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戏曲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化形式，就其外译而言，对译者的要求很高。尤其是在追求突破内容桎梏、以外语直接表演从而拉近与观众距离的新时代，译者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译者不仅需要精通汉语和外语，还必须熟悉中国传统戏曲的专业知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对具有重要艺术价值、蕴含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戏曲进行外译，成为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绝佳窗口。截至目前，已有不少译者对传统戏曲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译介，研究者也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多角度的研究。然而，现有的传统戏曲外译作品和研究还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其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对外传播。例如，翻译内容多囿于少数经典剧目，翻译成果多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用于演出的翻译成果较为匮乏，不同传播渠道下的翻译目的不够明确等。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翻译路径作出梳理，以期为新时代条件下传统戏曲的翻译提供新的思路。
中国传统戏曲剧种繁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戏曲有三百多种，传统剧目更是数以万计，浩如烟海。译介至国外的中国戏曲剧种剧目则屈指可数，此中大多数又为在国内知名度较高的经典剧目，如京剧《打渔杀家》《凤还巢》，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越剧《西厢记》，以及昆曲《牡丹亭》等。一方面，选择国内公认的经典剧目进行翻译起到了传播中华文化经典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选择却也在无形中造成了传统戏曲外译主题和内容的局限性。以昆曲为例，《牡丹亭》等以爱情为主题的明清传奇是长久以来昆曲外译的重头戏，这些作品的确也引发了海外市场对昆曲的关注。但是，正如朱玲所言，译介内容长期局限于明清传奇会导致国外市场误认为昆曲只讲千篇一律的浪漫故事，继而感觉乏味。密西根大学教授林萃青针对昆曲在美国的传播情况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剧目传统、重复、刻板以及范围狭窄是昆曲无法直接吸引广大美国观众的主要原因之一。林教授还指出，美国文艺界和观众更为关注艺术本身的表现，以及其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批判与对话。因此，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使追新求异的国外受众对中国传统戏曲保持持久的兴趣，就应当克服以往传统戏曲内容选择的局限，以调查为基础，选择更适合国外受众的主题与内容进行翻译。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消除过去以面向英美等西方市场为主的英译局限，选择能够引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情感共鸣的戏曲作品，并以相关国家的语言进行翻译和传播，不失为中国戏曲文化“走出去”新的有益尝试。纵观中国戏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戏曲大都源于文学作品。自先秦起，《诗经》中的“颂”，《楚辞》中的“九歌”，就是祭神时以歌舞相配的唱词。至唐代，文学艺术高度繁荣，给予戏曲丰富的营养，诗歌声律更是推动戏曲走向成熟。宋代“杂剧”和金代“院本”则为元杂剧打下基础，标志着中国戏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进入明清时期，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一时间名作如云，这些剧本日后也都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典籍。现有中国传统戏曲外译作品大多以文学作品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例如，为向世界说明中国，我国在1995年推出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系列，这是我国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外语版中国文化典籍，其中便包括了《西厢记》《长生殿》《关汉卿杂剧选》等优秀的传统戏曲典籍。正如《大中华文库》总序所言：“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系统、准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编辑出版，介绍给全世界，是几代中国人的愿望。”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主要目的是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文学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戏曲外译，应当以展现中华文化为第一要义。戏曲典籍包含的大量诗词、典故、文化负载词等富有文化内涵的内容，应当是译者翻译的重点。异化应当是文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戏曲翻译的主导翻译策略。如韦努蒂所述，异化翻译是一种“极为可取的……战略性的文化介入”，使目标语文化意识到外语文本中固有的语言文化异质性，“将读者送到国外”。在此基础上，合理采用增译、注释、脚注等翻译手段也有助于对中国戏曲典籍中文化内涵的展现。与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中的古希腊戏剧和古印度梵剧相比，中国传统戏曲虽然形成时间较晚，却是历经几度兴衰沉浮，至今仍然存在且保有生命力的唯一古老戏剧文化。这不仅得益于其源于文学典籍的文化底蕴，更离不开其独特的表演形式。中国传统戏曲表演集“唱、念、做、打”于一体，有说有唱，有文有武，在世界戏剧之林独树一帜。北京京剧院、江苏省昆剧院等国内知名剧团，多次将代表中国文化的戏曲艺术带出国门，足迹几乎遍布世界各地，所到之处都掀起了中国戏曲热潮和中国文化热潮。这些海外演出均以中国演员用中文演出，辅以外文舞台字幕的形式面向观众。在这种演出形式下，演员表演不受外文字幕的影响，舞台字幕主要用于帮助观众同步理解唱词和念白的含义。由于剧场环境的特殊性，尤其是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舞台字幕必须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避免使用生僻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因此，归化翻译更为可取，用透明、流畅的译文将异质性成分最小化，使观众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内较为轻松地理解表演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这种演出视角下简洁明了的归化翻译较为可取，但舞台字幕还必须与演员的舞台表演相对应。例如，演员表演一段韵律极佳的唱词，字幕也应当展现唱词的音韵美，而不是以平铺直叙的语言草率处理。由于演员仍以中文表演，这就给予舞台字幕在音韵处理上更大的空间，不必完全遵照中文格律，可以较为灵活地使用译入语内部更为自然的格律方式来展现唱词的音韵美。一些学者和艺术家对演出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戏曲翻译提出了更高的期盼和要求，希望中国戏曲能够直接用外语演出。夏威夷大学教授魏莉莎是这一追求的坚定实践者。她认为，在西方国家，戏曲必须以外语演出，而不是被当作异国风味。亲身体验戏曲的独特美学和表演特色，才是对中国传统戏曲真正的欣赏和尊重。从观众的角度来看，以观众母语进行的表演更容易与观众建立情感和心理潜意识的联系，从而引发更深的共鸣。当然，这对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外语直接表演，意味着译文除了要满足在剧场环境下达意的基本要求，还要力求符合原文唱词和念白的句式、结构、音乐板式、韵脚和节奏等中国传统戏曲特有的艺术特征，必须在风格、结构以及语言水平上与观众的所听所看保持一致，否则就会干扰观众。魏莉莎教授精通汉语和京剧艺术，曾经师从梅派传人沈小梅。在她的带领下，夏威夷大学的戏曲翻译项目已成为西方学界研究京剧的经典参照，也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借鉴之处。为达到直接用外文演出的标准，翻译过程不仅需要译者，还需要中国戏曲艺术家录制原文唱词和念白，以及唱腔指导老师在排练时商榷选择适合表演的译文，最后还要在登台演出后根据观众反应进行修改。如此这般才能成就可唱、可念、可演的戏曲翻译。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戏曲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化形式，就其外译而言，对译者的要求很高。尤其是在追求突破内容桎梏、以外语直接表演从而拉近与观众距离的新时代，译者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译者不仅需要精通汉语和外语，还必须熟悉中国传统戏曲的专业知识。在这种背景下，中外译者合作值得提倡。例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作翻译《长生殿》等经典戏曲作品，夏威夷大学戏剧与舞蹈系则一直致力于中文和英文母语译者合作开展可用于表演的京剧翻译。此外，中国传统戏曲专业人士的参与也必不可少。国内有大量剧团、剧院与开设戏曲专业的艺术类院校，可谓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机构与高水平译者更为密切的合作将成为今后中国传统戏曲外译的强有力引擎，联手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出自己的贡献。（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省文化科研课题一般项目“传播学视阈中的江苏地方戏曲英译研究”（19YB71）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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