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兰 | 数字新闻业中的人-机关系

摘要 今天机器既作为工具、渠道，也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到数字新闻系统中，成为其关键要素。机器对于数字新闻业的基础结构具有重要影响，这种结构的运动也离不开人-机互动。在数字新闻生产中，机器思维开始普及，但它们不能替代人的思维，而是需要与人的思维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在新闻价值的评价与赋予机制中，人-机互动也日益深化。而从用户角度看，他们正在走向人-机一体化，这也会在多个方面对新闻系统产生作用。从多种层面看，机器在数字新闻业中获得了重要权力，它们也影响着各种人类主体的权力，以及各种主体间的权力互动。

关键词  数字新闻业；人机关系；机器思维；算法；机器权力

数字新闻业的起点是“数字化”，这是计算机技术进入到新闻生产系统的结果。数字新闻业发展的过程中，机器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从专门的计算机设备，到手机、智能家居设备、传感器等智能终端，再到各类应用软件、算法等软性“机器”。机器既存在于内容生产端，也存在于内容传播的路径中，还广泛存在于用户端。机器既是工具与渠道，也成为了新闻系统中的行动主体，它作为一种关键要素深度参与并影响新闻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研究数字新闻系统中人与机器的多种关系，是理解数字新闻业的机制及影响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基础结构层面机器因素与人的因素的互动

数字时代新闻业的一个关键变革，是原本封闭的专业化体系被打破，新闻系统的基础结构及要素发生了变革，这包括参与主体及其角色、主体间的关系模式与权力结构、内容生产与传播网络及机制等各方面。对于数字新闻业基础结构的形成，机器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人对机器的理解与应用，以及人-机相互作用，也会影响到基础结构的运动。

（一）机器推动的基础结构变迁与权力中心运动

数字新闻业的全面形成，主要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成为了数字新闻业的关键基础设施。互联网的终端结构也必然影响到数字新闻业的基础结构。

从诞生之初，互联网就采用了开放性结构，在互联网中，没有中心交换点，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多条途径通往其他节点，任何一个节点被破坏后都不会影响到其他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换。这也意味着互联网各节点之间的连通性。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中的计算机节点承担的功能，开始向公共信息传播领域扩展，门户网站构建了第一代互联网公共信息传播网络，也完成了对媒体垄断的公共传播渠道的一次分权。

由于建立在开放、连通的计算机网络结构上，加之WWW中的超链接应用，门户时代的内容网络也是开放、连通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后，一些大型的门户网站逐渐在内容网络中凸显出来，形成了一定的“中心”地位。当然，这种中心地位主要是基于其承载的信息量和信息价值，以及其他网站与之产生的链接数量（从社会网络角度来说，链接越多，其“点度中心度”越大，权力也就越大）。这些网站不是封闭的，其中的很多超链接都会指向其他网站，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切换到其他网站。那些不处于中心地位的网站，也有自己的内容定位与用户群体。各类门户网站，共同完成了信息的生产、筛选、传播，包括对传统媒体内容的重组性传播。因此，即使有一些中心性的门户存在，整个内容网络还是具有分布式的特征。

当机器应用走到社会化媒体阶段时，互联网中个体用户也拥有了个人化的节点，这种节点的地位也得到提升，成为“个人门户”，即内容生产、传播、消费的基础节点。社会化媒体应用也促成了人的关系网络扩张，使得无数个体的关系网络连接起来成为公共信息网络，个体及其关系网络进入到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基础结构中。传统媒体在内容生产中的垄断地位也受到极大冲击，封闭的新闻业系统进一步被打破，内容的分布式生产与分布式传播成为常态。媒体也不得不进入这样的传播网络，以争夺从传统渠道流失的用户。而一些非媒体机构也因此拥有了自主进行信息发布的权利，它们也进入到数字新闻系统中。当然，在这样的传播网络中，节点的话语权力也有落差，这种落差是在群体性、公共性的互动中逐步产生的。

移动互联网应用主要基于APP模式，它与门户网站有着不同的技术思路，各类APP进入了公共信息系统，但APP之间的连通性却在降低。对用户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被固化在一些APP里。一些大型、综合性APP由于其内容与服务的丰富度、对用户多元需求的满足能力，以及对用户行为习惯的塑造等，形成了比以往门户网站更大的影响力，成为内容生产与传播的超级中心。尽管这些超级中心的起点不尽相同，例如，有些起源于社交应用，有些起源于视频应用，但最终它们都完成了内容、社交、服务的全链条扩张，从而增强了对用户的黏性，强化了自己的地位。

