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考古学取得丰硕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无论是机构完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交流，还是理论探索、方法创新、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70多年来，中国的考古学材料积累日渐丰富，学术成就世人共享；技术方法不断创新，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学科地位显著提升，社会影响全面增强。21世纪，中国考古学正在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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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积累日渐丰富 学术成就世人共享
新中国成立以来，积累了丰富的考古材料，形成了大量科学研究报告，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通过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已经实证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存在及其发展历程，掌握了中国人类起源、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的话语权。早于一万年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遍布全国各地。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三代考古以及史前考古专题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古国初现—王国林立—帝国一统的五千余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已经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尤其在史前考古框架和格局方面，成绩斐然，成效卓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考古学发展和进步的一个缩影。在空间方面，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东半部至少可区分为六七个大的文化区。在时间方面，每个文化区都发现了距今9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依照时间先后，可统一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查海时代（距今约9000—7000年）、仰韶时代（距今约7000—5000年）、龙山时代（距今约5000—4000年）。“查海”“仰韶”“龙山”三个时代的发现和命名，对于中国考古工作者来说，既是基于自身学科探索而获得的重要考古发现，又是运用自身学科方法而独立找到的比夏、商、周“三代”更早的“新三代”，更是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作出的有别于文献史学家的特殊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秦汉至宋元明清时期以城市、陵墓、手工业为核心的田野考古工作蓬勃发展，考古学者以田野考古发掘出土资料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弥补了史料记载的缺失或讹误。以西汉长安城、唐长安城、辽上京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为代表的都城考古，以秦始皇陵和汉唐帝陵为代表的帝陵考古、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墓葬研究，以瓷器、金银器为代表的手工业遗存研究，使中国古代帝国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逐渐清晰。以秦汉至宋元明清时期田野考古和研究为依托，建设了秦始皇陵、汉阳陵、汉魏洛阳故城、唐大明宫、上林湖越窑、永顺老司城、景德镇御窑厂、圆明园等一大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和展示形式，将文献历史以文物历史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真切感知物质文化史的强大魅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地区考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很多地区、众多时段的历史空白不断得到填补，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的考古发掘证实，中国的东北、西北、西南地区自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生活。这些地区的古代人类在不断与中原和其他地区的交往中逐渐发展、共同进步，谱写了中华民族和谐、繁荣的华丽篇章。同时，也正是通过边疆地区的考古，让我们了解到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向来积极开放、兼容并蓄，中国通过边疆地区走向世界，世界也因边疆地区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也是我国目前提倡“一带一路”的深刻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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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法不断完善 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逐步形成了以安特生开创的“田野考古发掘”为主要搜集手段、以梁思永“考古地层学”和苏秉琦“考古形态学”为基本分析方法、以夏鼐“考古学文化定名说”和苏秉琦“文化谱系论”及“文明道路论”为重要指导思想的中国考古学方法体系和理论体系。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成果、方法或材料被运用到考古学材料的阐释当中，不仅丰富了考古学的内涵，而且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学科立命与发展的基本线和安全线，是直接关系到学科性质的根本问题。考古学的研究材料主要是由人物、动物、植物、矿物、文物构成的“五物遗存”，研究任务主要是探索和揭示人类、文化、文明、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和变化规律。以此为出发点，中国考古学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已经发现并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一般方法和特色理论，而且深刻认识到学科方法理论与学科材料属性和研究任务之间的六种逻辑关系。
第一，遗存的物质性和文化性，决定了自然科学技术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考古学的可行性，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被不断借鉴到考古学中的必然性。
第二，遗存的埋藏性和有形性，决定了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是搜集考古材料的主要方法，决定了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对考古材料进行比对分析的基本方法。
第三，遗存的聚合性和创造遗存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划分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遗存进行分类与聚类研究的有效理论。考古学文化不仅是概念，更是如何对考古遗存进行研究的理论。依据考古遗存划分出来的考古学文化，不仅是一堆物品，也是一群人，更是由一群人创造的一段历史。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总路线是把考古学文化找出来、把考古学文化串起来、让考古学文化动起来、让考古学文化活起来。
第四，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性、时代性和创造考古学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或族群的历史变迁，决定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简称“文化谱系论”）是构建时空框架、划分文化系统、探讨演进格局的重要指导理论。
第五，“修国史”“写续篇”，阐释中国的人类、文化、文明、民族及国家历史演进过程的学科任务，决定了以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为代表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道路理论（简称“文明道路论”），成为探索各考古学文化系统所表述的人们共同体或族群何时进入国家阶段、如何发展演变的重要指导理论。简言之，“文化谱系论”和“文明道路论”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两大基本理论。
