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智库防疫链”的国际经验

智库在欧美国家的重大疫情防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面对潜在或已出现的疫情时，医学研究机构、公共卫生智库与大众媒体智库展开“科学研究—知识转化—方案形成”的协同服务，构筑起“智库防疫链”：医学研究机构位于防疫链的上游，专攻关于病毒特性和防疫技术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公共卫生智库在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社会系统分析，将生物医学知识转化为适用于公共卫生体系的政策知识；大众媒体智库则通过媒体机制整合疫情信息、医学发现、政策机制和群体诉求，加速政策方案的形成。智库服务重大疫情防控的国际经验对我国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科学知识的“制造厂”

在欧美各国的流行病防疫链条中，医学研究机构处于知识生产的上游，专攻关于病毒特性和防疫技术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成果为公共卫生智库和大众媒体智库的政策知识生产提供了源头活水，是防疫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各大流行病学研究机构迅速开启科研攻关。在加拿大等国家，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尚不突出，医院与医学研究机构已未雨绸缪开展研究。日前，由安大略省多家医院组成的研究团队向公共智库贺维研究院（C. D. Howe Institute）提交了一份关于在线医疗的论证报告，从医疗资源容量、交叉感染风险、患者隐私保护和医院收费制度等方面论证了在线医疗作为新型防疫路径的基础、优势及风险。通过贺维研究院的政策传播渠道，来自医学研究者的专业观点得以进入政策议程。

关于医学研究机构在防疫体系中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发现并不是制定防疫政策的唯一标准，还需要借助公共卫生专家的加工转化，以“政策知识”的形态进入决策者的视野。例如，科学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24日，此一发现是否意味着要对疑似患者采取长达24日的隔离，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决策部门需要结合本国或特定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经济运行状况和社会舆情做通盘考量，因地制宜地设定隔离时间及隔离形式，最终各国各地区防疫政策表现出差异性（如美国政策紧缩而日本政策宽松）。

政策知识的“加工厂”

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组织，公共卫生智库所产出的“政策知识”是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与公共卫生应用研究不断交互的产物。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智库多为顶尖研究机构，与医学实验室、社会智库和公共卫生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其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高校智库，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英国剑桥大学健康服务研究中心；二是专业型公共卫生智库，如日本医疗政策研究院；三是综合性智库中的公共卫生部门，如美国兰德公司和英国亚当斯密研究所中的卫生事业研究部。

公共卫生智库通过生产传播政策知识以服务国家疫情防控，其主要机制是开展委托研究、提供数据服务和发布论证报告。以日本医疗政策研究院为例，该研究院的人员构成中包含临床医护专家、医学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专家和政府官员，多样化的人员背景使智库得以广泛凝聚并整合生物医学知识与社会系统知识。研究院的工作重点是面向临床医护人员、医学研究人员、公共政策学者和政府部门组织圆桌论坛、讲座和工作坊，开展大规模公共健康问卷调查，通过媒体平台发声，从而为各领域专家提供观点激荡的平台，通过各方观点的整合产出能够在政策场域落地的对策建议。

除前述常规性工作外，公共卫生智库最具特色的工作机制是开展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的圆桌演习（tabletop exercise）。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为例，2019年10月18日，该智库旗下的健康安全中心联合世界经济论坛和盖茨基金会在纽约举行了一场大规模传染病的圆桌演习，邀请了15位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公共卫生机构、高校、医疗企业和交通旅游业的业界领袖参加。在三个半小时的圆桌演习中，15位背景、专长和诉求各异的参与者围绕主办方提前设计好的虚拟传染病疫情，共同探讨了一系列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疫情防控问题，涉及各国的医疗体系、社会保障、经济政策和政治体制因素。最终，参与者们商讨了如何通过全球公私部门合作开展疫情防治并尽可能减少人员和经济损失，并达成了7条政策共识。

在扩大知识政策的传播影响力方面，欧美公共卫生智库已形成一套主动出击的机制。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确认后，美国兰德公司第一时间在其网站贴出公告，推介该机构的三位公共卫生专家，并详细介绍了各位专家提供政策咨询的议题范围，鼓励媒体、政府和各界主动联系咨询。此后，上述专家密集接受了大量媒体采访，并有专家受邀参加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将智库声音带入国家政策议程。

政策方案的“催化器”

在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时，大众媒体智库在决策过程中往往扮演着更为突出的角色。传染病疫情的防控措施不同于常规性公共政策，因决策者时常被迫要在不同群体利益间做出取舍，因而是一种高利害的公共政策。在面临重大疫情考验时，理想的决策机制应当是及时、准确、果断和透明的，因此既依赖于超乎寻常的快速决策机制，又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还需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同时要保持较高的透明度。传染病防疫决策的特点为大众媒体提供了用武之地，一些关键性的电视节目、报纸和自媒体平台主动发挥智库职能，通过创造面向大众的交流平台，推动疫情信息、医学知识和社会舆情等信息流的交互整合，并实现专业意见和利益诉求的有效统整，加速政策方案的形成。

在欧美国家，常规公共政策制定需要经历“议程设定—方案形成—政策合法化”的过程，其中伴随着大量的调查研究、方案论证、公众咨询和议会辩论，往往耗时较长。而当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时，留给决策部门的反应时间十分有限，需要依靠特定的智库机制加速政策方案的形成。在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期间，一些传统媒体和主流自媒体平台承担起媒体智库职责，开展疫情防控专题访谈，邀请临床医护专家、医学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专家、社会舆情专家和政府官员进行会谈，迅速实现疫情信息、医学知识和社会舆情的交互整合，为防疫决策提供精练有效的信息。

媒体智库的另一项重要职能在于整合利益诉求、提升政策接受度。传染病防疫政策是一种高利害的公共政策，涉及不同群体利益的取舍，对于决策者而言，如何把握取舍的分寸并维护社会公义始终是一项难题，例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施疫区人员和物资的限制入境？对于确诊和疑似患者应采取何种程度的隔离措施？对特定区域启动特别管制应把握什么样的限度？以上既是政府的两难也是公民的两难，而大众媒体则提供了一个公开透明的议事平台。现身于媒体的专家及其观点往往既代表着专业意见，也反映了各群体利益诉求，不同群体代表在媒体上的充分发声有助于实现多元利益的有效整合，因而最终制定出台的政策较易为社会各界所接受。此外，由于多元利益代表得以通过媒体智库平台进入决策机制，因而在政策进入执行阶段后不会再以纯粹反对派的心态行事，而会较为积极地为其所参与制定的政策进行宣传、解读和辩护。

最后，大众媒体智库有助于推动决策过程透明化，稳定民心民意。因重大传染病疫情传播范围大、扩散速度快，极易引发社会民众的恐慌情绪。对于民众而言，大众媒体是其了解疫情信息的关键渠道，而媒体智库的重要作用在于将关于疫情的准确信息、传染病防治的科学知识和不同群体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摆上台面，为决策者、社会大众和舆论提供一个理性化的讨论空间。这种决策过程透明化的努力有助于扭转部分民众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形成社会同理心和共情感，增强换位思考的能力，最终发挥稳定民心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广东教育学会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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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黄琲   排版编辑：黄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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