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写作”的未来展望

从人类与机器的演化关系来看，“文学写作”可区分为“前人工智能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写作的最大特征是“机器写作”的兴起。由于“强人工智能”（Strong AI，以下简称“强AI”）与“弱人工智能”（Weak AI，以下简称“弱AI”）之间的理论分歧，“机器写作”可能会使文学写作发展出“人机协作”和“超级智能体”两种不同的演化路径。随着“机器写作”的高速迭代和全面渗透，文学写作的各种特性都将发生变化，我们需对此进行前瞻性思考和探讨。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所谓人工智能强与弱的说法，可追溯到阿兰·图灵。早在1950年，图灵通过著名的“模仿游戏”提出“机器能否思维”这一疑问，并对此持肯定态度。而他所发明的图灵机作为现代电子计算机的雏形，从理论上几乎可以模仿一切复杂系统，其中也包括生命和自然智能。因此，人脑也可被视为计算机，或者说，计算机可实现人脑的一切功能，如情感、意识、精神等高级认知活动。这是强AI的核心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人工智能科学家乐观地预言，十年之内可能就会出现具有“通用智能”的机器，它甚至可以自如阅读莎士比亚戏剧这类复杂的文学作品。但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故事生产机”TALE-SPIN只能自动生成极为简单的故事模式。在反对者如休伯特·德雷夫斯看来，计算机的形式化系统先天存在“智能的上限”，它很难模仿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到了20世纪80年代，约翰·塞尔通过“中文屋”这一思想实验对以图灵为代表的“强AI”进行了反驳，并引发广泛争议。在他看来，机器只是机械地按照程序规则来处理符号信息，不可能像人类一样通过语言交流表现出对经验世界的意向性。按照反对派的观点，尽管机器可以制造文学的形式，但不可能理解文学的内容。这种主张计算机只能有限地模拟人脑部分非高级功能的观点可称之为“弱AI”。不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强AI与弱AI之间的分歧已不再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根植于理念层面。近年来，人工智能联结主义通过优化神经网络算法已突破“经典人工智能”（符号主义）所存在的技术屏障，并使“机器写作”在实用型文体（如新闻）中表现出强大的应用潜力。与此同时，机器深度学习也开始涉足虚构型文体。2019年，机器诗人“小薇”成为中国首个通过图灵测试的“机器诗人”，并入选中央电视台《机智过人》节目。尽管机器在“文学写作”这一领域还存在诸多缺陷，但“数字化诗人”的出现已彻底刷新了文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原有的认知。当技术的瓶颈不断被打破，弱AI与强AI的边界似乎开始变得模糊。但从本质上看，二者的理念却有天然的鸿沟，由此就决定了“机器写作”可能会朝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演化。弱AI本质上是一种工具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而强AI实质上是一种非工具主义和“超人类中心主义”。二者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所制造的机器必须依靠和服务人类，而后者所创造的机器则是一种可独立于人类的“类智能体”。依照弱AI的主张，“机器写作”显然不可能替代或威胁到人类作家，它至多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写作工具。不管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机器依然是以人类为中心。依照强AI的主张，“机器智能”发展到特定阶段就能够独立完成诸如文学艺术之类的创造性活动。机器将具有类似于人类的“自我意识”，它可能会创造出另一套不同于人类的文学表意体系。假如“机器”真正能够跨越从“生产文学符号”到“创作文学经典”这一道门槛，那么，整个人类文学的形态无疑将被彻底改写。鉴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我们可以展望，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写作可能会朝向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演化——以弱AI为背景的“人机协作”和以强AI为背景的“超级智能体”。探索“人机协作”模式从弱AI的视角来看，机器写作的发展趋势不是机器智能代替自然智能，而是发展“人机协作”模式。就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而言，“人机协作”模式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机器辅助文学创作。2016年，由日本开发的AI系统创作了小说《电脑写小说的那一天》，并参加了“星新一微型小说文学奖”，引发热议。同年，纽约大学与一位导演合作开发了一款能写剧本的AI系统，并创作出一部名为《太阳之春》的剧本。不过，这类作品的基本内容、人物设定和故事框架等素材是事先由设计者所决定的，而人工智能所做的只是对文学素材进行加工和重组。因此，这类文学“制品”实际上是人类与机器合作的产物，而不能视为机器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第二，机器辅助文学评选。2018年，《小说界》刊登了陈楸帆与人工智能系统合作的作品《出神状态》。该智能系统通过深度学习来模仿陈楸帆的写作风格。2019年，陈楸帆与AI合作的小说集《人生算法》同样采取了类似的智能算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出神状态》参与了由AI“谷臻小简”评选的小说排行榜，榜单在《思南文学选刊》2019年1月号上公布。该AI榜单囊括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二十本文学杂志（如《收获》《青年文学》《青年作家》等），涉及2018年刊发的771部短篇小说，并按照情节曲线、人物情绪纠结度等指标从中遴选出60篇“佳作”。