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价值维度与路径重构
摘要 人类社会进入“后疫情”时代，政治、技术、文化领域的宏观变迁深刻嵌入国际社会的信息传播机理之中，促动着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革新。因而，在新形势下拓展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新内涵、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从国家身份建构的话语调适、话语应对模式的重建、全球信息价值观的重塑三个方面提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价值维度转向，并从理念路径、技术路径、文化路径等方面描摹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实践重构图景，以期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后疫情时代，为提升我国的话语软实力提供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 后疫情；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价值；路径
一、引言
新冠疫情对世界格局、技术权力、传播秩序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已在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得到预言，作为“黑天鹅事件”的新冠疫情将成为全球“剧变的契机”。[1]在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格局的重大转型，“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使得人口、资源、信息壁垒不断累积，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国家主义愈加盛行，为全球合作抗疫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隔离常态使得全球物质资源流动受限，非物质信息资源流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传播系统运转的失序状态和全球信息治理的缺位呼唤着世界传播新秩序的重建。
后疫情时代，我国面临着信息疫情（infodemic）盛行、西方的信息“武器化”趋势愈加凸显等更加复杂多元的国际舆论环境，我国要应对的不仅是一场疫情战，也是一场外交战、信息战、舆论战。[2]话语体系建设是国际传播的一条生命线，是国家对外表达的思想与知识体系的基础，后疫情的新形势呼唤着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新理念与新实践。因而，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亟需理清其理论维度的价值转向，并实现疫情危机应对及善后过程中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实践路径重构，为顺应后疫情时代新的国际传播格局、积极把握传播主动权奠定基础。
二、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价值维度转向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全球权力分配继续向东转移，因为东亚在控制局势方面比欧洲和美国做得更好。[3]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向东转移的趋势下，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迎来了重大机遇，同时，全球信息系统的失序运作和西方话语霸权借助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的进一步蔓延，又为其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对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进行内涵解读与价值阐释显得尤为必要。
（一）从“对话性”到“共在性”：新世界主义理念下国家身份建构的话语调适
基于中外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差异，[4]以往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强调国家间的“对话性”交往，主张全球社会不同行为体之间应倡导构建一种“竞争合作”的对话观念与策略，[5]以实现跨文化对话与价值融通。[6]后疫情时代，“东升西降”世界格局变迁进程加速，加剧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焦虑。随着全球抗疫的推进，国际舆论场中针对中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论调甚嚣尘上，指摘由疫情加速的全球权力转移将导致更大程度上的国际政治冲突和全球公共治理缺失，而中国崛起对全球协作抗疫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则被遮蔽。在此背景下，以往国际传播话语强调的“对话性”框架已难以发挥其解释力，而基于新世界主义理念的“共在性”应成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新支点。作为具有国际担当的大国主体，我国国家身份建构的传播话语亦当进行适时调整，既要在世界话语与中国话语中寻求平衡状态，又要传播指引全球治理的国家主张。
新世界主义并非强调中国主导，而是集合并超越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和西方现代“世界主义”内涵与使命的全球治理理念，[7]通过广泛的参与来建构大众性、多元性和普遍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给予公平和正义更多的关注。[8]在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重构的背景下，作为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新世界主义为全球协作的实践作出了理论回应，为“共在性”的话语构建提供了基本视角和理论遵循。
