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唐先生批评武汉公安“处罚造谣者”的文章观点是错误的？

当下，对全国公安机关来说，最苦的无疑是武汉公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肆虐面前，武汉公安大楼是空的，警察们不顾个人的安危，配合医生将重症病人送往医院，动员疑似者隔离，在卡点上检查车辆，对回到武汉的旅客进行隔离等等。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武汉公安的身影，他们是病魔打不倒的战士，击不跨的英雄！

当下，对全国公安机关来说，饱受舆情袭击的还是武汉公安。网络上的一些人刻意制造一种情形，如果没有武汉公安“处罚那8个人”，武汉疫情不会这么重，更不会波及全国，武汉公安是人们“喉咙中的刺儿”，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

此刻，

我想对全世界大声说：

武汉公安就是一座丰碑，

一座雕像，

任凭风吹雨打，

任凭小人辱骂，

他们就屹立在那儿，

历史将会铭记他们！

加油武汉

0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次疫情泛滥之前，有8个武汉市民在网络上说武汉一个海鲜市场出现了SARS。当时情况不明朗，武汉医学界没有搞清，因为担心引发公众恐惧，武汉公安武昌分局一个派出所分别找到了8个人，对他们教育了一番，8个人中，还包括一个医生，然后就放他们回去了。

据医生自己说，除了公安，医院监察科也把他批评了一番，说发布权也不在你这儿，没有定性，你不该在网上瞎说，还让他写了材料。

后来，新型冠状病毒被国务院卫生防疫管理部门向世界公布，人们才知道武汉发生了严重疫情。

这个被批评的医生就是搞病毒的。他有些举动很值得我们敬重，被批评之后，也没什么抱怨，公安当时也没有把他怎样，只是找去“训诫”了一下，随后他直接投入到防疫工作，后来被感染上了病毒。前些天有报道说，他还在低烧，还在隔离，但问题不大，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这些天网上把这件事儿翻弄出来，对武汉公安进行了批评。这一切，对武汉公安来说，只是他们工作的一个插曲。网络上人们怎么说是他们的事儿，对也好，错也罢，都是对自己的警醒和提示。

就在防疫工作进入紧张时刻的1月28日，网上有篇叫唐什么的先生发表一篇文章广为流传。唐先生文章发表在一个很高的部门的公众号上，看得出人家对刑法学很有研究，他的文章分为谣言的概念以及谣言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样的谣言必须严厉打击以及结束语等三个部分，从刑法学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说以医生为代表的8个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的不是谣言（虚假信息），告诉人们武汉公安错在哪里？

文章还指出：虚假信息起源于不及时、不透明，“各级官员决不能仅把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站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的视角考虑问题”，还说基于“谣言”佩戴口罩，避免去野生动物市场，这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这篇文章让人找到了宣泄渠道，得到了众多响应，并胎生出许多内容近似的文章，普遍的说法就是：武汉公安如果不抓这8个“造谣者”，疫情早就结束了，不会波及全国！

02

就在武汉公安被舆论棒击的时候，具体说就在那篇文章发表的1月28日，武汉公安防范装备告急了！随同医护人员送患者或者送疑似者的民警防护设备不够，武汉公安无奈在内部发出一道命令：全市进出城道口执勤民警和辅警一律不准许穿防护服、戴眼罩、N95级别级别口罩，只可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因为按照专家的推定，可能要迎来更大的风暴，重要的防护设施一定省着用。

很多民警本来就快熬不过去了，不但回不了家，过不了年，妻儿得不到照顾，自己生命安危也得不到保障，还要被舆论在后背上刺上一刀！

唐先生批评武汉公安的文章后，马上被被知名主流媒体转发，公安宣传干部被从防疫一线找回来，写了一篇《情况通报》，他们不敢多写，怕招惹更多的骂声，只有干巴巴的几句话：武汉公安没有拘留那8个人，只是教育批评了一下。