在技术的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主体加入到新闻系统中，各种技术应用的累积作用下，多种主体、多重渠道、多种传播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网络化的新闻生产、传播系统，它总体上呈现为分布式特征。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个网络中所有节点都绝对平等，也并非完全的去中心化。虽然在计算机网络结构层面，各节点在信息交换上具有平等性，但从对用户的影响能力以及在传播格局中的话语权来说，各节点并非平等的，仍然存在着一些权力中心，其中一些甚至成为了超级平台，超级平台不仅吸引了规模巨大的用户，也吸纳了多元的内容生产者、服务提供者。这些平台也会用某些方式来设法巩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包括通过软件界面来强化用户的惯性。

开放性网络中的权力分化，与应用者对机器的理解与应用能力直接相关。一些应用者充分认识了机器的潜力并将之挖掘出来，从而脱颖而出，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由于种种原因，最具话语权的平台都是由新媒体企业构建的，传统媒体在数字环境下的内容网络中，并没有占据这样的地位，相反，它们也需要向超级平台靠拢，受制于这些平台。

当一个节点形成中心地位时，由于马太效应，其他同类型节点对它形成挑战越来越难，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中心性平台会越来越强势。但当技术应用走到新的阶段时，这种权力格局会被打破，新的技术会带来新一代的平台，用户也会随之向这些新的平台迁移，新平台可以较快地瓦解旧一代平台的中心地位。

总体而言，在数字环境下，依附于机器的相关应用技术，影响着每一代传播的基础结构，也影响着传播结构中的权力中心的形成。技术的更迭，会带来内容网络的更迭，随之而来的还有权力中心的流动。虽然机器的因素只是推动权力流动的动力之一而不是全部，但没有来自机器方面流动的技术因素的冲击，数字新闻生态中的权力格局可能更容易固化。

（二）机器对基本节点权力的提升

机器应用的发展，使得用户节点成为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基本单元，在这一前提下，如何赋予这些节点更大的“权力”，而不是仅仅是“权利”，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权力落差，同时明晰节点的责任，也成为技术正在探索的问题。

区块链技术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区块链是由多个独立节点参与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也可以理解为分布式账簿（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简称DLT），它由参与节点共同维护。其特点是不易篡改、很难伪造、可追溯。区块链记录所有发生交易的信息，过程高效透明，数据高度安全。凡是需要公正、公平、诚实的应用领域，都可以应用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的透明性与安全性是建立在每个节点的贡献基础上，它强调了每个基础节点的作用，这也意味着节点权力的增强。而每个节点既体现为相应的机器，也对应着使用这一机器的人。

当每个节点都由机器赋予了更大的权力，也意味着每个节点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区块链技术下，发生错误时可以直接定位到产生错误的具体节点，节点的责任得以明晰，节点的信誉也容易被评估。

区块链的应用有很多方向，新闻传播研究者对于它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也寄予了希望。喻国明等提出了以区块链技术构建新的新闻生产系统的设想——所有人共享一个新闻公告板，它汇聚了各个方面、各个视角的信息，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事实真相。当所有信息汇聚在公共的新闻公告板时，则所有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全新的新闻机构。在这样的系统中，可以通过共识机制实现“技术把关”，从而取代过去的“价值把关”，以确保新闻公告板的事实的客观性。

对区块链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研究者还有更多的期待，如：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纠正报道者的刻板印象和“媒介的偏向”；确保报道的安全性，抵御技术等力量的干预；准确跟踪内容流向，保护内容版权；利用虚拟货币获得新的众筹商业模式。

即使有各种理论上的可能，区块链技术在新闻生产与传播中的应用仍然非常有限，理论上的设想，还很难完全落地。或许商业公司还未能从区块链在新闻领域的应用中找到强大的营利模式，相关应用的大规模开发热情也就不高，而管理部门出于对这一新技术的敏感，也很快介入到这一领域，这也会加大相关应用的不确定性，商业力量在开发时会有更多顾虑。

但至少区块链技术提供了增强基础节点权力的思路，这一思路也许还会在未来其他的技术应用中得到体现。

（三）连通性网络中的“断连”因素

数字新闻业建立在具有连通性的基础结构上，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机器网络和内容网络中都有可能出现“不连通”或“断连”的现象。

