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终特刊：争鸣
编者按：述往事，思来者。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七十年，祖国的文化事业异彩纷呈，学术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2019年，“争鸣”版与读者一路前行，共同享受着思想争鸣带来的愉悦。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本版两期与学界同仁一同回顾分享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关注的话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致敬学术，致敬真理，也期望诸位同仁一如既往地支持“争鸣”版，共同为读者呈现出更多的思想精华，共同感受思想跳跃的脉搏。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同时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界聚焦于此，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梳理七十年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亦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术界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对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王刚《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多维进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3期）从历史观进路、心理进路、地域进路以及文化进路等多个路径探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必然性；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启程与思想取向——〈马藏〉第一部第一至五卷论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3期》）介绍了1894—1903年间出版的与马克思相关的著作、译著类文献；朱可辛《新中国70年：“特色”与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回顾了70年来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聚焦马克思主义与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中的共同体问题。曲轩、林进平《马克思视野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共同体？》（《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阐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源于市民社会又超越市民社会，并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为联结；丁晔《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4期）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李建国、范宁宇《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及其共同体思想的伦理意蕴》（《江汉论坛》2019年第10期）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探讨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徐斌、巩永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表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探讨马克思的共同体的历史发展逻辑，即从本源形式的“自然共同体”到抽象形式的“虚幻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的演变序列；吴宏政、刘静涵《马克思论“真正的共同体”的所有制基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2期）论证了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与“联合体”的辩证统一，公有制是建立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所有制基础。
纪念《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一百六十周年。2019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一百六十周年，国内学者围绕这一文本提及的政治经济学的相关问题以及马克思这一文本的写作背景展开讨论。顾海良《政治经济学的大历史观》（《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4期）阐述了这一文本发表时的历史背景和文本形态；庄友刚《论社会革命的整体性——纪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160周年》（《学术研究》2019年第8期）围绕马克思提及的“社会革命”概念展开论述，表明社会革命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三个有机部分；杨洪源《生产总体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现代哲学》2019年第2期）着重阐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生产总体辩证法”，阐明其与唯物史观和经济问题诠释之间的关联；唐正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解释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核心在于探索批判对象即资本在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而对资本的超越与扬弃都是建立在自觉地掌握与运用这种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基础上的。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兴技术反思。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哲学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反思并指导当代科技现实的实践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当前新技术的应用紧密相关。李珂《从当代人工智能的发展看马克思的人机关系思想》（《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4期）指出，用马克思生产工具思想来审视，智能机器加剧了机器对人的劳动替代、开启了从生产自动化向智能自动化的转变、改变了“活劳动形式”范畴、冲击了伦理秩序；欧阳英《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看人工智能的意义》（《世界哲学》2019年第2期）认为，如果说马克思谈到的是劳动异化，那么针对人工智能所能谈到的就是智能异化；吴胜锋《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视域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批判》（《哲学动态》2019年第4期）指明了在意识形态理论视域中，马克思主义对人工智能技术反思提供的人文主义视角具有制度层面的反思；刘旭雯《人工智能视域下的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思考》（《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出发，表明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向着造就全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发展空间、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转变的方向迈进；高奇、陈明琨《大数据技术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7期）探讨了如何在大数据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一意识形态领域的艰巨任务。
（李建国、梅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2019年，文学研究者集中探讨审视与思考文学研究的成就与困境，由之而引发两大层面的讨论，一是宏观层面的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构建，二是具体层面的基础、手段与文学研究的互动。
