球整合的进程不是在一个权力真空中完成的，而是在结构性殖民权力不均中完成的。“网络”的概念在全球史的实践中特别适用，至少被隐喻性地使用：把跨境互动的历史当作网络结构来理解——既适用于物资的流通，也适用于人群的流动，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投资。在使用“网络”概念的同时，需要注意三点：“网络”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人为创建的，当它与基于民族国家边界的社会相矛盾时，网络的分析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网络内部的等级制度依然存在；网络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有不平等权力结构的嵌入。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提出的“多元现代性”理论，避免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等同。值得警惕的是，艾森斯塔特的理论通过宗教来定义文化内核，将文化内核视为超越时间、静态的东西，并将它们逐个作为封闭的个体处理，文化间彼此交融和影响的漫长历史由此被隐没。
讨论现代性需脱离目的论
如何才能写一部没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并且其叙事逻辑不以使用西方术语为前提？大部分全球史理论均致力于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叙事，但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让权力结构所起的作用隐而不现。学者批判西欧中心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大分流”和“早期现代性”。作者总结了西欧和亚洲何以发生分流的三种传统解释，重点介绍了美国加州学派的颠覆性观点：19世纪之前欧洲没有绝对的霸权，欧洲的兴起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对早期现代性的讨论，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论述是有关中国的。作者举了两个例子，分别是本杰明·艾尔曼对清代考证学派从哲学到语文学范式转换的研究，以及中国学者提出的以天理为核心的儒家政治内涵与“早期现代性”诸要素之间的张力。作者呼吁，有关早期现代性的讨论必须要脱离目的论——现代历史被理解为平行、自生文明的分布，否则全球化会被建构成一种罔顾权力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因为所有社会早已有了现代的萌芽。
作者在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全球史的六大研究对象：全球商品、海洋史、移民史、帝国史、民族史、环境史和种族史。他认为经济史、国际关系史和文化史，都是从全球史中获益的。社会史中的一些经典主题，如种姓制度、中产阶级等概念，对于全球史来说尚有挑战。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