这首先体现为人为因素对某些节点的屏蔽，通过技术手段使得某些节点不能访问，封掉某些账号，或者使某些节点发出的内容仅自己可见，就会使得这一节点生产或承载的内容也“被消失”。这既包括机构性的节点，也包括个体性的节点。

另一种断连来自平台之间相互设置的人为障碍，例如不允许信息在不同平台间的转发、分享。这意味着不同平台的用户之间难以形成直接互动，群体性互动就会局限于平台内部。

如果平台在某些时候出现故障，例如服务器崩溃，虽然不会导致整个网络的断连，但这些平台也会出现暂时的断连，用户间的互动也会暂停。中心性的平台出现故障时的影响更为明显。

除了这些显在的断连外，数字空间中的人群也会出现一些断连。理论上互联网可以将所有人连接在一起，但在实践中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相似人群以某些方式汇聚，而异质的群体之间可能会越来越疏远。这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的整合，也会影响到数字空间中的意见表达与新闻生产。

这样的情况发生，首先是因为技术本身具有一定区隔效应，特定应用技术及其平台会吸引具有相应兴趣或特质的人群，不同平台会带来人群的自然区隔。即使平台之间不设人为障碍，人们行为惯性和惰性也会导致他们容易封闭在某一个平台。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模式，也会带来传播的“圈”“层”化，强化同质人群的聚合。算法在人群的区隔过程中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显著。具有相似性的人，通过算法中的标签被连接起来，他们获得的信息更加趋同，同质的内容将同质的人连接起来，而不同人群也因此可能渐行渐远。

另一种断连来自用户的主观愿望，当他们意识到连接可能给他们带来负担甚至威胁时，他们也会希望离开某些内容、某些环境或某些人。但在技术的强制下，他们的断连愿望不一定总能实现。

当然，我们并非要简单地对“断连”现象作价值判断，而是要意识到，机器结构的连通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与机器、人与内容、人与人等所有层面的连通，连通也并非所有人的愿望。机器铺垫了数字新闻业的基础逻辑，但在人-机互动中这些逻辑也会不时被打破，这也增加了数字新闻生产中的不确定性。

（四）未来结构中机器权重的进一步增加

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让我们看到，机器正在作为一种主体或行动者（而不是工具）直接参与新闻生产，在未来新闻业的基础结构中，它的权力及其权重也会进一步增加。

物联网时代，万物皆媒，各种机器、智能物体（包括传感器）也成为了新闻信息的采集者，它们采集的信息不仅会成为媒体重要的资源，甚至可能直达用户。在某些类别的信息采集方面，机器也会有自己的优势，例如，用于公共环境监测、全天候工作的摄像头，对于某些新闻事件真相的发现，会起到重要作用。

除了信息采集外，在智能化的信息加工、处理，包括机器新闻写作、智能化音视频生产、智能化信息过滤与审核、智能化反馈、智能化分发等方面，机器的作用也在与日俱增，参与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在未来的新闻系统中，社交机器人的作用也会更为突出。社交机器人巨大的生产能力，可以操控的定向内容生产，以及它们的伪装性，使它们可以制造某些网络节点的权力假象，甚至使这些权力假象变成真实的权力，从而辅助一些权力中心的形成。社交机器人发布的信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体信息环境。此外，社交机器人也可能通过与用户的直接互动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分发。因此，社交机器人在新闻系统中的介入也会越来越深。

当新闻生产面对着越来越大的数据量、越来越多的计算任务时（这不是简单体现在新闻报道层面，而是体现在整个新闻生产系统），一些计算任务也会从媒体内部向外部转移，也包括“云”端，云计算也会成为未来数字新闻业的一种基础设施性要素。

从技术上看，云计算是以虚拟化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提供基础架构、平台、软件等服务为形式，整合大规模可扩展的计算、存储、数据、应用等分布式计算资源进行协同工作的超级计算模式。云计算将原本存储于个人电脑、移动设备等个人设备上的大量信息集中在一起，在强大的服务器端协同工作。它也能够将巨大的系统连接在一起，实现资源共享，提供各种计算服务。

研究者也将“云”分为三个层面：基础设施层面，由各种服务器、数据库、存储设备、并行分布式计算系统等组成；平台层面，由运营、支撑和开发三个平台组成；应用层面，提供软件、数据和信息等各种应用。无论是哪个层面，都与机器能力相关。而拥有“云”能力的，更有可能是商业机构。

