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新闻流通与数字新闻认识论

摘要    数字媒体环境令“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实践”的问题变得更具开放性。本文尝试从数字新闻的流通方式切入，探讨数字新闻认识论问题。本文认为，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社会实践，其流通既是一种信息传输的形式，又是一个对共享意义的生产过程。本文进而深入探究数字新闻流通的三个要素：基础设施、流通实践和认知竞争。这些要素关涉到数字媒体的物质性、新闻经验的多样性，以及公众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应呈现何种样貌”和“谁有资格生产新闻”等问题的争论。本文进而提出数字新闻学应当重视新闻流通研究，以及数字化的新闻流通和新闻生产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新闻流通；数字新闻学；认识论

一、引言

数字媒介给人们带来的新鲜感激发了学界对新闻认识论（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的反思。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作为身负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生成之责的“认知工作者”，新闻从业者如何面对可用的新兴数字工具、多种多样的数字新闻初创公司，以及不断变化的受众习惯。然而，本质上，新闻工作者生产知识的方式，亦即新闻工作的核心认知实践，却和以往并没有太多不同。具有影响力的大型新闻机构，甚至后起之秀们，在生产新闻报道时往往沿用过去的新闻采集实践、证实策略和叙事形式。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其实发生在新闻流通（circulation）之中—— “一对多”渠道的大众传播技术如今分散为更复杂的传播流、多元化的平台和新闻内容交互的新工具，这便导致了EkstrÖm和Westlund所谓的“新闻学的转位（dislocation）”。

本文从EkstrÖm对认识论的定义——“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操作，并决定知识生产方式和表达（或蕴含）知识主张的规则、常规和制度化流程”——出发，深入探讨数字新闻流通模式的演变对新闻认识论产生的影响。本文亦采纳BØdker将“新闻流通”从“文本传输”的简单定义延展为包含“（正在进行的）潜在的意义和文化生产过程”的广义理解。将数字新闻流通应用于对新闻认识论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不断反思数字新闻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各色行动者通过众多数字媒体平台进行实践的情况下，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如何被分享、转化、争论和驳斥。

本文认为，深入考察数字新闻流通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数字媒体环境下的新闻认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知识以一种“认知系统”的方式存在于信息提供者与其受众的关系之中。有能力提供这些知识并且让其他人接受上述形式的知识，决定了认知的权威性。在数字信息环境下，媒介渠道、信息和知识范式的增殖将这种关系复杂化。通过对数字新闻流通的动态机制的细致检视，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们发现、生产和应对数字信息的实践是如何对共享意义进行生产的。

具体来说，本文尝试将“数字新闻流通”所包含的行动者、媒介、实践和形式等要素，放入一个从新闻认识论视角出发、适用于数字媒介环境的解释框架之中。在这一框架里，新闻被界定为一种知识的形式，这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往往运用惯常的技巧来系统性地汇集信息，将其转化为有意义的文本形式，并与广大受众分享。显然，数字技术支配下的新闻流通模式对传统的新闻认识论的权威性构成了挑战，我们需要重新讨论“新闻工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能证明其输出的内容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有效知识”。本文进而将数字新闻流通“拆分”为三个具体的要素——基础设施、流通实践，以及认知竞争；并论证它们的发展是如何通过让数字新闻成为一种新的知识，从而影响大众认知的。

二、什么是新闻认识论

对新闻认识论的探讨是新闻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主流的新闻学研究普遍关注新闻信息的形式及其对受众的影响，却很少反思“新闻作为对事件真实性的解释”这类认识论层面的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EkstrÖm对电视新闻认识论的研究。他的分析避开了对于“真相”的思辨，而是通过规范、实践和文本之间的一致性，对认识论做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定义。EkstrÖm认为，新闻认识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知识生产、知识的形式和公众对知识主张的接受。其中，前两者对应新闻室的实践和新闻文本，已经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检视：创造新闻的知识结构、主观性和专业主义在获得认知权威性中扮演的角色、新闻工作者使用新闻源来建立知识主张的做法、对数据的使用，以及对视觉新闻证据的有效利用，等等。[5]以实践为基础或者以文本为基础的新闻学经验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确立了一种新闻研究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对新闻的“机构性”或“体制性”的研究。而对新闻流通的研究往往更为复杂，其原因在于新闻受众的分散性、内容流的复杂性和新闻使用实践的多样性。然而，为了理解新闻认识论，需要处理“基础设施”和流通实践的问题，盖因两者共同形塑了受众与新闻的互动和受众对新闻的理解。

