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之际，世界已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体，以国际条约体系规范各国的行为，以政治和外交的手段解决彼此的分歧，是国际社会付出重大代价以后得出的共识。而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如德、意、日，昧于世界大势，穷兵黩武，以求不逞。以故意制造的借口，发动侵华战争，霸占中国东北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是日本昭显于世的侵略事实。国际联盟应中国方面之吁请，派出李顿调查团处理此事。1932年9月4日，代表团完成报告书，签署于中国北平。报告书确认：第一，“九一八事变”之责任，完全在于日本，而不在中国；第二，伪满洲国政权非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第三，东三省为中国领土之一。日本为此恼羞成怒，退出国联，自绝于国际社会。《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是“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汇编了有关李顿调查团组建、调查过程、结论、各方反应和影响的中、英、美、日等国的相关资料，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和中国抗战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何看待李顿调查团来东亚调查的历史影响？可有三个维度的观照。其一，在中国发现历史。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提出的这一范式，相比“冲击—反应”模式从外部冲击观察中国历史的旧范式，自有其意义。但如果把中国近代历史看成仅仅是西方列强冲击之结果，在理论、方法和事实上，均为重大缺陷。从中国内部看，探寻历史演进的机制和规律，是柯文范式的意义所在。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国联调查团来华前后，中国社会内部对此作出了剧烈的反应。东北各界深受亡国之痛，电函尤多。基层民众虽文化程度不高，民族国家大义却毫不含糊。东北某兵工厂机器匠张光明致信代表团称：“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我不是满洲国人，我不拥护这国的伪组织”。高超尘说：“不少日子以前，满洲国家即已成立了，但那完全是日本人的主使，强迫我辽地居民承认，街上的行人日人随便问‘您是哪国人’，你如说是满洲人便罢。如说是中国人，便行暴打以至死。”辽宁城西北大橡村国民小学校致函称：“逐出日本军，打到（倒）满洲国，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民。”经济地位和文化较高者，则向代表团分析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深远危害。中国国民党青年团哈尔滨市支部分析说：“查日本军阀向有一贯之对外积极侵略政策，吾人细玩以前田中义一之满蒙大陆政策，及最近本庄繁等上日本天皇之奏折，可以看出其对外一贯之积极侵略政策，即第一步占领满蒙，第二步并吞中国，第三步征服世界是也……以今日之日本蕞尔岛国，世界各国尚且畏之如虎，而况并有三省之后版图增大数倍，恐不数年后，即将向世界各国进攻，有孰敢撄其锋镝乎……勿徒视为亚洲人之事，无关痛痒，失国联之威信，而贻噬脐之后悔也。”不惟东北民众，民族危亡激起了全中国人的爱国心。清华大学自治会1932年4月12日用英文致函代表团指出：日本的侵略，不仅危害了中国，也对世界和平形成严重威胁，中国青年人愿意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国联也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一是日本从中国撤军；二是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三是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四是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五是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其二，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以中国为本位，探讨中国历史的内生力量，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经济全球化以来，中国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仅仅依靠中国方面的资料，不利于我们以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历史和“九一八”的历史。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自莫能外。比如，除了前述中国各界给国联的呈文外，最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发现，其档案详细记录了调查团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谈话，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人士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记录，调查团在东北的实地调查、询问日军高层的记录，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陈情书，日本官方和东北伪组织人员、汉奸的表态，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等。特别是张学良等人反复向代表团说明的“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军高层力避冲突的态度，王以哲、荣臻在“九一八”当晚与张学良的联系，北大营遭受日军进攻以后东北军的反应等情况，对于厘清“九一八事变”真相，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我们的初步努力发现，国联调查团成立前后，中方向国联提交了篇幅巨大的论证东北主权属于中国的系统性说帖，顾维钧、孟治、徐道邻等还用英文、德文进行著述。日方相应地提交了由日本旅美“学者”起草的说帖，主攻点是中国的抗日运动、东北在张氏父子治下的惨淡、东北的“匪患”，避而不谈柳条沟事件的蓄意性，漏洞百出、逻辑混乱。而欧美学者则向国联提供了第三方意见，如the Verdict of the League: China and Japan in Manchuria，哈佛法学院教授曼利·哈德森（Manley O. Hudson）著；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The Manchuria Arena: an Australi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卡特拉克（F. M. Cutlack） 著；The Tinder Box of Asia，乔治·索科尔斯基（George E. Sokolsky）著；The World’s Danger Zone，舍伍德·艾迪（Sherwood Eddy）著，等等，为国联理解中国东北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另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集的蒋介石日记等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高层的态度和举措。可以说，世界各地抗日档案和各种资料，不仅补充了中国方面的抗日资料，也弥补了“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的不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全面性、客观性的要求，自然地延伸诱导出“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的新命题。把“中国的”和“世界的”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广、入微地揭示抗日战争史的内涵。其三，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亚主战场。离开中国历史谈世界历史注定是不周全的。只有充分发掘中国历史的世界意义，世界史才能获得真正的全球史意义。李顿调查团的相关资料表明，“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续发展，具有深刻的世界史含义。今天看来，李顿调查团的组建，是国际社会运用国际规约积极调解大国冲突、维护当时既存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一次尝试。英国作为列强中在华条约利益最丰的国家，积极投入国联的建立。张伯伦、麦克米伦等知名政治家均极愿加入代表团，甚至与外交部官员暗通款曲，询问排名情况。李顿在中、日间多地奔波，主导调查和报告书的起草，正是这一背景的反映。苏联在国联未能采取强力措施制止日本侵略后，默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后甚至通过对日条约加以承认，其对日本的忍让和妥协，延续到它对日本宣战，但日本关东军主力在苏联牵制下不敢贸然南下，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态。美国作为国联非成员国，积极介入调查团，说明了美国对远东局势的关切，其态度和不承认日本用武力改变当时中国领土主权现状的“史汀生主义”是一致的。日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乃一致延续到珍珠港事变发生。在日美最终谈判中，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仍然是美方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九一八事变”，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是改变日本和美国国运的大事。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却始终得不到中国和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可，乃不断扩大侵略，不仅影响了对苏备战，也使得其在“重庆政权之所以不投降，是因为有英美支持”的判断下，不断南进，最终自取灭亡。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战后70年讲话中承认：“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满洲事变以及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逐渐变成国际社会经过巨大灾难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前进的方向有错误，而走上了战争的道路。其结果，70年前，日本战败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退出国联，成为日本近代史的转折点。亚马逊的蝴蝶振动翅膀，可能在西太平洋引发一场风暴。发生在沈阳一个小地方的“九一八事变”，成为今天国际秩序的肇因。其故焉在？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的“普遍交往”逐步发展起来，“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的历史与世界历史共构而存续。（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在范式转换之间发现抗战历史”负责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