在未来的技术条件下，新闻生产、传播网络会进一步扩张，这个网络的参与主体，既有媒体机构、个体和各类非媒体机构这样的人类主体，也有各种机器主体。虽然这些机器主体永远不会取代人类主体，但是，在它们的强项与优势领域，权力中心会逐渐向机器转移。

二、新闻生产中机器思维与人的思维的共同作用

计算机等机器不仅影响着数字新闻业的基础结构，也以工具或主体的方式直接参与到新闻的生产中，这不仅带来了新闻加工环节的数字化，更带来了新闻生产起点的变化，即认识世界、呈现世界的思维方式的改变。

机器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数据思维（或者说量化思维）的普及与强化，也就是将万物映射为数据，通过数据来揭示事物的某些状态或特质。

数据思维在人类思维中一直存在，只是过去它适应的对象有限，今天计算机数据分析能力的增强，使得数据思维应用到更广泛的层面，数据思维因机器而强化，也成为机器思维的一种代表。

在新闻生产中，数据一直被作为新闻事实的呈现方式或观点的论据，在各类新闻中被引用。而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数据新闻则将数据的作用上升为驱动力，即以数据为出发点，来发现与揭示新闻事实，因此，数据新闻常常也被称为数据驱动新闻。数据新闻可以通过对状态、特征、冲突、异变、规律、关系、原因、趋势等的分析与揭示，来呈现新闻主题或事件。

今天的技术为新闻生产所需的数据提供了更多采集与加工手段，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到物联网技术，再到移动终端与可穿戴设备等。这也意味着，过去很多不能量化的对象，今天可以变成数据加以呈现。

数据思维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以数据来达到“客观”呈现。对于新闻生产而言，数据可以超越记者的个体视角和人的感官局限，提供新的认识事物的线索，丰富人们对于新闻对象的认识。大数据更是可以反映事物的宏观与总体状况。某些时候，客观的数据也可以证实或证伪人的主观判断，为报道提供更准确的依据。

但数据能否真正达到“客观”这一目标，却要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数据应用本身有一整套的规范，如果不遵循这些规范，或者在数据应用中出现了漏洞而未能察觉，所谓客观数据也会出现大的偏差，貌似客观、准确但实际传达的是假象。从数据采集中的样本偏差、脏数据的污染、分析模型的错误、分析能力的局限到数据解读中的失误，数据应用的每一个相关的步骤，都存在着导致假象的因素。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也都存在人工干扰、干预的可能。

即使数据是准确的，但只有数据这一维度的新闻呈现是单调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新闻表达中来自记者的主观观察、主观体验，有时也需要他们的主观评价与个人化的观点。

除了数据思维，今天算法思维也在成为新闻业越来越多采用的一种思维。以算法来进行关系的匹配与调节（如内容与用户之间的匹配、平台上的内容流量调节），以算法来进行批量化内容生产（如用算法来写作新闻稿件、用算法来进行视频剪辑），以算法来进行决策（如计算广告、基于算法的策划等），已越来越常见。

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业的普通应用，会使得某些内容生产的效率大大提升，例如，体育、财经新闻等领域可程式化写作的新闻类型。过去由于人力的限制，媒体主要关注那些公共价值更高的新闻，而在机器提供了大规模生产力后，小众的、个性化的事件或话题也可以被机器“报道”。但这会使信息超载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算法也解决了信息与人匹配的效率问题，它对信息环境的影响，无论是个体视野中的还是公共平台中的，也会越来越突出。对于决策而言，算法既可能提高某些方面决策的精准性，也可能使决策陷入机械化、套路化的误区。

算法本质上也是一种计算思维，即通过约简、嵌入、转化和仿真等方法，把一个困难的问题阐释为求解方案，算法将模糊的对象变成明晰、精确的数据，将主观的感受变成客观的信息，将抽象的原则变成具体模型和可执行的过程。但这种思维也会将原来复杂多面的世界的某些维度简化掉，算法模型、算法相关的数据采集与计算环节等，同样可能存在失误与偏差。

可以预计的是，智能化时代，新闻生产中的数据思维、计算思维、算法思维等机器思维会越来越多地进入新闻业，这些机器思维在某些方向打开了人们的想象力，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的窗口，但我们也要警惕它们变成对人的思维的禁锢。在智能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看上去是机器在不断模仿人类思维，实际上人类思维也可能因此越来越多地受到机器思维的影响，过度依赖机器可能导致我们原有的一些认识方向与通道被阻塞甚至关闭，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趋向单调——将一切建立在数据及其计算基础上。