（一）新闻的认知权威

EkstrÖm借用布尔迪厄的说法，指出新闻机构必须拥有一定的“信心资本”（confidence capital），这样受众才能将其对新闻事件的解释当作有效的知识主张。但是，新闻知识及其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在新闻学和新闻认识论研究领域均处于理论化不充分的状态。新闻工作者无法强制或决定受众对其产出内容的接受程度。这一前提需要关注新闻工作者的认知实践（即新闻采集的策略和生产出来的文本）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作为共享知识的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有关新闻认识论的问题变成了有关认知权威性的问题——Gieryn将其定义为“定义、描述和解释有界域现实的合法性权力”。制度化的知识生产者，包括本文所考察的新闻工作者，其地位的建立都是通过制造和维护权威知识生产者和这些知识的使用者之间的界限而实现。上述界限，以及对其加以强化的实践，是流动且充满竞争的，而非固定不变的。如此一来，环境的转变——比如，数字新闻业的兴起——就造成了针对“知识应该呈现何种样貌”以及“谁有资格生产知识”的争论。

新闻工作者的认知权威性首先将新闻视为一种知识的形式。尤其是，新闻是一种日常知识，其消费者对这种知识的获取并非来源于直接经验，而是来自于其被媒介化的形式——新闻工作者运用成熟且为大众所熟悉的技巧将信息结构化为有意义的形式。这种建构的基础已先天假定了：在某一特定时刻，新闻文本的真实性理应尽最大可能提供准确的表述。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因遵循新闻惯例而拥有知识权威，新闻惯例的静止性则导致了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重复。

不过，将新闻视为知识的观点并不符合我们对知识一词的通常用法，即“专业化的知识”；新闻学也并不完全满足一般性的科学话语的标准。Park将新闻知识定义为“宽泛”而“公共”的知识，让人“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而非只能被有限的专家群体所理解的专业话语。这种知识很适合于由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各异的芸芸众生所构成的社会形态。但是新闻却作为一种“未绝缘的专业”形态存在，经常招致批评。新闻学对其专业知识的捍卫十分有限。新闻工作者时常面临强大的阻力，难以维护其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认知权威。

“新闻作为知识”的论述基础在于：认可“任何一则新闻都能提供合法性解释”的依据，是一组结合了多种不同的新闻与非新闻行动者的社会关系。Goldman将这种关系融入了认识论的术语之中：“为了实现知识获取，仅凭发布或者播报相关真相的自由媒体是不够的，公众成员对这些真相的接收和相信过程也同等重要。”新闻工作者通过工作内容提出知识主张，同时也诉诸非新闻工作者的注意力和接受程度完成对知识权威性的确认。新闻工作者支持“新闻作为知识”的主要方式，是重复地进行某种特定的实践，这些实践最终成为了新闻权威的标志。这些实践形式不仅满足新闻工作者不断快速生产内容的需求，而且也帮助他们与受众之间建立稳定的传受关系。Broersma认为新闻合法性是话语表演的产物，即新闻工作者通过仪式化的方式向受众呈现信息，从而建立了两者之间的授权关系。新闻惯例（比如新闻导语）不仅是传递信息的模式，也是认知权威性历久弥新的标记。记者依据特定的模式产出新闻，通过日复一日的表演不断对权威性进行再生产。

