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与赣鄱文化的互动融合
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地域文化的扩散与融合史。在不断的“和合共融”中，地域文化既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共性。通过对河洛文化与赣鄱文化的比较研究，也许能较细腻地观察与捕捉到这种“文化融合”的全过程。对此，记者采访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龚国光。
文化融合始于商周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谈谈河洛文化与赣鄱文化的早期接触及其影响。
龚国光：早在商代，中原河洛文化与赣鄱土著文化便已通过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交流而有频繁的接触。学者认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引领赣鄱地区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
先秦时期，鄱阳湖平原的稻作文化、青铜文化及陶瓷文化，显示出江西先民在与河洛文明初始接触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力。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围绕鄱阳湖平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疆域争夺。频繁的战争，使赣鄱地域中断了与中原文明的联系，转而接受吴越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
秦朝的统一，尤其是汉代豫章郡的设立，使赣鄱文化的形成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载体。在这个较完备的地域载体中，较早与河洛文化展开互动的方面便是佛教。河洛地区是中国引进与扩散佛教的起始之地。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洛阳建立中国第一所寺庙白马寺之后近一个世纪，安息（今伊朗）高僧安世高于东汉灵帝建宁时期南下赣鄱，在庐山与豫章（今江西南昌）传道，佛教南传由此迈出了第一步。
北民南移奠定赣鄱文化发展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河洛文化与赣鄱文化互动，主要是通过北民南移实现的。北民南移对赣鄱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龚国光：早在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临近鄱阳湖区域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便已有了稻作农业的发展形式。
到夏、商、周时期，鄱阳湖地区已经是农耕文明开发区，居民聚落较多， 原始种植业已越过萌芽阶段，制陶和铜开采冶铸业也达到很高水平。但是，春秋战国以后鄱阳湖地区的农耕文明“沉寂”数百年之久，直到北民南移，鄱阳湖流域的这种“潜意识”才被激活。
真正意义的北民南移源于西晋的“永嘉之乱”。至唐代，北民南移已形成规模，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民多以家族为单位向南大规模迁徙，使赣鄱地区人口迅速增长，为唐宋时期赣鄱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到了宋代，北民南移更达到了一个高潮，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客家民系”得以形成。
北民南移不仅为江西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而且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例如，江西一带正是在此时普遍开始了修筑陂塘、改造滩涂等农事活动，并兴建了不少圩田。茶、橘、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与开发也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自中唐以后，江西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农业生产技术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宋代江西耕地的开发已遍及全省，且渗透到偏远山区。北方种植的小麦此时也已在江西广泛种植。稻作注重深耕且产品丰富，并出现了带有总结性的理论书籍。曾安止的《禾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水稻品种专志著作，为证明北宋时期江西稻作农业的兴盛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材料。同时，先进农具得以广泛使用并进入科学总结的阶段。至南宋，曾安止的侄孙曾之谨撰写《农器谱》三卷，后又作《农器续谱》二卷，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农事用具的各个方面。此时，客家农耕文明已走向成熟，开始发挥其巨大潜能和作用。
理学互动影响后世哲学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宋代河洛文化与赣鄱文化互动中的新突破体现在哪里？
龚国光：在宋代，河洛文化与赣鄱文化在理学上的互动影响极其深刻，二者在互动互融中不断有新的突破与创建。
清代宋荦在《重建濂溪书院记》中说：“宋儒用理学相倡导，各有师承，而书院乃立……周子尝官分宁簿，继理南安，既又任虔州，改令南昌，迁南康守，是西江实周子过化存神地，而虔州又兴国令程公始命二子从游，以开伊洛之先者也。”
周敦颐，宋明理学创始人，一生为官江西。程珦与周敦颐厚谊，把“二子”——程颢和程颐托付给周敦颐，直接影响到“理学“与“心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冯友兰曾说，进入北宋到11世纪下半叶，更新的儒家分成两个不同的学派，分别以周敦颐的两个学生程颢、程颐为创始人，他们被称为“二程”。这真是一种历史的可喜巧合。弟弟程颐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由朱熹集大成，史称“程朱理学”。哥哥程颢创立了另一个学派，由陆象山和王守仁完成，史称“陆王心学”。
由周敦颐的“濂学”而派生开创出的“洛学”，是中国理学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派。“二程”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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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河洛文化与赣鄱文化的互动融合——访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龚国光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责任编辑：刘岩 排版编辑：刘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