数字新闻业，既不能是对人的旧有思维的固守，也不能是对机器思维的盲目崇拜，当然也需要打破两种思维的对立，我们更需要的是两种思维的结合、互补。机器强化的客观、程式化、模型化思维与人类特有的主观、直觉思维，两者相互映照、相互补充，通过它们的结合更完整地认识与反映世界、更好地进行决策。

但实现这样的结合仍有很多障碍。现实中，控制着机器的，多是那些拥有技术的组织或个人，他们多存在于媒体外部，而媒体内部主要仍是传统新闻生产模式训练出来的媒体人，他们对于机器思维的接受、理解与应用能力有限。即使有些媒体内部也有具备数据新闻生产或其他数据处理能力的人，但他们如何与擅长传统生产思维的人合作，也是一个挑战。传统媒体与外部技术力量的合作，也需要跨越很多障碍。

三、新闻价值的评价与赋予机制中的人机共动

在数字化新闻业的语境下，我们也有必要对新闻价值及其生成、评价机制进行重新认识。

以往，新闻价值衡量主要依据的是媒体单方面制定的静态指标，沿用的是的一些传统标准。

但数字传播环境下，一条新闻的价值大小，并不完全由媒体或首发者预设，而是由传播网络的节点共同决定的，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个体用户节点。每个参与传播的用户节点都基于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内容的选择与解读，而这是在公共性与私人性需求叠加的坐标体系下进行的。用户的选择不仅决定了他们自身看什么内容，也决定着哪些内容可以在社交网络中得到广泛传播，哪些内容的传播会受阻。这样的传播过程可能是对价值的唤起、增强与再定义，也可能是对价值的抑制与削弱。每个用户都以意义生产、建构的方式参与到了新闻价值的赋予过程。这也意味着，今天对内容的新闻价值的考量，还需要关注它们作用于用户时产生的意义。

虽然在传统时代，用户也存在私人化的信息选择与解读，但由于传统时代人们的社交网络规模有限，社交网络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有限，因此，人们的私人化行为难以被连接起来，也难以产生持续的公共性影响。但数字时代，由于机器的作用，无数个体的社交网络被连接成一个巨大的公共网络，这个公共网络又成为了公共信息传播的常态性“基础设施”时，个体行为就很容易集合成为大规模的群体性行为，用户在新闻价值判断与赋予中的“权重”大大增强了。

用户的“价值赋予”之所以能被“看到”，也是因为机器可以对用户阅读、分享、评论等数据进行直接的统计，甚至可以根据某种算法生成排行榜。媒体人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审视自己所做的专业判断与用户的评价是否一致。为了市场影响力，媒体也会越来越多地参与数据的竞争，追求“10万+”等“好看”的数据，这也意味着在机器统计的数据推动下，媒体人某些时候会向用户的价值判断靠拢。

机器提供的数据反馈越来越精准且实时，它们对媒体产生的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而整个平台也可能会形成“马太效应”，那些拥有“10万+”数据的内容成为生产者追捧的目标，越来越多类似风格的内容被生产出来。以往媒体人的经验性判断，受到来自机器的数据性评价体系的冲击，媒体也会越来越多地向数据体系倾斜。

在传播网络中，机器还会以推荐算法的方式进入到新闻价值的评判体系中。目前的算法主要以个体的兴趣、行为为依据来进行信息推荐，虽然算法的依据是人的既往行为，是对用户某一段时期惯性的揭示，但如果这种惯性被算法固化为长期行为“规程”，就会使用户面临的信息环境日益封闭与趋同，人们在新闻选择、解读与利用方面的主动性被不断抑制。当人们被动接受来自机器推荐的内容时，也失去了自主选择中的价值判断与价值赋予机会。原来用户主动完成的多样化、流动性的意义构建，也可能最终走向单一的、静态的意义“继承”。

当然，这样的算法并不代表全部，这只是分发算法的“1.0”版。今天的内容推荐算法也在向其他思路延伸，例如，对用户流动的需求的关照，对公共性内容的推荐，对平台内容的平衡性调节，可以期待，未来的推荐算法还会有更多元的推荐模式。好的算法，需要为平台提供更优的内容生态，也需要在为用户减小内容选择、获取成本的同时，为他们保留开放性与自主性。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模式，算法对内容流向与流量的调节结果，都会以数据指标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些指标也会成为内容价值评判体系的一类参数。而在更高的层面，这些数据指标会影响到整个平台的内容生态，平台内容生产者越来越多地以数据为导向。如果一些数据存在人为的操纵，对内容生产者的干扰或误导也会更大。