除专业新闻实践之外，新闻工作者也通过新闻学理论话语的路径生产作为知识的新闻，进而培养起认知权威性。尤其是，经典新闻学理论中的规范性的论述将新闻的角色和民主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而将新闻的知识主张合法化。新闻工作者如何主动推广他们的工作内容，在元新闻（metajournalistic）话语、阐释性社群、专业主义和新闻场域的研究中日渐增多。这项突出的阐释性工作，目标在于提升新闻作为知识的合法性，以及公众对新闻的真实性主张的接受度。

（二）新闻流通与认识论

新闻流通既意味着新闻信息在多种媒介渠道中的传递，同时也暗指新闻作为一种共享话语为事件赋予意义。换言之，流通既包含物质要素（如发行和交互的技术），也包含话语要素（如共享的意义和阐释），两者不可分割。流通不能被简化为信息在空间中的简单传播。按照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说法，它也包括附着在消息流通之上的意义。最终，强调流通的意义会将注意力引向外部力量，它们影响着体制性生产出来的知识主张的传播，这也就回归了EkstrÖm提出的新闻认识论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对新闻流通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新闻认识论和新闻工作者的认知权威。首先，它强调了语境，拒绝孤立地看待新闻文本。任何一则新闻的知识主张——即断言其能够忠实地再现世界——都是在由现存力量所构成的语境中流通的，这些力量影响着新闻的接受和理解。其次，语境之外的文本无法被完全理解——哪怕辨认一则新闻报道是一则新闻报道，都需要成熟、正式和规范的先入之见，而这种先见往往需要对新闻的终身熟悉。在媒介理论看来，信息文本的含义并非来自于字面，解读者应将文本置于更广泛的语境中解读。流通的过程包括接受，同时进一步包含塑造媒介接受的制度化信息流，以及由此产生的消息再流通或评论行为。

此外，将新闻认识论研究延展到流通的层面，也关系到新闻作为制度化知识实践的现状。在新闻规范理论看来，新闻的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是充当共享事实的仲裁者和共享文化的提供者。但是认知的不确定性是广泛存在的，覆盖了诸多的知识领域——从科学、医疗、公共政策到新闻。对于共享认知事实的不安全感与政治、文化的变化有关，也同样与新技术以及变化中的流通实践有关。新闻流通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厘清造成这种局面的多重线索。

为了更好地对新闻认识论进行概念化，本文重点关注数字新闻流通。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将数字新闻和传统新闻的流通模式完全割裂开来，但众所周知，新闻业对数字流程的采纳，让新旧之间的界限变得复杂，即便最终的产品仍然以印刷或电波的方式呈现，其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也已经高度渗入数字化的逻辑。本文的立足点在于：数字化的新闻流通所引入的、关于新闻如何流向和流过其受众的动态过程，有待更为透彻的概念化，以帮助我们更新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实践的理解。与此同时，数字流通也预示着技术和制度的转变——媒介融合程度加深；以及文化的转变——要么被视作媒介生产过程的民主化，要么被视作线上平台带来的新型监控体制。为了将这些趋势和新闻认识论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对数字新闻流通的构成要素保持敏感。

三、数字新闻流通的三个要素

新兴的数字新闻学倾向于在制度、技术、实践和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理解新闻实践，这种总体性的视角不可避免会忽视如“新闻流通”这样的具体问题。Lewis和Westlund因此提出，数字新闻学仍然要重视对特定类型的新闻实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数字新闻流通“划分”为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基础设施、流通实践和认知竞争。基础设施指涉新闻流通的物质性层面，强调技术如何支持或限制了新闻流。从认知论角度来看，“基础设施”影响着新闻能够采取的知识形式和流通方式。但是，体制本身并不能决定其使用情况，因此就不可避免要引出第二个要素——流通实践，指的是新闻流动过程中诸多行动者的做法。辨别这些实践的认知结果，提供了一种“新闻作为知识”的社会性视角，同时也使我们更加细致地理解新闻文本如何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特定的含义。而认知竞争既指涉数字媒体生态下不同的新闻流通方式所造成的多元认知方式，也指涉数字媒介渠道内部关于知识形式的冲突。