反思文学研究得与失。文学研究者多立足于自1949年以来的学术历程，梳理和汇总70年来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当前存在的困境和挑战。70年来的文学研究成绩卓著，逐渐建立起完善的学术体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走出“空白期”或“滞缓期”，进入了最为活跃、最有成绩的时期。詹福瑞《回归文学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一文指出：“摒弃了单纯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回到真正的科学意义的研究，找到了研究的常态，这是最值得我们这一代人骄傲、庆幸并应该坚持的成果。”刘跃进《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则以11个文学学科的建设和整合情况为据，指出当前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正在逐渐完善。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当前的文学研究在现实价值判定、文化历史意义思索和人类自我探寻等方面考量不足，跟民众日用常行的精神世界脱节，出现了与现实社会生活疏离的态势。
构建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融合，其中学术是内涵，话语是表达，二者融为一体。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的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学者主要从重要性、构建历程以及可行路径等方面，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陈众议《百年外国文学研究评述》（《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5期）结合当代的外国文学研究现状呼吁道：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不仅有助于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同时也有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同心圆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进入“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不过，在大量引进西方范式的同时，本土的优秀传统和学术立场，也有所坚持和张扬。张富贵《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认为，在继国家集体话语的宏大叙事、社会个人话语的探索创新之后，应建构中国文学研究的“民族人类话语”。而这需要确立“民族人类话语”的世界性价值，加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审美性，力求克服民族人类话语和文学实践的疏离状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来自西方的文学概念无法涵盖古典文学实际的矛盾，故尤其需要构建本土的学术话语体系。对此，吴相洲《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困难与解脱之法》（《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认为，文学应该定义为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艺术言说”，也因此当以文学活动为中心展开文学研究，而传承前人文学言说经验，提高今人语文能力，以便更好享受文学生活，才是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文学研究质量，才能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研究进行真正对话。
文献、史料、科技助力文学研究。文学研究的推进，也离不开基础文献和科技手段。它们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向来是学界关注热点。70年来，文献、史料的规模化整理蔚为大观，其中以某朝、某地或某文体等命名的丛刊、集成、文库的出版以及相关的数据库建设，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种趋向：一是古代文学文献为整理而整理；二是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出现“知识化”倾向；三是现代科技手段对文学研究带来异化。其中，对于势头正猛的文献整理现状，廖可斌《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文学遗产》2019年第2期）提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整理文献是必要的，但要考虑是否值得和有必要整理；而对于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热”，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指出，学者在史料研究过程中，始终体现一种“知识”的眼光与意识，将“问题的探讨”降格为一种“知识的言说”，甚至是某种“常识的复述”，这无疑削弱了研究活动的学术含量。杜桂萍、黄发有等人则呼吁继续重视现代科技手段和史料整理及考证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杜桂萍《古典戏曲研究四十年：“让思想冲破牢笼”》（《文学遗产》2019年第2期）认为，古典文学研究中新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充分依靠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专业技术，这会促进学术研究人力资源整合，倒逼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开展；黄发有《史料多元化与当代文学研究的相互参证》（《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也表示，目前当代文学史料的保存、发掘与整理，不但十分迫切，而且对不同类型史料的旁推互证与综合运用，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过程中更是具有方法论意义。
（罗海燕，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9年，历史学界学者之间、学科之间热烈的焦点“对话”，展现了历史学繁荣的新时代内涵。
关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对于如何探寻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脉络，周雪光《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认为，必须努力超越正式制度和官方文本，搜寻有关非正式运作的历史资料。邓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和罗祎楠《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学理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认为，应继续重视对制度及其运行实践扭结而成的历史机制进行研究。虽然对是否需要超越官方制度本身的涵盖存有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历史社会学对探寻国家治理的中国意义十分重要。
学界还在积极探讨中国古代王朝治理的能力问题。赫治清《明清易代后的国家治理指导思想》和倪玉平《清前中期的大国治理能力刍议》（《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认为，清朝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与调整，极大地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于沛《世界历史视域下的清前中期大国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思考》（《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认为，清前中期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在封建制度的轨道上运行，“资本主义萌芽”也印上封建社会形态赋予的痕迹。但是学界一致认定明清易代没有也不可能中断中国的历史进程，清前中期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表现出中国社会发展一脉相承的历史特点。
边疆治理与丝绸之路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热点话题。万明《全球史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2期）认为，陆海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构建了一个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的国际体系，奠定了全球化在海上的诞生。陈支平《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模式的历史反思》（《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则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民间社会，面对西方商人与殖民主义者的东来，被迫衍生出的对应之道。明代中后期以后，官方作用日渐淡薄，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的基层文化传播途径，成为18世纪以后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主流渠道，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意义的重要体现。