智能化媒体时代，机器对于用户反馈的揭示还不限于上述表层的行为数据，而是可以深入到生理层面的数据，例如，脑电波数据、眼动数据等。这些数据也会将内容对用户产生作用的过程揭示得更精准，甚至可以呈现出动态的作用过程，例如某个时间点的状态、某个微观的信息单元产生的效果。

在这样的数据支持下，对一条新闻的价值判断，将不再停留在一个整体作品层面，而是深入到具体的时间、微观的信息单元层面。这也会反过来促成媒体在微观层面做更多的精细调整，以提升内容的新闻价值或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是这样一种在机器指导下的精准生产，究竟是会起到有效优化的作用，还是使内容生产陷入机械化的、零件式加工的思路，甚至使创作者失去自主判断与自主决定权，我们也需要在未来做更深入的研究。

四、人-机一体的用户

从用户这端看，随着智能终端的发展，人与机器正在走向同一化，人机一体的赛博格也在变成现实。这样一种新的用户，在数字新闻生产系统中，也会出现新的行为特质，这些新特质也会对系统产生新的作用。

作为赛博格的用户，他们的各类信息消费行为可以通过智能终端量化，这些数据也成为传播效果的重要衡量依据。与传统时代整体性的传播效果衡量数据（如收视率）不同的是，人机一体的情况下，传播效果的测量可以精确到个体，并且与用户行为惯性、手机品牌、所在区域甚至精准位置等个人信息结合在一起，因而能使得传播效果的分析可以深入到用户背景等层面。

人-机一体的用户不仅为传播效果的测量带来新的可能，也会推动面向个体的精准传播的深化。这种个性化传播不仅仅是基于算法对用户行为的简单分析，而是会纳入用户身体相关的物理性变量（如空间位置）、生理性变量（如视线、大脑的兴奋程度等），将物理空间、体验环境、社会情境、用户实时状态、用户生活惯性、社交氛围等多种要素共同组成的传播场景作为个性化传播的依据。

人-机一体的用户也意味着“自我传播”的变化。以往在人体内部进行的传播，因为身体上的各种智能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被外化。人们的身体指标、情绪、注意力等可以被量化，被自己和他人看到。人们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监测，来进行自我评价，并试图进行更精准的自我控制。可预期的是，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的进一步应用，人的自我传播的外化也会更为频繁。

自我传播外化的同时，它与人际互动、群体互动甚至公共信息传播之间的相互渗透也会加深，自我传播这一新的“变量”的加入会如何影响数字新闻生产、传播与消费，也将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新问题。

作为赛博格的个体，也使得数字空间的具身传播有了更丰富的体现。

具身性传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具身认知的研究启发。具身认知以具体的身体来表征抽象概念，身体可以作为一部分认知的内容存在于认知加工过程之中，而且身体状态的不同也可以改变其他认知加工的内容，身体的物理结构对认知具有直接的塑造作用，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经验及其心理模拟在认知加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也会影响到人的态度、社会知觉、情绪，甚至影响人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以往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了这些判断。

传播学研究在传统上较少关注身体与传播的关系，新媒体环境下的虚拟性，更使得我们容易忽视身体在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但事实上在虚拟环境下，传播中的身体并没有消失。即使看上去身体可以缺席的虚拟互动，其实质也只是身体与某些虚拟交流情境的分离，但在个体这端，身体与终端、内容的互动仍是存在的。身体操作终端的方式、熟练程度，身体面对终端与人机交互界面的反应模式等，都是具身传播的体现。

当人机一体时，身体的轨迹、状态等可以全方位数据化并能被服务商或平台掌握，具身认知的身体，不仅是身体的外部状态与反应模式，还可以是身体的各种数据。这也会导致具身传播产生新的含义。

进一步，在VR/AR营造的空间里，人也会有类似现实空间的身体在场和感知，包括方位、距离等。从对现场还原和人的在场感的营造角度看，VR/AR空间里，“第一人称视角”被交还给了用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视角与观察对象，这也意味着身体的运动。物理空间中的具身认知模式，也会在虚拟空间中体现。而对于新闻体验来说，这也会使得以往由摄像、导播决定的现场，变成用户自己探索的现场，他们对新闻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也会出于自己对现场的认知，新闻现场因此可能会变得“千人千面”。

五、权力关系下的机器与人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机器在数字新闻业中获得了种种新的权力，机器权力在不同人类主体那端，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或反应模式。

