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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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9月9日，历史上的今天，教员与世长辞。
而作为教员的小学生，有些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说的。
老读者应该都清楚，我之前写过一篇有关军宣的小短篇。(戳→军宣这是出圣人了？
而那篇文章的最核心，其实就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的一句话：
我们经常讲宣传，那宣传的最核心目的是什么？
归根结底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那么，为了达到这样的宣传目标，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以为，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宣传持续错位。
什么叫宣传错位呢？
还是以军宣为例。（其实警宣也有这个毛病
他们长久以来的宣传观念就是越惨越好，丝毫不顾忌大众感受。
然而，正常人的向往是什么呢？
当然是日子越过越红火。
搞清楚了这个底层逻辑，我们就不难发现，当今宣传与群众之间的主要矛盾，大致可以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宣传错位的矛盾。
这就是一张经典的错位宣传图
我前段时间在知乎上看到了个不错的答案。
有人问，红军纪律严明，几乎是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何群众还是自发加入？
下面有个答主是这样回答的：
以上内容应该出自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而在该书中，斯诺跟“红小鬼”们还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另外，根据斯诺考察，周恩来的“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为什么周恩来敢把司令部布置的这么“简陋”，说到底还是因为群众真心拥护红军。
而且，从先前的描述中，我们也能看出，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其实红军才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军队。
回到刚刚提到的知乎问题上。
所谓的苦行僧，倡导的其实是明明有条件却非要体验艰苦。
这跟红军当时的生活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以此类推，我们当初勒紧裤腰带搞蘑菇蛋的时候，大概也是类似的条件。
对于科学家，我们也是竭尽所能做到最好，虽然条件看上去差了些。
但是我们的宣传部门呢？
看待问题时，似乎总喜欢忽略掉当时的大背景。
说得再直白些，他们喜欢用现在的生活水平，对标当时的客观条件，最后得出的因果自然是颠倒的——他们以为打动大众的，是艰苦条件下的无私奉献，但大众真正感动的地方并不在此。
在我看来，这就是彻彻底底的宣传错位，究其根本是离人民太远，才错把自己以为的当了真。
而要改变这些怪象，只能像教员曾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以及，正确认识到报纸的阶级性。
教员曾经说过，“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
虵也曾经说过，“在那些标榜‘高度自由’的国家，也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新闻自由，有的能透明，有的不能透明，有的现在不能透明，将来才能透明。因为任何国家的新闻机构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许多报纸背后都有资本家、财团撑腰，报纸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如果报纸成天骂他，他早就把你‘炒鱿鱼’了。”
虽然我对媒体的批评，常常是极端尖锐的。
但纵观他们的错误，其实值得这样的批评。
教员还说过，“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
其实宣传错位引发的群众反感，又何尝不是变相的用笔杀人呢？
只不过区别在于，这里的人指代的是共产党。
话回标题，“我为什么怀念教员呢？”
其实我怀念的，恰恰是教员的一阵见血。
因为，他知道群众到底喜欢什么，他也能够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但很可惜的是，现在的多数媒体跟群众、跟先锋队早就不搭边了。
他们只是在名义上归属先锋队，事实上却偏向资本。
今日呼唤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