（一）基础设施

数字化的特点在于数字对象可以被轻易地创造、变形和分享。就流通领域而言，“数字的传播对象可以被联结、转化和重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行动者之间建立传播的次序”。数字新闻的流通同时通过原有形式的数字化——比如，将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的发布至网站和手机端——和数字原生平台完成，新闻的扩散和重组变得格外便利。然而，数字新闻的流通需要依赖大量的技术“基础设施”才能成为可能。例如，出现在某人Facebook新闻提要中的新闻报道，依赖于新闻生产者产出这则可供分享的新闻、Facebook用户生成这则报道的外观、平台设计允许这则新闻可见且可供互动、算法将这则报道推至顶部、通过服务器供应商获取这则报道，以及让上述一切得以正常运转的硬件和软件。这些都嵌在一个由新闻工作者、程序员、政策制定者、技术和文化协议、广告商和用户组成的网络之中。行动者的决议（某些是人为的，某些不是）影响着什么内容能或不能被看见，以及用户可以或不可以如何处理消息。对于用户而言，大部分数字流通的“基础设施”是无法观察到的。新闻流通依赖的基础设施无疑是物质性的，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将媒介信息放置在生产和传播它们的技术手段中考察，也要把媒介技术当作力量博弈的产物——这些力量允许和限制了新闻生产者和用户所能接触到的传播形式。“基础设施”事关这些技术体制能够允许什么，以及禁止什么。

数字新闻流通的“基础设施”如何影响新闻作为知识形式的呈现呢？传统渠道自有强有力的“基础设施”，通过传统渠道流通的新闻文本和数字新闻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多重转变衍生了认知结果。第一重转变有关新闻内容的包装。在前数字时代的新闻业中，新闻报道被聚合在更大型的新闻产品（比如报纸和广播）中，因此每则报道的顺序和位置都表明了它的相关重要性，并赋予其他报道意义。这个模式也延续到了数字媒体中，比如桌面和移动新闻网站依然会为它们的新闻报道排序。但是数字新闻报道也可被轻易地剥离它们的原始位置，独立流通，和其他新闻归为一类，或者被剪碎成自由漂浮的小片段，其分享的方式也脱离了整个报道（比如通过Twitter）。人们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发现报道，或者通过社交媒体、短信或电子邮件分享报道，这样就把它们从原始语境所内嵌的意义中剥离了出来。

第二重转变是新闻容量的变化。报纸和广播电视经常面临有限时空的束缚，限制被印刷、播报出来的内容。这种筛选促成了制度化的“把关”行为，“把关人”能够迅速而熟练地决定什么应该成为新闻。而数字新闻流通则不受产品的空间和时间限制，因此可以蔓延和扩展。新闻生产自动化的支持者鼓吹软件能够比真人创造更多的报道，由此拓展了可用新闻的范围。时间也发生了改变，因为新闻的时间性（temporality）从固定的生产时间表（比如晨报、晚间播报、周刊）变成了一种随时可以连续更新和发布的新闻模式。新闻不再是人们在每天特定时刻共同消费的“常识”。当然，相应而来的是新闻报道如今可以轻松地跨越地理边界，这一转变极为有利地重塑了全球新闻业的样态，并且为新闻研究者如何理解“新闻空间”提出了新议题。

第三，新闻流通还经历了从真人编辑到算法分发的转变。从新闻网站的推荐引擎、社交媒体的推送到YouTube的视频流，算法的筛选行为逐渐宰制了受众的接收内容。算法具有一种特定的知识逻辑，以机械中立性的假设为标志，这模糊了其根深蒂固的认知属性。如今，由算法判断新闻的重要性和相关性，而过去这属于专业人士的权威范畴。日渐“定制化”的内容导致了新闻食谱的个人化以及受众知识的变化。这一切都带来了一种由技术体制组合而成的新闻流通模式，其“筛选逻辑”或“忽视逻辑”通常不为人知或者不透明。我们通过新闻所知晓的内容变成了一种“输出物”；至于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们，却是不清楚的。如果说新闻提供了经验之外的意识，那么这种意识通过数字流通技术以新的方式受到了限制。

