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人的存在方式

如果说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旨趣，那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时代课题就是切近现代人的存在方式。所谓切近现代人的存在方式，一方面是指深入现代人的生存过程中，在历史的原则高度，把握其存在方式的变革，从而提出现代人的自我主张；另一方面在于以反思的方式审视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在实践的原则高度，改变其存在方式的样态，进而建构现代人存在的合理方式。可以说，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以变革现代人的存在方式为中心的时代任务便始终占据着其理论关隘。就其本质而言，我们认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一步切近现代人的存在方式：一是从物象化到数字化，二是从私人所有到共同享有，三是从个体到共同体。从物象化到数字化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现实的人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是被其所处的一切社会关系规定的个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现实的个人被它整个的生产关系规定并被塑造着。在这一特定关系中，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物象与物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他们各自生产出来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来实现和表达。这即是所谓的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物象化特征。可以说，马克思对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就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方式的批判。而这种物象化的结构性存在方式则构成了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核心要义。显然，在这一特定的社会中，物象化的存在方式会随着它的生产方式变革而进一步产生形式上的变化，即延伸至数字化的存在方式。
在资本诸形式的演变环节中，生息资本（G-G’）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由物象化向数字化转变的关键一环。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商品生产过程或剩余价值生产过程（G-W-G’）最能直接地反映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但是生息资本则在外观上直接取消了这一生产过程，并在实践上表现为符合法律交易手续的活动，从而资本这一没有概念的形式开始逐渐在人们的头脑里固定下来，成为资本神秘化的最显眼的形式。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象化表达被彻底遮蔽起来，被生息资本这一没有概念的形式所掩盖。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物神形态及其观念事实上就已经在此获得了完成形式。由此，以物象化为核心的存在方式开始向数字化转变。无疑，银行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现实载体，既把控着借出者一端，又把控着贷出者各方，因而它在整个金融资本中起着绝对主导的地位。金融资本作为对银行资本的否定，事实上是扬弃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对立。在希法亭看来，真正占据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资本，其现实表现则是它对证券交易所的掌控。在这种交易所中，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其纯粹形式上表现为收益证书，剥削关系，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都令人匪夷所思地转化为收益证书。由此，希法亭认为：“所有制不再表现某种一定的生产关系……任何财产的价值似乎都是由收益的价值决定的，是一种数量的关系。数就是一切，物什么也不是。只有数才是现实的东西，而因为现实的东西不是数。”显然，现代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是在所有制的意义上而言的，而非在自然生命以数字的方式被把握和掌控的意义上来说的。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以私人所有为基础的物象化，向以生息资本为基础的收益价值的数字化的转变，可以说使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对这一变化的发生及其展开方式（比如比特币、区块链）的研究，将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时代课题。从私人所有到共同享有由此可见，所有制问题是决定现代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在现代意义上，私人所有和私人占有的分离开启了现代人为生存而斗争的大幕。私人占有以私人所有为前提，没有所有，也就无所谓占有，如果要占有，那就必须重新夺回所有。这是马克思主义关切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逻辑。所以，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成为马克思规定了未来之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向度。诚然，这一向度是在把私人所有转变为共同所有中展开的。也就说，未来每个人的所有是以共同所有为前提的，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而生活资料归个人占有。在这一意义上，每个人所有扬弃资本家的个人所有，每个人的占有扬弃资本家的个人占有。这一逻辑可以简要表述如下：（资本家）私人所有—（资本家）私人占有—（全体）共同所有—（个体）私人占有。
在马克思看来，实现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彻底变革只能通过占有方式的变革来实现。“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如果这一社会计划实行开来的话，那么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阵痛的根源所在。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矛盾还在进一步展开和深化之中。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社会占有方式便在资本家个人所有和社会全体所有的矛盾中生发出来。这种新的社会占有方式，我们称之为社会共同享有。共同享有的根本规定在于，它打破了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私人占有方式，而是通过购买、交易的方式占有私人所有。这种占有方式从最初的公共产品到半公共产品，再到私人物品，逐渐演变为私人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共同享有。它不同于物象化的表达。物象化的前提是私人物品以出售为目的，而在这里，私人物品并非以出售为目的，而是以使用为目的。比如共享汽车、共享房子、共享单车等。虽然所有权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占有方式发生了改变，使得社会资源在最大限度内得到了利用。这种新出现的社会占有方式无疑应该得到关切。因为它突破了早先以资源的无限性为前提的社会占有方式。当然，无论如何，这种共同享有的方式是从资本家个人所有向社会全体所有转变的中介和过渡。在形式上，它实现了社会全体的占有方式，但在内容上并没有改变其所有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其置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进程来考察，既是一种关切，也是一种批判。从个体本位到共同体价值在所有制的思想线索上切近现代人的存在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内在理路。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关切中，在共同体内实现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正是这一内在理路的必然要求。事实上，当马克思站在社会关系的原则高度来考察人的本质时，其意指的就是不能从纯粹的个体属性来认识它，而应立足于真正的共同体来把握它。马克思曾经指出，古代共同体或古代人所关心的问题在于，哪一种所有制方式能够造就更好的国家公民，至于这种所有制方式是不是能够最高效地生产出最大财富则并不是那么重要。与古代共同体把人作为生产的目的不同，现代世界所追求的是财富生产的最大化，生产成为目的，而人则成为这种生产的手段罢了。在这一意义上，财富及其生产表现为现代人的存在目的和方式。
具体而言，在古代共同体中，个体对财富的占有是从属于共同体的。每一个劳动者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包括土地、工具等）视为属于自身的天然财富。此时，个体以共同体的方式占有所有财富。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他们处于一种较为幸福的关系之中。但是现代世界使得这种较为幸福的关系全面解体：一是劳动者和土地这种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关系的解体；二是劳动者对劳动工具所有关系的解体；三是劳动者和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的自然关系的解体；四是劳动者与自身劳动能力的关系的解体。可以说，现代世界使得个体曾经赖以存在的古代共同体根基被彻底清理，个体进而彻底成为被抛入世界的一种无根无基的存在。可以说，这是现代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显然，如果个体要获得自身存在的根基，无疑需要再次回归到共同体当中。只不过，这种共同体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古代共同体了，而是未来共同体。在那里，“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的——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也就是说，未来共同体的个体不再把外在的物视为财富的内容，而是以内在的才能、能力、天赋的绝对发挥为财富的对象。一方面，个体和自身的客观生存条件、自身的劳动能力重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个体通过共同体来行使对这些客观条件和劳动能力的所有权与占有权。以上论述表明，无论是从物象化到数字化、从私人所有到共同享有，还是从个体到共同体，事实上都是在所有制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变革的图景。在此本质性的维度上，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内在理路前行的。但是在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借以新型的外观表现出不同形态时，我们不是要将其拒之门外，而是要深入事情本身，这样才不至于迷失在新的路途中。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期待，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课题。（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人的存在方式研究”（18ZXC007）、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项目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

戳“阅读原文”，查看往期学术干货！精彩推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岩  排版编辑：刘岩

文章好看就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