从新世界主义理念出发，面向全球抗疫的当前乃至未来，“共在性”的国家身份话语建构具备多重意涵，应包括“主体共在性”“命运共在性”和“行动共在性”三个理论层面。具体而言，“主体共在性”意在强调将抗疫中的东西方二元对立话语转化为基于主体性的身份共在话语，即“我们”与“他者”的共同在场，[9]建构国家主体共同的“抗疫者”身份，以寻求对话层面之上的理解空间，是实现国家身份建构的逻辑起点；“命运共在性”话语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以建构国家“责任者”身份作为目标，引导全球未来道路的人道主义思索与践行，是国家身份建构的实施路径；“行动共在性”则指向国际社会中行动方向的一致性，建构国家的“协作者”“参与者”身份，维护多边主义原则下全球治理行动的团结合作，是国家身份建构的最终目标。从“对话性”到“共在性”的话语视角转换建立在后疫情时代对我国国家身份定位、我国与世界关系重构的反思之上，是实现话语体系建设内涵转向的基础。
（二）从“应急化”到“常态化”：“泛政治化”国际舆论场中话语应对模式的重建
“后疫情”并非意味着疫情及其广泛影响走向消弭，而是走向一种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常态。伴随着疫情蔓延与治理的同时进展，国际舆论中针对中国的“泛政治化”（pan-politicalization）话语倾向逐步蔓延，即将疫情带来的经济、生态、社会等问题均上升至政治层面，且由官方扩散至政府、民间组织、大众媒体的多元话语建构主体，国际舆论场中的“中国问责论”对以往“中国威胁论”进行升级，加剧了疫情的政治化取向，这对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应对体系的启动与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
十八大以来，我国外交特征由“韬光养晦”转为“奋发有为”，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外交更加突出战略主动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越来越敢于申明立场，从防守反击走向主动发声。[10]相应地，疫情常态化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应对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往的回应式、应急化的话语应对模式亟需向主动式、战略化、常态化转变。当前，我国国际传播话语的主动应对体系建设已有积极探索，从话语应对机制、内容、平台渠道等层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危机情境下的话语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话语应对机制方面，各地政府形成常态化的新闻发布制度，截至2020年12月27日，国家层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共举办193场，通报疫情数据，回应国内、国际社会关切；内容方面，话语设置体系建设已有了较大进展，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0年6月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央视新闻新媒体开启24小时不间断直播《共同战“疫”》，开设《主播谈疫情》系列评论短视频等等，对西方媒体的“舆论围剿”进行“反制”[11]；渠道层面，业已形成互动性、立体化的话语应对实施系统，如北京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在实践中打造了北京防控政策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北京疫情防控群众工作的指挥平台、北京抗击疫情助力助势的作战平台、北京精准防控国际国内舆论的引导平台、新闻发布时代实践的发展平台等五个平台，[12]通力合作，协同应对国内外疫情舆论。
后疫情时代，“泛政治化”国际舆论将成为常态，话语应对模式的转变体现了“打有准备之仗”的话语理念的建构与运用，对主动应对国际舆论、应对疫情的政治影响常态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后疫情的未来，从传播过程各环节促进话语应对模式的转变将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和题中之义。
（三）引导传播信用的回归：“信息疫情”情境下全球信息价值观的重塑
后疫情时代，全球物质系统与信息系统之间的互构性愈加凸显，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使得“信息疫情”愈演愈烈，即与疫情有关的不实信息泛滥，向全球公众即刻、广泛传播，对疫情的正确防控造成重大妨碍，撕裂全球抗疫共识，并进一步地助推疫情在全球蔓延。[13]“当人类社会面临巨大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广泛深入的不确定状况时，讨论就必然转向价值观”[14]，在信息治理呈现出主体性缺失、信息传播秩序发生紊乱的情境之下，正向、公平、健康的信息价值观在全球的建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什么是信息的真正价值？”“什么是对疫情防控有价值的信息？”等信息价值观的问题是关涉传播行为的本质问题，因而需重新被提出、被讨论、被关注，并呼吁达成全球共识，才能为降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信息传播风险、重建全球传播新秩序奠定基础。
疫情期间，以VOA、美联社、Twitter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主动制造“信息疫情”，在妨碍公众对疫情正确认知的同时，亦借此发起对中国的舆论战。美联社关于中国“隐瞒疫情真实数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捏造中国“重新开放野生动物买卖市场”、法国《费加罗报》散播“新冠病毒与武汉病毒所有关联”等虚假信息层出不穷，使得国家主流媒体的传播信用不断透支，妨害了政府、媒体和受众在后疫情中形成健康的信息价值观。传播信用体系的崩塌瓦解，将导致国家主体之间、媒体与受众主体之间、官方与民间主体之间信息流动的紊乱，在物质资源流动受限的情境下，使全球抗疫面临更大的困境。
