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编纂的通与断
传统史书编纂以纪传体正史为主体，纪传体正史编修自《史记》《汉书》以来分为通史、断代两途。后世学者比较《史记》《汉书》，论司马迁、班固优劣，或主通史，或持断代。主通史者，优《史记》而崇司马迁；持断代者，宗《汉书》而褒班固。两派各持一端，争论不断。
通史与断代史争端不断
在这其中，最为典型者为唐代史家刘知幾与南宋史家郑樵。刘知幾主张断代为史，推崇《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迩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六家》）在《史通》一书中，每论及《史记》《汉书》，处处流露出“甲班乙马”的倾向。郑樵倡导通史，他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通志·总序》）“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
郑樵主张以“会通”的意识撰写通史，反对断代为史，说：“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故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郑樵文集》卷三《上宰相书》）不仅如此，他还批评班固《汉书》割断历史之前后联系，“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者，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通志·总序》）元、明、清学人又围绕刘知幾、郑樵之论，各呈己见，仁智难一，归根结底都是围绕通史与断代史的争论。
通史与断代史并非对立
历史纷繁复杂，史书编纂不可能是一种体例与模式，即使纪传体史书撰写也不应固守单一范式，通史与断代不可偏废。
民国时期，张舜徽撰《史通平议》，评刘知幾论《汉书》，曰：“知幾斯语，但就《汉书》中纪、传言之耳！若夫十志所叙，贯通古今，何尝专明一代！后之断代为书者，述及典章制度，靡不溯厥来源，穷搜远绍。良以因革损益，非综述不能明。以此见断代为书之穷，而通史之体，究不可废。”
当代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慧眼博识，撰《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他直接求问班固，探寻其撰书宗旨，由《汉书·叙传》所记班固自己的话，揭明《汉书》的通史精神。班固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综括汉代历史，且又不局限于汉代，牢笼天地，博及古今，并不像刘知幾所说的“究西都之首末……包举一代”。刘家和先生按照班固的话，精读《汉书》，考察班固如何以“罗万象，贯古今”的气势撰著西汉一代之史，深入开掘《汉书》“八表”“十志”所蕴涵的通史精神。班固撰《汉书》，是如何把通史精神贯彻其中的呢？班氏本人并没有说明，我们无法得到当事人的“口供”，只能根据事物之理“定谳”了。
刘家和先生借用了郭象的一句话，直击班固心灵。《庄子·天运第十四》记老子与子贡论三皇五帝之治不同。郭象注曰：“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刘家和先生将这句话解释为“通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班固撰著《汉书》，正是本乎“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把时代精神与通史精神结合起来，使《汉书》成为“中国历史和史学的连续性传统”中的重要链环。从形式上看，《汉书》是一部断代史，从其内容和精神上看，又是整个中国通史中前后连接、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符合《汉书》的实际，也是班固撰史的初心期许。
《汉书》之微言大义经刘家和先生这样的表发，又启发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通史与断代史并非对立物，都是记述历史的形式，只是时间断限不同，其精神是一致的。通史“通古今之变”，断代史“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目的都在于“通变”。通史将古今贯通，观察历史变化；断代史专就某时代，考察其变化及前后沿承关系。“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变通久”是通史与断代史编纂的共同追求。
无论是刘知幾还是郑樵都昧于斯理，并未真正体悟到司马迁、班固撰著史书的初心，过分注重编纂形式，亦可曰为“史法”，而忽视了《史记》《汉书》所蕴涵的精神，所以才各持一端，凭借己意“编织”断代史、通史“套路”，迷惑、网彀学人。后世学人往往受他们的影响，依通史、断代站边列队，将通史与断代史对立起来。刘家和先生读《汉书》，首先看看班固怎么说，再去看看刘知幾怎么说，外人后人说终究不如本人说。他由班固本人说得见其著述之初心，进而窥得《汉书》之精神，既破除了刘知幾设下的“圈套”，又破除了郑樵对《汉书》的猜度。其实郑樵也有冤屈，他读《汉书》，不读班固而读刘知幾，上了《史通》的“当”。自刘家和先生鸿文出世，刘知幾布下的千年迷雾，一朝被扫落干净。
从“通变”出发撰写史书
既然我们明白了通史与断代史的关系及其“通变”的道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历史是有灵魂、有精神的，正是精神与灵魂赋予了历史生命。因此，我们说历史是活的，不是死的。无论写通史还是撰断代史，通变求理是历史不竭的活力源泉。古代史家如此，当今史家也应如此。
第二，通史“通古今之变”，须依朝代递兴或将历史分成不同时期，逐代逐段梳理考察，然后再会通起来，归纳、总结古今变化及兴衰成败之理，求得历史发展中的某些规律。通史编纂离不开断代史研究，因为通史的体系与内容框架都是在融贯断代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没有断代史在资料、内容与学术等方面的积累，就很难编写出高水平的通史。通史是断代史的集成、总结与升华。
第三，断代史撰写，求一代之变，须秉持通史精神与时代精神。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揭示时代精神主要依靠对这一时代的历史特征的总结，然而就某一时代的历史总结，须作前后比较，才能有较准确的把握。这就要求史家在写断代史时，必须有宏观的视野，具备通史的训练与素养，能够做到由博通而专约，厚积薄发。其撰写的断代史，才能真正达到“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
第四，思想、学术、文化、制度、名物等为历史学基本内涵，这些内容多具沿承性而通贯古今。思想意识的进步引导制度、名物等方面的变化。如秦汉至明清，各代均依据天象规划宫城，由于古人对天象的认识不断进步，宫城布置各代均有变化。如果只看到宫城的变化，而看不到宫城背后制度和思想意识的进步与完善，就很难通古今之变，也无法把握某一朝代的变化。
这就告诉我们，不管是治通史，还是做断代史研究，思想、学术、制度等方面的基础应当具备，这样才有可能达到“穷变通久”的境界。所谓“考古不考三代以下”“书不读汉以后”，只能是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我曾经常听到一些学者论清朝皇帝“御门听政”沿承明代，殊不知“听政于路寝”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制度了。冯友兰强调治清学须通汉学，其实汉学、唐代之学、宋学都必须通，才能弄明白清学，这就又回到郭象那句注言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通史与断代史是“通变”的两种不同的历史编纂形式，通史会通古今而求变，断代史承古会今而求变。编纂通史或断代史，二者要相互观照，而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应根据“通变”的要求，把握二者的主次轻重，循道各有张弛，方能编纂出成功的史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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