新闻流通的数字化，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后果，那就是：新闻机构，尤其是由广告商赞助的新闻机构，通常都会追踪受众的行为，但是受众分析和评估却提供了一种实时的细粒度数据流。将新闻视为知识生产的一个顾虑就是，这种反馈要么成为了新闻决策的主要标准，要么促进了个性化的定制内容，而非集体性的新闻供给。以监督为基础的程序化定制广告也驱使了后者的担心。这种广告会蔓延到合法的新闻机构之外，制造毫无事实根据的“假新闻”，快速提升页面浏览量，从而获得广告收入；反过来则会污染公共传播空间，导致任何一则新闻的真实性都将受到质疑。这样做的后果是播下了失信的种子，侵蚀了新闻认知的权威性。

数字新闻的流通不仅带来更加公开的可用来源和可获取途径，由此产生的互动也影响了新闻知识主张的流动。即便新闻工作者因循前数字时代的惯例来生产新闻报道，数字技术仍然会改变报道被放置的位置、它们如何经由不同的渠道和平台流动、如何被获取以及如何被消费。理解数字新闻流通的“基础设施”，强调的是流通的社会技术性维度，论证了特定的行为如何可行或不可行。但是，最终的认知结果却只能通过转而讨论实践和新闻形式的竞争来呈现。

（二）流通实践

新闻流通实践有关新闻行动者在基础设施设定的“体制”中的种种行为。当然，这不仅包括新闻受众的做法，也包括新闻工作者如何适应并借助数字流通渠道让信息抵达受众，以及非新闻的中介（如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人际传播渠道（如短信和电子邮件）如何影响新闻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意义。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新闻作为知识”这个概念是如何同样依赖于流通实践来提供意义，并如何指向“权威性”的。

上述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讨论，为检视变化中的流通实践所产生的认知结果提供了出发点。最引人注意的是，数字内容在平台上的流通便利使得可用内容的数量有所增殖。曾经凭借独特媒介形式运作的新闻机构，比如报纸或者电视，如今却要在数字设备上，在彼此之间直接争夺注意力。尽管使用鸿沟（usages gap）持续存在——无论是结构性不平等的结果，还是个人偏好的结果——任何时候，受众都拥有海量的新闻可供获取。数字媒介并颠覆了新闻消费的即时性。表面上，轻易获取更多的新闻增加了新闻知识，也更好地确保了新闻工作者的认知权威性。但是，事实却呈现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为了阐明数字流通实践的动态基础，我们接下来将检视两个变化的领域：驯化新闻流的集展体系（curation systems），和将新闻消费从静态地点中解放出来的移动媒体。两者都说明了伴随数字流通技术和实践而产生的认知结果。

集展为我们理解复杂的数字新闻流通实践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由于新闻内容呈未分类的状态，它们会通过多种多样的平台流向受众，包括桌面和移动新闻网站、电子邮箱剪报、推送提示、搜索引擎获取、新闻聚合器以及社交媒体流。多层面的集展实践所营造出的环境被Thorson和Wells总结为：“其中任何一个模式都不能主导内容‘流’；不同的模式之间依据个人兴趣、社交网络和数字传播的‘基础设施’相互竞争。”集展强调了筛选和传递新闻的实践和意图。随着新闻在新兴中介的传播中越来越曲折迂回，集展揭露了关于传递什么以及如何呈现它们的模式和决策。集展还强调了行动者如何制造、回应或散播消息，或者通过数字平台给出其自己的解释。数字新闻的流通实践不仅包含媒介接受，也包含数字追踪，其范围从公开行为（如制造信息）到改造实践（如用户追踪）。

