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推进我国金融业双向开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扩大金融业的双向开放，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领域之一。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总体来看，新时代我国扩大金融业的双向开放，对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扩大金融业的双向开放，合理引导资金流入和流出，加大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提升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金融治理能力。首先，扩大金融业的双向开放有利于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金融业的双向开放会导致跨境资本的流入，通过竞争机制促使国内金融制度改革、改进金融监管能力、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并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其次，基于金融业双向开放而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入，有利于提升国内金融业的竞争力。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业务范围限制、QFII/R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的放开以及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必然会加剧国内金融业竞争，倒逼金融机构改革，进而提升我国金融市场效率和行业竞争力。最后，基于金融业的双向开放而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出，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经济合作的深入实施。倡议提出六年多来，互联互通机制，特别是“资金融通”架起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桥梁，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的双向开放提供了重大机遇。最后，扩大金融业的双向开放，有利于提高国际金融治理能力。近几年来，我国金融市场规模逐渐扩大，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也日趋完善，但与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国际金融治理能力仍有不少差距。从国内层面来看，亟须对日益增加的金融业规模和金融创新产品进行有效监管；从国际层面来看，我国在全球金融体系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非常有限。
在扩大金融业的双向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同时，也要重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好国家金融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一方面，金融业双向开放引起的跨境资本流入，可以通过汇率效应，即资本大量流入、对本币需求增加，加大本币升值压力并引发外汇市场压力风险。进一步，资本流入的突然中断将通过金融摩擦和“费雪效应”，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资本大量流入还可能恶化金融业竞争，导致金融机构过度借贷等冒险行为。此外，大量流入资本通过“资产价格效应”，推动资产价格上升，引发股市和房地产泡沫，也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另一方面，金融业双向开放引起的跨境资本流出，可能引起本国外汇储备下降，本币急剧贬值，并诱发货币危机。资本外流还会使国际收支恶化，产生通胀、偿债风险等诸多问题，扭曲一国金融结构、削弱宏观政策有效性，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资本外流引发的市场贬值可能使得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引发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P2P 等多领域的风险，并通过“蝴蝶效应”加剧整个金融体系脆弱性，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因此，新时代既要扩大金融业的双向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又要注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点应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根据我国不同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合理安排金融业的开放顺序和开放程度。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其冲击吸收能力越强，跨境资本流动引致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而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金融监管和信息披露的改进，政府政策透明度和执行力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溢价，减少金融开放导致的货币和期限错配的可能性。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银行等金融行业发展程度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股票、债券等金融行业仍有较大发展完善空间。由于前者具备较高的风险抗御能力和承载能力，可以优先进行开放并加大开放的力度；相反，还应对后者进行必要的保护，并采取逐步开放、稳步推进的方式，适当培育其风险吸纳能力。总之，根据不同金融业的发展水平，有序推动金融业的高水平双向开放，可以减少开放所带来的风险，避免引致金融动荡。
二是注重发挥金融科技在金融业双向开放中的作用。近年来，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金融业深度融合所构成的金融科技，为金融业的双向开放提供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在金融监管方面。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指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增强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因此，应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在金融科技治理体系、规则制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发挥金融科技在监管跨境资本流动、提升金融业务综合统计分析等方面的作用，稳健推进金融业的双向开放。
三是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确保国家金融安全。金融业的高水平双向开放必然对金融风险的管控提出新的要求。从监管的体制来看，要构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管理相结合的监管规则；从监管的区域来看，要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及跨行业、跨市场、跨部门的综合监管；从监管的层次来看，要大力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此外，金融业的双向开放必然会涉及国家之间的跨境资本流动，应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加强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减少金融风险的跨国传染性，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四是提升支撑金融业双向开放的“软环境”和“硬环境”。金融开放离不开“软环境”和“硬环境”的支持。“软环境”建设主要包括培养高层次金融人才队伍，建立与国际标准统一的会计准则、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评级以及税收制度等金融体系和外资法律体系，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及时修改。此外，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深化金融“放管服”改革和“一次办好”，不断提高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审批效率以及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硬环境”建设主要包括关键金融产业基础设施国产化、优化金融产业布局和规划以及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
总之，扩大金融业的双向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重要政策实践。在开放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金融业双向开放带来的跨境资本，使之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又要注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进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切实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金融市场发展、跨境资本流动与国家金融安全研究”（18CJL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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