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信任的红军高级将领关键时刻却紧跟张国焘，他叫何长工

有一个人，在红军时期地位很高，先后担任过红8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红9军团政委。

他就是何长工。

1918年，何长工与毛主席在北京的留法预备班上结识。何长工的足智多谋、比较健谈，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长工原名何坤，毛主席依据他在长辛店做过工的经历，为他改名为何长工。希望他人如其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扛一辈子长工”。

何长工是湖南华容人，1900年生，与张闻天、李富春、蔡畅、曾中生、开国大将徐海东、开国上将周士第、朱良才、傅钟等同龄。

何长工

1919年，何长工在北京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同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底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长工经组织安排，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工作。不久，他参加了秋收起义，并设计出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在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战过程中，他奉命到长沙联系上湖南省委，又到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朱德、陈毅，使朱德、毛主席两支部队取得了联系。

1928年，何长工被毛主席派到王佐部队做政治工作，将王佐所部改造成了人民军队。

这一时期，何长工最受毛主席的赏识和信任。

1929年6月，何长工任红5军第5纵队党代表，率部开赴鄂东南，建立湘鄂赣边根据地，红5纵队由近千人很快发展到6000余人，一度比红5军其他四个纵队红军指战员的总和还多。

1930年6月，红三军团组建时，红5纵队编为红8军，何长工任军长。

8月，红一、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成立总前委，何长工任总前委委员。

1931年秋，何长工在瑞金参与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3年秋，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为党和军队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遵义会议后，何长工任红9军团政委，和军团长罗炳辉率部担负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行动的重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北上南下”之争中，何长工支持了张国焘。

支持张国焘本来不算啥，但何长工是中央红军的人，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据与蔡威、王子纲并称红四方面军"情报三杰"的宋侃夫回忆，在两河口会议上何长工劲头很大，明确反对中央的路线，对毛主席很不敬，大喊打倒之。

时任红32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回忆：“……散会后，政治部的干部拥到我屋子里，讲述会议情况，非常气愤。罗炳辉和何长工已经倒向张国焘一边去了，如果由我出面带起队伍来反对张国焘，我们只有2000多人，带走还是有把握的。但考虑到我军所处地势十分不利，向东走有胡宗南30万大军阻击;向西过大渡河是藏族地区，天寒地冻，孤军深入，死掉一个就少一个；向北进，张国焘的部队堵住了去路。此外，最大的困难是周纯全把电台给带走了，我们没有办法和中央取得联系。考虑来考虑去，只有暂时违心地表示赞成南下。心想到了天全、芦山等汉族聚居地区后，如果张国焘投降蒋介石，我们就带队伍打游击去……”

对于这段历史，何长工自己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表述的：毛儿盖会议后，我红9军团改为32军，划归左路军，“张国焘阴谋南下，违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跟随张国焘钻进了死胡同，这里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从主观上认识这些问题，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

当时对张国焘跟得紧的红一方面军将领除了何长工与罗炳辉，还有萧克。

1960年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向毛主席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主席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我党的领导人中，只有毛主席和张国焘两人既参与了建党，又参与了建军，都是有威望的强势人物。当时的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拟定了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何长工的名字在第二次预选中被划去。后来何长工对之的解释是：“有人问我，何长工同志，你是井冈山会师的有功之臣，资格那么老，怎么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呢？我对这些人说，毛主席曾经对我说过：长工同志，中央委员会不是同乡会，中央委员会里湖南人很多。”

建国后，何长工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1952年任地质部副部长、地质部党组书记（部长是李四光）。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国级。

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病逝。随后在新华社发布的何长工生平简介中，有“卓越的军事家”之誉。（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