集展通过具体事例证明了数字流通的认知后果。来自大型新闻产品、未经分类的新闻报道，可以被单独拿出来或者重新组合，以配发或不配发评论的方式传递给他人。由于新闻报道的扩散经由算法、聚合器或者利益相关的受众成员，脱离了新闻生产者的直接控制，集展的行为也超越了传输本身，进而为报道增添了一层意义。这也进一步将公共信息的“看门”控制从新闻工作者手中转移到其他中介手中。这样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弱化了新闻工作者阐释意义和定位新闻的职能。持有不同利益和动机的其他多方行动者都参与到新闻集展中来，他们的行为改变了新闻知识的语境。

关于数字集展实践如何形塑新闻知识的流动，一个有用的例子就是对数字新闻报道的分享。尽管新闻一直是一种公共信息产品，但是数字平台却改变了新闻的分享方式——通过电子邮件、短信和社交媒体，新闻的分享实际上就是简易的“再发行”。大多数新闻网站在它们的网页设计中都直接设置了分享工具，以便操作。分享新闻报道时，通过添加评论可以创造明确的意义，或者仅仅通过分享行为本身，就标志了该新闻的重要性。从用户端来看，分享是一种包含不同“分享侧写”的异构实践。作为一组实践行为，受众成员对数字新闻的分享表明了个人的评判如何同新闻工作者的制度化评判共同决定了新闻的价值。分享意味着强调某一则特定新闻文本的重要性，这样的做法将一则报道从大范围的新闻流当中抽离了出来。对于接受者来说，无论是通过更私人的互动方式（如熟人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报道），还是通过非私人的形式（如社交媒体的发布），被分享的新闻内容都源自分享过程中的筛选行为。这种分享在分享的语境中重述了新闻报道，影响了它的意义和作为知识的状态。

移动媒体则是另一个场景，帮助我们检视变化的流通实践如何改变空间与新闻交互方式。移动新闻平台的快速崛起和智能手机的增殖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媒介消费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基于地点的服务会让新闻内容取决于人们身在的位置。这一点补充的维度在于，进一步在地理层面上加深了个性化定制，即一个人身在何处决定了其所接收到的内容。移动媒体让新闻（尤其是突发新闻）优先于其他信息。新闻消费融入了任何得以接收移动信号的空间。至于新闻的形式，通过移动设备实现的、无所不在的访问将新闻消费变为了更短的、见缝插针式的瞬间，注意力可能被分散或打断。移动媒体的受众利用技术来“查看”新闻，“随便看看”和“浏览”新闻都变得更加容易。新闻工作者也适应了更短的文本形式和更适用于技术手段的视觉排版，并开始追求新的发行技术，包括移动端友好的格式、推送提醒和社交媒体平台。另外，由于受众和广告收入也转移到了移动媒体空间，新闻生产者亦将持续追随移动内容。

移动新闻平台出现得很晚，以至于它们的认知结果仍处于发展之中，但是初步的研究已经发现它们带来了注意力的碎片化。移动新闻提供了及时和频繁的更新，但也会阻碍深度的投入。由于移动新闻的使用超过了桌面使用，移动新闻的受众遂划分为了两部分：较少数人成为了重度的新闻应用软件使用者，较多数人成为了偶发的浏览器使用者。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角度来思考，这种模式引起了有关移动媒体使用经验的担忧。Dunaway等人发现，尽管移动媒体可能会增加新闻曝光量，但是使用移动新闻的经验会降低注意力的持续。新闻，尤其是篇幅较长的报道，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为了让新闻变成知识，需要时间来观看、阅读或聆听。但是先前的研究指出，移动平台的运行方式恰好阻碍了这种投入，从而导致移动优先的形式更适合小屏幕的快速消费。