（一）数字新闻业的机器权力

对于数字新闻业中机器权力的认识，以下一些线索尤其值得关注，当然它们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的交叉。

1. 作为基础设施的权力。没有机器及其网络，就没有今天的数字新闻业。无论是作为新闻生产的工具或主体，还是新闻传播的渠道，机器都在极大地影响着新闻业整体。而每一个具体的媒体机构、商业平台，它们所拥有、掌控的机器资源，也是决定它们的生产能力、影响能力的重要因素。这些基础设施层面的机器权力，还直接影响着数据资源，无论是数据量，还是算力、算法。创新性互联网应用的开发者，也可以凭借其应用营造出具有巨大话语权的平台，一些平台也成为了用户眼里不可或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一旦基础设施出了问题，新闻系统的运转就会出现障碍。

2.作为“可供性”展示的权力。近年来，“可供性”（affordance）也成为国内新媒体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美国学者吉布森最早提出“affordance”概念以讨论环境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指的是环境所能够给予动物的相对于其行为机会的信息，但这一概念自提出后就存在很大的争议，在传播学领域引入这个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

潘忠党用可供性来衡量媒体的“新”“旧”，并提出了可供性的三个维度，即信息生产的可供性 (production affordances，包含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 、社交可供性 (social affordances，包含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 和移动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包含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如果从这一角度理解可供性，那么，除了这三种可供性外，另一种不可忽视的可供性是体验的可供性，未来这一维度的影响会更为明显，技术的发展也许还会带来新的维度。可供性维度的扩张、可供力的提升，都与机器及其应用技术直接相关。

对于“affordance”这个概念，也有研究者认为，它更应该被译作“示能”，也就是说，技术/物不再是“客体”，而是复杂的行动者网络中的非人类行动者（actants），它可以向人类行动者“展示”自己的潜能。

无论是哪个角度去认识“affordance”，我们都会意识到，在数字新闻时代，机器向我们展示了其作为一种基础要素甚至主体参与、影响乃至改变新闻业的多种机会与可能。人对这些可能性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决定了他们在全新的新闻业格局中的位置，无论是对于机构还是对于个人而言。另一方面，技术本身的特性也决定了人对其应用的边界，人的应用能力总会受到技术特性的约束，这也是机器权力的体现。

3.对数字新闻业基础结构的影响权力。机器不仅作为一种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示能”，它还直接影响着行动者网络本身，而这是通过对基础结构的影响体现的。这种权力有必要加以特别关注。

如前所述，加载在机器上的应用技术的更新，会带来传播网络的变化，不同的传播网络对应着不同的传播主体、传播模式与传播结构，节点间关系、不同类型节点的地位与作用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因此，不同阶段的技术会构建不同性质的行动者网络。拥有不同技术能力的人类行动者，在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和权力大小也不尽相同。

4.对人的认知、行为与思维的形塑权力。机器权力对用户的作用，最终会体现在信息获取及认知、态度，以及人的行为与思维模式等层面。这也是以往传播效果研究所关注的层面。

例如，人们的认识、思维越来越碎片化，与今天的传播模式、传播终端的变化有着一定的关系。人们在数字环境中的信息视野与平台结构、传播机制、算法等相关，人们的态度、立场受到数字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这背后，也有机器的因素。

人-机交互界面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会驯化、固化人们的行为模式，甚至思维方式。

5.对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的影响权力。今天的新闻生产、传播、消费很多时候是在某些关系结构下（包括私人关系与群体关系等）的互动中进行的。同样，机器在这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权力。

机器可以带来以往没有的关系连接并强化这些关系，带来人的关系网络拓展。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关系的切断。数字环境下的人群分化，包括前文所说的种种人群的“断连”现象，虽然有很多时候缘于人为因素，但也并非与机器无关。

技术平台特性，也会影响人们的公共互动模式。虽然在互联网兴起之初，人们对它寄予了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的期待，但是，目前互联网中各种类型的平台，似乎都难以达到那样的一种公共领域所需要的理性商谈环境。这虽然与时代背景、人性的弱点等不无关系，但也与技术平台的影响相关。看上去开放的平台，实质上容易产生权力分化，因此，并不能完全提供充分、均衡的信息与意见。今天平台提供的互动模式，也容易产生抱团取暖的意见“同温层”或同质人群的“回声室”，从而使人们强化自己的态度。哈贝马斯也指出，平等与没有制约两个特征使得新媒体下的交往变得碎片化，并形成一个个圈地自萌的小圈子。未来的技术是将继续顺应甚至强化人性的弱点，还是克服人性的弱点促成理性交流，目前我们还不能简单地下定论，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后者。

