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国共产党人被迫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先后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起义，都发生在南方。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则是陕西的清涧起义。
清涧起义爆发于1927年10月12日，比秋收起义晚一些，比广州起义则早了两个月。
1927年8月22日，驻清涧县的国民党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旅长石谦因思想倾向革命，被井岳秀残忍杀害了。石谦的死，成了清涧起义的导火索。
以石谦为旅长的第十一旅旅内，暗藏着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唐澍任书记，成员有在该旅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第3营营长李象九、连长谢子长等。
石谦被杀害后，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等人利用士兵的情绪，在“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下，于10月12日发动了清涧起义。
由于寡不敌众，清涧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参加清涧起义的党员中，有两人后来成了开国将军。一个是开国中将阎揆要，时任清涧起义部队参谋长。一个是开国上将阎红彦，当时是普通一兵。
阎红彦比阎揆要小5岁，却早就在1925年就入党了，比阎揆要入党早了1年。阎红彦与谢子长、李象九、石谦都是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人，其入党介绍人，就是谢子长。
鲜为人知的是，西北第一支红军部队并非在陕西诞生，而是诞生于山西。阎红彦，就是这支队伍的创始人之一。
1931年5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隰县辛庄组建完毕，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这支部队被党史确认为我国西北地区第一支红军部队，为创建西北红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夏，山西特委遭破坏，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失去与组织的联系。在国民党军万余人的“围剿”下突出重围，于1931年9月2日晚在石楼辛关西渡黄河，转入陕北，接受了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调整了领导班子，推选阎红彦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
我国西北地区第二支红军部队，是刘志丹于1931年9月创建的红军南梁游击队。
1931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和联合作战的陕北支队步骑兵约300余人，进抵南梁堡一带，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南梁游击队会合，后成立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是谢子长，副总指挥是刘志丹，阎红彦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第1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
1932年2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阎红彦先后任第1大队大队长、第5支队支队长，驰骋在渭北地区，被当地群众誉为救苦救难的“神军”。
同年6月，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共有过三个总指挥，分别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可见阎红彦在西北红军中的地位之高。
1933年，阎红彦到上海中央局学习，后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
1934年，阎红彦被选派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到苏联莫斯科，入国际马列学院、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后因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于1935年4月受命送密电码回国，同年底到达陕北。
1936年初红军东征时，阎红彦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的师长，担负封锁黄河沿岸、保障红一方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的任务。3月任红30军军长、政委，率部参加东征战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阎红彦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3团团长，1939年任警备第1旅政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阎红彦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他军事素养不低，多次担任前线总指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55年和1957年两次授勋过程中，共产生了144名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将帅及校官和转业到地方的领导干部。
57位开国上将中有47人被授予3个一级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在47位荣获3枚一级勋章的上将中，阎红彦是唯一没有军队级别的人。因为在1952年全军评定军队级别时，他已离开军队转入地方工作，担任着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授衔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话：“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于是，阎红彦就被授予了开国上将之军衔，是陕北红军1955年大授衔时唯一的上将代表。
当年，高岗是阎红彦的部下。阎红彦一直瞧不起高岗，中共七大上高岗当中央委员包括随后进中央政治局，阎红彦都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只不过，他的反对均未奏效。
后来政治地位远远高出阎红彦的高岗，曾要求阎红彦作伪证，证明自己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阎红彦很不客气地说：“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
1954年，高岗反党阴谋被揭穿，党中央查阅了当年阎红彦要求记录存档的原始档案。周恩来说：“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
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时，毛主席还专门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公开道歉，说道：“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毛主席还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的贡献大。”
可能有不少朋友对小说《刘志丹》这段公案不太了解，这个事件曾影响很大，最早对这部小说有意见的，就是阎红彦。
1956年，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写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后，反映很好，工人出版社便约请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
1962年初，小说《刘志丹》第五稿脱稿。李建彤在这部小说中，将刘志丹描写成了一个“高、大、全”式的“全国领袖”，而书中的虚构人物罗炎，其形象的原型则是高岗。
刘景范和李建彤为广泛征求意见，将书稿送给有关部门和当年西北的一些老领导审阅。原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继谢子长、刘志丹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任总指挥的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了批评意见：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和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了全国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中说，阎红彦当时还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因此，阎红彦建议小说暂缓出版。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小说《刘志丹》尚未正式出版，即被康生定为“反党小说”，并利用此书，打击了不少重量级的人物。当然，这件事很复杂。1986年，党中央再次认定：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人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
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三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一事件。主管部门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阎红彦的人生结局也令人唏嘘。
1967年1月8日凌晨1时，阎红彦与陈伯达在电话中大吵一架后，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临终前，他愤然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这位在党史军史上创造过很多唯一的人，又增加了一个唯一：唯一自杀的开国上将。（刘继兴）