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把中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了怎样的独特制度优势？能转化为怎样的治理效能？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构成了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员张献生看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政党理论中国化的产物，也是对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政治制度探索的总结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创造。
回顾中国近代史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柴宝勇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实现民族解放与独立，最终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历经劫难后坚定而又慎重的最终抉择。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教授李小宁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俭看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基础，是新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制度源头。
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臧秀玲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利益代表上体现着“人民性”，在政党关系上体现着“合作性”，在决策功能上体现着“民主性”，由此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开创新的政党制度类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有机结合为人类政治文明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类型。柴宝勇认为，在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框架和现实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政治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通过政治协商的合作关系而建构政党关系格局，推动社会政治发展。
臧秀玲认为，与其他政党制度相比，“领导” “合作”“商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三个关键词，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实践之中。其中，“领导”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治作用；“合作”体现的是各个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关系；“商量”反映的是新型政党制度价值的实现方式。由此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广泛代表性和利益共同性、制度包容性和目标一致性、运行规范性和治理有效性。
从制度功能的角度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民主的真实性、治理的有效性、决策的科学性。柴宝勇说到，中国共产党在作出决策之前，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民主党派也充分发挥其建言献策、民主监督等政治功能，这样就能够凝聚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保证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和高效率。
在臧秀玲看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向世界各国阐明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价值体系和理念，为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启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和世界政党政治理论体系。
充分发挥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形成一整套卓有成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中国之治”奠定制度基石。
张献生分析认为，国家治理就是要依法对国家社会相关事务进行共管共治共享的状态。把国家管理定位在治理范畴之内意味着要花大力气进行资源聚合，以及要尽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机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现代治理机制，形成力量凝聚、政策优化、政治参与、增进共识、政治稳定的综合效应。国家治理的深入推进，不断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则以其独特优势和功能作用为国家治理提供合力和智力支持。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郭道久从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探讨了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治理效能。他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强大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功能，能够统合国家与社会形成合力。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能够逐步形成一种协同关系，政党是关键因素，是国家与社会背后的一体化向心力。未来这项基本政治制度还需要通过不断自我完善走向制度定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坚持与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提出新要求。臧秀玲表示，为了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必须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以完善协商民主机制为依托，激发和吸纳各方合作；必须以坚持法治精神为引导，巩固和维护依法治理格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不断发挥和增强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不断增强党的人民利益代表性；在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和谐政党关系；在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中，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宗悦 排版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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