第六，考古学遗存和考古学文化蕴含了无限的自然信息和人文社会信息，是尘封的地下世界，是物化的地下社会。如何对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系统所表述的那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宗教、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复杂而多面的问题进行揭示和阐释，最终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学科任务和理想目的，决定了考古学需要进一步探索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
围绕考古学文化的一系列人文问题、社会问题，努力探讨和积极突破现有理论的束缚，始终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短板。如果说前五个方面的理论方法需要进一步总结和完善，那么第六个方面则完全需要创新。创新的过程可以借鉴国外的理论，但必须经过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检验，从而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考古学理论。换言之，中国的考古学理论必须能够解决中国的考古学问题，不能成为空洞的、虚幻的考古学教条。
总之，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是多元、多面、多层次的。不断发展中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不断发展中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析方法、不断发展中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不断发展中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论”和“文明道路论”，以及正在探索中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和社会解释复原理论，构成了多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方法体系和理论体系。同时，由于文化、文明、族群等皆因多元而多源，因此先寻找各元之源、各元之流，再探讨元元之交流、元元之融合、元元之替代的新理念和新思想，应是未来考古学探元研究及探源研究的总方针和主基调。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个方面的方法和理论，目前在认识程度、理解程度和把握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有的成熟一些，有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深化和创新。无论如何，彼此之间不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取舍，而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而深化。它们之间既不是取舍关系、替代关系，也不是新旧关系、高低关系，而是功能有别、互为基础的多面一体结构，共同构成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体系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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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地位显著提升 社会影响全面增强
以研究内容为视角，历史学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两部分。以研究材料之不同，历史学又可分为文献史学和文物史学两大类。考古学自身积累和形成的材料、方法、理论、成果及作用，证明了狭义历史学研究所凭借的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代表的文字资料是有限的，考古学研究所凭借的以考古遗存和考古文献为代表的实物资料是无限的。作为以物质遗存（文物）为主要研究资料的考古学，主要任务是探索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和没有文字记载的地区的历史。同时，也通过寻找和发现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和地区的实物资料参与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研究。由于材料和视角既包括对中国史的考古学探讨又包括对世界史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学也像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文献史学兄弟一样，逐步形成了与其相应的中国考古和世界考古两个不同的研究范畴，在丰富和完善广义历史学学科体系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以显赫身份融入中国历史学大家族和世界考古学大家族之中。
就中国历史而言，在夏、商、周三代及其之前的历史研究方面，考古学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在秦汉及其以后的历史研究方面，考古学也拥有重要的发言权，从而形成了史前至夏商周时期的历史研究以考古学（文物史学）为主、秦汉至宋元明清时期的历史研究以历史学（文献史学）为主的中国史学新格局。此外，边疆地区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研究，更多依靠的是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资料，而不是神话传说和文献资料，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内涵。
就外国考古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前，仅有少数中国学者凭借所能看到的少量外国考古文献资料，开展局部或某些理论方面的外国考古学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考古已经发展成为可以多方位或多点位地走出国门直接开展田野考古发掘，以获得的第一手实物材料参与外国考古学的研究，并在相关问题和重要技术方法上提出了中国学者的见识、作出了中国学者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有大量的国外考古先进技术和方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也有相当多的中国考古学者走上了国际舞台。今天，中国考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同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就社会影响力和学科作用而言，考古学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和人民的事业。一方面，全民对考古学的关注度有了明显提高，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错觉。另一方面，考古学作为人民的事业，得到了更好的重视，“公众考古”或“公共考古”已然出现并逐步发展、完善。无论专业人士还是社会公众都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研究的遗存是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学术研究所凭借的材料，而且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保护好、研究好、运用好、传承好埋藏在地下的人类文化遗产和财富，是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全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其中考古学家应该是文物保护的先锋。尤其重要的是，中国考古学已经让学术界和广大公众越来越认识到：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望远镜；在有了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显微镜；考古学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它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或民族部分地恢复其历史记忆。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吉林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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