总结而言，数字集展实践和日益增加的移动新闻消费反映了新闻受众不断变化的认知实践。说明这一变化的事例之一，就是日渐显著的、关于在各种设备和平台上突遇新闻（incidental news exposure）的研究。在日常生活中，新闻的碎片以一种较以往更分散或更不仪式化的方式找到我们——或者说，我们找到它们。过量的渠道导致突遇性的曝光（尽管其方式并不均衡），造成了一种“新闻找到我”的认知。理想情况下，突遇性曝光会把新闻安插在其他内容中间，帮助非常规的新闻消费者获知这些内容。将新闻散布在其他内容中间，使新闻报道受病毒性内容的动态影响，从而能够让公众快速知晓。然而Gil de Zu?n?iga和Diehl发现，“新闻找到我”这一认知与政治知识的下降有关。这种担心在于，流通技术的转变与人们使用技术的方式一道，会对“新闻作为共享公共知识的体系”产生负面影响。新闻被扫入更大的内容流之中，对新闻的持续关注有所消减；同时鼓励新闻工作者在拥挤的媒介环境中，将新闻内容包装为更具竞争力的形式。

（三）认知竞争

上面两部分解决了数字新闻流通的物质性和数字媒介如何改变流通实践的问题。这一部分讨论数字新闻流通引发的认知竞争，即不同的行动者如何公开质疑什么应该/不该是新闻知识。“认知竞争”这个术语来源自Gieryn所谓的“信任竞争”（credibility contest），以此来表明对认知权威性的争夺。对认知竞争的强调，需要回到BØdker提出的新闻流通概念——不仅作为信息的传输，还包括流通模式所传达的知识性意义。知识的形式从来都不是中立或天然的，相反，它们都产生于竞争和协商。

公共传播领域的扩大动摇了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作为知识的把控，曾经的大众传播渠道限制了知识的获取。媒体生产者不再稀缺，这一转变为生成和合法化知识主张的不同模式创造了空间，同时也对基本的新闻证实策略提出了质疑。不同知识逻辑的新闻形式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它们的共存使得生产新闻知识主张的认知方式变得多样化。因此，理解数字新闻流通的认知结果，需要超越文本层面的差异，去研究不同的行动者在面对其他行动者制造的不同类型主张的情况下，如何制造与合法化自己的知识主张。这样所形成的媒介环境，其特点是精英力量（如传统的新闻生产者和政治人物）的延续、其他声音的扩大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立场。我们的讨论围绕“什么样的新闻知识形式是适当的”这一认知争议展开。

一直以来，新闻工作者的表述赖以存在的一种合法化的证实策略，就是将具体的信息或主张归因于具体的来源。这种模式把文化和政治精英置于新闻生产的“授权知晓者的规范秩序”顶端，赋予精英们资源权力，让他们通过新闻来定义社会现实。数字媒介提供的直接渠道可以不受限制地与公众沟通，这在民粹主义的政治修辞中尤为明显。一个突出的案例就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任时对Twitter的使用。他通过Twitter生产的消息经常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其传播效果与传统新闻发布会相比不遑多让。特朗普的推文挑战了新闻或政治修辞的传统风格，避开美学层面不谈，它导致了合法性知识生产的竞争。除了撰写推文之外，特朗普还不断攻击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性，从而抹黑那些批评其政权的报道。

媒介批评正是认知竞争的明显形式，即公开审视新闻实践。新闻文本和生产它们的新闻工作者及新闻机构，经常面临有关其报道内容真实性的质疑，以及偏见和报道不当的批评。不同的行动者力图塑造新闻的内容，从而推广或忽视特定的报道、话题或说法。其方式可能是直接挑战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也可能是间接通过大众传播形式的发展，与传统的新闻模式比拼。在理想状态下，新闻应当服从于批评，以实现促进新闻功能服务于社会的目标。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批评却通常是一种元传播策略，用来散播怀疑。例如，美国的保守派媒体经常指责新闻工作者怀有自由主义政治态度的偏见。在一种政治极化的环境下，这种做法让受众们对新闻抱有怀疑态度。政治驱动的媒介批评在数字媒介中传播，与此同时，报道的内容也招致批判，因而在现实当中，“新闻作为知识”经常遭遇争议。一个显而易见的效果就是，在民意测验中，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好感度正在在全球范围内下降。在美国，针对新闻表现的态度正在持续地趋于政治极化，并且毫无减弱的迹象。最终，人们出于政治目的质疑新闻知识的质量，同时导致了对新闻主张合法性的质疑。

