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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写尽了老上海风情,她却说自己不是21世纪的张爱玲

社长 Kindle杂志公社 2019-11-11

 

海,对于许多文艺创作者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加之民国时期的一段段传奇,不少创作者都以此作为自己写作的来源。


郭敬明的《小时代》,写着新上海人的浮华生活,可他本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川娃子。


导演柳云龙,几次以上海作为电视剧故事的背景,他本身却是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山东大汉。



在这些有着“上海情结”的创作者中,王安忆无疑是佼佼者。


她的作品《长恨歌》把旧上海的风情写得活灵活现,根据原著改编的电视剧,更是得到了不少苛刻的上海观众的认可。要知道,上海人对于描写上海作品的挑剔程度可不是一般地高。


然而把旧上海写得如此活色生香的王安忆,却根本不是个上海人。


她爱上海

又不属于上海


上海人的骄傲是刻在骨子里的,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才是真上海人,剩下的一律可以以“乡下宁”三个字而蔽之。王安忆,就是上海人口中的“乡下宁”。



她祖籍福建,生在南京的军区大院里,1岁时随着父母移居上海,住在静安寺淮海路附近。


淮海路这条街道,从几十年前就是上海市最时髦的地标街区之一。但是长于淮海路的王安忆,观察到的却显然要比匆匆而过的路人要更多也更深。



她说淮海路像是把城市割裂为两段,一边是繁华时尚的商场,说不尽的时髦男女,另一边则是普通住户柴米油盐。


她和小姐妹在里面生活,就好像是在繁华之中的真空地带一样,身处物质之中,却不留恋物质,“着实地练出了一点抵抗力”。


但是上海的美好与繁华,却在王安忆与小姐妹手拉手上学逛街的时候,深深地刻在她的脑海里。这种美好,是她最初爱上上海的原因。


她离开上海

又回到上海


在上海度过了少年岁月的王安忆,16岁初中毕业后到安徽省蚌埠市农村插队。


很难想象,一个住在中国最繁华城市的中心点,见证过各种浮华事物的女孩子,是如何在没有亲人、远离朋友的农村待下去的。她会不会因为格格不入的“上海人姿态”,而被别人欺负?



对于知青岁月,王安忆谈得很少,即使说也是轻描淡写从不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并不甘于面朝黄土地在农村度过一生。


两年后,18岁的王安忆曲线救国,考入徐州文工团,成为一名大提琴手,并且开始尝试写作。



从报纸上的小散文开始写起,王安忆的一篇一篇豆腐块文章,最终摞成了她返回上海的路。


阔别上海8年后,26岁的王安忆担任上海《儿童时代》杂志编辑,并开始发表自己的短篇小说。


美国算什么?

心中最爱还是上海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是以短篇小说见长的当代女作家。母女二人同为作家,一时间成为上海文坛的佳话。


1983年,王安忆与母亲一起,以作家的身份受邀前往美国参加会议。



那一年,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美国是大洋彼岸的神秘国家,只知道它繁华强大,却不知道美国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王安忆在美国第一次见到汉堡,但她却对这“洋玩意儿”毫不感冒。



在日记里,王安忆形容汉堡不过是两片热面包夹炸牛肉,装在精巧的盒子里,盒子好玩汉堡难吃。


她还第一次见到美国的牛仔裤,在王安忆看来牛仔裤白得发毛旧得厉害,不好看又很贵。


至于美国的知名影星玛丽莲梦露则是,又嗲又胖,看起来没有脑子似的。




所以她笔下的女主角王琦瑶,会螺蛳壳里做道场似的变出卤牛肉和黄泥螺,与朋友吃上一餐;会拎着一只饭盒袅袅地走在弄堂里,身上穿得永远是合体的旗袍。


王琦瑶年轻时也有几分天真,但绝不傻,也不爱发嗲,自有对世界的一番看法与做人准则。


她写上海

却说上海已不适合写作


自美国返华后的第13年,也就是1996年,王安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写下了《长恨歌》这部长篇小说,也是她个人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



这部书里,王安忆用大篇幅的抒情去描写她对上海的爱,对弄堂的爱,对石库门的爱。


她写上海的鸽子、写上海的麻雀,看起来拖拖沓沓,可老上海一眼就明白,这是真正观察过、居住过弄堂的人,才能描绘出的生活体验。


可是《长恨歌》后,王安忆的作品似乎陷入了怪圈。


虽然她不承认《长恨歌》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但读者却说她写上海轻车熟路,随便一个剪影便是属于老上海的味道,写其他地方,却总像是隔山打牛,差了那么一点。



对于自己的问题,王安忆是知道的。


她说作为海派小说家,她一直在尝试着摆脱普通话的句式,用方言的艺术进行写作。但是这种做法很难,也很不容易被除了吴语区以外的读者所接受。


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安全又闲适。但是王安忆认为,这样的上海已经不适合写作,也不会再有传奇诞生,因为艺术需要一个杂乱的环境。她本人也在这样安逸的城市范围中,变得渐渐慵懒。


写作《长恨歌》只用了不到一年,而《天香》花了22个月。严格遵从白天写作,晚上休息的作息表,又身兼多种社会职务的王安忆,写作的速度越来越慢。

 

王安忆一直尝试改变自己“张爱玲接班人”的形象,她写新加坡、写云南、写上山下乡的知青。但反响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或是文字磕磕绊绊,刻意摆脱自我痕迹;或是顶着陌生城市的名字,仍旧写着好似上海的故事。


2018年王安忆的最新作品《考工记》出版,熟悉的她又回来了。上海市井风情,以及消失在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她最拿手,刻画得也惟妙惟肖,果然评价要高于此前的作品。



正如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生不逢时命运多舛,却一辈子都在和自己较劲,要活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来。现实中的王安忆,又何尝不是在和自己较劲,要给外界展示一个“我和你们想得不一样”的王安忆。


比瑶瑶幸运的是,王安忆学会了与自己和解,既然跳脱不出对上海的爱,那么就专注于描绘上海。


弄堂里的故事,繁华背后的普通人,终归是需要一个人记录的。


她就是那个拨开魔都繁华外衣,记录下芸芸众生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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