聚焦近代中国的革命与现代性。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新思想、新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传播和演进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认识、世界观念的演变。黄兴涛《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认为，作为一种概念工具的“治外法权”，在清末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但五四运动及其后，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反帝的话语武器。王汎森《启蒙是连续的吗？》（《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从较长时段的视野分析了从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发展的历史主线，作者仍然认为，这大致是一个连续的格局，但也指出具体的思想议题在各自时段中有许多新的特色。
其次是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耿云志《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认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政治革命的新阶段。王续添《从“国家”到“地方”》（《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5期）却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的成效和局限并存，从五四运动到联省自治运动，实际是“五四”知识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在国家改造问题上的退而求其次和顺“势”而为。
重视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书写。关于西方文明和西方历史的书写模式，中国学界近期多有探讨。吕厚量《古典时代西西里文明边疆形象的二重性及其历史源流》（《古代文明》2019年第3期）指出，在不同的史家笔下，西西里边疆的形象具有正面和蛮荒的二重性，这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但有的学者着重探讨历史概念的共同性。徐松岩《古代“希腊”的起源与流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指出，作为文化、族群和地理意义上的“希腊”之内涵和范围大约至古风时代之初已基本成型，以希腊半岛为核心区域的“希腊”历史文化，也始终是真实存在的。
学界对罗马人的罗马国家身份认同问题颇有争议。蔡丽娟《罗马建城的历史书写与罗马人身份认同构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认为，关于罗慕路斯建城的传统叙述是塑造罗马国家形象和构建作为“罗马人”身份认同的渠道。刘小青《意大利人与罗马公民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认为，罗马共和国后期意大利人的罗马公民权问题反映了意大利人对罗马国家的认同感在不断强化。而范韦理克《古代帝国中枢与地方政治之互动》（《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指出，罗马帝国的行省、城市和依附于它的弱小王国的自治传统长期留存，这可能是罗马帝国生存和繁荣的有利条件。
（刘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19年，哲学主要聚焦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前沿科技的伦理挑战三大议题，以加强与世界的对话，并努力打破学科壁垒，构建哲学领域的中国话语。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与范式。近年来，随着方法反思的不断深入和创作经验的持续积累，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再度引起热议。李巍《合法性还是专业性：中国哲学作为“方式”》（《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提出，“中国哲学”是方式概念而非对象概念。化解中国哲学的身份焦虑，关键不在于合法性的证成，而是要满足现代学术对专业研究的要求。匡钊《“以西释中”何以成为问题——中国哲学史现代诠释的可接受标准判定》（《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指出，部分学者对“以西释中”的笼统排斥导致了晚近学界的理论迷乱和复古倾向，唯有以形式系统为规范，同时接受逻辑分析的检验，中国哲学才有可能成为具有可公度性的世界性知识。王正《比较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与方法底线——以中国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的比较为例》（《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认为，在将中国哲学与其他思想传统对观时，应当持守比较哲学的三条底线，即恰当理解基本文献、充分了解不同形态哲学的发展历史、全面掌握相关的研究现状。彭国翔《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再思考：温故与知新》（《哲学动态》2019年第9期）重申，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自始就是一种比较哲学，学者应当具备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国际视野三方面的自觉，并努力把方法论的反省落实为具体而坚实的研究成果。陈霞《从哲学史到哲学——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回顾、反思与重构》（《哲学动态》2019年第9期）指出，推动中国哲学的范式转型，须从哲学史转向哲学，从围绕经典转向围绕问题，加强论证，拓展视野，用新的话语阐释传统思想。陈少明《“做中国哲学”再思考》（《哲学动态》2019年第9期）主张，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导向中国哲学创作，可以呈现中国文化精神或经验为目标“做中国哲学”，该进路不以形上学为前提，接受方法的多样性，同时倡导想象力的培养和运用。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课题，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受到了哲学家的高度关注。该课题不仅涉及自由意志概念在哲学史上的意义流变，还涵括了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其对道德归责是否必要、道德责任要求何种形式的自由意志等一系列问题。江璐《道德行为归责的可能性——评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针对聂敏里的论文《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提出了两点商榷意见：第一，狄勒所谓的在古希腊哲学中缺席的“意志”，对应的是康德的自由抉择概念，而非意志概念。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实包含有与自由抉择相近的观念。第二，赖尔所批判的是心灵官能意义上的“意志”，康德则视意志为一种自律能力，并将之限制在道德领域，二者并不完全对立。吕超《人类自由作为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存在论结构——对康德自由概念的存在论解读》（《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在黄裕生的启发下提出，康德哲学中的三个自由概念，即“绝对自发性”“自由决断”和“自律”是人类存在论结构的三个本质环节，也代表着人类自由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逻辑顺序。苏德超《激进意志论的困难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兼与聂敏里、黄裕生二先生商榷》（《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对聂敏里、黄裕生所代表的激进意志论进行了批判，并指出对自由意志的设定不仅缺乏经验依据，易陷入神秘主义，还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和无穷后退的危险。在实际生活中，追责诉诸的不是意志，而是因果链条。
前沿科技引发哲学思考。新兴科技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哲学论争。论争主要集中三个话题：一是大数据。王天恩《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造世伦理》（《哲学分析》2019年第5期）认为，大数据的发展使人类从“适世伦理”走向了“造世伦理”，前者只涉及有限个体的行为归责，后者则关乎整个类群的存在基础。吴根友《“数据化儒家”何以可能——与徐英瑾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4期）一文指出，数据的记录、上传与分享塑造了人类全新的生存观念，而如何应对彻底的虚无主义，可能是当下最大的伦理难题。二是人工智能。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提出，面对新技术的巨大冲击，必须继承和发展传统的人文主义，才能积极、乐观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李恒威、王昊晟《心智的生命观及其对人工智能奇点论的批判》（《哲学研究》2019年第6期）为瓦解激进人工智能奇点论的立论前提，从生命本质的分析出发，提出了两个论证，即“心智不只是智能”以及“新陈代谢是不可计算实现的”。三是人类增强问题。李亚明、李建会《人的尊严与人类增强》（《哲学动态》2019年第6期）指出，人类尊严分为普遍尊严和获得性尊严，人类增强不会侵犯普遍尊严，但有可能通过破坏主体间性，威胁个体的获得性尊严。徐向东《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审视》（《哲学分析》2019年第5期）认为，在能够确保基因技术的应用受到明确伦理准则制约的前提下，我们不应对人类增强做全盘否定，但仍需采取一种谨慎的、道德上负责的态度。
（王硕，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