在此背景下，放眼世界格局，引导积极的信息价值观构建方向、呼唤负责任的国家传播主体的回归，成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然之举。具体而言，后疫情背景下，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应包含对全球信息价值观两个方面的重塑，以此引导全球传播信用的重建。一方面，引导信息的科学价值观重塑。针对西方疫情信息传播的“反智主义”倾向，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应呼唤知识价值的理性回归，重提信息的科学传播面向，通过呈现清晰严密、成体系化的话语逻辑依据，还原信息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价值。另外，针对西方媒体通过滥用“专业主义”标签发起的舆论战，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应积极促进权威知识话语的下沉，呼吁世界范围内对科学理性的普遍尊重与受众信息素养的提升。另一方面，引导信息的伦理价值观重塑。“信息疫情”伴随着西方发起的“中国问责论”，实质上是其“只想问题、不想出路”的话语责任转移后果，这使得信息传播的伦理在场实属必要。对此，我国国际传播需将重塑全球信息传播的伦理规约观念与承责观念纳入话语体系建设之中，呼吁全球传播信用的累积而非内耗，引导落实“信息疫情”防控的国家责任而非扩大疫情隐忧，构建休戚与共、协同抗疫的全球信息伦理的价值认同。
三、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情感突围与理念路径重构
“人类祸福相依，寰球同此凉热”已成为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状态的真实写照。后疫情的新情境下，“讲好中国故事”更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传播。相比于以往重视的知识传播维度，情感传播具有话语认同力、影响力和行动力建构的独特功能，“情感互通”成为了价值理念传播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新维度与新支点。
（一）从“中国经验”到“中国体验”：话语设置中的认同力建构
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即所谓“中国经验”，以及伴随这一过程发生的中国人民在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或精神世界的嬗变，即“中国体验”[15]。以往的国际传播话语设置多为重视行动层面“中国经验”的话语表达，运用宏大、发展的国家视角和自上而下的话语传播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而从思想意识出发、自下而上的微观多元视角则相对缺乏。
亚当·斯密早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类的天然情感——“同情”是建立起道德体系的基础，是社会价值观连结与建构的起点。疫情对人类的身心感受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因而，话语认同的建构应从受众共同的生命体验、精神世界出发寻求突围，运用“观点故事化、故事细节化、细节情感化”的叙事策略激发情感共鸣，[16]实现从“中国经验”到“中国体验”的话语设置方式的转变，从而为达成价值认同奠定基础。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提出“要主动回应国际关切，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17]。运用“中国体验”的话语设置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应关注社会体验感的呈现与桥接，以微观心理状态、精神风貌为切入，使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在疫情中的成长，展示积极性、发展性、负责任的大国主体形象。疫情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播出多语种版本纪录片《同心战“疫”》，传播范围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微观个体命运叙事来表现宏观的国家意志，以协同式的话语互动图景和情感性、人性化、细节化的叙事视角实现了“群像记录”的全景式描摹。具体而言，“中国体验”的话语设置方式应以官方、社会组织、社会个体等多元身份为话语主体，通过互动式、场景式的传播方式，达成统一价值体系下的话语丰富性与层次性，通过深入“小人物的小梦想”[18]、基层故事和日常生活来描摹社会整体性变化与国家精神，形成全领域、宽频度的叙事链条，使“中国故事”立体可感、入脑入心，达到同屏共情、同屏共振的传播效果和价值认同。
（二）从“解构文本”到“建构网络”：话语控制中的影响力突围
长久以来，西方世界创设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的影响在疫情中表现更为凸显，在世界格局变迁背景之下，西方话语霸权不断扩张，甚至演化为“新东方主义”，借由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对东方世界进行政治、舆论和文化的话语控制。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指出：“‘东方主义’并非欧洲人对东方的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一个人为地创造出的实体。其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19]例如，“新东方主义”的话语创设者将中国的隔离政策解读为“东方专制主义”，将疫情爆发的原因归结为“非自由主义制度”的终结等等……通过编织一套“零和”逻辑的话语叙事文本系统，以达到对中国进行话语控制的目的。