数字媒体为非精英群体提供了制造内容的空间，通过各种各样的大众传播形式。例如，移动技术有助于非新闻工作者通过Allan所谓的“公民见证”方式，自发地加入新闻的生产过程。非新闻工作者生成媒介信息的能力，与传统新闻发布一道，催生了混合型的新闻空间。混合型的说法避免了专业陈述/业余陈述二分法的问题，反而聚焦于不同声音汇集（无论相互补充还是相互矛盾）的场所。这类空间的显著代表就是评论区。新闻舆论向来是强势的，但是传统方式极少促进非精英意见的公开表达。附加在新闻报道上的评论区，成为了挑战新闻边界的争论空间或延伸空间。不守规矩或负载情绪的评论内容的出现，提出了有关礼貌和话语适宜形式的问题，同时也为挑战新闻工作者的报道工作提供了语料。评论区作为介于新闻发布和受众之间的汇集点，是用来观察新闻知识的日常性认知竞争的关键场所。评论区的认知结果在于允许受众发声，去挑战、确认或扩大新闻工作者的知识主张。

简而言之，上述观点解释了数字新闻流通针对公共知识的接受形式提出的问题和分歧。它证明了认知权威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行动者在其中拥护或挑战具体的新闻报道内容，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新闻/信息呈现的不同模式。数字媒体环境使这个问题复杂化，既包括新闻工作者提升业务水平、克服认知缺陷的种种努力；也包括破坏新闻工作者的认知权威以传递某种政治立场的种种做法。数字新闻流通的空间中充斥着认知竞争，围绕什么应该/不该是新闻展开了斗争。

四、结论

本文在对新闻认识论的讨论中，将新闻流通提升到与新闻生产和新闻文本平齐的高度，实则承认了新闻固有的社会属性。新闻的认知权威性依赖于围绕新闻的多种“行为”和“流动”如何在社会技术的语境中变化。若不讨论流通问题，新闻便无法被完全理解为知识。新闻生产者可用渠道的拓展、中介（诸如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新闻分享等）的兴起、用户与新闻报道之间交互性工具的发展，这一切都迫使人们重新思索新闻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流动的。通过审视数字新闻流通，新闻的认知权威性理应被理解为一场鏖战，而非“理所当然”或“不言自明”。即便新闻报道的生产方式依然依据传统实践，它们仍然历经了多重代理人的传输和转变。新闻报道同其评论和质疑一起流通，被新闻聚合器重新包装，在社交媒体上收获“赞”和“转发”。尽管这些现象一直是研究的主题，但是将它们放置在更旷阔的新闻认识论语境中，在面对时下以信息为基础、围攻新闻的争议之时，进一步强调了流通的重要性。

流通将新闻知识的合法化延伸到了该术语所包含的技术、实践和代理人层面。这一做法开启了光明的学术研究前景。首先，我们需要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系统性地追踪流通实践及其结果。例如，把更广泛的数字流通认识论视角应用于新闻接受的研究，厘清其复杂的实现条件——经由这些条件，新闻报道才能变成知识，或者被拒绝当成知识。研究流通模型能够发掘新闻的政治性，是它散布了不实信息（misinformation）和谣言（disinformation）。其次，我们可以从数字流通出发，倒推其与新闻生产之间的互惠关系。这个视角鼓励研究者分析包含在新闻生产和流通中的行动者，减少使用新闻工作者/受众的二元对立术语。流通并不是“新闻作为知识生产”的延伸，而是检视“新闻作为认知体系”的核心部分。

➤作者简介    马特·卡尔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哈伯德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思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1年第10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排版：伊雪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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