不可否认，机器算法有助于避免主观臆断，但单纯依靠AI评选文学作品存在一个漏洞，即基于算法的判断标准是否公正？比如，AI评选系统是否会倾向于人类与AI合作的作品呢？由此来看，更合理的方法或许是综合自然智能和机器智能，将读者、评论家的判断与AI算法有机结合起来。因此，AI文学评选不可能纯粹以“无情”的算法来决定作品优劣，而必须“容忍”人类的主观判断。随着算法的不断迭代，机器写作在未来或许能够接近甚至超越人类的创作水准。大多数创造性较弱的普通文学类体裁（如娱乐主题的影视剧本、通俗类的网络小说等）很可能会依靠机器智能来批量生产，这无疑会使一部分写手失业。但按照弱AI的思想框架，机器写作始终是为人类服务的创作工具。因此，再高级的写作机器都不可能取代人类的文学世界，而只是为其锦上添花。然而，弱AI却面临强AI的直接挑战，二者的分歧在于机器能否在未来独立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从文学的视角来看，假如机器人真的能够感知、领悟和创作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那么从意识层面来说它显然就不能再被视为毫无感情、只会制造文学符号的“机器”。由此来看，弱AI所持守的工具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有可能被强AI颠覆，继而会把机器写作引向另外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构筑良性“文学生态链”从强AI的视角来看，机器写作的演化趋势是发展出一类独立于人类文学世界的“新物种”。这一“物种”既非人类作家的创作工具，也未必始终以人类所构建的文学观念为中心。因此，它自觉或不自觉都会走向“人机协作”的反面。要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写作机器人必然要获得独立与合法的主体地位。在2014年，湛庐文化和微软合作开发的人工智能诗人“小冰”出版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被誉为人类文学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沈向洋在前言中声称，“小冰”是“IQ与EQ的综合体”，其诗集是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作品，它的“写作”是一种类似于人类的创造性行为，并具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这种观点承认AI是具有合法地位且可以生成创造性行为的主体，正是强AI的典型观点。按照这种思路，当前的“写作机器人”将从“数字化存在”升级为“具身存在”。批评家反对机器写作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数字机器”缺乏基于真实世界的生命体验和主体意识，无法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所以它不可能像人类作家一样创造文学经典。然而，一旦这种“具身性”使机器人可以穿越现实世界与数字虚拟世界，那么人类与机器的界限也将变得模糊。“具身机器人”实际上就是强AI所力图达成的目标：一个具有丰富情感和自我意识的“类智能体”。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一切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这一说法对于弱AI机器人成立，但对于强AI机器人就不再成立，因为后者超越了工具主义，不再是从属于人类身体的媒介，而是独立于人类的“觉醒”主体。可以想见，这种“类智能体”不仅能表现出与人类一样的非理性情绪（如喜怒哀乐），而且还能通过具有想象力的文学符号来表达自身的情感。如此一来，机器人与人类的“文学世界”就真正实现了跨越“物种”的“精神契合”。然而，这种乐观主义会遭到“奇点假说”的挑战。早在1965年，英裔数学家古德就提出“智能爆炸”的说法，而自20世纪末以来流行的“奇点假说”则是对该说法的进一步拓展。“奇点假说”的基本逻辑是：随着计算机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加速，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未来50—100年），涌现出超越人类的“类智能体”很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而一旦出现这种“类智能体”，它将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获得自我进化，从而进一步发展出足以取代人类的“超级智能体”。这一假说是强AI理念的极端形式。面对这种技术悖论，作家需考虑的显然不应是自己是否会因人工智能而“失业”，而是当面对具有情感和自我意识的“类智能体”之时，整个人类文明的前途将何去何从的问题。综合强AI视角与弱AI视角来看，“机器写作”演化的实质是人机关系的革命性转变，同时它也是人类社会智能化转型在文学领域的一个缩影。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降临，“机器写作”无疑将在文学界引发新一轮的“认知革命”。机器诗人或机器作家的出现将会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写作的意义。然而，“机器写作”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并不意味着人类主体的退场与缺位，恰恰相反，机器智能越强大，反而越突显出人类这一智慧生物所蕴涵的“创造力”。因此，在可预见的智能社会，“机器写作”既无法完全替代人类的文学创作，也无法让人类在机器面前“俯首称臣”，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弱AI所倡导的“人机协作”。而未来的“机器写作”很可能重塑文学生成、传播和接受的形态和边界，在人与机器之间构筑一种良性循环、互补共生的“文学生态链”。（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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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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