从实践来看，以往针对性、精准性地解构、回击西方反逻辑、反科学、反事实的话语文本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后疫情时代，“泛政治化”趋势使得被动、单向解构西方话语不再适应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的需求。因而，应建构立体化的对外话语体系的“意义之网”，从以往“解构单向度话语文本”的思路转换为“建构立体话语网络”的理论与实践，实现由“他塑”向“我塑”的话语主动性转变，实现话语影响力的突围。
具体而言，立体话语网络的建构应从时间、空间两个层面入手，分别以理念建构和机制建构为行动方案，二者协同合作、互为动力。时间层面的理念建构应以宏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和中国信仰作为话语理论支持，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的传统天下观、义利观、和谐观，并钩织出其历史渊源与延续脉络，坚持国家立场之上的包容性与共赢性，以兼具人文关怀和道德理性的话语内核解构西方绝对主义、自利主义、狭隘主义导向下的舆论体系；空间层面的机制建构则应建立以政府机构、学术机构、传媒机构为节点的多元话语网络，应增强新闻发布会、外交官员人格化传播等传播方式的话语引导力，大力提升我国学术期刊、出版物与本土学者在国际社会的话语影响力，并深度提升我国大众媒体、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对外话语协同能力及其与国际的话语接合能力，以期通过立体化话语网络的铺设，实现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影响力的突围。
四、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智能运维与技术路径重构
后疫情时代的信息市场需求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动能，使数字智能技术向着更加“以人为本”的方向的发展。在技术远程化、社交化、权力化发展趋势之下，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渠道运维需紧抓智能化转型机遇，提升数据能力、认知能力、安全能力建设。
（一）技术自动化、远程化的传播链条重构与数据能力提升
疫情带来地理空间、人际距离、情感联系的“隔离”状态，同时也使得数字世界对日常生活的嵌入程度快速加深，网络空间的进一步开放使数字化趋势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无接触”市场需求的延伸促进了自动化技术在新闻信息产制、传播与接收链条中的应用，为抗疫信息系统的高效运转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与动力。与此同时，技术革新使得“远程化”成为后疫情时代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如2020年6月，ZOOM公司市值飙升至700亿美元，超过当时任何一家美国航空公司，[20]技术远程化趋势重构着信息生产与日常生活，信息的“超时空”传播不断改变着全球信息生态。
后疫情时代技术的自动化、远程化趋势为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数据话语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数据话语权”是第四次信息革命中话语权的特殊存在方式，是指特定主体通过对某个领域数据或更大范围数据集的积累、收集、控制、处理、发布、解读、传播等行为，以及通过提供不断延伸的相关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而获得的现实传播优势和深层影响能力。[21]疫情信息传播需求促使我国在数据构成、数据流通链条、数据研判等方面加大投入，通过GPS、人脸识别、算法、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发掘全球疫情发展规律和抗疫效果评估，在疫情数据地图、感染者轨迹追踪、生命活动信息采集等方面均有着突破性的进展。
“信息资源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掌握了数据就掌握了世界，掌握了数据就掌握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源头。”[22]数据能力升级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更为稳健的技术保障，并为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面临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变局，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应广泛吸纳、积极应用“数字丝绸之路”的科技成果，将科技力量注入国家层面的数据话语权提升之中，紧抓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发展红利，为全球数字化抗疫作出新的贡献。
（二）技术视频化、社交化的传播形式重构与认知能力提升
疫情带来的人际、空间隔离使得还原化、形象化、动态化的传播内容需求愈加成为主流，视频化、社交化技术的发展使远距离的“见屏如面”成为现实，“未来影像”作为新兴的智能化技术、传播形态和产业载体，[23]对生产生活的重构作用愈加凸显。在5G、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下，兼具社交功能的短视频媒介在国家话语传播中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对国际传播形式的变迁发挥着重构性的作用。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已建成一网、一端、一集群国际传播矩阵，在海内外脸书、INS、推特等17个平台开设了CGTN主账号，多语种账号海外粉丝达到2.5亿，其中，CGTN海外英语主账号活跃粉丝有1.5亿，[24]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声音在海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国际传播的视频化转向在疫情后继续拓展，2020年9月，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司副司长闫成胜出席“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力建设峰会”时指出，“全面参与全球在线视频市场建设”应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举措。[25]