03

唐先生的文章究竟能有多大的功力，把在前方搞防疫的公安宣传干部放下正经事儿不干，非要被领导逼着回来写《情况通报》呢？那文章看着文字功底实属不错，逻辑清晰，环环相扣，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作者牵着鼻子走。

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篇观点错误的文章，错在于用刑法学的观点，解释了行政法学的内容，也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

一

混淆了刑法和行政法的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明确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

由此可见，公布传染病疫情的主体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者被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也就说武汉市的卫生行政部门都无权公布，作为医生本人可以对疫情进行研究和防治，但无权向社会公布，尤其是公布不属实的消息，属于违法行为。

我们看得出唐先生对刑法学很有研究，但不知道唐先生是否研究了行政法，文章中他只说不该把那8个人在网络上的不属实信息看作是虚假信息，更不该受到处罚，对传染病防治法上明确的疫情公布主体只字不提，也不说他们应该向上级报告，擅自以个人身份在网上公布不准确的SARS出现了的消息是违法，接着就把文章转向了刑法的内容，分析得头头是道，不再涉及那8个人的事情了，后面的内容我非常赞同，我也被带走了。

二

混淆了治安处罚和批评教育的不同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了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

（一）警告；

（二）罚款；

（三）行政拘留；

（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但是，唐先生的文章开宗明义就指责武汉公安对8个人处罚，其实看武汉公安的做法只是批评教育，没有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处罚种类，这显然误导了视听。

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是行政法大家庭中的一员，唐先生一涉及到行政法就露怯，建议他补上这一课。

三

混淆了平时说法和国难当头慎言的界限

武汉作为疫情发生地，公安机关重任在肩。作为法律大家庭成员，尤其是像唐先生这样有身份的人，此刻不应该只站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考虑问题，“而是要站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的视角考虑问题”，向社会宣传包括医生在内的8人没有权利公开不准确的信息，理解武汉公安当时是出于”没有确定疫情之前不能个人发布“这样善良的动机，减少社会撕裂，让武汉公安一心一意抗击瘟疫。

其实，这8个人不在网上说，卫生管理部门也要公布，要说就要说个明白，这个我后面说。

国难当头，大局为重，每一个公职人员都该慎言，都该考虑自己的言论和社会效果是否吻合。

如果武汉公安真的有错误，唐先生也应该择机提出，甚至可以用组织的名义，向武汉公安发出司法建议，而不该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刻，发射误导舆论的”炮弹“，满足网络上部分人士的”仇官“心态，让武汉公安很虚弱的身体再承受友邻部队的”袭击“。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考虑宣传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缺少政治敏感性，公平正义性和社会责任感的行为。

公安是纪律部队，这个职业和其他职业不同，平时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则不能说，这是职业习惯。有的部门则不同，比如一个叫王林清的法官，就把没有公开的案件证据都告诉了一个知名大V，那个大v在网络上都给暴露出来，结果不但那个万众敬仰的大V消失在人们视线里，自己也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进了班房。

就当时而言，对病毒的研究正在进行，信息不透明对整个社会都是相同的。武汉公安只能根据“专家”的声音处理他们没有见到过的问题，不可能超越掌握的医学知识独立做出判断。调查不处罚的谦抑做法，符合存疑不罚的基本原则，不该以事后发展来推定武汉公安阶段性做法的对于错。

所以，公安见到网络上有人公布不该由他们公布的不确切信息，教育一下那8个人，错在哪呢？

04

这次武汉公安还真有错误，请看这张网上流传的图片：

前面我们说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四个种类，对外国人还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训诫”取消了，那么他们为啥还在用这个“训诫”呢？

“训诫书”是制式的，可能是过去没用完的，但已经没有了法律效力。也许是派出所感觉对散发“不属实言论”批评教育应该用一种方式固定下来，让他们在上面签字捺押显得郑重一些。

错了吗？错了，但这是善意的错误，是缺少法治思维的表现。一个执法者没有法治思维是令人担忧的，干公安的靠这种“吓唬吓唬”的原始方式，让人可笑。

武汉公安肯定有病毒专家，他们的职责是打击犯罪上，不会介入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治和研究。派出所不是病毒的研究机构，他们怎样介入的这件事儿目前没有报道，有一点肯定他们不是非要“教育教育”这8个人。

