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国外交价值观的思想历史渊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在这种新型全球价值观念中，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中所具有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互学互鉴、开放包容、共同繁荣等理念都化作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全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依据。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华传统历史思想在新时代外交领域的生动写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全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传统思想历史渊源。

开放与包容：大道之行，协和万邦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开放包容、和平发展等观念就灌注于中国传统为政思想当中。《尚书》作为一部记载“虞、夏、殷、周”上古帝王言行的典籍，被中国历代统治者视为君从政的教材。《尚书·尧典》中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世道安宁，亲族之间和睦，并且推而广之以致万邦相协和的太平景象。中国传统历代思想家都对这种开放包容下的太平世界孜孜以求。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早期儒家的各种典籍中便有大量对于这一理想世界的描绘，《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所言：“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与《尧典》所言的万邦互亲互睦、昭明协和的理想蓝图颇有相似之处。对待其他各邦，应如《论语·季氏》中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可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孔子，早在春秋末年便大力提倡以和平发展的方法，用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实现大同理想。对所谓大同理想的具体描绘，则见于《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可见中国古代早期儒家思想中，对这种大同社会不仅有宏观的理想，还有具体的蓝图。

和平与慎战：强不执弱，众不欺寡

相互关爱、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世界蓝图，绝不是靠穷兵黩武实现的。相反，面对战争时中国古代不同派别的思想家都对和平有着不遗余力的呼吁。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均主张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用战争手段解决内政和外交问题。如孟子所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可见在儒家的观念中，以“德行”统御万邦才是最为人所信服的。“慎战”这一主张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共识。《墨子·兼爱》篇曰：“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鲜明提出了不恃强凌弱、不以众欺寡的兼爱价值观。就连教导人们如何用兵打仗的兵家也坚决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孙子兵法》中记载：“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可见发动战争在兵家看来是多么慎重的事，能不用战争手段解决棘手问题才是上策。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慎战”并非是一味地忍让。以儒家思想为例，虽然《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但面对恃强凌弱的霸权政治并不总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的。《论语·宪问》中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种“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处理人际关系方法，应用到处理国际关系的领域，则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最好的注脚。

互鉴与发展：和而不同，安不忘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并非唯一要义，就发展层面而言，平等协作、相互包容、共同繁荣，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外交观念的主旋律。《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传统儒家很早便认识到了相互学习与借鉴的重要性。这种学习是全面和多方位的，绝非局限于一时一地。《论语·子张》：“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便强调了多方面学习的重要性。这种互鉴与包容形成的并非单一的文化内质，而是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特征。《论语·子路》中记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和”比“同”更为重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外交观，其宗旨之一便是实现整个世界的共同繁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很早便提到了繁荣对社会与人民的重要性。《管子·牧民》篇中明确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重要观念，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对于社会繁荣予以了极高的重视。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一个美丽清洁的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全球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曰：“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对自然的利用，不可违背自然的规律、肆无忌惮地索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外交观，旨在全人类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未来人类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诸多挑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很早便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周易·系辞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可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很早便有了对于即将可能到来的危机和挑战的清醒认识。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全球价值观，发源于广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精髓则是这一思想的宝贵精神来源和重要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为我国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外交理念提供了充分的思想依据。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新型外交观，甚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作为“四个自信”之一，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坚实的思想与文化的根基。因此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面对丰富而广博的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我们一方面应该认真学习传统文化经典，深入领悟和挖掘传统思想中有价值的观念。另一方面应该仔细和深入地思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下，如何与当代发展趋势相衔接，以此来加强新型全球价值观的理论建设，并有效地让传统思想文化为构建当代的精神文明与外交关系服务。这也符合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和内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18ZDA17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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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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