疫情中，我国短视频媒体通过精准投放、算法推送，促成社交媒体的转发、留言等互动引流行为，以饱和、密集传播的传播方式集合西方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提升其对中国及中国抗疫行动的话语认知能力。4月30日，新华社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则名为《病毒往事》（Once upon a Virus）的短视频，将中美两国分别形象化为兵马俑和自由女神的乐高模型，通过对比表现出中国疫情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一以贯之和美国的话语敌对、逻辑矛盾，引发了海内外受众的强烈反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制作的四集系列短视频《中国抗疫人物故事》，以中、英、阿、西、俄五种语言版本向包括140多个国家380多个政党及相关智库、媒体、社会组织、知名人士等推送，以碎片化、即时化、轻量化、仪式化、场景化的社交短视频为宏大的国家话语传播带来微视角、小切口和新维度。社交短视频媒介的传播形态使国内外受众在互动中不断生成文本意义，使其叙事序列更为丰富，并实现了不同身份主体话语意义生产的协作式传播。除却主流媒体重视运用社交短视频进行话语建构，普通个体通过Vlog（video blog）等短视频形式广泛参与到疫情信息的真实记录、分享之中，通过细节化、生活化、生动化的传播形式提升了“中国故事”的延伸感和纵深感。如在中国工作的普通美国人瑞恩通过Vlog发布《瑞恩的平安日志》，展示和分享了疫情期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提升了国外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对中国话语的认知度、认同度。后疫情时代，新媒体对传播形式的重构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模式、叙事艺术、情感表达的创新创造了更大空间，从而为提升国外受众的认知能力提供了新的路径。
（三）技术权力化、政治化的传播逻辑重构与安全能力提升
后疫情时代，未来产业发展将更依赖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新基建”[26]，技术广泛嵌入日常生产与生活，使得深度的“数字赋权”成为可能。在带来更多政治参与可能性的同时，后疫情的技术权力化导致国内外非理性政治、民粹主义进一步崛起，为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监管带来严峻的挑战。除此以外，疫情还伴随着全球“数字技术政治化”趋势，即将数字技术与大国战略竞争、制度及价值观差异挂钩，是技术优势垄断者阻碍后发者的一种策略，[27]如美国对我国华为5G技术、Tik Tok海外布局的介入与封锁，实质上是在国际技术权力竞争中对中国进行打压、规制的行为，互联网经济的“脱钩”更为深刻地与政治“脱钩”联系在一起。作为足以对主体行为进行引导和实施操纵的算法，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裹挟着资本甚至政治动机的权力实施工具。[28]
权力化、政治化的技术环境变迁深刻影响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安全维度，主要体现在宏观的国家政治层面和微观的社会生活层面。一方面，国家层面的话语权力的争夺意味着信息权力空间的争夺，后疫情时代，大国博弈、政治冲突使全球信息风险进一步扩大升级，我国对内、对外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技术监控、数据泄露等软硬件安全风险，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安全防范机制亟需加强。未来，不断净化网络舆论环境，完善技术法律法规将成为技术治理常态，“以技术之盾御技术之矛”应得到践行，通过提升信息来源追踪、风险信息监测与预警、数字安全防御等版块的技术运用能力，巩固好国际传播中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安全能力建设。
另一方面，疫情加剧了数字追踪、信息监控等技术权力化行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智能手机、人脸识别技术在助力抗疫的同时，个人隐私及数据轨迹的暴露也导致全球信息风险的加大。“监视资本主义”时代，算法基础上的权力运作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因而，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亦应关注到社会生活层面的安全防范机制，在社交媒体为主的网络平台建立话语分析、审核、监测、治理的完善机制，防止境外政治势力以私人生活空间为入口实施话语策反。
五、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人文关照与文化路径重构
在后疫情世界国家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力量凸显的现实空间状态下，彰显文化平等、生命尊严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29]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后疫情时代，生命价值、心理健康、权力公平等议题将成为世界各国持续关注的焦点。未来，全球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样包含“人文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构建的内在意涵，这为提升我国和平文化、健康文化理念在国际上的传播声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语境下，我国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建设应更加具备人文关照，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倡导全球话语的互动与连结，承担构建世界人文共识的大国责任。