派出所的人多是警校毕业生，他们也许一带而过地学过一点点病毒学知识，派出所要“教育教育”的原因是这8个人无权公布这不属实的疫情消息，这是传染病防治法上的规定。况且当时专家们说那肯定不是SARS，你们为啥说是SARS呢？这不是不属实消息吗？

疫情初期，专家们也处于研究和探索的状态，开始有的专家说来自武汉海鲜市场的病毒是SARS的变种，后来有的专家说这不是SARS的变种，最多是SARS远房亲戚。

国家正式公布时，我们才知道这种病毒被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让武汉公安武昌分局那些派出所的民警先知先觉，太难了；让他们承担疫情泛蓝的责任，高抬了小警察；说他们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知情权，让他们成为“背锅侠”，这个好吗？

05

这次发自武汉的疫情，让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党中央国务院重视的程度有目共睹，国际社会对给以了积极评价：

美联社说，在春节这个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反应迅速，以有力举措遏制疫情蔓延，显示出非常强烈的公共卫生承诺和采取重大行动的意愿。

德国媒体评价道，中国制度在危机形势下效力巨大。

印度托拉斯新闻通讯社（PTI）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中国政府采取的果断措施，并称中国政府应对机制的强力和措施的有效性是“世所罕见”和“令人钦佩”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国已将疫情防控工作上升至国家最高层面，并做出制度性安排，体现中国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和迅速反应。

《俄罗斯报》援引俄方官员及专家的话指出，中国表现出史无前例的公开性，这对疾病研究帮助极大。

英国《卫报》称，与“非典”时期相比，中国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尽管国际上好评如潮，国内个别人却不买账。美国一个冬天感冒就死6000多人的报道，不知道他们看过没有，但中国的网络社交平台肯定无人批评美国政府。

法律规定只有国务院卫生管理部门或者受到委托的省级部门才有权公布疫情的是有原因的，网上的一些人不明白疫情的确定和公布非常慎重和复杂，从发现、收集、分析和报告要付出许多科研人员的努力，要付出很多的行政成本，认为只要发现病毒，不用确定其属性，不用对其分析，就马上公布，也许地球上还没有这样的国家。

武汉政府没有权力公布疫情，但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的要求，在12月8日出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为防范传染性疾病，武汉市政府通过公布规范性文件的方式，第一时间作出合理预警，建议公众少公开聚会。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有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1月9日专家组确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此后国家正式公布了武汉疫情。

所以，网上的8个人在不在网上说有SARS，都不影响有权公布疫情部门的工作进展。武汉派出所的几个小民警没有能力影响疫情公布，也是现实。说他们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知情权，高抬了小警察。让他们成为“背锅侠”，他们承受不住。

所以，唐先生的那篇文章观点是错误的。

结束语

在我要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听到1月29日武汉医务人员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家属殴打的消息，防护服被撕扯，原因是他们亲人死亡了，说医生没给“治好”。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如刀绞。在疫情面前，医护人员和人民警察没有选择，永远都是冲在最前面。

请各位法官、各位记者、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律师、各位老板、各位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和患者家属，各位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各位春节假期中躲在家里敲打着键盘在网络空间里指点江山的人，多理解，多体贴，多支持那些前方打仗的医护人员和人民警察，他们不需要你们穿上防护服和他们一同战斗，给他们送去一个口罩就是对控制疫情工作的最大贡献，少说一句伤害他们的话就是对控制疫情工作最好的支持。

当然，出于善意的批评和监督，武汉公安真诚欢迎，讨厌就讨厌在没有法治思维，迎合一些低级趣味和庸俗心理的无理评说。

病魔横行，国难当头。在逆行者的行列中，我却看到一群群疲惫的身躯，他们身上不时闪烁着两抹颜色：一是白色，一是藏青蓝。是他们，点燃了我们心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