（二）机器影响下不同主体的权力演变与权力互动

拥有了多种权力的机器，对人的权力带来的影响也是多种方向的，有些方面是增强，有些方面则是挑战、削弱甚至剥夺。但人的权力并非对应着一个抽象的“人”，而是对应着很多类型的人类主体，从新闻生态角度看，主要包括普通用户、职业内容生产者、非媒体性质的机构、机器拥有者（包括平台）以及管理机构等。不同主体与机器权力的关系及反应模式不尽相同，这些主体之间也会有权力的博弈，这些博弈的中介往往也是机器。

在普通用户层面，机器赋予了他们在公共信息环境中的表达权利与参与权利，并且使表达与参与的门槛不断降低，一些个体也将这些基本权利转化为了公共话语权力。无数个体的权利集合起来后也会成为一种权力并对媒体的权力产生冲击。机器也给用户提供了更广泛的信息渠道，使他们在信息选择方面的权力加大。

但另一方面，机器也在赋予平台更大的权力，个体用户的权力在平台权力面前又会受到压抑，个体很多时候只能受制于平台，或者为了兑换自己的权力不得不让渡某些权利甚至隐私。在软件与算法面前，个体用户常常也是十分无力的，表面上看，今天的用户有足够广泛的选择空间，但很多时候用户的选择却可能变成机器的选择。面对机器的权力，用户某些时候也试图表现出自己的对抗，但对抗的方式及其效果也是有限的。

数字时代的职业内容生产者既包括媒体，也包括一些以内容生产为职业的个体或团队。机器为那些非媒体背景的生产者赋权，使他们拥有了职业化地参与新闻生产的可能。而在各类平台中，在机器因素的作用下，职业内容生产者的权力也可能出现再分配。特别是在基于机器统计数据的量化评价体系下，那些遵循传统新闻业生产思维与法则的媒体并不能天然地处于优势，有时反而处于劣势。一些新闻生产任务也需要技术力量的加入，内容生产者也会受到技术权力的制约。更大的技术权力约束，则来自平台。

非媒体性质的机构，在数字时代也成为新闻系统的参与者。以往它们需要借助媒体进行宣传、公关，但今天机器给予了它们自主进行信息发布的可能，这也是一种赋权。但是，如果不能理解公共信息环境、公众心理以及相关传播规律，这种权力也可能反过来变成一种负担，甚至变得“烫手”。机器对公众的赋权也会使这些机构处于更多的被监督风险中。当然也有些机构试图借助平台、管理机构的权力来控制风险，但这种方式并非总能奏效。

数字新闻系统中的机器拥有者，包括计算与算法能力的拥有者、应用的开发者及平台运营者等，他们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由机器所赋予，当然这也来自其对机器的理解与应用能力。他们在应用中会放大机器赋予的权力，也可能通过应用规则的制定、资源的垄断或交易、界面的强制（如内容的捆绑、广告的强制推送）等进行权力的再生产，这会带来对公共传播秩序与信息环境的影响、对个体主动性的压制、对用户隐私权的侵犯等种种问题。虽然平台也会考虑多方权力、利益的平衡，但其自身利益必然是首位。对他们的权力的约束，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于管理机构来说，机器权力是对其权力的一种挑战，为此，它们会通过行政手段从底层结构上来干预机器权力，例如对建设或不建设哪些基础设施的决策、对某些节点的屏蔽等。对于机器权力的继承者或代理者，特别是平台，它们也会进行监督与制约，这也会影响到平台上包括个体、职业内容生产者和各类机构这样的主体的权力。对于数字新闻业来说，管理者的权力仍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无论怎样，机器权力的加入，改变了新闻业中传统的权力格局。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今天在很多时候也需要借助机器来完成，因此，对机器能力及权力的认识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主体的权力大小。

机器虽然并不能决定一切，但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今天新闻业的基础结构、生产思维与模式、价值评价体系，也影响着新闻系统中的各类主体特别是用户，新闻业的权力格局也因为机器这一因素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未来的智能时代，机器对新闻业还会有更多的作用方式。数字新闻业也是在各种人-机关系模式下，在各种人-机互动以及以机器为中介的人类主体的互动中，不断向前运动。

作者：彭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1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排版/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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