（一）人文共同体：维护全球“空间正义”与和平文化共建
“空间正义”是指“存在于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公民空间权益方面的社会公平和公正，它包括对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交换、消费的正义”[30]。疫情爆发使得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端愈加凸显，风险应对能力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逐渐加大，全球空间资源的非正义利用问题集中性、规模性地暴露出来。而“一个正义的空间必须是开放的，必须是植根于积极的、多样的、公共的协商之中，寻求通过差异而建立团结的、生产性的道路”[31]，后疫情时代，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空间正义与和平文化的构建将是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理想目标，它蕴涵着空间正义问题的破解之道，内在地要求规制全球空间生产中的资本逻辑，破除全球空间政治中的霸权介入，改变全球空间不均衡的地理发展。[32]
当下，新技术的发展使现实与虚拟空间的边界趋于消弭，达成了空间意义的融通与空间文化的相互构建。基于此，“人文共同体”要求在未来实现现实与网络双重意义上的空间正义与和平文化共建。现实空间意义上，对在疫情中遭受重创、危机应对能力较弱的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施话语支援，呼唤其重建文化主体性，最终促进全球社会心态的修复；网络空间意义上，针对资本主义对全球的话语殖民，应利用网络媒介促进话语资源空间分配的平等化、推进跨国的和平文化产制与合作，通过话语协作分担空间正义的国家责任。如疫情期间，由多国音乐家跨国合作的抗疫歌曲《我想和世界说》以融合多元国家身份的方式，鼓励世界人民的自我和解与相互理解，促进了和平文化在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流动。
（二）生命共同体：促进全球健康文化传播与信息资源共享
新冠疫情作为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其突发性、危险性、瞬时性在造成生命危机的同时，也对全球健康文化的传播提出了挑战。从始至终，中国秉承着“生命优先论”取得的抗疫成就在世界赢得了广泛声誉，并不遗余力推进与国际社会的健康信息资源共享，促进了中国健康文化理念在全球的传播。所谓全球伦理，是一种以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以人类基本道德生活，特别是以有关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道德问题为基本主题的整合性伦理理念。[33]
后疫情时代的来临促进了人类对生命健康的文化反思，我国将承担更多凝聚全球公共健康共识、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责任。在此背景下，“生命共同体”已成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维度，其美学关怀需要扎根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将每一个人的生命体验、生存观照、生活定向纳入其中，[34]彰显“珍爱生命、休戚与共、合作共赢”的人文关怀。未来，将“生命共同体”的话语理念注入我国的国际传播体系之中，促进中国的生命健康理念和行动方式在全球的传播，将成为构建广泛国际认同的重要方面。经典健康传播模式“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Belief-Practice，KAP 或 KABP）强调健康认知、态度与行为的递进与统一，中国语境下，“身心合一”的文化认知、“生命至上”的文化态度为我国有力的抗疫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关照下，我国已展开了积极的话语构建行动，3月21日，在致电法国总统马克龙时，习近平强调全球抗疫需要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提法是当代社会全球公共健康伦理的价值观支撑，[35]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开辟了新的拓展空间。未来，应在“仁爱”“向善”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引领下，促进健康文化传播及其信息资源共享的话语构建，在健康传播知识、理念及环境等方面展开话语传播实践，使我国在全球公共健康领域保持话语领先地位。
六、结语
在政治风险与机遇并存、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加速融合、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共在的后疫情时代，世界利益多元化趋势更加凸显，政治、技术、文化领域的宏观变迁深刻嵌入国际社会的信息传播机理之中，促动着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革新。本文从价值维度和路径重构两个方面为实现后疫情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内涵、话语理念、话语设置、话语实践的适应性转变提出建议，为找准话语定位的“中国坐标”、审视与反思以往的话语优势与劣势、把握话语传播契机提供启示。未来，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需兼顾理念、技术、文化等多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指导下提升多元主体的话语传播声量，增进与世界的文明理解与互信，为促进全球协作抗疫、提升全球治理能力贡献中国力量。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21年第3期第28页至36页，参考文献略
版式编辑/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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